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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路 1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13 点击数:415次 字数:

14

 

1939年开始,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他因抗日的上海保卫战而出名)的统帅下对共产党边区进行了封锁。

胡宗南(1896~1962) 别名琴斋,字寿山,曾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

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胡宗南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父亲胡际清单身先来鹤鹿溪,初做药材生意,后以丈量田亩、办理田产买卖和登记粮册的庄书为业。

后生母亡故,父亲在鹤鹿溪续弦,方将他从镇海接来,时年7岁。有两弟两妹,皆为嗣母所生。胡家早年除不多的田产和一座房舍外,别无恒产。

8岁入当地私塾,自《三字经》学至“四书”、“五经”。l3岁,进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

16岁那年,武昌起义成功,孝丰也随之驱逐知县,宣布共和,劝民剪辫。在小学堂里,首先剪辫的章旭初遭到许多同学的讥讽,却得到胡宗南的支持,从此两人结下深交。

l7岁时,考人吴兴中事。读中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以体育、地理两科更为突出。

l9l5年中学毕业。之后,胡宗南先后受聘于孝丰县立小学和私立王氏小学,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1922年到1924年间,并任《孝丰日报》总编辑。

后因与同校教员争夺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成婚,遂决然离家出走,到上海找到开毛竹行的同学章旭初。

1924年,得章资助,南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5年到1928年,在广州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中,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攻打孙传芳与直鲁联军的战斗中,数立战功,由班长累升至师长。

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打败对手积极效力。

l932年,率部入赣、鄂,“围剿”红军。是年,复兴社成立,成为“十三太保”。

1933年,红军徐向前部西移入川,胡率部入甘驻天水,以备阻截。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至川北毛儿盖,胡率部阻截。次年,升军长,率部威胁陕北红色根据地。

1937年,参加淞沪战役,抵抗日军侵略,升至军团长。次年,移驻关中。此后,既参加兰封、信阳对日作战和入晋对日作战,又多方遏制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奉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

l945年,升战区司令长官,在郑州主持171军投降仪式,领陆军上将衔,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次年,率部进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战败退往四川,据守成都,不久退驻西昌,后又兵败去海南岛。蒋介石派顾祝同查办,令其回西昌“戴罪立功”。

1950年西昌解放,胡去台湾。此后,相继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和澎湖防守军司令官等职。1962年病逝于台北。

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的

第一个军长(1936年4月);

第一个兵团总指挥;

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

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

胡宗南堪称传奇(第一个师长的名头被范汉杰夺走,后范参加福建事变,不久重回蒋阵营充当胡的副手后,就再也追不上胡的晋升步伐)人物。

胡宗南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派系,是黄埔系内的一个小派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陈诚土木系,杜聿明第五军系是黄埔系中的几个实力最强的小派系。

1932年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红军各根据地的整个战略步骤:先集中主要力量"围剿"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闽赣中央苏区的红军,重点进攻、分区"围剿",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为着先行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围剿",蒋介石在武汉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下辖左、中、右三路军:

左路军司令官为何成浚,指挥进攻湘鄂西苏区。

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南部的信阳,后移湖北北部的广水,司令官由蒋介石兼,刘峙副之,共辖六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

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西部的六安,司令官由李济深兼,第三军军长王均副之,共辖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

中、右两路军从东、西两面夹击进攻鄂豫皖苏区。

总计国民政府军兵力达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中央军嫡系精锐。另外还配备了四个航空队。蒋介石令中路军为"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主力,集中在平汉铁路东侧;在皖西的右路军担任助攻。

进攻的战术也有了重要改变,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则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特别讲究稳扎稳打,力求克服以往此进彼退、易被红军各个击破的弱点。

胡宗南的第一师是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被编入右路军,进驻皖西。

1932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军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全面进攻开始。中、右两路军从东、西两面,向鄂豫皖苏区发动进攻。

中路军于1932年8月中旬攻占黄安,9月9日占领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新集,14日攻占商城。

红军主力被迫东移皖西,因见国民政府军在这里已有戒备,遂转头南下,接着西进,于10月上旬重返黄安地区,10月8日进抵黄安西、黄陂北的河口镇以东地区,前锋威逼武汉。当时在河口镇仅驻湖北地方保安部队一个团,战斗力很弱,情况十分危急。

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第一师以及总预备队的钱大钧第八十八师一个旅和第十三师等部前往河口镇增援,堵截红军西进。

胡宗南的第一师于7月间随右路军,从皖西进入鄂豫皖苏区。因右路军是这次"围剿"的助攻部队,又因红军转移,未发生大的战斗。

9月底,胡师奉命被调往武汉,准备增援南昌。

10月上旬,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增援河口镇"的急令,立即率第一师前往河口堵截红军。

当时胡师各部驻防分散,胡宗南令各部分别出发,紧急赶往前方。

最先抢在红军前面到达河口镇的是第二旅袁朴部的罗历戎团,立即占领阵地,阻击正从黄安、麻城方向西进的红军主力部队。

10月8日开始,双方展开激战,打了一天多。

胡师第一旅李铁军部的廖昂团赶了上来,立即投入战斗。作为师长的胡宗南在这时并不后人,匆匆赶到前线,亲自指挥这两个团作战。

在这同时,国民政府军其他部队第八十八师、第十三师也先后赶到,协同胡师阻击红军。

这就是著名的河口之役。

它是南京国民政府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中的最后一仗。

战斗的双方都是精锐主力部队。

战况十分激烈。

红军勇猛冲击。

胡师的一个团与第八十八师一个旅被全部击溃。

胡宗南指挥所部退据河口镇凭险固守,坚不后退,并给进攻的红军造成很大伤亡。

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与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先后阵亡。

红军被迫向黄柴畈转移。

胡宗南师阻击两天以后,10月10日下午,从东而西紧追红军的陈继承纵队先头第二师黄杰部赶来,从后面夹击红军。

不久陈继承主力也赶来,协同第十三师密布于河口镇以东至华家河一线,从南面与东面向红军进攻;马鸿逵纵队由平汉路东侧南下,向四姑墩方向逼进;胡宗南则指挥第一师与第八十八师一部从河口镇向北推进。

这样,就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包围压缩在一块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

红四方面军"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然而,正当胡宗南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被围处于危境中的红军主力于10月11日夜突然突围西去,越过平汉铁路向鄂西北地区转移。

国民政府军虽控制了鄂豫皖苏区,却未能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

蒋介石立即下令:

以刘茂恩等部在襄阳、枣城、宜城地区依托沙河堵截西去的红军,以卫立煌部跟踪红军追击,以肖之楚部在南面沿京山至宜城公路平行追击,以胡宗南部在北面沿花园至襄阳公路平行追击。

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令第一师在孝感集结后,沿花襄公路向西疾进。

10月19日至20日,胡师协同友军在新集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

红军虽迅速突围,却无法再实现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被迫向西面的豫陕地区转移。

国民政府军各部队继续尾追不舍。胡宗南率第一师一马当先,经老河口、郧县、郧西,在崇山峻岭中长途跋涉,于1932年11月初到达鄂豫陕交界地区,协同其他追击部队,再次对红四方面军形成三面进逼之势,迫使红军从南化塘撤向漫川关地区。

漫川关位于湖北陕西交界处,高山峡谷,形势极为险峻。陕军杨虎城部三个团在这里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道路。胡宗南率第一师两个旅在红军后面追击,于11月11日首先由郧西进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一线,与红军先头部队红十二师意外遭遇。

当时胡师在大山以南行进,红军在大山北麓西进,彼此由于大山相隔,互相都未发觉。

胡师先头部队袁朴旅李用章团在通过交叉路口时,未发现红军,顺利通过,继续前进。

但当袁朴带着第二旅旅部与罗历戎第四团爬上山来到交叉路口时,就遭遇上红军。

袁朴麻痹,认为前卫团刚过去,不会遇上红军,可能是陕西友军,令吹号联络,想不到红军突然发动猛烈攻击,袁朴部猝不及防,哗然大乱,向山下溃逃。

这时适罗历戎赶上山来,指挥所部拼命抗击。胡宗南急调其他部队增援。

双方展开激烈的近战,拼刺刀,拼手榴弹,死伤惨重,罗历戎也负了重伤。

胡宗南知道这场争夺路口的战斗极其重要,指挥部队顽强攻击。

而红军方面因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战机,致使胡宗南师夺取了有利阵地,站住了脚。

红军被迫后撤。

这时,其他国民政府军追击部队陆续赶到,协同胡宗南师,将红军包围压迫于康家坪至任岭十余里悬崖峭壁的峡谷中,眼看即可将红军全歼。

胡宗南师经过约半个多月的行军,于3月3日下午,进驻甘肃南部的天水。

在1933年年初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陇南后,到1934年年底,这两年时间中,在川陕边大巴山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四川政局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中共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冬进入绵延千里、地势险峻的大巴山区后,连续击退四川各路军阀与陕军杨虎城部的多次"进剿",建立起川陕根据地,主力军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达八万余人,另有赤卫队等地方部队数十万人。

特别是在1933年12月到1934年9月,四川军阀倾其全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遭到惨败,震动了全川。

蒋介石利用四川军阀的困境,在1934年年底,一方面部署"川陕会剿",一方面调派中央军分路入川。

其中,令胡宗南的第一师从陇南进入川北,接替川军邓锡侯部在广元、昭化的防务,防堵红军北上。

胡宗南在天水接到蒋介石命令援川的电报后,想起两年前川军阻挠胡师入川的事,仍气愤难平,对亲信部属说:

"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他对自己的军队很自信。

确实,胡宗南师是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之一,现又经在陇南近两年的高原山地作战训练,军力充实,战斗力提高,远非川军等地方杂牌部队可比。

不久,担任第九十五军军长的川军将领邓锡侯亲自来到天水胡宗南师部请援。

胡宗南排列师部仪仗队欢迎,胡宗南本人亲自站在仪仗队前列,以接待长官之礼接待邓锡侯。胡宗南的谦抑儒雅使邓很为高兴。

胡、邓商定了胡师接替邓部在广元、昭化地区防务的日期与具体事宜。

1935年1月初,胡宗南调派部队开往广元、昭化。他当时轻视红军,将第一师主力仍留在天水,先派遣驻防川、甘边界碧口的独立旅丁德隆部开往广元、昭化。

丁德隆率各部进驻广元、昭化地区后,立即指挥官兵加强工事,筹集粮草。

1935年1月22日,即独立旅等部进驻广元、昭化地区刚两三日,部署刚定,工事还未完备之时,丁德隆就得到各处告警,红四方面军主力对广元、昭化的攻击开始了。

原来,在川陕根据地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在1934年9月粉碎川军的六路围攻以后,休整了三个多月,于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作战会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也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在会上提出新制订的"川陕甘作战计划",规定红四方面军今后的作战计划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在甘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为贯彻清江渡会议精神,并策应正在贵州作战的中央红军向西北前进,决定组织广元、昭化战役。战役目的是歼灭胡宗南部的丁德隆旅等部,夺取广元、昭化两战略要点与川北通道,以利日后向甘肃南部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寻歼胡宗南部主力,从而粉碎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使川陕边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根据地。

1935年1月22日开始,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第九军及第三十军、第四军各一部共约十八个团的兵力,向广元、昭化地区发动进攻。

1935年1月22日,丁德隆亲自驻守的广元城被红四军第十师等部团团包围后,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首先遭到红军猛烈攻击:

1月22日,驻守转斗铺的胡部两个游击支队遭红三十一军攻击,第一游击支队全部及第二游击支队大部被歼;

1月23日到24日,驻羊模坝的补充旅第一团罗克传部被围攻,激战一夜又半天。

该团成立不久,除各级军官及军士外,多是新兵,战斗力不强。

到24日中午,除一部逃往乌龙堡外,大部被歼。但羊模坝地势险峻,该团在顽强激战时,给进攻的红军很大杀伤,红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红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战死。

驻三磊坝的第一旅第一团的一个营惧怕被歼,竟弃防逃往碧口。

广元、昭化的外围各据点被红军扫清后,从1月25日开始,广元、昭化两城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昭化的独立旅第二团甘竟生部遭到红九十三师围攻;广元城则遭到红军主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围攻。战斗异常激烈。丁德隆为防红军夜袭,下令每到夜间,即以火把紧紧围绕各个据点以照明,在城墙四周也密布灯笼,通宵点燃,给红军攻击造成很大困难。

红军将攻击重点指向广元城西的乌龙堡。这里是广元城的制高点,与广元城隔嘉陵江相望,地形险峻,为李正先团防守。李团是胡宗南部第一师的第一旅第一团,号称"天下第一团",为胡师最精锐的部队,顽强抗击红军的猛攻。

1月27日广元飞机场被红军攻占。

1月29日乌龙堡部分阵地被红军突入。李正先指挥所部拼死顽抗并进行反击。丁德隆也从广元城派兵增援。

双方短兵相接,肉搏争夺,战况惨烈。最危急时,丁德隆恐乌龙堡不保,危及广元城,竟下令拆除广元城通乌龙堡的浮桥。李正先团孤军奋斗,终将失去的阵地夺回。

在这同时,广元与昭化两城守军凭借险要地形与优势火力,也多次成功地抗击了红军的进攻。

胡宗南在天水听到广元、昭化战况的报告,先很为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全部失守感到震惊,后见红军进攻广元、昭化两城数日无进展,断定在目前情况下,红军无重武器,断难攻进广元、昭化两坚城,且红军利在速战速决,不会持久攻城,不久必会撤退,因而决定不派兵增援,以免援军在行军路上中伏。

他还下令驻守平阳关的第二旅第六团撤回碧口。

胡宗南打算凭借广元、昭化坚城以疲红军,然后配合川军聚歼之。

果然,红四方面军鉴于广元、昭化多日攻击未下,无法大举西进,长期屯兵坚城之下,亦非所宜,乃放弃原定战役意图,于1935年1月30日主动撤广元、昭化之围。

同时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因而决定暂停对胡宗南部的角逐,集中主力准备西渡嘉陵江。

广元、昭化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2月先行向陕南出击,虚晃一枪,后迅速回师西向,扑向嘉陵江边,准备渡江西进;与此同时,长征到达黔滇地区的中央红军也向川西挺进。

刚在重庆建立委员长行营的蒋介石接到上述报告,就判断两路红军有在川西会师后北上,进出甘、青、新,打通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蒋将此判断电告胡宗南。

胡宗南十分同意蒋介石的判断。

胡驻军陇南两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堵红军北上或西进。他一直在研究川陕甘与西北地区的地理人事,特别认真搜集与研究红军的情况与动向。

他早在接到蒋介石电报前,就得出了与蒋介石大致相同的判断。

他对幕僚与部属们说:

“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

1935年4月初,胡宗南督率第二纵队各部陆续开抵甘肃最南部的碧口、文县一线集结。

这时,红四方面军已全部放弃川陕边根据地,于3月28日开始强渡嘉陵江西进,迅速控制了嘉陵江西岸的广大地区,并于4月10日攻占青川城,在青川城北川甘交界的摩天岭布防,企图凭险阻挡胡宗南部从甘南南下。所谓摩天岭,即古称阴平道,纵横数百里,形势极为险要。

1935年4月中旬,胡宗南令补充旅第一团留碧口担任警戒,接应尚未赶到的第六十师与中央补充第一旅,胡亲率各部从碧口南下:以第一旅李铁军部为右纵队,越摩天岭,穿原始森林,向平武方向进击,担任全军掩护;以第二旅李文部、独立旅丁德隆部、补充旅廖昂部(缺一个团)为左纵队,经大刀岭、蒿溪、三锅石之线,向青川攻击前进,此为全军主力,胡宗南率第一师师部随该路跟进。其他各部队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二师补充旅等随后按序跟进南下。

李文第二旅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翻越过摩天岭后,经激战,突破红军防线,占领青川;接着李铁军旅攻占平武城。胡军后续各部源源开入川西北地区,在青川、平武一线集结,构筑工事,与红军隔涪江对峙,历时约一个多月,企图配合薛岳的"剿共"军第二路军追击部队,实施对红军的南北夹击。

1935年5月底6月初,胡宗南在青川得报,红四方面军在历时约一个月的土门战役击败川军后,已放弃对青川、平武的进逼,西渡岷江向西急进,其中一部逼近平武西北的松潘、镇江关一线。

胡宗南知道松潘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判断红军有从这里夺路北上的企图,立即将青川、平武一线的防务交给独立三十二旅等部,令以钟松的第二师独立旅在平武担任掩护,其他各部以第二旅李文部为先头部队,迅速抢占松潘。

胡向部下指出:

“能先抢占松潘,就能协同第二路军(薛岳部)消灭共军。”

胡要李文部不惜一切代价,赶在红军之前占领松潘。

包座战役后,胡宗南在向重庆行营与蒋介石的报告中,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民国二十四年十、十一月份赏罚统计表》中,就称:

"第一师康庄团及游击队张孝莱部,全体官兵下包座求吉寺阿西茸一带之役,以少胜众。"

"四十九师,代师长伍诚仁,包座之役,指挥无方。"

对胡宗南在指挥全局与调派部队中的严重错误只字未提。不久,伍诚仁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

1935年8月底包座战斗后,红军一部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北上入甘;另一部红军则在张国焘率领下,脱离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领导,从阿坝挥师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去。

这样,胡宗南率重兵扼守的松潘城就失去了防堵红军的战略意义。

1935年9月底,胡宗南得到军委会允许,率第一师离松潘回甘。但这时甘南碧口一带胡师原驻防地已为第三军王均部进驻。胡遂率第二师经弓木贡岭、南坪、邓桥、岩昌、西固、礼县,于10月上旬,开抵天水甘谷一带驻扎。当时正是农历中秋前后。

这一举动使得共产党边区同外界的贸易和通讯联系中断了五年之久。

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边区的通货膨胀及物资的匮乏:粮价飞涨,棉花、布匹这些主要依赖进口的东西一下没有了。

占边区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还要多的盐的出口一下子也不可能了。

此外还有差不多90万人的红军部队的武器的进口也成了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盘踞这些地方的地主与军阀总是把增加农民的税收作为最后的一着棋来使用,这们做,必然会使农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

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清醒自己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他们提出一种激进的边区精神。

毛是一个善于利用逆境的天才,他把“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变成了积极的口号。

士兵们都被发动起来务农,在延安的城墙上,用黑漆刷着大字标语: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保障军需!
  靠自给自足,我们将建设一个繁荣的边区!
  一手拿锄一手扛枪,我们自给自足保卫党中央!
  甚至就现在来说,在共产党到达延安的35年之后,这里仍是落后的地方,江青承认。

但错误是“我们的”,她容忍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的失误”。

这几年他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国际义务上。

此外西北的自然环境也一直是无法战胜的挑战;高山深谷,梯田,在这里要提高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开发新土地和改善耕作条件一直是人们所期望的。

实际上,在那些一直对公共利益不感兴趣的领导人中,“某些分子”要部分地为这种落后局面负责。
  但是在毛生活在西北的那段时间,他提出了最具热情的耕作规划。

1939年冬天他命令年轻的军官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去南泥湾农垦,那是在延安东南30多公里远的一片荒山野岭。

王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

1924年参加工作。

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兼第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参与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曾获三等红星奖章。后任第六军团政委,第二军团政委。参与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年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

1941年初率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

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

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中原突围。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军长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

1949年率部挺进新疆。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

1935年后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

1955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6年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

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

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还曾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一至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5岁,逝世后捐献了眼角膜。同年4月5日骨灰撒放在新疆天山。同年10月15日塑像在黑龙江省密山市正式落成。

王震同志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在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洪流中,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投身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先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

在湘赣苏区斗争中,王震同志英勇善战,曾获三等红星奖章。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指示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尽力保护同志,抵制“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影响。

1934年7月起,王震同志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为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与军团长肖克同志一起率部西征。同年10月与红二军团会师。此后,王震同志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

1935年11月,为摆脱国民党重兵“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主动转移,继续长征,于1936年7月初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其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王震同志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行径,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1936年10月,共同北上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大会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震同志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随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起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他指挥部队对日寇英勇作战,配合忻口战役有力打击敌军,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其后,按照党中央部署挥师向晋察冀边区挺进,创建了以恒山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8月,王震同志奉命回师陕北,同年10月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1年初,他率部进驻南泥湾,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参加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政治斗争。

1942年,他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为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他率三五九旅部队在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

毛泽东同志为王震同志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王震同志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三五九旅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1944年10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以王震同志任司令员、王首道同志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执行南下作战、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部队长途跋涉,英勇转战,途经八个省份,跨越半个中国,行程两万余里,先后突破敌人一百多条封锁线,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余次,于1946年秋胜利返回延安,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谱写了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被誉为“第二次长征”。

在率领南下支队执行任务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震同志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李先念同志成功指挥了中原突围。

1946年11月,任中共吕梁区委书记、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绥军区野战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参加指挥了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

1947年春,他率部从晋绥回师陕北,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陕北三战三捷,继而展开陇东三边战役和榆林、沙家店等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西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转变。

随后,率部参加和参与指挥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9年,他相继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震同志主动请缨进军新疆,获得批准。

陕甘宁青诸省解放后,1949年9月,他率部直逼新疆,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最终实现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巩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

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新疆边防,倾注了全部精力,也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

1954年2月,王震同志转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亲赴一线,率领铁道兵部队抢建黎湛铁路、鹰厦铁路,圆满落实了中央军委关于开辟华南出海通道、巩固东南海防的战略部署。

1956年以后,王震同志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他领导农垦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转业官兵,在祖国边陲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建了一大批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支主要力量,成为国家生产粮食和油、棉、橡胶等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并创造了农工商贸一条龙的成功经验,锤炼出传承至今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1955年,王震同志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6年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2年,他参与国务院的业务领导。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协助周恩来总理抓经济工作,支持邓小平同志进行全面整顿,发展国民经济。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为挽救党、挽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他积极参与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十一大、十二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震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他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推动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国务院分管国防工业部门工作和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期间,他为改善我军装备,推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军转民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他支持经济特区的创建,关心民族地区的建设,牵挂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重视外交工作和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

晚年岁月中,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至今仍不肯穿上“第四代”这件皇帝的新装呢?)努力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政治稳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完全统一寄予殷切期望。

临终前,他仍然牵挂着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对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话说当年南泥湾,毛泽东命令他们要生产出解决因境所需的全部的粮食和布匹。

于是他们找来庙里的钟、锅、神像等熔化掉打成犁头。

羊毛是从他们养的羊群那里得来。

他们自己挖窑居住,形成村庄和学校。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问互助合作,蔚然成风,首先体现在农业上,然后是手工业和小作坊上。

虽然是士兵们树立起的劳动模式,但最终当地的男女老少全都参加了这一劳动竞赛。

那时,虽然是在荒山野岭之中,文娱活动依然起着其特有的作用。士兵们自娱自乐,当地的百姓们也不由得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通过文娱活动来表现他们生活的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一个懂历史的革命领导者,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规模的军垦计划看似革命,但其实际上不过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军事殖民活动的一个翻版。于是领导人们,包括毛在内,他们定期地从延安到南泥湾参观,偶尔他们也把自己的印象写成诗句。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抗战之时,号称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驻防于此,一手枪杆,一手锄头,保卫了党中央及边区南线安全,且屯田垦荒,把一个野草丛生荆棘遍野的荒凉之地,屯垦成“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时值抗战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动派大规模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又遭逢连年自然灾害及10余万非生产人员的到来,一时间,不要说衣食住行,就连纸张等最基本东西都没有,延安困难到了极点。

面对困难,毛主席说: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还说,像国民党那样跟群众要粮要钱,不尽力去帮助群众增加生产,完全是错误的。

毛主席挥笔题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一场大生产运动由此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毛主席时住杨家岭,亲自开垦了山坡下一块菜地,种上辣椒、西红柿、土豆等,用这些菜招待前来谈工作的同志们,还曾招待过华侨领袖陈嘉庚。

同志们劝主席那么忙就不要种地了,可主席一笑: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当和同志们一样参加生产劳动。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什么难关不能渡过呢?”

1940年秋,朱德视察南泥湾,发现南泥湾适宜部队垦荒屯田,便将戍守绥德的王震三五九旅调往南泥湾。

三五九旅指战员高歌着“一把老钁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红旗招展浩浩荡荡地进驻南泥湾。

那时南泥湾,没有房子,战士们就自己动手搭窝棚、挖窑洞;粮食不够,战士们就以野菜野果充饥;没有衣物,战士们就自己做木纺车,纺粗毛线织毛衣;没有工具,战士们就自造木锄木犁或寻找废铁自己铸造;没有纸张,战士们就在桦树皮上写字。

冬天陕北很冷,尤其夜晚更冻得人难以入睡,战士们索性聚集一起,燃起篝火歌舞。

就这样,指战员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拓荒3载,拓出万顷良田。特别是垦出一片水田,种上陕北少有的水稻。

“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

生产实现自给,进而达到“耕一余一”。

历史上,何曾有军队自食其力,不吃皇粮军饷?

只有延安八路军!

1943年9月,毛主席来到南泥湾,对指战员风趣地说: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

朱德曾作《游南泥湾》诗:

去年初到此,

遍地是荒草。

夜无宿营地,

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

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

水田栽新稻。

屯田初告成,

战士粗温饱。

熏风拂面来,

有似江南好。

“陕北好江南”由此传播开来。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这首深情歌唱南泥湾的歌,优美动听,穿越时空,传唱至今。

当然,对南泥湾的印象并非都是田园诗般的。

江青也去了那里,但不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去视察,而是作为一个领导的妻子去劳动。

她是1939年2月到那里的,当时南泥湾农垦刚开始不久。她在那里呆了六个月。

她告诉说,她这次南泥湾之行,大多数领导同志知道,但一般群众就很少知道的(也许毛和他的同志想要考验她,希望以此来改变他们对她这位城市姑娘的耐力的怀疑和轻视)。
  当主席为她和别的一行人送行时,他告诉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生产所有的粮食和布匹,否则他们会饿死在荒野中。

在这种决心一战的使命下他们出发了。

他们自己建起营地。

由于以前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江青的手上打起了泡。

她继续说道,当时有不少参加这种劳动及其一些生产竞赛的女同志都受到特别照顾。

比如,在月经期间,她们可以休息一两天不干重体力活,只是做些洗洗涮涮的轻活。

她一直没有接受这种照顾。当时年轻,自己也没在意。不想却坐下了女同志的毛病,日后虽贵为“第一夫人”,却仍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多少年之后,党内的一些反毛派甚至于极赋想像力地将江青同志的妇科病归咎于“生活作风”问题。

当时一些女同志喜欢做一些轻松点的、传统上女人做的活,因为她们讨厌被迫像男人们那样做重体力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她们认为干男人的工作是“二等阶级”的事。
  由于那几年她一直闹结核病(西北地区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地方病),她没有做纺织工作,这种工作对她的身体来说是太紧张了。

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编织毛衣上(这是当时三五九旅所有的士兵们,无论男女都要从事的工作)。

尽管她一开始没有经验,但她最后还是织出了十件毛衣,并都上交了。

毛衣在当时是很需要的,山区的气候总是很冷,那六个月里她一直穿着厚棉袄。

当她和她的同伴们下山回到延安时,重新感到了夏天的气候。她回忆道,当她们重又换上单衣时是那么地快活。

回忆南泥湾的经历,她承认其他人要远比她干得好,她补充说事实上她在那里的成绩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
  回到了杨家岭,回到了那间窑洞,回到了首长们身边,她又和毛居住在紧邻着延安的那块平缓的山坡上。

她又开始从事起了她所喜欢的文化工作。并始终高举着主席交给她的这面文化的旗帜。

 

-上部-

原著: Roxane Witke

露克珊·维特克

翻译: Michael Deng

迈克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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