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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残影 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28 点击数:447次 字数:

左翼批评家挺身而出,抨击国民党的睸日卖国行径。

其中30名激进分子,进而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团体——艺术家协会。新组建的团体,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组织。其成员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其中就有曾向江青求婚遭拒的张肯。另外还有电影制片人陈百芝、蔡楚生和李素。电影演员兼电影评论家唐纳(化名:马季良)。

唐纳1914年出生在苏州,原名马骥良,从影后曾用名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在上海从事电影评论后开始用笔名罗平。

唐纳则是他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之一。

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唐纳爱好文艺,喜看电影、话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中英文俱佳,也是一位篮球健将,身手矫健。在求学时,写影评、剧评,在《晨报》、《申报》上刊载,有相当知名度,参加夏衍主持的影评人小组,他加入电通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和演员,并主编《电影画报》。

那时,蓝苹(原名李云鹤,江青曾用名)从山东济南来沪,在影剧界活动有年,她加入剧联的无名剧社,以主演话剧《娜拉》(易卜生名剧)获得好评。她也加入电通为演员。蓝苹与唐纳同年,爱出风头,夸夸其谈,但也学识渊博,胆识过人。他俩一个爱出风头,一个风流倜傥。两人在一起时,倒也有话可谈。

 “八·一三”抗战爆发,唐纳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其后唐纳到了陪都重庆,一度在英国新闻处工作,还为一家当地报纸主编影剧副刊。

在重庆时,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唐纳与安娜(陈润琼)邂逅,安娜是一位外交家的女儿,精通英、法文,担任英文《自由西报》记者,两人一见倾心,情投意合,因而论交。

唐纳仿西方风俗,每天向兰心慧质的佳人送上一束鲜花,经常去西郊虹桥俱乐部度美好的周末。后来唐纳到香港时,安娜在纽约,两地书不断。1952年,唐纳和安娜在法国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谈情说爱的时光长达7年之久,彼此相知有素。不复早年那么少年孟浪了。

1947年5月,《文汇报》因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及正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况,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停刊。

女记者麦少楣被中统特务非法逮捕坐了黑牢。

唐纳、孟秋江等人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唐纳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文汇报》不接受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断绝了在上海复刊的打算。

于是,香港《文汇报》在1948年9月9日诞生。

当年的编辑部,编辑、记者、校对不过二十来人,除了香港有寓所的外,大都住在云咸街36号二楼的两间租借的集体宿舍里,临街的一间小房,徐铸成和马季良对榻相居。

当时,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在香港发行,唐纳挤出时间来阅读,还作了眉批,好用功啊。他期盼将来能出版一部实事求是的中国近代史。

1948年12月,唐纳提出要离开香港到美国去,担任《文汇报》驻联合国的特派记者。

后来,唐纳和安娜在法国开设的一家中餐馆。按照法国的规定,年逾60岁的店主,不能再经营了,唐纳退下来,店务由安娜打理。

真想不到,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他一病不起,竟成永诀。终年74岁。

唐纳是一位爱国文化人,报坛前辈。他与陈润琼的女儿,他取中文名为马忆华。在忆华学的是医科,如今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医师了。

唐纳风流倜傥,身边美女如云。

下面的一段文字,便是曾经与之有染的一位女友的回忆: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在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 那是在“电通”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在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恕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之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个烟幕弹,是为了怕人知道他在追求我。对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谎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就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 可是在去年(1936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可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因为一点儿误会,朋友们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绪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 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的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重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南洋路。回到家忘了是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上发现了他写给别的女人(在“电通”时所追求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啊,天哪!你们想象得到一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熔成一枝巨大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我跑到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们会来,他们是会替我想法子的。 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我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 我永不会忘记他哭的那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跳下床,在外间桌子上发现了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惊急的情况下,我拼了全力跑到外边,追上他了,要他回来。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哪!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 只是没想到后来有人将唐纳二次殉情自杀的账算到了蓝苹的头上,叫我又恨又气。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40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啊!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现在读来,依然感人。

    唐纳生性风流,但决不下流。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唐纳毅然上前线,后转移武汉办报。1941年他到陪都重庆后,又出任过昆明货运专员、英国驻华使馆译员等多种工作。

  1945年8月下旬,作为国共会谈重要联络人的张治中将军筹办一次欢迎毛泽东的桂园酒会,唐纳收到了张治中的请柬。当天中午,唐纳特别整理了发型,又穿上了他只在公众场合才穿的那套雪白的笔挺西装欣然赴宴。

  唐纳发现被张治中请来赴宴的都是他认识的重庆高官和名士。他忽然感到有些不合时宜,想离开这让他弊闷的宴会厅时,忽听楼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众人都起立鼓起掌来。唐纳见一位在报上经常见到的伟岸身影,已在张治中伉俪、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快步从二楼上走了下来。

唐纳急忙往客人的后边让去,他不希望与毛泽东直接见面,只求远远打量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毛泽东已经依次与前来赴宴的客人握手,走到神色紧张的唐纳面前了。

主人张治中上前,指着唐纳对毛泽东介绍说:

“润之先生,这位就是在上海报上经常发表文章的唐纳先生。”

  “哦,我记得了。”

毛泽东那锐利的目光越过众人,凝视起唐纳那张国字型的脸,然后紧紧握住唐纳的手,说了句让唐纳深感意外的话:

“和为贵!”

  唐纳忽然感到自己在这位伟人面前的渺小。而毛泽东很快就离开了他,继续沿着大厅向前走去,与张治中请来的其他客人见面握手去了。

  没想到毛泽东一句“和为贵”,让旁边的记者捕捉到了。于是,便生出了有关他与毛泽东的妻子,当年在上海与女演员蓝苹一块儿演戏时,许多该发生或不该发生的绯闻来。

  记者们当初的目的,旨在诋毁毛泽东,打击共产党。没想到多年之后,打倒了《四人帮》,却让专案组的人捡了个大便宜。藉此想象出更多、更精彩的“爱情”故事来。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了一个盐商。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1945年上半年,他才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邀请下,出任《文汇报》的总编辑,当时的总主笔是徐铸成,副总主笔是宦乡、陈虞孙。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

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

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作出回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

  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那里,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社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

  1951年,陈润琼来到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

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

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

从此,唐纳“改邪归正”。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陈润琼不仅善解人意,而且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是唐纳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1979年唐纳退休后,饭店便交由陈润琼全权经营管理。

此后,唐纳身边再无其他女人。

上海新兴中产阶级发言人并不太担心激怒日本,他们更关心的是电影制作成本和视觉效应。他们往电影里加了些“性”色素,称之为:“软”电影。尤其重视能否勾住妇女们的眼球,让她们产生一种“看电影,就像在吃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男性观众而言,则是骄奢淫逸的肉和大腿,更好的胸部曝光和更诱人的妆。

虽然《狼山喋血记》是获正式批准上映的,但随后在1936年秋天即被国民党和英国国际制裁委员会所禁演。相关剧作家和电影制作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欲加之罪”的政治迫害。

一些史学家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赞扬了蓝苹扮演的农妇在失去孩子之后,终于觉醒,加入了打狼的队伍。她的表演也深受观众好评。

江青出演的第二部电影是《王老五》。电影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主人公王老五是一个年过35岁的贫穷的单身汉,是一个有“良心”的劳动人民,只是政治觉悟不高。

穷姑娘老父去世 ,无力安葬,王老五仗义相助,才博取穷姑娘的好感,终于以身相许。

婚后,他俩生了四个儿女,是以家庭生活益窘。艰难的生活压是五老五喘不过气来,只能依靠酒精求得一时的麻痹。1932年1月,日本袭击上海,加剧了他的抑郁症和酗酒,家庭生活迅速恶化。

不久,一二八战起,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棚户区。 王老五受骗,拿着手榴弹正要放火时 ,突然察觉工头残害棚户区贫苦居民的罪恶阴谋,高呼抓汉奸,将手榴弹向工头掷去。工头开枪击伤王老五 ,反诬其为汉奸,纵火烧了王老五的棚屋。王妻和孩子们逃出火海时,工头正煽动众人指骂王老五为汉奸,王妻竭力为丈夫辩护。这时,火光引来敌机掷弹轰炸,棚户区被毁,王老五也被炸死。

王妻在血泪交流中抬起头来,满怀深仇大恨,将孩子们搂在怀中。 

说起电影《王老五》,不能不提及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此剧的原作家蔡楚生。

作为一个苦出身的穷孩子,蔡楚生能走上导演之路并不容易,这中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他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同行当中,蔡楚生属于出道较早的一个,1933年他成功地编导了《都市的早晨》,尤其是次年他编导的《渔光曲》创下当时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并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上获得荣誉奖后,他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影坛的一位大牌导演。

可以说,他的拍片机会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位导演少,但是他的创作态度却极其严肃,故作品也少得出奇,几乎平均一年才出品一部。而在他本来就不多的作品中,《王老五》又是较少引起人们关注的一部,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和影片的问世时间有关。
       1936年,蔡楚生在完成《迷途的羔羊》之后,受命参与集锦故事片《联华交响曲》的拍摄,担任其中两部短片《两毛钱》和《小五义》的编导工作。

同时,他也在紧张地筹备着自己的下一部影片《王老五》的拍摄。

1937年2月,《王老五》正式开机,男女主角分别由王次龙和蓝苹(江青)饰演,这也是蓝苹从影以来第一次担任主角。

影片写流浪汉王老五其貌不扬,但秉性善良,因家贫,年三十五仍未娶妻成家,却单恋着邻家泼辣的穷姑娘。

不久,穷姑娘老父去世,无力安葬,王老五仗义相助,博得穷姑娘的好感,终于以身相许。

婚后他们生养了4个儿女,生活益窘。

不久一二八战起,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棚户区,王老五识破汉奸用意,因与汉奸斗争而被杀,家也被火烧了。

王老五的老婆在血泊中觉悟了,她抬起头来,准备承担生活的重担。

影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属于“国防电影”之列。片中有一首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插曲,后来曾广泛流传,歌词是:“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影片拍摄了约半年,到1937年夏已基本完工,只剩一些扫尾工作。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导入了全民抗战的轨道,原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王老五》的进展和公映也因此延宕了下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1938年3月底,上海的报上刊出了一则署名蔡楚生的奇特启事:

十万火急招寻“王老五”。

启事写道:

“战事发生,‘王老五’因环境关系,迄今杳无下落,全沪人士,望穿秋水,特此登报招寻,见报速速归来,至要至要!”

(《蔡楚生谨启》,载1938年3月30日《新闻报》)

这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一则“启事”,但显然是电影公司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因为此时蔡楚生早已离开上海赴香港在编导《孤岛天堂》了。

电影公司出此一招显然有其特殊考虑,因《王老五》一片的拍摄已过了将近一年,观众可能已无印象,刊出这样一则奇特的“启事”,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诱发他们的好奇心。

果然,4月2日,《新闻报》在头版刊出了影片《王老五》的大幅广告:“《王老五》影片公映,一切国产巨片肃静回避!”3日,该片首映于新光大戏院。应该说,在当时的新片中,《王老五》的宣传攻势是十分豪华的,这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知道了。

但《王老五》的头轮首映期只有仅仅两周,至16日就停映了;以后于同年10月由中央大戏院又复映了两周。

这和蔡楚生以前影片的上座纪录简直难以相比。但在当时,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抗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王老五》公映以后,一些敏感的观众(特别是以前曾和蔡楚生并肩工作过的朋友)发现影片和原先发布的电影故事不尽相符,尤其是影片结尾部分作了很大改动。

原来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工棚,王老五因觉悟拒绝而被杀害等等情节都被删去,而代之以这样“温馨”的结尾:

王老五的朋友阿毛终因贫穷离开了痛苦的人世,他老婆呼天抢地,懊丧自己以往对丈夫欺凌太甚。

王老五的老婆看在眼里,也深悔自己对待丈夫过于严酷。回到家里,她向王老五哭着忏悔前非,“从此夫妻间显得融融洩洩,亲密逾恒”。

他们立即在报刊上发文,揭露此事,并表达他们的不满。
        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电声周刊》这样写道:

“蔡楚生在电影界为第一号慢导演,《渔光曲》前后摄制至十八个月之久,其新作《王老五》经公司当局一再限以时日,仍需十个月。所幸者此片已于战前摄竣,略事剪辑,尚能于今日付诸公映。然有一憾事,即该片具着深刻之讽刺气息,蔡楚生曾为之耗费不少心血者,而今皆牺牲于剪刀下矣。蔡之作品,复杂而有劲,观后不易忘怀,《王老五》以喜剧方式出之,更见精湛,惜以剪刀作祟,我人在目前见到之《王老五》,仅仅是一滑稽片耳。”

(《蔡楚生战前之作,<王老五>作风已变》,载1938年4月15日《电声》7卷8期)蔡楚生的朋友李一他们则化名发文表示:把《王老五》原先的故事“和现在银幕上的来对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有许多不对点了,最显著的,那个结尾是没有了。

原因何在呢?

是作者自动的把故事更改了?

还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不得不如此呢?

依我想,后者的原因是多于前者的。

根据现在的来看,那不单是一段说不过去的‘光明的尾巴’,这‘光明的尾巴’并且是架空得可以的……当我看完了戏出来,我自己问:《王老五》的主题何在呢?

想了好久,我答不出来。

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穿插,这中间要找出一根骨干来,是不容易的……

我希望能够读到蔡楚生关于《王老五》的文章,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史楫《关于<王老五>》,载1938年4月14日《电星》1卷10期)
       在发表文章的同时,李一他们很快将有关《王老五》的种种情况发函告知了正在香港的蔡楚生。也就在《王老五》在上海首映后的第20天——1938年4月22日,蔡楚生在这天的日记中记录了此事:
       七时返苏怡兄处,得李一、汉臣、培元等来函,汉臣函中夹有《王老五》被“斩脚”之本事。李一函嘱我发表对被割裂后之《王老五》意见,乃草一公开函。因颇倦,深夜二时余始竣事。(《蔡楚生文集》第3卷《日记卷(1937-195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6月版)
        这封公开函后来通过李一他们发表在《电星》1卷13期上。

蔡楚生在信中写道:

“朋友,一切都没有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当一件作者虽然曾经为她的完成而呕心沥血的艺术作品,但在她没有摆脱‘一切是商品’的枷锁以前,遇到某种环境上的困难时,是必然会受到这样的遭遇的。我不能怨谁——因为事实并不是单纯的‘人事’问题。然而所不能恝然于怀的,就是我虽然已经离开上海,却仍被在鼻子上抹上白粉,被莫名其妙地推到观众面前的台上去跳跃一番,又被莫名其妙地推下来,想到这些,眼球不免有些湿润。”

蔡楚生表示:现在大家看到的《王老五》已经是“只有残骸而没有灵魂的作品了”

(《<王老五>编导蔡楚生给本报的信》,载1938年5月7日《电星》1卷13期)。

蔡楚生在信中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

一、现在的《王老五》已缺少了灵魂,不能算是自己的作品了。

二、《王老五》的被删改并非“人事”问题,而是环境的产物。

这在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的语境下,应该是最得体的表态了——既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又对公司的做法表示了一定的谅解。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王老五》这个版本的来龙去脉。

本来,事情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蔡楚生在日记中还记载了有关此片在建国后的一件轶事,颇值玩味。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大陆解放,蔡楚生此时已成为新政府电影部门的一个重要负责人。

当时,由原“联华”一些成员组成的文华影业公司接收了“联华”的部分资产,他们想拿出部分旧片来放映以获取一些营业收入,其中就包括《王老五》。

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电报向正在北京的蔡楚生请示。蔡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

      1949年7月30日

影界集者约近百人,以周副主席未至,即先事看太原、淮海等战役之新闻片,复由吴本立、翟超两摄影师谈战地摄影的经过。

十时余周副主席至,我首以“文华”来电拟复映《王老五》(因片中毛夫人任女主角,“文华”未敢造次)事,请示于周,周为纵笑,并答允征毛夫人之同意。
     1949年8月1日

柯灵来,云明日将返沪,彼见“文华”致我之电,乃为挠头不已……草致邦藩、陆洁二先生函,告以《王老五》复映事接洽之经过,并云如复映,需附一字幕于片末:“本片尚有‘抗日除奸’之收场,但已于抗战初期时被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强迫剪去,足见其媚敌之一斑。”此函即自送请柯灵兄携沪。(《蔡楚生文集》第3卷)
       不知由“毛夫人任女主角”的《王老五》当年是否复映过,但从蔡楚生的“片言只语”中,我们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因“人事沉浮”而带来的那种微妙氛围,以及在这种氛围之下人们谨小慎微的言行。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蔡楚生亲笔撰写的《王老五》电影本事当年是发表过的,我们今天也都能看到。

2005年12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大典》(1931-1949)中,收录的就是这个版本。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之后出版的《蔡楚生文集》第一卷(蔡小云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收录的却是“孤岛”时期被阉割肢解过的那个版本,这显然不妥,且有违蔡楚生的本意,应该在再版时予以更正。

这部电影放映之前,正值蒋介石被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以领袖的生命为代价,迫使他采取坚定的统一抗战的政策。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全国形成了统一的抗战局面。

因剧中的工头有影射国民政府之嫌疑,故直到1938年4月才公开发行。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是一个灾难性的事实。迫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流离失所,痛失家园。

在逃难的人群中,也有江青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公映之前,国民党从头到尾对影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被剪裁后的《王老五》,不仅是电影的艺术完整性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影片的结尾被篡改为老百姓默许了日本的扩张主义。

这一切也促使了江青离开影界,离开上海,去寻找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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