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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14 点击数:371次 字数:

第二章  革命圣地

七、大众文化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 毛泽东

 


延安时期的江青,究竟给人们留下了怎样的印像呢?

文革之前,如果没有上级的首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私底下对领导人的妻子妄自菲薄。

更何况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了。

延安时期的江青,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没有人知道和关心她这个名字,直到文化大革命她掌握了权力,才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政治明星。

她不仅是红卫兵——狂热的革命小将们心中的偶像,同样也成为了国外媒体和新闻记者们关注的焦点。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记者或外交官去过那个地方。他们更关心的是采访中共高层领导人,没有人肯将目光和时间浪费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女人身上,尽管她是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的漂亮的女人。

江青的存在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外国观察家的兴趣(重视)。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写的报告中曾经提到,毛从不让他的妻子在外人跟前露面。

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

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

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在东京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后游历日本、东南亚、中国沿海一带。

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坐西朝东,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竹子,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门外的海淀路上。

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

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说:

“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斯诺热爱中国,热爱海淀。

他努力学习中文,还请了一位满族老先生指导,他认为“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

来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

到燕大后,他又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刚)一起进行编译。

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遗,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

1936年此书出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

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

“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

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

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

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

他夸奖八路军:

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

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

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

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

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为了取得更详尽的第一手人物资料,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阻挠,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

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访问。

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

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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