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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路 1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09 点击数:467次 字数:

10

 

作为一位男人以及如此一位不受条规和贞洁观限制的人,毛总是无拘无束地谈论他的伴侣。纵使在两次再婚之后(他的第二位妻子是贺子珍),在一首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他仍然表达了自己对杨开慧的敬爱之情。

贺子珍(1909—1984),女,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

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

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负伤,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

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先夫孔令华。

因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在上海逝世。

秋收暴动失败以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 。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

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

“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

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

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

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

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

“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说完,又昏迷过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

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

她生了个女孩。

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

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

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毛泽东:

“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

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

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

“真是个小娇。”

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

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

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

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

“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

“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

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

毛说: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李敏到了12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母女俩和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

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

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

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

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

“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

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

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和悲诉。

一段时间后,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贺子珍就是这样默默咽下了苦水,去忍辱负重,保持自己苦涩的尊严。

后来,到苏联来的周恩来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毛泽东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

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

迁到了沈阳。

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三年之久到东北来疗养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殊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

夜色中,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别墅。

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

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

“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对卫士说: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里于是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他们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状,温和地说: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

他问贺子珍: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毛泽东,说:

“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

“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讲了一些。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

她哽咽地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

“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点点头道:

“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接着他告诉贺子珍:

“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告诉她,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水静霍地站了起来,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小封。

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当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

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

“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

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

她于是说: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

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

“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

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圆圈的手势。

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

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等待30年之后,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

对贺子珍来说,这次的北京之行,她足足等待了3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想来北京,未能如愿;

1966年,她想来北京,依然未能如愿;

这一次,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贺子珍的北京之行是非常不易的。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9月9日对外开放。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而贺子珍则在上海足足等候了一年多。

1979年9月3日,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央派专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她就急迫地要求前往纪念堂,经过周密准备,这次瞻仰被安排在了9月8日。

过去的战争岁月给贺子珍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已经70岁高龄的她因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只能坐在轮椅上,口齿表达也不太清楚。

但银白的短发整齐地梳在脑后,仍然明亮的眼睛,雪白的衣领、蓝灰色外套,干净朴素的装扮,处处透出当年“永新一枝花”的风采。

在毛泽东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

她想到了什么?

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还是20年前的庐山匆匆一会?

抑或是女儿李敏告诉她的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毛泽东的情形:毛泽东发现女儿站在面前,但已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女儿看。

这个圈,是否就是指要照顾好贺子珍呢?

因为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在李敏也进入车里刚刚坐下那一刻,贺子珍忽然转过头,望着纪念堂,微微发红的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倾诉什么;女儿李敏也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脸上泪水纵横。

想当年,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

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

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

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

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

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

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

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

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

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

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

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

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

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

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

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

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想劝她留下,但最终没能留住贺子珍。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

贺子珍对毛泽东感情极深,她和毛泽东是患难夫妻,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他。

后来,贺子珍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因为思念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而患重病。

她生前曾多次表示,不怨毛泽东,是自己当年太年轻,不懂事,这次出走,使她痛悔终生。

时光飞逝。1984年4月初,贺子珍就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到了中旬,突然变成高烧,而且便血,结果,又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医生们用很多药都没能把体温降下来。

4月15日,孔令华正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突然,电话急剧地响了,孔令华一接电话,原来是中办来了个电话,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

“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

“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

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现在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

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

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

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

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

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

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

“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

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

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

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

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去了,享年75岁。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白栋材、王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琮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也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政机关送了花圈,并且发来了唁电。

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

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以及认识贺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认识的人也来了,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

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历史公正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

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

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

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

个人年表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

1929(20岁)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22岁)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

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家族情况

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

贺子珍的表妹是贺珠玑

子女情况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

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

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子女分别如下:

杨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3月贺子珍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所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

1930年生一男孩,夭折。

毛岸红(1932年11月)于福建生,长征开始后,由毛泽覃抚养,毛泽覃死后下落不明。

王秀珍(1935年2月)长征时于贵州生下一女,下落不明。

毛娇娇/李敏(1936年)生于陕北。

廖瓦(俄文名)(1938年10月),贺子珍被送到莫斯科后出生,不久夭折。

贺子珍纪念馆

位于永新县三湾公园旁,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617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第一层为贺子珍生平事迹陈列,第二层为永新籍将军陈列。展厅运用图片、资料、文物、场景、蜡像以及声光电等现代化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立体地再现了贺子珍光辉灿烂的传奇人生和英雄风采。

永新县委书记黄少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贺子珍纪念馆是继“三湾改编”纪念馆之后又一大型红色纪念馆,将成为大井冈红色旅游圈的又一重要景点之一,和宣扬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红色基地。

毛泽东患难妻子、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贺子珍纪念馆在江西永新县正式开馆,纪念馆运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再现了“永新一支花”奇女子贺子珍一生的传奇故事。

当日,永新将军馆也同时开馆。

18日上午,永新县隆重举行贺子珍纪念馆、将军馆开馆仪式暨“三湾改编”80周年纪念大会,贺子珍之女李敏、永新籍老将军张铚秀,江西省纪委副书记王殿军,吉安市委书记黄建盛、市长周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有,永新县委书记黄少峰、县长刘洪出席。

80年前,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镇,创造性地对部队进行整顿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数以万计的永新儿女参加红军,其中1.25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走出了毛泽东患难妻子、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贺子珍,涌现出王恩茂、王道邦、旷伏兆、张国华等41位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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