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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路 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03 点击数:478次 字数:

 

几年后,江青回忆说,当她和李富春谈起他们在边区的日子时,李富春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当时他是如何吓唬江青的。

那时江青正在参加党校的面试。

最后江青还是通过了面试,但那只是她跃过的第一道障碍。她同样也想进入鲁迅艺术学校(后来的学院),但这是在她进入党校的同时还是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

光有过去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经历是不够的。政治资格才是最重要的。

当她在鲁艺的官员们面前陈述她的情况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负责人、中央委员之一的陈云会见了她。

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

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

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

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2000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

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

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

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

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他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为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

陈云两袖清风,为官清廉。改革开放后,虽有机会,却仍然没有成为极少数首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陈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陈云同志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艰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

192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他认识到,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

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陈云同志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是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论是参加组织如火如荼的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还是参加领导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无论是领导党的组织工作还是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是参加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还是主持东北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陈云同志始终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精心谋划,勤奋工作,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云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保持党和国家稳定,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

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陈云同志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党和政府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

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

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后,陈云同志曾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他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以往经济建设方面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次调整,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

他还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等等。

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经常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

他说;

“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

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的经济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的深刻认识。

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和准确把握,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同志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依然高度关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始终不渝地支持党中央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知道了他(陈云)亲自负责录取工作时,江青竭力地想使他对自己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热诚产生深刻的印象;她告诉陈云她是带着行装来的,她是如此渴望进入鲁艺。

她的表白使陈云确信她是愿意服从组织的决定的,于是直接录取了她。

陈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戏迷。

在他录取江青进入鲁艺后不久,他特意去观看了她的表演。演出结束后,他对江青说:

“为革命演戏,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演员,光演技好还不够,首先要思想好,政治过硬。”

总的来说,江青在延安生活已开始步上了正轨。

秋天,她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军训,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军队面前亮相。

这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军训的同时,她也接受了她在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这方面的最初正规训练。

而后者,当时主要是由王明在党校倡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教。

尽管王明比江青大不了几岁,但他在上海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当中,却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的传道者,而毛泽东,则只不过是其远在延安的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对手而已。

她继续从事着表演艺术方面的工作,但她却避而不谈其演出的剧名和角色。

她强调说她在文艺方面并没有多大的特长:

“在上海,我呆了四年。两年我是在文化圈子的上层工作,另两年则是在基层。当我到延安后我的职业变了。最初我并不想去鲁艺,但我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去那里工作。”

江青接着补充道:

“我喜欢在群众中工作。同艺术这样的工作比较起来,在群众中工作更重要。群众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

  很显然她的感情是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心理则产生于对过去的回忆。

她不想重蹈覆辙,想当初在上海刚踏入演艺事业,便遭到了上级张肯的百般刁难与打击报复。

是陈云的一席话打消了她的顾虑。重新燃起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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