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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路 1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11 点击数:435次 字数:

12

 

江青知道国际上流传的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情形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那些出现在伦敦《中国季刊杂志》上的种种臆测。

周总理很关心她的事,不论是周还是其妻邓颖超,都知道江青不想谈论围绕着她同毛的婚姻而引发的争论。

因而,对此她有些事情要说。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

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

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并已在苏联疗养。

尽管她从未见过贺,但她从毛的家庭成员那里,以及偶尔从毛本人那里(他很少提起贺子珍)所得到的情况,已足以对贺子珍有个“认识”。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

这一点同她的家庭背景不无联系——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小她就习惯了富绰的生活。

每当红军在长征路上攻下一个城镇时,她都会宣布自己不想走了。因为她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她小的时候被宠坏了,她从没有克服掉自己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心理。她拒绝替主席剪报及其它简单的她份内的工作。

这些性情上的问题同她不幸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江青继续说,长征期间她几次负伤,这些经历毁掉了她身心的平衡。

1935年晚期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无法照顾她的孩子们,也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

很自然地,主席觉得她的行为无法忍受。

当党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贺抛下主席,发誓永不在延安定居。

她自作主张去了西安。

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她同主席的关系,试图劝说她回延安,但她拒绝了。

没有人能说服和左右她。

她总是拿两个孩子出气,发狠地打他们。甚至在他们成年后他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大约是在1939年贺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她得到的治疗是很粗略的,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

出于对与世隔绝情形的绝望,她又开始打起了孩子。

最后她放弃了对孩子们进行抚养的努力。

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四十年代后期(此时斯大林对她已不再抱有幻想)她被送回了上海。

年迈的她原来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

她定期接受电疗。

  “对贺的处境有什么解释吗?”

我问。

  “那是对于严酷生活的忧郁反映……”

江青平静地说。

  无疑,毛同贺这位忠诚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长征老战士关系的破裂,其间的故事要远比江青的陈述的总和还要多。

难道她从贺子珍的悲惨命运中悟出了些什么吗?

  贺子珍的命运,江青的命运,以及其他毛所倾心过的女子,都不可避免地同革命、同他的个性及其个人权力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们对此曾留下一些记录。同许多对政治罗曼史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一样,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有幸接触“延安的神秘世界”。

她称毛是:

“中国的亚瑟王,……延安圆桌会议的首席。他的男人们便是他的骑士,他的女人们则是真正的夫人,高贵、骄傲,并有意识地为中国的这偏僻一隅树立着行为标准。”

尽管尼姆·威尔斯从不曾见过毛的最后一位妻子,但江青符合尼姆·威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直觉理解,这种直觉能够捕捉到毛泽东欣赏女性的什么方面。

  她写道:

“毛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喜欢漂亮、聪颖、不但忠于他本人同时也忠于他的思想的女人。他不怕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

在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莉莉这个人。

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有人怀疑她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

30年代后期吴莉莉作为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

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

吴莉莉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份,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

1937年5月毛随便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莉莉、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

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莉莉也非常崇拜毛。当大家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就是这次的握手,成了毛天大的绯闻。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比斯诺夫人看到的更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她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

毛否认了这一指控。

据斯诺的说法,离婚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难道被放逐的吴莉莉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

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1938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子珍一个房间。

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

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

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

“泽东对我不好”,

她解释说。

“我们总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结婚的同志不应当这样,杨这么认为,并提出到延安要去见毛,劝他给她写信。贺谢绝了。

  后来另一位叫刘春嫻的同志告诉杨子烈:

“蓝苹很漂亮,她能演戏。她一到延安老毛就迷上她了。他使劲为她的演出鼓掌。”

  几天后杨子烈到了延安,她向毛讲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曾建议带她回来,但贺拒绝了。

“这全是你的错!”

她气愤地对毛说。

“你应当马上给她去信。”

  毛只是笑而不语。

几天后她再见到毛时,毛告诉她:

“我已写了封信给贺子珍,但她是不会回来的。”

这封信写没写,杨无法确定。

所能明确的只是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不得不去莫斯科。

人们都还记得贺子珍是多么的固执——她很是有一股江西人牛一样的犟脾气。

  显然,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了她。这只是外间的传说。

与江青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她对我已少了许多顾忌。有时候也能与我拉拉闺房佳话。

她刚到延安后不久,即被毛泽东看上眼。不是她人长得漂亮,(比她漂亮的大有人在。)更不是因为她能浪(演员出身,会演戏的也不是只她一人。)而是因为她的矜持和好学。

每次毛作报告,她总是早早地就去了。她喜欢坐在第一排,离主席最近的地方。而且总是认真地作笔记。

她很少主动提问题。

说实话,她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主席上课所讲的那些大道理,她也就能听懂个大概。

倒是她那双求知欲极强的大眼睛,盯得主席久了。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主席的心里。

是主席主动提出要与她结婚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她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而且,党内许多老资格的人,都明确表示反对。

江青记得很清楚,“新婚”之夜过后,这种反对的声音也就消失得无声无息了。

“为什么?”

我傻冒似地问道。

“我晒红了”

“晒红……?”

我想起来了。江青的母亲当年嫁到李家做填房,也是晒过红的。旧社会的女子对这个都看得很重。尤其是农村的女子,把名声看得比生命都重。

江青从小受母亲封建思想的熏陶,自然懂得要爱惜自己的身子。

“我不信……?!”

我眼里的疑问号明显地比惊叹号大。

“不信?有诗为证。”

江青随口朗诵出一首诗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首毛泽东1961年公开写给李进(江青的笔名。)同志的诗,其实最早是当年在延安窑洞新婚之后的翌日里写给江青的。

原因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翌日清晨,江青大大方方想当然地抱着染“红”了的床单,晾晒在院子里。引来一群小战士围观。

当值的警卫员汪东兴看不过眼,上来就将床单扯掉了。嘴里还嘟嘟朗朗地骂江青“不要脸!”

江青不乐意了,跑到主席跟前哭起鼻子来。

主席叫人将汪东兴叫进屋来,“批评”了他几句。主席对汪东兴历来十分偏爱,有时可以说甚至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汪东兴挨了骂,撅着嘴出去了。临出门时,向江青撂下一句儿狠话:

“总有一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见江青仍在低声抽泣,主席提起毛笔,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顺手递给了江青。

江青一开始没看懂。读着读着,终于破涕而笑了。

“……仙人洞,……在险峰?”

我嘴里反复咀嚼着这两句诗,一脸茫然的样子。

惹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江青也笑了。笑红了脸。

张颖笑得最厉害。直笑弯了腰,笑出了两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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