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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所有像江青这个年龄段的左翼分子，政治示威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方法。在国家问题上向政府请愿，有组织的团体比独立无援的个体更为猛烈，也更具影响力。
1933年，江青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
同年8月，她代表部分老师和城郊妇女带领着一群学生和工人去码头迎接英国工党的马利主教和法国的保罗·威兰特女装设计师。他们是来上海参加九月的第一个星期由世界反法西斯组织发起的“反帝国主义”集会的。
江青带去了两个钢管乐队。游行队伍一路上挥舞着红色的旗帜，敲锣打鼓，鞭炮齐鸣。
以教授和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有序地行进在上海宽阔的马路上。没有暴乱，当局也没有出动警察冲进队伍里来抓人。
江青回忆说，1933年至1934年间，上海的党组织仍然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有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甚至表现得比王明还要王明（更为左倾）。
左倾路线带来的结果是，国民党蓝衣社派出了大批特务打入组织内部。凡有游行，必定抓人。而且一抓一个准。
有些游行，国民党是不抓人的。
如声援十九路军出兵抗日，江青领着学生们上街募捐。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简称“十九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支部队，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26年粤军第一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陈铭枢为第四军当中第十师的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第十师亦扩编为第十一军，下辖第十师、第二十四师、及第二十六师。
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十一军时由叶挺任副军长，第二十四师及十师均参与其事。但第十师后来离开中共控制，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铭枢节制，改向蒋介石效忠。
1930年的中原大战，助蒋介石击败冯玉祥及阎锡山，番号改为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之后十九路军参加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同时蒋介石受压下野，南京国民政府由广东派系主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何应钦得知十九路军将领欲在上海抵抗日军，曾下令十九路军换防离开以避免开战。
1月28日，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即奋起迎战抵抗，因而成为在全中国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
后来日本多翻增援上海；蒋介石亦复出主持局面，并即派出中央军编成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到上海增援共同抗日。最后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
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将领在前线与共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敌我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十九路军中央化后，取消了路军级别番号，保留师级部队番号，正规部队有60师、61师和78师等三个师，都脱离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系统，成为中央军。唯一获得蒋介石信任的原十九路军高级将领是区寿年，继续担任78师师长，后升至兵团司令。蔡廷锴蒋光鼐长期赋闲，后留在大陆加入民主党派。
十九路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一二八凇沪抗战时期战斗力极为强悍，是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十九路军是唯一能和红军主力打成平手的国军部队。
但在福建事变后，因为优秀指挥官流失，战斗力大大下降，改编为中央军后，也没能完全恢复元气。
1932年7月18日，江青与一名年龄与她差不多一般大的男生上街募捐，正好遇上一群学生卧轨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此事对江青的撼动很大，她认为每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都应该像这些不怕死的学生一样，洒一腔热血，存浩然正气。
从这一刻开始，江青便看破了“生死”，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
只是没想到这一刻让她等得太久了。直到1991年5月14日。
频繁地参与街头示威，而且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只要学生领袖一声令下，支持者们便会从四面八方按指定的时间涌向指定的地点。警察和便衣刚在这儿驱散了他们，不一会儿他们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在游行队伍中，每每夹杂着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的叛徒。这些“自己人”喊起口号来，声音比任何人都高：
“宁死不做亡国奴！”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可是没过几天，那些在游行中与他们走得比较近的人，便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了。
回忆当年的游行示威，江青依然显得格外激动。
以陶先知为首的教育家，包括部分左联的教授，他们不仅同情学生运动，而且是幕后的策划者与支持者。
江青在示威游行中的积极表现，自然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包括真正的自己人——上级领导，以及冒牌的“自己人”——蓝衣社的便衣特务。
在一次示威游行前，廖沬沙交待她照看好两位刚刚加入队伍的女工。从见到她们的第一刻起，江青就觉得她们哪儿不对劲？她发现这两名女工比别人的衣服穿得都好。
这怎么可能呢？
江青穿着入时，是因为她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她一个人兼职了好几所中学的国文教师。
难道她们也跟自己一样，有较好的收入，或者是有父母、亲友或同志们的支持？
然而，她没法证实自己的想法，更何况是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
她只能将怀疑藏在心底。
江青做过演员，演技本来就好。这些自然不会太困难。
她们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而且江青还成了她们的“老大”。
记得那天下午（9月18日），江青正在演出（由日本电影《杀婴案》改编的戏剧），为英美卷烟厂罢工的工友们募款。像往常一样，还剩下好些张票。
普通票价每张仅二、三角钱。最贵的却要五至十元。
门票收入一直不好。
剧团的赞助人陶先知不得不包下了所有的特等票，用来支付演、职员工的薪水。
江青平常演出时很少留意观众的反映。可那天观众的反映却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观众情绪特别是容易激动，不断有人站起来高呼口号。
原来这是工会组织的一次活动。
演出即将结束时，剧场开始骚动起来。
警察进来抓人了。
大幕刚刚落下，演员们来不及卸妆便成鸟兽散从后门跑了。
当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江青这才发现整个剧场里就留下自己一个人。
此刻的江青虽然又饥又渴，却并不觉得害怕。
她掏出钱袋，想看看还有没有打车回家的路费。
钱包里空空如也，分文不剩。别说车费，连今晚吃饭的钱也没有了着落。
江青突然想起，附近有一家白俄餐馆做的罗宋汤相当不错。江青认识店主，她相信只要自己开口，白俄罗斯老头会为她打破“没有免费的晚餐”这条禁例的。
刚走进餐馆，江青就觉察到气氛有点儿不对。
许多食客停止了用餐，正注视着她。
许多人认出了她。
他们刚刚看过她下午的演出。女演员李云鹤这个名字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仅是她的演技，更让他们折服的是她的勇气。
警察抓人，这个小女孩却留在了最后。
有人在店主耳边低声诉说了些什么。小老头一高兴，为江青提供了一餐免费的丰盛的晚餐。
翌日，江青必须去参加一个抗日示威游行。上级派了个女人为她带路。一不小心，半路上江青将带路的人给弄丢了。
江青急了。
急忙赶往附近的内盛桥，一个熟人也没有找到。她急忙赶往另一处地点，却发现周围全被警察给包围上了。
被包围的人是英国殖民政府锡克教代表。
绕开这一危险区域后，她继续坚持寻找示威游行的集合地点。碰巧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告诉她集合点已经改在了北京西路。江青一口气跑到了爱文一路大街，却没有发现一个人。
江青没有放弃，一路追赶下去。
直到看到大街上出现一群尊贵的先生们。（这些“衣冠楚楚”准备参加示威游行的男人，全是作家和学者。）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
说到这儿时，江青的情绪有些低落。说话的声音很低，近乎耳语。
沉默了片刻，才重新恢复过来。
这几天，她一直靠吃安眠药才能冷静下来，小睡一会儿。昨夜，因服食了过量的安眠药，不小心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是护士发现了她，并将她弄到了床上。当江青笑着跟我说了这事儿之后，我才注意到她身边今晚多了几个人。
年轻力壮的警卫员小乔、一名护士和医生。他们随时都在观察江青的反映。生怕有任何闪失。
午夜了。江青仍然“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警卫员小乔似乎胆子比医生护士都大。中途好几次打断江青的说话，提醒她时间不早，该休息了。而根本不理会江青对他瞪眼或是翻白眼。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江青对身边的这些小伙子、小丫头片子过于宠爱。“没大没小”的惯了。弄得他们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只当她是“奶奶”，而不是国家“第一夫人”。
没奈何，江青只得站起身来，大步走出了房间。走动时，她腰间的丝绸腰带飘动着，像是在舞蹈，姿态优美极了。
但愿她今晚有个好心情，睡个好觉。
接上回书，让我们继续跟随江青回到示威游行的队伍里。
江青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像是自己过去教过的学生。他背着一个大包袱，样子有些古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包袱里不是藏着武器就是传单什么的。
果真如此，小伙子的行径引起了一名锡克骑警的注意。骑警举起了手中的警棍，简直朝他冲了过去。没等小伙子反映过来，警棍已经粗暴地落在了他的手臂上。小伙子身体失去平衡，应声倒地。
这一幕刚巧被江青看在了眼里。
江青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根本就没考虑自己的鲁莽行为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下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是她自己。
半路上，江青冷静了下来。
为了不引人注意，她放慢了脚步，假装在看橱窗里的时装，目光却在搜索观察周围的情况。
此时，有一名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此人（老王）江青认识，曾在一起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
她示意江青跟着她走。
江青没有多想，便跟着她一直走到了爱文一大街。
再往前走到立胜桥附近时，江青突然发现身后跟着“尾巴”。江青使眼色示意老王先走。自己“领”着警察拐进了胡同里。江青对这一带很熟悉，三转二转便将尾巴甩掉了。
江青安全地回到了学校。
继续她的教学生涯。
尽管江青不是中央或省委的成员（甚至连上海支部的成员都不是。），可是随着她的名声越来越高，她也越来越重视在示威游行中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她甚至发明了一种“飞行会议”——那种即开即散的碰头会。
她可不想被人抓住，在监狱里过一辈子。要知道外面还有许多工作正等着她去做呢。
江青和她的朋友们总在不停地争论，为了不引起警方的注意，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才是最成功的？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从事地下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的。
那年秋天，她收到了一封信。纵向折叠起来就能看到信封上的两个字：“云鹤”。
不过，“鹤”字只写了半边，去掉了右边的“鸟”字。
这么做，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是白区地下工作常见的一种联络方式。
信的内容通常都很简单，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
信上说，听人说她被疯狗咬了，正在住院治疗。对此深表同情。并希望她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这是地下组织事先决定好的暗语。
意思是：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这是一道令人十分恼火的密令。好不容易在上海站住脚，工作刚有了一点成绩，就要撤退。实在是心有不甘。
要知道江青在上海的这段日子并不好过。她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边是中央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另一边是左翼联盟。两边下达的指令，大部分是相互矛盾的。
到目前为止，左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左，左到“王明路线”上去了。共青团和其他一些革命青年和学生的组织也都跑到“左”边去了。
就像她说的那样，一个要坚持城市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另一个要上山打游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不管你去哪儿？只要离开城市就行。
是走？
是留？
起初，江青也很矛盾。
最后，她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决定，搬到了北京。
在江青的回忆里，北京的白色恐怖是最残酷的。随着国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地的国民党政府都加大了清除共党的“剿匪”力度。
在这种环境下，独立无援的个人斗争，变得越来越脆弱，也越来越危险。只有依靠组织，才有生存的可能。
到达北京之后，江青第三次踏进了大学校门，在北大（北京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在青岛大学和上海大学，江青所学的专业课是社会科学。而这次在北大，江青主攻的是马克思理论。她的指导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李大钊先生。
这段日子，江青每天都要重复的动作是，悄悄地穿越校园里的草坪，然后溜进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与学生“打成一片”。
刚进北大，江青身无分文。她的收入仅是母亲每月寄给她的七元钱。支付房租后，每顿饭只能吃四分钱。
北大，是毛主席曾经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学府。即便是旁听生，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参加各种讲座和自由自在地进出教学课堂。
江青设法弄到了一张图书馆的借阅卡。
几个月来，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阅读，丰富了她的知识和大脑。同时维持着她身体营养所需的只有扁平的面包和白开水。
讲述北大校园生活的经历时，江青的脸上不时闪烁着少女的红晕，嘴里也情不自禁地爆发出阵阵笑声。特别是当她讲到第一次在北京学骑自行车的“惨痛”教训，更是忍俊不禁。连摔了好几个跟头，她才找到骑车的窍门。
年轻时，她的确在许多方面都佷笨拙。她承认，她的平衡感很差。但是，她的意志力很强。
意志力不仅帮助她学会了骑车，同时也帮助她克服了人生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