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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路 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02 点击数:516次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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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老对手张国焘是少有的几个当代领导人中记述到江青被延安政府接纳情形的一个。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

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曾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但从未当上中共和红军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

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统领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18971114(农历十月二十日)出生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童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1919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此后一段时间积极筹备并进行长辛店补习学校的讲演(对象为工人),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好了基础。

1920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见到列宁

1922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2月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1924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412月中旬,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望抱病的孙中山,并与李大钊二人代表中共与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汪精卫为首),商讨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的相关决策

1925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1927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后补入瞿秋白为成员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年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贯彻中央决议,但张国焘不愿意去,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

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110,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

1932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

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

中央红军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张即被边缘化,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43,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

411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18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于422新华日报》发表)。

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转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根据他的回忆: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至191811月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1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在天安门举行了两天讲演大会,有11人登台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讲了《劳工神圣》。11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118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52,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3,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

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

 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会议当即决定5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北京学生得知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准备妥协后,久压心头的不满和愤慨之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53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会议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

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议一直开到晚11时,最后通过四项决议

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2)原定57日的国耻游行19155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二十一条。故57日为国耻日。提前于次日(5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

4)通电各省5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4下午,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在天安门前汇集。

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官员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

会后,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

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后,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了主力军作用,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学生们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32名学生被捕。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遭到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

54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群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

这次会议一个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诞生,张国焘也在干事之列。

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的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5,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号召下,北京各高等学校开始举行同盟罢课。

学生们在罢课声明中说:

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捕同学亟待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下午3时,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斗争计划如下:

(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

(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

(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

(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

(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通电,得到各地、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一时间各种类型的电报飞向京城,飞向巴黎,不仅一般团体和公民,而且国会议员、社会名流都纷纷通电要求释放学生,谴责军阀政府。

为了进一步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5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

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 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

张国焘是学联讲演部部长。

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

512,当军阀政府正在为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呼应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立即感到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们的讲演均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据《北京大学日刊》载: 邓中夏讲演的题目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廖书仓讲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讲自卫;易克嶷讲抵抗强权李秀龙真正民气罗运磷争回青岛;潘宗翰讲五月四日黄耀华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

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使反动政府大为恼火。

515,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

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学生们仍然坚持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

518,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日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

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坚决斗争到底。

从此,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而且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

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

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

军阀(张作霖)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

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2,他们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

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

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

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

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

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

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

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

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

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

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

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

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

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

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

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

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在工人罢工的相应下6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28,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

1931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

1931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

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

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

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

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

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方面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11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

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913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

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

1933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

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

1935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

许继慎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

张国焘叛党背叛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

张国焘说:

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

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注:1936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

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

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

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

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44,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

47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

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

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

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8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

11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

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

“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

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

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

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

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

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

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交给周带回去发。

周恩来说:

“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

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电文是:

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

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

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

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

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就说:

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

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

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

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

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

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

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

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趁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

办事处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

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

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

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

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

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

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

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

上面写着: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暗投明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

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1938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

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重用

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

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

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

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

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

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

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

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

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

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

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

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

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

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

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

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

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

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

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

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

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

一开始赚了不少,张国焘十分高兴,便将全部积蓄拿来炒金。

谁知战争不久便结束,国际金价大跌,张国焘所赚的钱全部赔光,连老本也搭了进去,血本无归。

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

然而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

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想起以后的日子,张国焘禁不住潸然泪下。

就在张国焘于香港陷入窘境的时候,新中国此时却蒸蒸日上。

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

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

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

“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陆之事。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

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1953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

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

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

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

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

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

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

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

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

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

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1126,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

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

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

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

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

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

122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

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

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交待完张国焘,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江青的身边来。

当时张国焘是陕北边区政府的主席,也就是唯一被外界承认的当地政府。他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江青到达延安的时间。

他写道:

1937年夏末,录取权由公共关系部掌握。尽管名义上是在边区政府书记处的领导之下,但它实际上是直接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并且是作为其政治安全局来行使自己的职能的。

但在实际情况中,公共关系部是由两个人的意志支配的,他们是毛泽东和张闻天。

被公共关系部接受的一些人,他们尽管被怀疑为是准共产党人,但却依然被看作朋友,他们中有民主人士梁漱溟,军事家何致礼,以及成为毛的最后一位妻子的女人江青。作为一位演员她的到来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

 

 

4

 

几年后,江青回忆说,当她和李富春谈起他们在边区的日子时,李富春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当时他是如何吓唬江青的。

那时江青正在参加党校的面试。

最后江青还是通过了面试,但那只是她跃过的第一道障碍。她同样也想进入鲁迅艺术学校(后来的学院),但这是在她进入党校的同时还是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

光有过去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经历是不够的。政治资格才是最重要的。

当她在鲁艺的官员们面前陈述她的情况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负责人、中央委员之一的陈云会见了她。

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31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

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1944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1945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8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1950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

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56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

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2000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

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

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

1972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

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他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为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

陈云两袖清风,为官清廉。改革开放后,虽有机会,却仍然没有成为极少数首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陈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陈云同志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艰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

192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他认识到,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

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陈云同志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是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论是参加组织如火如荼的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还是参加领导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无论是领导党的组织工作还是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是参加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还是主持东北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陈云同志始终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精心谋划,勤奋工作,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云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保持党和国家稳定,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

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陈云同志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党和政府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

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

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后,陈云同志曾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他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以往经济建设方面错误的主要来源是的指导思想。

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次调整,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

他还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等等。

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经常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

他说;

“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

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的经济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的深刻认识。

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和准确把握,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同志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依然高度关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始终不渝地支持党中央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5410因病在北京逝世。

知道了他(陈云)亲自负责录取工作时,江青竭力地想使他对自己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热诚产生深刻的印象;她告诉陈云她是带着行装来的,她是如此渴望进入鲁艺。

她的表白使陈云确信她是愿意服从组织的决定的,于是直接录取了她。

陈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戏迷。

在他录取江青进入鲁艺后不久,他特意去观看了她的表演。演出结束后,他对江青说:

“为革命演戏,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演员,光演技好还不够,首先要思想好,政治过硬。”

总的来说,江青在延安生活已开始步上了正轨。

秋天,她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军训,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军队面前亮相。

这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军训的同时,她也接受了她在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这方面的最初正规训练。

而后者,当时主要是由王明在党校倡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教。

尽管王明比江青大不了几岁,但他在上海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当中,却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的传道者,而毛泽东,则只不过是其远在延安的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对手而已。

她继续从事着表演艺术方面的工作,但她却避而不谈其演出的剧名和角色。

她强调说她在文艺方面并没有多大的特长:

在上海,我呆了四年。两年我是在文化圈子的上层工作,另两年则是在基层。当我到延安后我的职业变了。最初我并不想去鲁艺,但我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去那里工作。

江青接着补充道:

我喜欢在群众中工作。同艺术这样的工作比较起来,在群众中工作更重要。群众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
  很显然她的感情是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心理则产生于对过去的回忆。

她不想重蹈覆辙,想当初在上海刚踏入演艺事业,便遭到了上级张肯的百般刁难与打击报复。

是陈云的一席话打消了她的顾虑。重新燃起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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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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