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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残影 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26 点击数:438次 字数:

江青踏足演艺圈正值中国现代文化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为避免政府当局的迫害,左翼电影人以地下斗争的方式,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江青第一次与电影公司签约原本打算用的是“李云鹤”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参加革命后,老师给她取的化名。虽然名字是化名,但姓氏是真实的。为慎重起见,左翼联盟的一位领导干部人建议她重新思虑一个新的化名。

于是,江青想到了“蓝平”这个名字。

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她比较喜欢的蓝色。她喜欢蓝色的衣服和其它以浅蓝色为基调的东西。

不久,她就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拍外景。她想到了北平,(北平,寓意“北方和平”,即现在的首都,北京。)于是就取了北平的“平”字。这个平字,同时也含有“和平”的意思。象征着“蓝色和平”。

以“蓝平”为名签署的电影合同,提交上去之后,有人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响亮,也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于是为她改了一个字,而保留了原来的发音。这样,和平的“平”就变成了苹果的“苹”。为她改名的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剧作家,左联负责人田汉。

江青回忆说:

“1930年早期的电影制作人与我们走得很近。当一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时候,颓废和淫秽的电影根本就找不到市场。群众要求民主和抗击日本。

美国电影仍占主流。几乎占领了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市场。但门票昂贵,劳动人民买票不起。

这时候,上海出现了一些相对民主的电影。尤其是一些描述劳苦大众电影,如果主题或多或少牵涉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那就更受欢迎。

但是,制片人不敢直截了当地宣扬抗日。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做,立刻就会遭人绑架。

我就曾经遭国民党绑架,被拘留了好几个月。”

江青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她拍摄电影的细节。

1934年10月,明星电影制片厂的保守派否决了一部制作了二年的电影纪录片。理由是影片含有“颠覆性”内容。并解雇了编导兼剧作家夏衍。也有人说,夏衍他是“怒发冲冦”,自动辞职的。

据文化部的老人回忆说,夏衍这个人“好糊弄”,反之周扬就不行。说周扬不好糊弄这很有道理,一方面他为人比较严肃,做事严格;另一方面他是湖南益阳人,益阳出的汉子都是魏延邓艾之辈,才华横溢之外棱角分明,容易发生人际问题。

周扬当然也不例外了。说夏衍“好糊弄”并不是说他糊涂,二七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衍可不是糊涂人,“好糊弄”是说他宽厚和气,容易接受他人意见。 

说到底夏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做官是不太认真的,当时有说法讲夏衍与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一比。

张宗昌有三不知,是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夏衍也有三不知,是不知道“级别多高,工资多少,待遇有多好”。

不知道待遇多好是讲解放到上海后实行配给制,夏衍坐车吃饭都应该公家报销,他要好久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工资多少是讲夏衍过日子都靠稿费,刚解放事情乱,有关部门好些日子忘了给他发工资他居然也没发现;不知道级别多高是因为解放后评定职称居然给夏衍定了个“兵团级”,要知道五五年授衔的时候兵团级一共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除了四个少将全是中将上将,自己居然有这样高的级别,夏衍知道后吓了一大跳。 

说夏衍是兵团级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解放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级别普遍定得比较高,这主要是一个待遇问题,物以稀为贵。

实际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萨爹他们文革期间到旅顺做课题,几个干巴拉瘦的知识分子到部队居然一人给配了一个警卫员,住的地方也极为舒适,两位研究员居然还各给配了一个护士一辆车。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老九们这才发现自己最低也是“县团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地师级”也。要从这个角度说,所谓臭老九“闻着臭吃着香”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闻”的时候多了些,“吃”的机会少了些。 

要说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居然登报和人打官司,那肯定是给欺负急了。 

夏衍真的登报和人打过一次官司,这个人就是明星的大导演张石川。 

夏衍和张石川打官司真是有些希奇,说起来张石川还是夏衍的朋友,而且是挺够意思的朋友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入侵上海,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大涨中国人的威风。

战后,张石川拍了一部纪录片《上海之战》受到极大欢迎。这部片子张石川是请了军队来真枪实弹拍的,所以十分真实。

当然太真实了也引起一些问题,比如这部片子的一些镜头就被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引为战场实况资料,造成了一些误会。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十分成功,以至于蒋委员长也要见一见张石川。蒋委员长召见这位明星公司的总经理,主要目的是要他为江西剿共前线拍摄纪录片。但是两人见面以后,委员长说的两段话却让张石川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一段是好话,谈到日本的入侵,蒋委员长很有勇气,告诉张石川日本人不可怕,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话张石川记住了,所以后来日本人以烧明星公司要挟他当汉奸他也不肯,孤岛沦陷后被迫加入日伪电影公司也只作闲职,不做导演。

后来他说之所以困难之中不下水,原因一个是洪深对他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可以当汉奸。为了和朋友见面,他得撑着。一个就是有老蒋这句话,他总是对国家有信心。 

一段就有些危险了,蒋委员长告诉他共产党很危险,还问他知不知道上海电影界有谁是共产党?这段话可把张石川吓坏了,他虽然贪财,出卖朋友的事情可干不来,只好支吾应对。出来的时候,随行的周剑云见他满脸虚汗,张对周剑云说:带牛字边的事儿可沾不得啊。牛字边?就是“特务”的“特”字么。张石川认为蒋介石是想让他当特务。 

难怪张石川出虚汗,那夏衍,虽然身份不公开吧,猜一猜也能猜出是戴红帽子的,就在他明星公司里面搞编剧呢!还有贺绿汀。。。这一干人看着都不那么安分。。。但是张石川的确够朋友,他不但没有出卖其中任何一个左翼的朋友,而且继续让夏衍等人在明星干下来。夏衍是1934年才离开明星公司的。 

其实张石川的紧张有些多余,他是有点儿没见过大世面。蒋委员长反共不假,但亲自动员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当特务还是太夸张。有国民党将领回忆,这位蒋委员长喜欢训话,但讲起话来经常心血来潮,离题万里,以至于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不听老蒋训话时候对他的敬意如果有八分,听完了就剩下了四分 – 足足打一个对折。而老蒋对此一直没有感觉。这次对张石川,大约也是委员长一时跑题了吧。 

既然张石川这样够朋友,夏衍还和他打擂台,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吗? 

那是因为张石川太气人了。 

原因是两部电影,《前程》和《脂粉市场》。这两部电影都是夏衍编剧,张石川于1933年导演的。 

夏衍是共产党,也是出色的文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如《包身工》都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而且多少有些唤醒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意思。这一点和同样是出色文人的郑正秋就不一样,郑也同情下层人民,却主张通过办教育,办工厂这类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是不讲究阶级分析的,张石川也特别习惯拍他编的戏,两个人珠联璧合。等换了拍夏衍的戏,就怎么拍怎么别扭。 

《前程》这部电影写的是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演员为阔少所追求,离开了舞台,但在家庭中却饱受摧残,最终选择了离婚重返舞台的经过。夏衍的深意,是有一点妇女解放的含义在里面的。 

张石川也确实是按照夏衍的剧本来拍的,戏拍完了夏衍看看内容全对,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味。 

原来这出戏经过张石川的再创作,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位女演员在家中怎样对缺德的丈夫逆来顺受,怎样努力的去维护一个家庭,最后无奈的怀着一颗伤感破碎的心重返舞台。。。看完片子,大家都对男主角恨之入骨。而。。。女演员的独立解放问题呢?好像谁都没感觉到。 

这哪儿是妇女解放阿,变成琼瑶阿姨了。 

不过前面说了,夏衍是个老实人,大度人,这刚跟张导合作,对自己的感觉也有点儿把握不准,也就没多说什么。 

但是到了《脂粉市场》,情况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脂粉市场》是夏衍的一部力作,它的主要内容是女职员阿芬在商场里受到资本家和恶势力的多重欺压,既没有办法清清白白的生活,又没有办法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最后,她终于不堪忍受,选择了辞职出走,融入人民群众的反抗洪流之中。这是一部典型的左翼作品,女性的逼上梁山。 

然而,到了张石川手里,这部作品又被拍得有些变味,原因是夏衍写了一个商场的小职员小钱对阿芬的追求,而阿芬因为受到恶少的胁迫而不敢接受。结果张就把这段大大的拉伸起来,演出了小钱与阿芬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几乎取代了夏衍所要说的阶级,社会这些严肃的主题。 

但总的来说这片子还没算太离谱,仅仅如此,夏衍也就忍了。 

谁知道片子送到审查官那里,对左翼敏感的检查官觉得这片子有点儿粉红,不肯放行,要明星再改。 

一般,片子被审查的扣了,制片的都会有些恼火,而这一次张石川却颇为兴奋。 

原因是他本来也对这部片子的剧本有些看法,正愁没办法绕过夏衍这个编剧的动手大改呢。 

他又什么看法呢?张后来对人讲过他拍片子的原则和方法 – 片子开头,女主角要很惨很惨,受欺负,吃苦头,让人看了可怜,这样,才能把看片子的太太小姐眼泪勾出来,要让太太小姐们都哭湿几条手帕他们才肯来看的。但是,也不能一直让她们哭下去,那样以后她们就不看电影了。所以最后结尾一定要好,要让太太小姐们笑着出门,看了高兴她们下次才会买票子。 

如此看来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模式是张石川发明的呢。 

对《脂粉市场》,张石川的看法是把太太小姐的眼泪勾出来是没问题的,但最后让阿芬出商场往人流里一走就算完了太不够味道,不过夏衍就写到这里,张石川也不好意思给他乱改。 

现在检查官的话出来了,张大导演如奉尚方剑,立刻不管不顾,按照自己的思路改将起来。阿芬出了商场,不但没有去汇入人民群众,反而又找了一家公司干起来,很快提升作了白领,然后小钱再来找她,二人成就美满姻缘,还用两个人的积蓄开办起合作商店来! 

如此一来,夏衍原作的深邃思想,就算是彻底完蛋了,他是把阿芬逼上梁山,让她必须革命,张石川却在梁山上办了个招聘会,让这女孩子柳暗花明,前途一片光明。 

这下子老实人夏衍也吃不消了,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劝张石川无效之后,一怒之下登报声明这片子不是自己编的,是张石川肆意篡改,与夏衍毫无关系! 

还好,通过这件事,夏衍也算是了解了这个张石川,以后两个人还有合作,完成了如《压岁钱》等精彩作品,只是拍摄的时候夏衍订得格外紧了些,严防死守不让张导再偷梁换柱。 

张石川呢?他倒无所谓,有钱赚就行。 

这件事,说起来怎么算都是张石川没理,然而,《脂粉市场》经此一改,却卖得很好,成了明星的一棵摇钱树。究其原因,大约当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如阿芬这样受气的女工女店员恐怕不在少数,而又有哪一个不是期盼着有电影里阿芬那样的好结局呢? 

夏衍和张石川,一个告诉大家出路,一个给大家梦想,谁更有道理一些呢? 

天晓得。 

江青也不晓得。

她只是对我说:

“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只是在新演员中表现得突出一点而已。我可以选择去基层工作,到工人中去,做他们的(戏剧)导演。当然,是做无产阶级的导演,演工人自己的戏。我也去学校。我做了许多这方面的事情。”

多年来,有人一直在猜疑江青为什么要去演电影?以及她的个人动机?并试图贬低她的电影明星形象。

有传闻说,江青结婚后,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所有江青出演过的电影。殊不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的谎言。且不说毛泽东会不会这么做,就算他想这么做,可历史事实是,江青演电影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掌握政权。江青是在私人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0年初,电影制片厂的档案和拷贝,绝大部分被送往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

你说,1950年,毛泽东的手能伸到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地区去么?

实话实说,其实毛泽东是很想看江青年轻时主演的电影的。可国内根本就找不到拷贝,一盘都找不到。主席也就只好作罢了。

传闻,打倒《四人帮》之后,当专案组派人前往香港调取江青早年的电影拷贝和相关资料时,扑了个空。有人先专案组一步,出巨资买走了所有的胶片和文件。只留下一张海报和令人无限的遐想。

就是这唯一现世的一张海报也遭人恶搞,将嘴唇和脸蛋儿涂抹的血红。

30年代的电影明星比江青更为出名的是白杨和赵丹。

白杨,原名杨成芳,中国著名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1920年4月生于北平。幼年时代因其父母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将她托给奶妈在农村生活。贫境与苦难伴随了她的童年。

1931年其母病故。为了生存,她来到联华影业公司在北平设立的第五分厂的演员养成所,成为该所最小的学员。由于她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在无声电影《故宫新怨》中扮演了一个小丫头。不久影厂解散,白杨加入到“苞莉芭”剧团,演出过话剧“乱钟”、“战友”等。不久该剧团也被强行解散。

1934年白杨先后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和中国舞台协会等剧社,开始了职业演员的生涯。在话剧“回春之曲”、“黎明之前”、世界著名话剧“梅萝香”、“茶花女”中的表演,充分显露出她的表演才华。

1936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成立,经著名戏剧家洪深介绍,白杨与二厂签订合同,主演了她的第一部影片《十字街头》,在影片中她成功地塑造了杨艺瑛这一青年女性的形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与陈白尘,沈浮组成影人剧团,深入人民生活进行宣传抗日救国话剧的演出。1938年,白杨与沈西苓、赵丹、魏鹤龄等电影工作者,来到重庆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青年中国》等影片,此时,她接触到斯坦尼表演理论,“斯坦尼”丰富、开拓了她的艺术视野,激励了她在艺术表演上的探索和追求。与此同时,她又在重庆和成都开始了她的舞台艺术活动,主演了“屈原”、“雷雨”、“日出”、“天国春秋”、“复活”等著名话剧,扮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使她的表演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被誉为当时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1946年抗战胜利,她回到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新闺怨》、《还乡日记》、《乘龙快婿》等影片,之后,她又去香港参加《山河泪》等影片的拍摄工作。解放后,她从香港回到北京,先后在《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春满人间》、《冬梅》等影片中,塑造了各种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她的表演艺术也在国内外赢得声誉。

1957年《北京日报》、《沈阳日报》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影片、演员的评选活动中,白杨主演的《祝福》、《为了和平》都名列前茅,评选的五位最受欢迎的演员中,她又独占鳌头。同年,她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捷克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祝福》一片获特别奖。

  白杨的一生,从坎坷中走向光辉,这与她从艰苦的逆境中生存,在成功后保持平凡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曾因《《冬梅》一片的拍摄,同周总理、陈毅同志促膝交谈。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代表了自我,在《祝福》中走向新的高度,在《冬梅》赢得真诚,无论戏中戏外,她都如此“优美”、“自然”、“含蓄”的将东方女性特有的美感,彻底地展示在舞台与银幕上。

她还著有表演艺术专著《电影表演技艺漫笔》、《电影表演探索》及诗文集《落入满天霞》。

80年代还在电视剧《洒向人间都是爱》中塑造了宋庆龄的形象。成为中国影坛上负有盛名,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

1996年去世,享年86岁。

   赵丹,原名赵凤翱,祖籍山东肥城,出生于江苏扬州,居江苏南通,赵丹于1915年6月27日诞生于扬州,父亲赵子超,时任北洋军阀营长,公馆在东关街,母亲黄秀芝,是当时出名的扬州美女,与个园黄家关系很近。

1916年赵丹两岁时随父母迁居于南通。赵丹的父亲在南通开设影戏院,少时受家庭熏陶,酷爱艺术。中学时代,曾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过一些进步话剧;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专攻山水。其间参加了美专剧团、新地剧社和拓声剧社,并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活动,改名“赵丹”,深入工厂、市井、学校,演出抗日救亡剧目;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2年被明星影片公司著名导演李萍倩看中,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扮演一纨跨子弟,从此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先后参加拍摄了《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时代的女儿》(1933)、《三姐妹》(1934)、《到西北去》(1934)、《女儿经》(1934)、《空谷兰》(1934)、《乡愁》(1934)、《落花时节》(1935)、《热血忠魂》(1935)、《小玲子》(1936)、《清明时节》(1936)等二十多部影片;由于他热爱表演艺术,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加之形象好,极有表演天才,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星”。

与此同时,他还活跃在舞台上,曾在世界名剧《娜拉》中饰演海尔茂、《大雷雨》中饰演吉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罗密欧。在影、剧两个方面,均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话剧演员和电影明星。

1936年—1937年,主演了中国电影史上经典影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在《十字街头》中扮演失业大学生老赵,刻画了这个天真、纯朴、热情,并带有几分傻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马路天使》里,赵丹在表演上有了新的突破,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生活出发,经过概括提炼,真实而又自然地塑造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淳厚质朴、又爱自作聪明的吹鼓手小陈的形象,受到广泛赞许,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丹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并于1939年参加影片《中华儿女》的拍摄。1939年6月,他与徐韬、王为一等前往新疆开拓进步戏剧工作,后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系狱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主演了影片《遥远的爱》和《幸福狂想曲》,并导演了一部讽刺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摘桃”进行掠夺,标榜接收,实为“劫收”的影片《衣锦荣归》。

  1948年后,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他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的“小广播”肖老板最负盛名,他把这个生活在旧社会都市里的小市民典型,刻划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

  他先后主演了《为了和平》(1956)、《李时珍》(1956)、《海魂》(1957)、《林则徐》(1958)、《聂耳》(1959)、《烈火中永生》(1965)等影片,创造了李时珍、聂耳、林则徐、许云峰等熠熠生辉的银幕形象,代表了中国50—60年代电影表演艺术的水平。

  他饰演的李时珍,付出了艰巨而创造性的劳动,准确地把握了李时珍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随着年龄的递增和环境的变迁,把角色青年时的稚真倔强,中年时的执著追求和进入老年后的敦厚深沉,表演得细致入微,形神毕肖;他饰演的林则徐,在表演上吸收了中国写意画中大落笔的手法,从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和规定情景出发,全局在胸,张弛有致,感情真挚浓烈,气势宏伟磅礴,创造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形象;他所塑造的聂耳,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

电影《烈火中永生》谱写了一曲缅怀、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颂歌,也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他塑造的革命烈士许云峰,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这些形象,都是镶嵌在社会主义电影银幕上的明珠,具有征服观众的力量。

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大量书画作品受到中国书画界的珍视,《赵丹书画选》相继问世。

  不幸的是,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孜孜以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强调趣在法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意境;他的表演,主张用体验和体现的和谐统一,洒脱自如,形神兼备,意境深邃,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赵丹比周恩来小约20岁。他从小酷爱戏剧。少年时期,他受田汉“南国社”及“摩登社”很大影响和启发。

1936到1937年间,赵丹先后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这两部优秀影片,被公认为是中国3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在世界电影史上也享有盛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丹立即参加了公演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并投身于“抗日救亡演剧三队”。年青的赵丹把不满周岁的爱女托付给外婆照顾,结队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来到武汉,沿途巡回演出抗战戏剧,唤起民众。

  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他们认识了,一见如故。

赵丹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全力以赴投入义演献金活动。从此周恩来常对人们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常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抗敌救亡演剧队在周恩来、阳翰笙的领导下,辗转来到重庆。赵丹在重庆公演《全民总动员》、

《上海屋檐下》、《阿Q正传》等话剧,周恩来经常去观看赵丹的演出。

  1939年秋,满腔热情的赵丹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10人结队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当时新疆由盛世才统治。盛世才宣布“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了一些人。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盛世才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听说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周恩来连忙派阳翰笙、冯乃超等赶紧去把赵丹接回来。冯乃超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可惜没有来得及追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赵丹等人遭反动军阀盛世才迫害,于1940年5月被捕,入“迪化监狱”关押四年之久,形势万分险恶。周恩来和阳翰笙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出狱。赵丹等人九死一生从新疆回到重庆,周恩来又设宴给他们压惊。

1945年春,赵丹回重庆后重返舞台,导演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受到热烈欢迎。抗战胜利,赵丹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解放前夕,根据阳翰笙同志等地下工作者的策划,赵丹开始在昆仑电影公司主演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解放初期方才完成并公映。想不到,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都受到极不公正的严厉批判。这以后,赵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电影——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保护和帮助了赵丹,当时,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周恩来指示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

  从1954到1964年间,赵丹重上银幕,主演《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达到了他一生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一切,跟周恩来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喜欢跳交谊舞。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每年赵丹要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或者为电影事业出差,经常应邀参加周恩来举办的舞会。有时周恩来为了让赵丹赵青父女俩在晚会上及时欢聚,还特地打电话通知,并且专派他的警卫员乘坐总理的小轿车来接父女俩。

  周恩来经常选赵青为第一个舞伴,然后他就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赵丹、赵青父女俩翩翩起舞。一次晚会上,周恩来把赵丹请到身边谈心。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为这个,亲友们总是劝告赵丹:“管住你的嘴巴别走火!”但是心直口快的赵丹有时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们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它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

  1961年周恩来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说,脱下了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桂冠。这是赵丹最高兴的时刻。

  1962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电影讨论会上,为了一个艺术问题,赵丹竟然跟周恩来公开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相让。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两种观点可以同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你赵丹完全可以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坚持你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是你作为艺术家的权利嘛!”

  周恩来总理还喜欢请赵丹一起吃饭,他甚至给赵丹起了一个外号,因为赵丹胃口特别好,吃到最后总是把满桌子的残汤剩菜一扫而光,所以周恩来开玩笑叫他“赵光腚”!

  有一年中秋节,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赵丹到中南海西华厅他自己的家里,共桌吃螃蟹。持螯对菊,赏心悦目。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月白风清之夜,赵丹竟然敢说:“总理呀,你知道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

  说得周恩来哈哈大笑:“好!我最欣赏阿丹这豪放不羁的个性!”

  白杨回忆道:“阿丹为人奔放、洒脱。性格坦率、爱诙谐。出言机智幽默,有时令人捧腹不已,给人以感染、以欢乐;有时又语多痛快淋漓,往往一针见血,赤诚相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赵丹并没有立刻得到“彻底平反”。相反地,上海市有关部门中仍然有“四人帮”的残余分子掌权,他们不让赵丹重登舞台、重上银幕。

1977底,赵丹专案组才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给赵丹做的政治“结论”,仍然带着一个“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尾巴。赵丹坚决保留自己的“不服”意见,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

  1977年迎新晚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赵丹和白杨复出,首次露面朗诵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受到全场一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

  由此,赵丹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在银幕上扮演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中复活、永生。他还一心想自己导演、自己主演。赵丹看到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剧本《八一风暴》,顿时心潮澎湃。后来,赵丹约了几位朋友,从上海到江西南昌、九江,攀庐山、访安源;又转向武汉三镇、登黄鹤楼;然后南下广东,探询黄埔军校旧址……为了改编电影剧本《八一风暴》,他不辞劳苦,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未予批准,《八一风暴》没有拍成。

  然而,过了些时候,赵丹的老搭档张瑞芳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阿丹!我们推荐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来总理!这下子可让你过瘾了吧?”

  赵丹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一样蹦跳起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的正式邀请书来了,郑重通知他在该片中扮演周恩来。赵丹看了李准执笔的电影剧本,研究、推敲后,皱着眉头说:“这个本子,还是帮派味儿不轻!有些地方装腔作势……要好好修改!”

  但他反复考虑以后,又表示:“这毕竟是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啊!我要全心全意尽力而为,这是对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呀!”

  当时北影厂约定的导演是谢铁骊,主演是张瑞芳。在影片筹备期间,也把赵丹邀请来了。

  赵丹应邀住进招待所,对女儿赵青说:“向你请假一个月,别来打扰我!”

  他每天忙着仔细观摩周恩来生前的纪录片,认真研究文献资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琢磨周恩来的神态表情和心理活动。为了使得下巴变成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丰满宽厚,特地请牙科医生在内腮充填了软塑料。赵丹又把脸膛绷起来……经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和努力实践,拍出“试妆照”来,真跟周恩来一模一样!张瑞芳看了,兴奋得大叫大嚷:“周总理复活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正式拍电影的时候,却把赵丹撤换了下来,赵丹对此勃然大怒,他跟黄宗英一起去找当时文化部的黄镇部长,询问:“北影厂给我发的是正式邀请书,为什么又翻脸不认呢?我赵丹到底有什么问题?究竟为什么不让我演周恩来?”部长说:“不就是一个戏吗,不让演就别演,以后再演嘛!”赵丹忍无可忍,立刻回嘴:“我说你不就是一个部长吗,别做了!以后再做吧……”

  后来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赵丹耳朵里,某位将军认为:“赵丹太有名了,如果让他演周恩来总理,观众只认得赵丹,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又听传说,某位官员认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周总理不合适。”赵丹闻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不再争辩——白天变得沉默寡言,夜晚却一个人蒙在被子里痛哭……

  三年后,赵丹满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赵丹临死都没有弄明白的真相,其实也很简单。打倒《四人帮》之后,专案组终于查明白了,文革中周恩来之所以竭力保护赵丹,原来是受毛泽东所托。江青曾在主席面前哭述,说赵丹是个好人。

当年江青刚出道在上海演电影时,有人欺负她。是赵丹挺身而出为她解的围。

于是,赵丹死后,又蒙受了另一场更大的不白之冤。

有人说,30年代在上海的演艺圈内,赵丹跟蓝苹的关系好的不正常。

于是,人们便生出了许多正常的想法:

赵丹跟蓝苹一定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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