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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 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20 点击数:486次 字数:

 

江青年轻时,曾崇拜过二位偶像。

一位是政治偶像;另一位是文化偶像。

无疑,毛泽东是她心中的政治偶像。而另一位文化偶像,便是知名左翼作家——鲁迅。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

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的家族是浙江绍兴会稽县的一个周氏大家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

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疏通官场,让周伯宜去作弊,不料被告发,周伯宜在考场被拘留。

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回稽县衙自首。

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

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

就在周家元气大伤之际,鲁迅的父亲又卧病不起。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

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一八九六年十月离开了人世。

家道的衰败使鲁迅认识到了世态炎凉,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鲁迅的母亲鲁瑞看到鲁迅去意已决,就为儿子筹集了八元川资,送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其时鲁迅刚好十八岁。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

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

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

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

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

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

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

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

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

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

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

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

《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

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

“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

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

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

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16部杂文集。

在这16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

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

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先生1931年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气肿病逝于 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说起鲁迅,不知怎么地江青总有那么多话要说。

服务员进来换了好几次茶水。热毛巾凉了,又热。

人们只知道他手中的笔,和他写的文章。而他为革命做过的一些具体事迹,却鲜为人知。

1933年,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地下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有时候,同一天就被端掉好几个窝点。

尽管鲁迅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保护了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

当他得知红军指挥员陈赓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负伤,已辗转来到上海就医的消息后,第一时间便将陈赓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而此前,他俩并不认识。

陈赓,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陈赓(1903年—1961年)原名陈庶康,湖南省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人。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陈赓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的铁路局当办事员,参加爱国运动,得到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等的帮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等战斗。

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时,在华阳附近战斗失利,叛军追了过来。到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怕被叛军俘虏,拔枪企图自杀,要“杀身成仁”,幸亏陈赓眼明手快下了校长的武器,陈赓不顾个人安危,连背带拖,将蒋救了出来。之后,陈赓又不眠不休,长途跋涉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的第一师,搬来援兵。

因为这次的救命之恩,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最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任凭中共将陈赓营救了去。藏在了鲁迅的家中。

同一时间住在鲁迅家里的还有红军的另一位高级指挥员谢富治和知名作家瞿秋白。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谢富治于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龄青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和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一起回了老家。

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处于最低潮时,谢富治、李先念却毅然跟着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11月,黄安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李先念是这次起义中农民武装的领导人。

起义失败。

起义虽然失败,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却深深地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30年,鄂豫边的红军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展,谢富治所在的农民武装也被编入了工农红军。参加红军后,谢富治作战十分勇敢,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取得了斐然的战绩。

可以说,青年谢富治在人生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了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连许继慎这样能征惯战的著名红军将领也惨遭杀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是紧跟张国焘的。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提到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是做出过贡献的。

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连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中,他所率部队也打了不少漂亮仗。

在战斗中,谢富治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应该说,谢富治也是个立有战功的人。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不过,他是跟随张国焘走的长征路。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视。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了整编,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谢富治被任命为任129师386旅772团政训处主任;后来升任八路军385旅政委。

那时八路军的旅,是由原来红军的一些军、师合并而成的,是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以下的最高建制,经过后来的发展,其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了旅一级,实际上有军一级的战斗力,能够独立作战并独当一面。

王震、陈赓等原来红军的军长,都改任旅长。谢富治后来能当上旅一级的政委,说明他还是很受中央重视的。

   当时,陈赓是386旅的旅长。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非常好的。

陈赓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谢富治虽然没有进过军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实战经验十分丰富。

因此,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

后来,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仍然与司令员陈赓合作。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办法,总结了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好经验,推广了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很快就在华北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

后来,这些根据地扩大、联合,成为大片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打击日寇、壮大自己的重要基地。

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也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八路军,做出过贡献。

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作为和国民党军队直接对峙的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发起了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便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

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当年,陈赓、谢富治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在二野整编中,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这是谢富治与第二个姓陈的合作。

平心而论,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是好的。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

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

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

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在治理云南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不少工作。

  更值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云南在历史上就以种植、贩卖鸦片闻名,黑恶势力也很大。

谢富治主政云南后,在禁毒和打击贩卖鸦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

然后,发布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严厉制裁。

政府公布禁烟令后,吸食和贩卖鸦片者转入地下,谢富治便组织军政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对吸毒贩毒的场所进行明查暗访,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然后统一行动,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贩毒的窝点,镇压了黑恶势力的头子,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又奉调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病死于北京。

谢富治是江青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忠实的挚友之一。

名垂千史也好,遗臭万年也罢。

总之,历史会记住他。人民,也会记住他的。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百七十八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

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

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

8月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

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

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1922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

于是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号回到北京。

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

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

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

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

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

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

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

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

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

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

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

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

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

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

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而野心勃勃的小人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小迳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

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来到中山公园,“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慢步走向刑场。

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

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

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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