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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 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21 点击数:425次 字数:

 

1930年代中期,江青她只是个小人物,哪里知道鲁迅其人其事?但她后来得知,毛主席早就与鲁迅神交已久。当年毛泽东转战西北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拿着鲁迅的文章。

在她成为主席的妻子之后,更让他吃惊的是,主席手头竟然有那么多的书,包括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经过了万里长征,那么艰苦的岁月主席也没舍得扔掉。

江青是念过大学的人,自然知道这些书籍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主席亲笔批阅过的书籍有多么宝贵。

1935年,红军到达陕西省北部之后,主席曾派人去寻找鲁迅,希望能保护他,并将他带到根据地来。

来人首先去了上海。无果而归。接着,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仍无济于事。

江青说,如果主席派去的人在上海找到了鲁迅并将他带到了根据地,或许鲁迅就不会病死于1936年。又或许,他会活得比自己更命长。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来不得半点假设。

1936年10月,她和一些工友们参加了鲁迅的葬礼。

江青回忆说:

“我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我们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一路高唱着《国际歌》。”

在送葬的队伍中,江青还看到了丁玲、萧参、胡风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

有人对江青说,当年鲁迅曾去戏院观看过她的舞台演出。并问江青知不知道此事?

江青回答说:“不知道。”脸上却泛起了红云。

这是江青第二次在我面前红脸。故印象尤为深刻。

中国有句俗话:

“一字不过三。”

二个月中,江青总共在我面前红过三次脸。

见江青脸红,我有些惊诧地问翻译小王何故?

小王说,江青并没有见到过鲁迅其人。只是在延安与主席结婚后,见主席床前桌后到处都能找到鲁迅的文章,读来读去,自然“日久生情”。

完事,小王反问我道:

“难道你年轻时就没有过日思夜想的心中偶像?”

“有。”

“谁?”

“不告诉你,反正说了你也不认识。”

小王心领神会地笑了。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尽管如此,当他得知毛泽东带领红军到达西北之后,鲁迅曾派人专程送火腿和其它一些食品去延安。不知是途中遗失或是被他人“劫”食?总之,主席没有收到他的礼物。

鲁迅生平从未给人送过礼,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江青与主席结婚几年之后,结识了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并成为了好友。

许广平与江青有着同样的经历,二人都嫁给了比自己大得多的“大”男人。(注:英文的“大”(great)含有“伟大”的意思,或许此处翻译成:二人都嫁给了最伟大的男人,更准确一些。)

许广平1927年10月3日与鲁迅同行到上海,不久与大她17岁的鲁迅结婚,时年29岁。

许广平曾对江青说过:

“有一段日子,我跟先生上街根本不敢走在一起。我俩分开地走在马路的两边。万一有一个被国民党抓去了,另一个还能及时逃脱。”

当时的斗争环境就是这么的恶劣。其实,鲁迅他早就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

许广平是鲁迅先生的第二任妻子,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与鲁迅一起发起揭批驱逐北师大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许在毕业前一年在报上公开表达对她的老师鲁迅的感情,1927年两人在广州同居。不久移居上海。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闻讯,江青曾伤心了好一阵子。

 

江青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臂,示意我过去旁边的房间。

隔壁房间的桌面儿上堆放着一叠高高的书籍。足有二十卷之多,用红线捆扎好了的。

江青笑着对我说:

“这是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绝版,书店和市面上绝对找不到。个别私人手里虽说有几套收藏,但人家同样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我手头的这套,就送给你了。希望你能喜欢。”

给读书人送书,哪有比这更好的礼物?

我能不喜欢么?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套书的价值远比我想像的要贵重得多,得多,得多……。堪比无价之宝。

《鲁迅全集》在1950年和1960年虽有两次再版,但部分章节已被修改,成了赝品。

奉旨捉刀对鲁迅著作进行修改的人是中国文坛久负盛名的四大才子。周杨、田汉、阳翰笙和夏衍。

周扬(1908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绮影、谷扬、周苋等。湖南益阳人。

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2] 院士。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

由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文艺界的官方领导地位,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曾经有中共“文艺沙皇”[3]之称,文革开始后被打倒,遭到监禁和批判。

文革后平反,晚年思想有巨大变化,向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被其批评或攻击的人士道歉,提出人性论和异化论,1989年因脑部疾病而病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

周扬的一生极具戏剧性。

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

1931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

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也与胡风有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秋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

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

1949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在其担任文宣领导期间,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胡风、丁玲反党集团案。

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两次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

周扬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进行激烈批判,却未能自保。“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捕入狱[4]。

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被释放。

出狱后周扬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晚年他的思想有巨大转变,对早期种种批判运动都有反思。陆续对胡风等被其批判过的人士道歉。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中,周扬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由王若水、顾骧和王元化共同起草)报告中的第四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很快引起党内争议[5][6]——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后休会两天,同时胡乔木劝说周扬修改文章,但周扬非但没有修改,并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发。胡乔木等党内人士非常不满,以违纪为名要求周扬检讨。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由胡乔木起草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说法,此后持续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周扬也成为批判对象,并被要求做公开检讨。后因胡耀邦出面,将批判风波平息。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未结束。

1984年周扬前往南方访问,在广州时不慎摔倒,回京住院治疗,1985年由于脑软化病危,成为植物人。

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

夏衍,原名乃熙,字端先,汉族,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严家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夏衍3岁丧父,1915年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1919年受五四运动激发,和同学共同组织杭州五·八游行。

1920年夏毕业,秋被保送赴日本留学,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

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途经日本,夏衍和同学前去迎接,受到孙中山热情对待,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底夏衍从学校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担任国民党驻日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因驻日支部被支持南京国民党的人捣毁,夏衍于4月下旬回国向武汉国民党总部请示。在上海得知负责海外工作的彭泽民已离开武汉去香港,无从联系,滞留上海,后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翻译。

1929年翻译了《母亲》,并参与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并于次年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期间结识了郑伯奇、阿英等人。

1933年中共上海文委电影组成立,夏衍任组长,阿英等为委员,从此夏衍开始涉足电影剧本创作。

1935年为躲避国民党搜捕,在一公寓躲藏三个月,并创作出多幕剧《赛金花》。

1935-1937年这段时间他创作欲旺盛,完成两个独幕剧,一个历史剧《秋瑾》和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

1937年他完成了代表剧作之一的《上海屋檐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辗转各地开展救亡运动,创办《救亡日报》并坚持了3年多的时间。

1940年完成《心防》。1941年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抵达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辗转到达重庆,负责主持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文化活动,并完成另一代表剧作《法西斯细菌》。之后他先后赴上海、南京、香港等地主持当地共产党的文化活动,并从1944年起担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之后陆续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等职,负责上海的宣传工作。 

1954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1955年到任。

此后他写出了剧本《考验》,将《祝福》《林家铺子》等小说改为电影剧本。文化大革命中,夏衍被打倒迫害,投入监狱八年。1977年后复出,1979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1982年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5年文化部为表彰夏衍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特颁发荣誉奖状。

1994年在95寿辰之际,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199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撒入钱塘江。

田汉、阳翰笙其人其事,前文已有交待,不再赘述。

究竟是奉了谁的旨?又或是有人假传圣旨?让他们四人对鲁迅的原著进行了篡改。江青没说,我也就更不得而知了。

中国人喜欢搞“秋后算帐”,也有人说了:“永不翻案!”谁是谁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读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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