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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 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19 点击数:480次 字数:

 

1935年,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世界。

阿道夫·希特勒,奥地利裔德国政治人物,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成为德国元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是二战的主要发动者。

在二战前期,德国及其他轴心国占领了大部份的欧洲、北非、东亚及太平洋诸岛屿。

然而1942年之后,盟军开始反攻,德军渐居劣势。

1945年德国战败,他的下落成为历史之谜。

不仅如此,希特勒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未解之谜的人物,一个非德国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资金和政治背景,居然成为了德国元首,并发动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二战。

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

1922年至1943年期间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墨索里尼在1925年1月宣布国家法西斯党为意大利唯一合法政党,从而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

墨索里尼与德国总理希特勒于1939年5月22日签订意德钢铁条约。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加入轴心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发现并俘虏,翌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克拉拉·贝塔西在科莫省梅泽格拉被枪决。后被愤怒的群众暴尸。

在东亚,激进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的东三省。

共产主义世界也没闲着,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组成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同盟。

然而,要将共产国际的成功经验照搬到中国来,谈何容易。刚刚经历了军阀混战的中国,还没来得及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又爆发了全面的内战。

共产党和国民党这对生死冤家,从瑞金一直打到了延安。毛泽东率领红军跑了二万五千里,蒋介石不依不饶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追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

打来跑去的结果,证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领着共军打阵地战、正规战。三下五除二,没几个回合,就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地败下阵来。损失十分之九。

倒是毛泽东的“逃跑主义”挽救了红军。更匪夷所思的是,星星之火经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了一圈回来竟然成了燎原之势。一把火,最后将蒋介石烧到台湾去了。

可是,1935年的上海却是另一回事。

江青描述说,上半年的政治气候一直处于“不均衡状态。”左派分子,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着从莫斯科发来的政策指令。尽管左翼组织完好无损,但其会员在过去的四年中却有了很大的改变。

7月下旬,剧作家协会更换了领导班子。

八月初,江青出席了新任领导班子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上宣读了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

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在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之后,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

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

  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表示中共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

原文如下: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账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华北党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由于张肯暗中作祟,1935秋天的这段日子江青就像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根本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但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与信仰,仍设法维持着与其他左翼团体的联系。

 其中有,电影救国协会、妇女救国协会和苏联友好协会等新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这些根据从莫斯科发布的《八一宣言》,在“统一战线”战线旗帜下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团体,成分参差不齐,良莠难分。

一些表面看起来是亲共的团体,实际上是反共组织。尤其是有些“左翼”组织的领导人中,不少人是“汉奸、叛徒和特务。”有的人甚至是双料特务。

尽管所有的协会都宣称是1935年8月成立的,但要整合这些五花八门的救国协会,却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进展十分缓慢。直到两年后江青离开上海去了延安,仍无结果。

这些政治团体中的年轻人要革命,而领导人却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年轻人如何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呢?

尤其是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只能依据他们自己的“交待”。根本无法查证。

江青回忆说,就像她自己这样,刚到延安的时候,也曾受到过怀疑。

比如说,共产党理论家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同志,可当时在延安,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

艾思奇,哲学家,云南腾冲人,蒙古族。艾思奇”的名字是从英文“SH”(其英文转写 Sheng Hsuen)得到灵感,并成为自己的笔名。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据王丹一介绍,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18代后裔。

艾思奇(1910年-1966年)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

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

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

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

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他在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亦有一定成就。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艾思奇同志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的哲学学术生涯和革命生涯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他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勇战斗,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哲学家”。

他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译东审阅,毛译东亲笔加上了“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

这是毛译东代表党中央对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光辉的一生所作出的最为恰当的重要评价。

就是这么一位好同志,当年差点儿没被共产党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毙了。

还有林基路——江青在延安党校学习时的一个同学,也曾受到错误的批判。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191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县都斛镇大江村。1933年在上海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春,经团组织同意,他去日本留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林基路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7年10月初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1938年2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

1942年9月,反动军阀盛世才将大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逮捕入狱。敌人对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严刑逼供,林基路等坚贞不屈,在狱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继续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崇高气节。林基路在著名的《囚徒歌》中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和坚定的信念:“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与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

江青后来才知道,毛泽民原是毛泽东的亲弟弟。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生,湖南湘潭韶山人。

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

毛泽民1922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毛泽民手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

他在工人夜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员,深入矿井、工棚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和思想。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减轻中间剥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1923年3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民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

7月合作社大整顿,毛泽民专任营业主任,实行平价廉价,增高消费额,并收来新街合作社,发展为总社,毛泽民任总经理。

  1931年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毛泽民幼年只读了4年私塾,自小就学习务农,是一个勤劳憨厚的农民。

他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务农。

1921年春天,跟随哥哥毛泽东到长沙,先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做教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秋后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

1922年被派到制笔业工人中开展斗争。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派遣到安源煤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1925年春,回湖南开展农运工作,9月被派到彭湃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年底从广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该报实际上掌握在我党手中(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宣传了我党的革命方针。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

1929年冬,率领钱希钧等9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由上海到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

1931年夏天,担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随后到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任第一任行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十五大队队长,负责部队的供给。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病。

1938年2月1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中苏边境发生鼠疫致使交通断绝,一时不能成行。他接受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建议并征得党中央的同意,留在新疆工作,化名周彬,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之职。

  当时的新疆因连年战乱,经济凋蔽,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上任后采取了调整税收、改革币制、平稳物价、发行建设公债、节支开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在短短3年时间里,将新疆财政整顿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1941年2月,调任民政厅厅长,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实行了民主选举,在全疆整顿和扩建了17所救济院,举办了医药医疗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1942年,新疆督办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9月17日软禁了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并于1943年2月7日投入监狱。

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施以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43年9月27日深夜被敌人秘密杀害。

说到这儿,江青停顿了片刻,默默地站起身来: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语气相当迟缓,心情也相当沉重。

江青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瞥见她掏出手帕偷偷地擦拭眼泪。

是啊,为了中国革命,毛泽东一家牺牲了六位亲人。作为中国第一家庭的长嫂,想想那些为革命献身的亲人和好友,江青的心情能不沉痛么。

江青走了。

这是二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江青没有陪我一起熬夜。

 

翌日。

继续昨夜的话题。

期间,江青在上海经历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史称:《七君子》。

七君子指的是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爱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史是七人中唯一的女性。)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人释放。

历史仿佛是开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原本被国民党以共党分子抓起来的七个人中竟然连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没有。倒是一个月之后,国民党的大头目蒋介石作梦也不会想到他自己也被人抓了起来。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只是此时的江青并不知道张学良捉蒋放蒋的故事。

由于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江青一如既往地坚持做基层群众的宣传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某位知名的电影导演看中,做了几个月的电影演员。

像是唤醒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说到这儿时,江青的情绪开始激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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