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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路 1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12 点击数:2262次 字数:

13

 

总的来说,江青很少谈自己的亲属和家人,但对毛的家人她却谈得很多。

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导致的。

中国人认为,女子一旦嫁人,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成为夫家的人。

其结果便是她自己的家庭就此永远退隐于后,丈夫的家庭成为她的生活中心。

毛的家庭生活模式,同大多数漂游四方的革命者一样是反传统的,即丈夫和妻子同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此外,丈夫的父母亲传统上应是一家之主,但毛在很早以前便已背弃父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年纪大了,上了岁数之后,毛却越发思念起父亲来了。

毛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时,他尽自己可能地把他的几位妻子所生养孩子聚笼在自己身边。

对这一点,江青是有切身感受的。

  毛的家庭悲剧在他那一代革命奠基者中是很典型的。

长征的幸存者们到达西北时,由于内战而牺牲的人数已猛增到数百万。

在革命队伍中复仇的情绪是很强烈的。

然而,尽管有许多的个人苦难,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却是革命的战略家,而没有陷入个人的感伤。单靠讨还血债的激情是不能造就历史的。

最终,他们把个人的复仇情绪导向了意识形态上的认识。

与此矛盾的是,革命的戏剧家们却更多的是关心大众的情感而不是政治意识。

一次在观看京剧《红灯记》时,江青开始谈论起毛泽东的家人。

从这出戏江青联想到了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

毛的孩子、妻子和其他牺牲的亲人们。

该剧有一幕是李奶奶讲述李家的悲壮的家史,这期间江青讲到了毛的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她不由得落下了眼泪。

按江青所叙述的顺序,他们是“毛的妻子杨开慧、他的二弟毛泽覃,他牺牲于苏区;他的大弟毛泽民,他牺牲在新疆;他的儿子毛岸英,他牺牲在朝鲜;他的侄子毛楚雄,他牺牲于部队撤退之时;还有他的堂妹毛泽建;此外。他的另一个儿子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她气愤地补充说,国民党仍在恶毒地散布谣言,说他的神经失常是“我们造成的”。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谈到了杨开慧一一毛的第二位妻子,实际上的第一位妻子。

他们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生于他们婚姻的早年。

后来毛离开她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毛不把她一同带上以保护她?

这一点不论是江青还是毛都不曾解释过。

杨开慧理解他的抱负的严肃性,她全力支持他,后来她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作为要挟毛的革命活动的人质。

由于她拒绝声明反对她的丈夫和共产党,1930年她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毛的堂妹。

  至于毛的前妻贺子珍,江青从不清楚她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毛从不谈这个问题(另外一些报道说在长征前贺生过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被送给农民暂时或永久性抚养)。有个儿子他们叫他“毛毛”,主席特别喜欢他,但40年代后期在陕北的战争中间孩子丢失了(显然是在从延安撤退期间)。

    江青同毛刚结婚时,她曾照顾过毛的另一个孩子(显然是贺子珍的孩子)。

这个小男孩最后被送往了莫斯科,后来又回到上海(可能是在1944年,江青在此没有讲明时间,)被安置在一个牧师家里。

这个牧师有两个妻子,非常狠毒。

他们打孩子很凶,以致使他的平衡感永远损坏了。

江青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小小的身躯如何大幅度地左摇右摆,甚至几年后他仍是这么左摇右晃,经常突然地跌倒在地。

  江青逐渐爱上了这个孩子,一直到50年代初期,她都在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

后来她患了癌症进行放疗,很自然这种强化治疗使她难于照顾他了。

“其他人”(没有指名)决定她不再能抚养他了。

“他们”不顾她的请求,硬是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了,并且不告诉她孩子被安置在哪里,(如果监护权是江青的,那么甚至在解放后,要否决这一监护权又怎么可能是在身为父亲的国家领导人的毛的决定权之外呢?)

这个孩子的失去很是让江青痛心,因为他非常聪明可爱,在他3岁时他就能把《国际歌》从头唱到尾。

她一直不知道那些人把孩子弄到了哪里?

毛也不知道。

  主席从不对她多谈贺子珍,江青说。

她对贺子珍的了解多数是从毛岸英那里知道的。

在毛同贺离婚时,岸英已是十好几岁了,他陪同贺子珍及她的小女儿一同去了苏联。

在他回来时(大约是1944年)江青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她实际上只比他年长几岁。

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年龄差别与她同贺子珍的女儿之间的差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后者,她显然在年龄上足以担当得起母亲。

  从岸英那里她对毛的这一代亲人有了近一步的了解。

贺子珍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时就临时托管在一个农民家。

在苏联,当贺子珍被送到收容所后,她便被送到了一家国立幼儿园全托,在那里她受到了典型的苏俄式教育。

后来,当母亲被送往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时,她被送到了江青身边。江青为她起名李敏,并把她同自己的女儿李讷一同带大,两个孩子在年龄上很接近。

  一些国外的报导称她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

江青不容质疑地答道,她只生过一个孩子,而主席便是孩子的父亲。

在几次谈话中她都曾提到她的女儿李讷,李讷是学历史的,并且喜欢文学,曾被送到农村锻炼过,这对她有好处,江青眼中洋溢着光彩说。

  她把李敏、李讷一同抚养大的事实也反映在她为她们起的名字上。

她把自己的姓“李”给了她们,然后又给她们起了在古汉语意义上相对的名字。

她们的名字源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语。

这种名字上的对比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完全体现出。

她自己的孩子李讷在学校总是得五分,但是却因为死读书而变得有点“笨”。

但李讷实际上并不“讷于言”,因而很多时候她都需要端正思想认识。

至于李敏,她也并非是“敏于行”,对此江青未作进一步解释。

  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牺牲之后(1943年被国民党追随者杀害于新疆),江青将他的儿子毛远新接到了自己家里。

毛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

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丹华之子,即毛泽东的侄儿。

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

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21年初,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投身革命,这个农民出身的种田人,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专家和理财能手,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要求中共派干部入疆。

1938年2月,毛泽民由延安赴苏联治病路经迪化,奉党中央之命留在新疆,化名周彬,出任盛世才的财政厅代厅长,开展整顿新疆财经和金融的艰难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在中央派往新疆的干部中,有一位端庄秀丽的浙江姑娘叫朱旦华,她原名姚秀霞,是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辗转千里到了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

不久,朱旦华入党。

翌年5月,朱旦华入疆,任迪化市女子中学教导主任。

在中共新疆负责人邓发的介绍下,毛泽民和朱旦华由相识到相爱,1940年5月,他们在迪化结婚。

翌年2月,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出世了,毛泽民抱着儿子,喜不自禁,他给儿子取名叫“远新”。

因为按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牒序,孩子应是“远”字辈;“新”字,则表示对遥远边疆的纪念,要孩子永远记往他的第二故乡——新疆。

1942年8月,盛世才背信弃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

朱旦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被关在女牢。

1943年9月27日深夜,忠贞不屈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新疆党的领导人,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

小远新跟着母亲坐了四年牢,成了一个小难友。

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看守所长解下腰间的皮带,捉住小远新一只小手威胁道:

“你说!八路军、共产党都是土匪,你爸爸是土匪,说呀!”

小远新大声喊道:

“共产党不是土匪,我爸爸不是土匪。”

“你不说,我就打你!”

所长恶狠狠地举起皮带向孩子的手心打下来。

“共产党就不是土匪!”

小远新痛得直咬牙,拼命往回抽手。

“就是土匪!”

所长紧紧抓住孩子的手,一边用力抽打,一边奸笑道:

“只要你说了,我就不打你了。”

“我爸爸就不是土匪嘛!”

钻心的疼痛,小远新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狱中的阿姨冲过来:

“你们真是禽兽不如!欺负一个三岁的孩子!”

愤怒的阿姨硬把小远新抢了回来。

在阿姨的怀抱里,小远新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张治中将军共同营救下,新疆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获悉丈夫英勇牺牲的朱旦华,强忍悲痛,带着小远新去见大伯毛泽东。

毛泽东为爱弟血洒天山而痛苦不堪。

朱旦华告诉毛泽东,毛泽民牺牲前,曾说过“我将不愧是毛泽东的弟弟”,闻此言,毛泽东感伤不已,又好言安慰弟媳。

毛泽东抱起侄儿亲着,小远新指着毛泽东下巴那颗痣问妈妈:

“伯父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逗得毛泽东大笑起来。

中央安排朱旦华参加妇女工作委员会,在蔡畅、康克清的领导下工作。

朱旦华一头扑进工作里,只好把小远新送到延安“洛杉基托儿所”,母子俩很少见面。

国民党胡宗南的炮声逼着托儿所跟着撤离延安的部队转移,这些睡在骡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每天还要拿着小石板跟老师学写字。

托儿所整整颠波了一年,才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儿子,朱旦华喜极而泣,她把远新送进解放区的育英小学读书。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育英小学从石家庄搬进了北京城。

1949年夏天,南昌解放,由蔡畅出面说合,随军南下的朱旦华和当年的新疆坐牢难友方志纯重组家庭,朱旦华时任江西省妇联主任。

开国大典之前,康克清把远新从北京育英学校接出来,送到南昌母亲的身边

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正好朱旦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便带着远新去北京。

康克清见了母子俩说:

“旦华呀,你来开会,又带着个孩子,不方便啊,把远新送到他伯伯那儿去吧。”

远新高兴得直跳,他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伯伯啦。朱旦华开完会,到中南海去接儿子回南昌。

“我不回南昌!”

儿子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

“我愿在北京念书,还回育英学校去。”

“不行!”

朱旦华态度坚决:

“伯伯工作这么忙,你不能在这儿给伯伯添麻烦!”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这娘儿俩对阵,又快乐地抚摸一下远新的光脑袋说:

“远新,还是回到妈妈的身边好,我这里是温室,你成了温室的花朵可不好哟!”

远新一拧脖子,反驳道:

“我留在北京是去育英学校上学,也不是留在伯伯这儿当什么花朵!”

毛泽东笑出声来,使劲儿把侄儿搂在怀里。

江青连忙把朱旦华拉到一边,小声说:

“自从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主席很长时间没有笑脸了,这些日子,小豆豆(指毛远新)来了,主席才高兴起来,我看,别让这孩子回南昌了,留下来,主席情绪会好的。”

于是,朱旦华同意把远新留下来,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指指李讷说:

“让姐姐带弟弟喽!都在育英学校读书嘛。”

朱旦华又再三叮嘱远新要听话,别淘气,这才告别毛泽东回南昌去了。

自从毛远新留在毛泽东的身边,给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心灵慰藉和精神欢悦,他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机灵又乖巧听话的侄儿。

毛远新又回到原来的班级里,平日在学校住宿,周六跟着李讷回中南海。

毛泽东每月给学校15元,作为毛远新全部的膳宿和学杂费。

每年夏天,毛泽东又派人送毛远新去南昌看望母亲和继父。

从10岁起,毛远新就完全由毛泽东当成亲儿子抚养,他一直是在伯伯身边长大的。

1960年夏天,毛远新在北京第一O一中学毕业。

当时的中国青年都对哈军工怀有崇拜感,皆以进入神秘的哈军工为首选升学目标。

毛远新当然愿意去哈军工,他回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说:

“伯伯,军工招生组来我们学院招生了,我想报名,听说我们学校已决定保送我去呢。”

“唔,保送?”

毛泽东抬起头来,打量着这个刚刚入党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稚气未退的方脸盘上激情洋溢。

毛泽东点燃半截香烟,吸了一口,缓缓说道:

“升大学嘛,怎么能靠保送?不是自己考上的,不能算真本事!我的意见,你要走进考场,考个状元郎嘛!”

毛泽东的态度让毛远新一夜没睡好,他知道伯伯从来不溺爱子女,当年岸英大哥从苏联回到延安,伯伯送大哥下乡当农民,朝鲜战争一开始,又把大哥送上前线……毛远新决心凭本事报考中国最好的大学。

高考发榜后,他轻松地拿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录取通知书。

在清华,他跟吴邦国是同学。

大学放寒假了,那天毛远新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让他到广州见伯伯。

在广州,毛远新碰到中学时代的好友,叶剑英元帅的二儿子叶选宁,两个年轻人亲热得形影不离,没完没了地聊着各自学校的事儿。

叶选宁突然问:

“你为什么不转学来我们军工读书呢?我们学院的条件比你们清华好,起码能吃饱饭。”

这可触动毛远新的心思了,正值国家经济困难,到处有人饿死的非常时期,作为学校排球队运动员的毛远新总感到饥肠辘辘,两眼冒金花.在哈军工能填饱肚子,这可太有吸引力了。

他忙去问毛泽东:

“伯伯,我能不能转学去军工?”

毛泽东并不反对侄儿转学,只是随便问了一句:

“人家会同意你转学吗?”

叶选宁帮忙拔通了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家里的电话,正在养病的陈赓乐呵呵地说:

“欢迎清华的高才生啊!”

1961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毛远新转入哈军工,在导弹工程系一个班里插班上课。

初来乍到,毛远新埋头学习,保持低调。

他待人谦和有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般高干子弟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

第二个学期开始后,系里任命他为学员班班长,他推辞不掉,只好担任事事都要吃苦在先的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一次学员队扫卫生,恰好负责扫厕所的那个班有事没来,毛远新领着全班完成分担的任务后,又一个人去打扫厕所,用抹布擦洗便池,直到把厕所收拾得一干二净才回宿舍。

毛远新踏实做事,从不张扬,全队学员都佩服他。

尽管社会工作多,可毛远新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在班里,他的每门功课从没有出过前三名,这一点让不少高干子弟啧啧称奇。

毛远新生活简朴,除了那不到十元钱的津贴费,他从没有向谁要过钱。

平时省吃俭用,衣服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自己理,在他的带动下,不少高干子弟也严格要求自己,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高干子弟们常说,

“远新是最穷的干部子弟。”

他来哈军工之后,不久也进了院排球队,上场打球,人们常会发现他的背心上总是带着窟隆眼。

毛远新多才多艺,吹一手令人叫绝的小号.同班女同学,叶剑英养女傅凝(即后来的名记者戴晴)曾写过一文:《远去的号角》,记述毛远新当时的青春魅力。

对表现较差的高干子弟,毛远新像个大哥哥,经常找他们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他在学员中的威信是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起来的。

1963年春天,哈军工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的大案。

一个父亲是上将、某大军区司令员的高干子弟主动联络台湾特务机关,要投奔“自由世界”,为蒋帮“反攻大陆”效力。

案件很快被破获,毛远新大吃一惊,这个高干子弟叫陈东平,是与毛远新睡上下床的同班同学。

陈东平案东窗事发之后,毛远新多次自责,平时,他对这位学习成绩不及格,天天大谈女人的纨绔子弟陈东平没少规劝和批评,但没想到老红军的儿子当了反革命。

毛远新认为自己这个班长没当好,他感到痛苦和气恼,为什么在高干子弟中出现这种害群之马?

他配合院系领导,以陈东平为反面典型,深入检查高干子弟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使哈军工教育干部子弟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陈东平案件一直上报到毛泽东那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谈话时,批评道:

“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又说:

“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里休学听广播变坏了。”

毛泽东哼了一声:

“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陈东平?”

1964年7月,毛远新结束工厂实习后回到北京,毛泽东让他跟着去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凉风习习,毛泽东刚刚从海里上岸,穿上睡衣,心情很好。

听毛远新说哈军工组织上千人横渡松花江,毛泽东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书,笑道:

“好!年轻人应当到江河湖海中游泳噢,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游水才有味道,你放假了,要天天下海游泳。”

毛泽东突然问侄儿:

“你会骑马吗?”

“不会。我小时候从延安出发,坐过骡子驮的大筐,可从来没骑过马。”

“哼,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假期找汪东兴安排一下,要学会骑马。”

警卫班长告诉毛远新,毛主席想考察黄河,准备从下游走到上游,听说路途险要,没法坐车,只能骑马,所以最近他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和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远新这才明白。他在警卫团的帮助下,找了一匹老实的军马,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去练习骑马,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可以扬鞭策马,在野地里飞奔了。

毛泽东每天工作很忙,好多天没和毛远新谈话了,有一天晚上有空,他让值班的卫士把毛远新叫过来。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啊?”

毛泽东点燃半支香烟,慢悠悠地问道。

毛远新知道伯父今天的心绪很好,就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上的。”

“我看你还有进步,”

毛泽东吐出一串烟圈儿,

“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革命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

那天晚上,毛泽东谈兴甚浓,看来,他是有意识想给侄子讲解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讲到接班人的第二条时,毛泽东说:

“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坐不住了,连忙争辩道:

“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把烟蒂按死说:

“有希望,好,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毛泽东又点上香烟,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

“你这个班长是怎样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能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能团结人?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合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泽东谈锋甚健,讲解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后,话题一下转到学院的工作上。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

你们是怎么个学法?

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提出反对意见:

“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不对,”

毛泽东神态严肃,毋庸置疑地说:

“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对这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侄子,毛泽东的要求可谓严矣,在1964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给学生上课那样,亲自教导,耳提面命,用心良苦。

对于身边钟爱有加的后代,毛泽东的内心寄托着何等样的期望啊。

毛泽东这篇教子长谈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中国高等院校迅速贯彻“阶级斗争是主课”的最高指示,大学生开始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夏,毛远新得了胆囊炎,痛得流汗。学院送他到北京住院治疗。病愈后,又陪同系领导作了一段时间的教改调研,这才向伯伯辞行。

毛泽东说:

“你要下农村搞四清了,名字太显眼,要改一下。”

思忖片刻,毛泽东说:

“解放战争时,我的化名叫李得胜,现在你的两个姐姐叫李敏、李讷,我看哪,你就叫‘李实’吧。”

9月初,带着伯父的殷殷嘱托,李实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任工作队的副队长,和大家睡在一铺土炕上。

晚到了半个月,他积极工作,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抓紧了解情况。

不久,在清理大队账目时发现了800元的亏空,在6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个大数目。

大队会计姓谷,他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差出这些钱来。

大队上上下下都说,谷会计这个“四不清”干部是“板上钉钉子”没跑啦。

谷会计吓坏了,一病不起。

工作队把谷会计帐目不清的问题交给了李实。

李实白天认真调查,晚上在小油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的核实,终于把这800元的去向弄清楚了,圆上了账。

那天,李实和同学们去看谷会计,躺在炕上的谷会计听到狗叫声,立时面无血色,体似筛糠,以为工作队要抓他送监了。

李实进门,坐到炕沿上,笑道:

“老谷啊,账已经圆上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来给你吃颗定心丸儿的!”

谷会计感动得嚎啕大哭。

半年来,农民群众只知道工作队的老李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谁也不知道老李的真实身份。

1966年初,毛远新提前毕业,学院把他分配到研制导弹的国防研究所。

回到北京,毛远新征求伯伯的意见。

毛泽东不以为然,淡然道:

“你这个大学生呀,我还不承认呢,你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农民,也没当过兵,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怎么算个真正的大学生?”

毛远新不服气:

“我在军工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不是当兵呢?”

“我说的是连队,”

毛泽东说:

“连队当兵跟军队院校的学生兵怎么可以比?”

毛泽东又说:

“你去的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刚毕业就去那里,对你并不好。”

毛远新自小就非常听伯父的话,他马上打长途电话,请系里通过正常组织渠道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同意他下连队当兵。

当然,这一切自然是一路绿灯,不久,毛远新接到去空军当兵的通知。

拿到通知书后,毛远新到空军司令部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热情接待毛远新,连声说:

“欢迎,欢迎!欢迎军工的高才生来到空军!”

胖司令吴法宪一定要请毛远新吃一顿饭,以表敬意。

他说将会安排毛远新到空军的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

毛远新轻松愉快地回到中南海,向伯伯报告,自己要到空军当参谋了。

毛泽东眉头紧蹙,摆手道:

“不对。你不应该留在城里当官,我是要你下基层连队当兵!”

见侄子没吭声,好像有点保留意见,毛泽东又缓和地说:

“你知道这句老话吗?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当那个放屁都没声的参谋干么子?”

一句话把毛远新说乐了,他又到空司,要求吴法宪收回成命,改派野战部队。空司把毛远新和他的同学廖晖(廖承志之子),谢飘(谢觉哉之子),胡鲁克(胡奇才之子)分到空军高炮某独立师。

之前,提前毕业的粟戎生(粟裕大将之子)已经先期到达这个部队的三营.3月初,他们调防到云南,在大山里布防,准备迎击敌机。

毛远新和粟戎生住在一个帐篷里,下大雨的时候,鞋子都会漂起来,最困难是大山上没水吃,下山挑水,走一趟就要40分钟。

毛远新和战友们栉风沐雨,忍受着蚊叮虫咬,专业精湛的毛远新很快挑起技术指挥的重担,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8月中旬,空司来了电话,急调毛远新回北京。

在深山里呆了半年的毛远新被北京天翻地覆的“文革”吓了一跳,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之感,他看到红卫兵在破四旧,破坏西单的教堂,惊讶地问叶选宁:

"这不是在破坏文物吗?"

8月18日那天,毛远新跟着身穿军装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此,毛远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身不由已地卷入可怕的历史旋涡里。

文革开始不久,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被视为“可靠接班人”。

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9月,毛泽东病重,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随着“四人帮”的被捕,因为和江青走得太近,毛远新也同时被捕,当时的名义是“隔离保护”。

而这一“保护”就是整整十年的时间,直到1986年,法庭才对他进行审判,处以17年有期徒刑。

1979年大规模宣传的“张志新事迹”是毛远新被许多人诟病的“污点”。

其实,以张志新在文革时的言论,在任何一个省都是很严重的事件,都违反了当时的“法律”(公安六条)。任何省出了这种事都会重判,辽宁也不例外。

处决张志新是辽宁省委集体决定,若把此事推在毛远新一人身上也并不公平。

1989年3月17日,毛远新于服刑之中“保外就医”来到南昌。

毛远新保外就医,是1989年3月朱旦华亲笔给上一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写信提出的。

杨尚昆很快作出批示:

“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这样,毛远新在与世隔离10多年后来到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

朱旦华知道消息的当天就去看儿子,她一刻也不能等。

在见到毛远新的一刹那,朱旦华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可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嘴角仍在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喊着“远新——” 毛远新靠在床边艰难地站起来,右手用力地撑着寸步不能离的手杖。

他的目光闪出了笑意:

“妈妈,您来了。”

毛远新说出的几个字是那么的轻,又是那么的重。

他的腿已经残废了,当年英气逼人的青年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虽然这时他还不到50岁。

他柱着拐杖,站起来都晃晃悠悠地,看了让人揪心哪!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毛远新走过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的人生悲剧之路。

1993年10月,他17年刑满后,仍以“李实”的名字,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

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李实是谁。

那两年,毛远新负责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他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质朴谦和地待人处事,很快就融入这个集体之中。

他几乎年年被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大照片总挂在大门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李实是个做过“大官”和坐过“大牢”的人。

1977年1月,女儿李莉在毛远新刚被关押3个月时呱呱坠地,此时妻子全秀凤也在隔离审查中。

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是我连累了女儿……”

自责常使毛远新痛彻骨髓,不能自持。

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李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

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聪颖的女儿不辜负父亲的苦心,后来又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

今年女儿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

毛远新的工资也逐渐增加了。

2001年2月,高级工程师毛远新退休,每月领取千余元的养老金。

他的烈属待遇终于恢复,每年春节,街道居委会都会把“光荣之家”的条幅贴到他家的门上。

过着平静平民生活的毛远新,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近年来受腿疾困扰,不得不四处求医问药。

每年,他都要到南昌陪伴年迈的老母亲两个月。

2003年9月,新疆各界纪念毛泽民等烈士牺牲60周年,毛远新夫妇应邀参加纪念活动。

站在父亲庄严肃穆的墓碑前,天山吹来的风轻拂着毛远新花白的双鬓,蒙蒙细雨冲淡了他苦涩的泪水,他在心里向父亲倾诉:

爸爸,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春天,还是冰刀霜箭的寒冬,儿子都经受住了历炼……

话说回来,想当年当毛远新到了主席家后,很自然地他们欢迎他的加入,并很快融洽起来。

尽管他应当称江青“伯母”,但他却喜欢叫她“母亲”。

江青自己的女儿李讷从孩提时起就埋头于历史,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

当60年代社教运动开展起来时,江青把她送到了农村,因为农村人多,只在那里她才能拓宽自己对人类客观世界的认识。

于是李讷加入了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列,来到了农村。

从农村返回北京时,她结婚了,并且生了一个孩子。

“这使我当上了外祖母!”

江青自豪地说。

她的继女李敏,她补充说,是学自然科学的,结了婚,有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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