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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 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17 点击数:440次 字数:

 

江青深情地回忆说道:

“1930年的上海,是一个艺术家的大舞台。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家协会。”

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领域同样极尽反共之能事,他们严格审查非正统的出版物、毁灭打击前卫艺术、抑制创新电影以及不断缩减文化教育经费。

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左翼联盟,保护了许多现代艺术家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

诚然,每个联盟都有自己的“政治色彩”,且表达着各自领导人的意识形态。

1930年代中期,联盟中的左翼作家、教育家、戏剧家以及社会主义联盟,最终都团结在了以阳翰笙为首的左翼文化联合会旗下。

阳翰笙(1902-1993),编剧、戏剧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等,四川高县人。

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底参加创造社。

1928年初起陆续发表小说,并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

1933年以《铁板红泪录》开始电影创作,著有《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草莽英雄》等。

抗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等职。

阳翰笙著述丰厚,一生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

 

1933年底,江青第一次遇到了这位左联领导人阳翰笙。

当时的左联,不同的联盟在组织上是分离的,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联系也是单独的。他们的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有成分极其复杂的局外人。

1935年农历新年,江青被释放出狱后,很快便恢复了她的演艺生涯。

一些左翼团体通过地下关系联系上了她。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她还不是一名成熟的中共党员,却真实地展示了她的“革命个性”。并赢得了组织的认可。

刚出狱时,江青的身体十分虚弱。由于在监狱里关押时间太长,加上缺乏食物和医疗条件,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月经了。并且经常在下午发冷、发烧。

上海市委组织知道了她的情况后,决定送她去浙江省内的一个气候条件比较温和的地方疗养。

她拒绝了。

她已经失了太多的时间,必须加倍努力追赶回来!

为庆贺江青出狱,田汉给了她一张金城剧院的戏票。那儿正在上演田汉不久前刚完成的话剧《回春之曲》。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江青非常高兴地收下了戏票。

可临了却犯了愁。

她没有衣服穿。

她冬天的衣服,入狱时都被监狱没收了。

江青回忆说:

“最后,我不得不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件大衣,去看演出。”

几天后,她陪同党内的一位领导去看另一出戏。两人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她坐在包厢里, 一边等待开幕,一边悠闲地看着其他看戏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跟前经过。

突然,她眼前一亮。

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一个身着华丽服饰(漂亮的高跟鞋、黑色的毛皮大衣。)的女人,某位知名人士的夫人。

她刚从苏联回来,那天晚上她并没有注意到江青也在剧院里看戏。

几个月之后,她才了解到江青是左联的人。但并不知道江青已是中共党员。(早在青岛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江青。)

春未的时候,江青乘火车去了一趟北京,呆了好几个星期。期间,她继续去北大旁听李大钊先生的讲座。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市图书馆里打发掉的。

当她得知田汉等一批知名左翼分子被捕入狱的消息之后,着实害怕了好一阵子。

对她而言,失去组织的保护,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毫无安全感。

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坚决主张反共的,在北京就连看场苏联电影都有危险。有一次,江青去看了场苏联电影(片名已不记得了)。快散场的时候,她提前从侧门溜了出去。如果走正门退场,则极有可能遭遇特务盘查。回答稍有不慎,便会被当作“可疑分子”抓进监狱。

溜达到大街上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不如去找田洪,向他打听田汉或其他同志的消息。

结果,扑了个空。

不久之后,她突然从左联的一个教育家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人请她回上海,在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中担当娜拉这一角色。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挪威语: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

  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贱无耻。

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

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

剧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解决。《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但易卜生并没有在责难面前退却,他继续创作问题剧,揭露社会问题。

江青十分崇拜剧中的娜拉。

江青欣然应允,回到了上海。

在随后的几周内,江青还在左联剧作家他们创作的一系列话剧《暴风雨》、《双城记》中,饰演女主角。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杰作。

剧情大意是:普洛斯彼洛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他的弟弟安东尼奥野心勃勃,利用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的帮助,篡夺了公爵的宝座。

普洛斯彼洛和他那三岁的小公主历尽艰险漂流到个岛上,他用魔法把岛上的精灵和妖怪治得服服贴贴。

几年后,普洛斯彼洛用魔术唤起一阵风暴,使其弟弟和那不勒国王的船碰碎在这个岛的礁石上,船上的人安然无恙,登岸后依然勾心斗角。

普洛斯彼洛用魔法降服了他的弟弟和阿隆佐,使他们答应恢复他的爵位。

最后大家一起回到意大利。

本剧还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友谊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描述法国大革命一部大时代长篇历史小说,“双城”分别指的是巴黎与伦敦。后来被改编拍摄了多个版本的电影,也有音乐专辑以此为名。

1775年12月的一个月夜,寓居巴黎的年轻医生梅尼特散步时,突然被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强迫出诊。

在侯爵府第中,他目睹一个发狂的绝色农妇和一个身受剑伤的少年饮恨而死的惨状,并获悉侯爵兄弟为了片刻淫乐杀害他们全家的内情。

他拒绝侯爵兄弟的重金贿赂,写信向朝廷告发。

不料控告信落到被告人手中,医生被关进巴士底狱,从此与世隔绝,杳无音讯。

两年后,妻子心碎而死。幼小的孤女路茜被好友劳雷接到伦敦,在善良的女仆普洛斯抚养下长大。 

  18年后,梅尼特医生获释。这位精神失常的白发老人被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名酒贩、他旧日的仆人得伐石收留。这时,女儿路茜已经成长,专程接他去英国居住。

旅途上,他们邂逅法国青年查理·代尔纳,受到他的细心照料。 

  原来代尔纳就是侯爵的儿子。

他憎恨自己家族的罪恶,毅然放弃财产的继承权和贵族的姓氏,移居伦敦,当了一名法语教师。在与梅尼特父女的交往中,他对路茜产生了真诚的爱情。

梅尼特为了女儿的幸福,决定埋葬过去,欣然同意他们的婚事。 

  在法国,代尔纳父母相继去世,叔父厄弗里蒙地侯爵继续为所欲为。当他那狂载的马车若无其事地轧死一个农民的孩子后,终于被孩子父亲用刀杀死。

一场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得伐石的酒店就是革命活动的联络点,他的妻子不停地把贵族的暴行编织成不同的花纹,记录在围巾上,渴望复仇。 

  1739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暴终于袭来了。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把贵族一个个送上断头台。远在伦敦的代尔纳为了营救管家盖白勒,冒险回国,一到巴黎就被捕入狱。梅尼特父女闻讯后星夜赶到。医生的出庭作证使代尔纳回到妻子的身边。

可是,几小时后,代尔纳又被逮捕。在法庭上,得伐石宣读了当年医生在狱中写下的血书:向苍天和大地控告厄弗里蒙地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法庭判处代尔纳死刑。 

  就在这时,一直暗暗爱慕路茜的律师助手卡尔登来到巴黎,买通狱卒,混入监狱,顶替了昏迷中的代尔纳,梅尼特父女早已准备就绪,代尔纳一到,马上出发。一行人顺利地离开法国。 

  得伐石太太在代尔纳被判决后,又到梅尼特住所搜捕路茜及其幼女,在与普洛斯的争斗中,因枪支走火而毙命。而断头台上,卡尔登为了爱情,从容献身。

演出获得了成功,但江青依然认为小说比话剧的译本要更好一些,尽管小说中所表达的观点有些“反动”。

至于她扮演的娜拉,报纸和期刊对她好评如潮。但她怀疑是她的熟人和上海文化界一些重要的知名人士人影响了那些为她说好话的评论家。

只有张肯,两年前在上海工学剧团做过她的导演。现在是上海党支部的负责人。对她提出了负面的批评。认为她的表演风格“过于自然”,她所扮演的娜拉的这一角色,超越了易卜生的原始概念。

张肯是一个传统观念极强,对演员要求十分严格的人。

他说话非常难听,从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当他训斥江青时,眼泪一直在江青的眼眶里打转。

江青心服口不服。咬牙默默改进。

演出结束,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便是对她的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观看了江青的演出之后,鲁讯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娜拉走后,会去做什么?》的评论:

“她能找到工作吗?她唯一的出路,是争取妇女解放!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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