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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旧事 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07 点击数:1414次 字数:

江青从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中国。国家饱受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的蹂躏。

二十年代,上海、青岛等港口城市的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同时,进步青年也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引进了中国。

进步青年们上街游行,组织城市暴动,秘密煽动外资厂的工人罢工。抗议他们雇佣童工、虐待劳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涨的序幕。

为了在华的长远利益,从1920年开始,日本侨民便大批涌入济南和青岛。尽管江青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可中国这段屈辱的历史已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28年春,江青十四岁那年,蒋介石联合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二次北伐,统一了中国。日本立即以保护在华日侨的利益为借口,向中国派出了远征军。为遏制日本军队的行动,蒋介石抢先一步,5月2日将他的司令部移到了济南。

五月的第一周,日本兵和蒋介石的军队同时兵临济南城下。5月7日,蒋介石撤走了他的大部分兵力,重新开始北上打内战。济南重陷敌手。在这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日伪军和汉奸在济南城内实施暴政,打压进步势力,屠杀平民百姓,无恶不作。

江青在济南城内亲身经历了这段苦难的日子。

江青接着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1911年)被推翻之后,奉系的张作霖会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和直系的吴佩孚联手 , 分别从东北、山东、河南、直隶等地 , 共同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在多处受到打击 , 战场形势对国民军越来越不利。 

1926 年 3 月 , 直奉联军占领天津。 

3 月 29 日 , 张作霖派褚玉璞代理直隶督办 , 李爽恺代理直隶省长。 

1927年,江青和母亲搬到了天津,寄居在嫁给了诸玉璞手下的一名低级军官的姐姐家。

江青清楚的记得这一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我只有十三岁。却要干所有的家务活——拖地、打扫屋子、买菜和上当铺。这些个(体力)活,都得我做。我还想上学。可所有的学校学费都太贵,我们家根本就付不起。再加上我姐夫又丢了差事,家里的日子就过得更紧巴了。”

1928年6月6日,国民革命军打进了天津。

江青想去一家中国人开办的卷烟厂干活,弥补家用。当时的烟厂全是手工生产,老板雇佣的也全都是童工。但遭到了姐夫的极力反对。姐夫非常生气:“这样,会毁了你一生的!”为维持生计,姐夫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1929年,姐夫带着姐姐、母亲和她,又重新回到了济南。

他们在山东西部距黄河约六公里(距泰山二个小时路程)处的地方住了下来。

济南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闻名世界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区域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城子崖,有先于秦长城的齐长城,有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等。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谭人所作讽刺诗《大东》,是现存最早的有关济南的文献。济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隋建四门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

当时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四十万,交通十分发达。

二十世纪早期,在改良主义的倡导下,公共教育办得十分出色。共举办了二百多所小学,外加几个高中和大学,其中包括著名的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是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其前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

整个教育体系,由一批具有现代改良主义思想的杰出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国民党党员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济南城市人口结构复杂。

自从市政府对外打开大门之后,不久便涌入了大批欧洲和德国侨民,最多的还是来自日本的移民。

江青初到济南时,城内日侨已超过五百多人。

明朝以来,济南的演艺业便十分发达。相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些演员都是女性。

在这种历史文化的熏陶下,江青也萌发了想做一个演员的志向。

山东省实验艺术剧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学费和生活费都由中华民国政府提供。作为回报,毕业生通常都得留校做几年(时间不定)不拿薪水的学徒。

江青说:

“1929年,我考入了山东省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种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但同时也学一些古典音乐和戏曲。我十五岁之后,学校除了免费的提供学费和餐费之外,每月还发给二个大洋(约60美分)的零花钱。”

江青接着说:

“学校优先招收初中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大学生。我没有学历,他们接受我,仅仅是因为学校里女孩子太少。

我只学了一年,可我学了许多东西。我很勤奋,每天起早贪黑的总是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东西。”

在校期间,她不仅广泛阅读戏剧文学,而且学会了唱传统戏曲和现代歌剧。她精通各种乐器,尤其是钢琴。这些异国乐器,她只学了三个月。尽管老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却很喜欢她,同时对她也格外严格。基础课练习时,伴随着节奏老师总爱用小木棒敲打她的手腕。一有出错,便加大手中的份量,打得她生痛。

江青他们班,共三名女孩。她是最小的。另外两个,跟学校其他同学一样,看不起她。因为她的旧衣服。

导演的妻子——于山,早年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曾就读过这所学校。),是这两个女孩其中一个的姐姐。她是一个“反动派”,喜欢无休止地欺负江青。

还是毛泽东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江青有自己的立场,她用自己的方法搞恶作剧来报复班里的这二名女生。

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仍记忆犹新。她坦率地承认,并不是因为怨恨,只是为了好玩。

学校是由一所旧文庙改建的,一到夏天房间里特别闷热。学生们经常去庙堂里纳凉。

江青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庙堂里立着一尊巨大的孔子的泥塑像。身后排列着他的门徒——七十二圣贤。

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独自一个到了大堂,倒在一张古老的藤椅上凉快。没多久,那二名女生也信步闲逛到了这里。

她们让江青交出椅子:

“哪儿凉快,上哪儿去。”

按照吩咐,江青默默地起身,将藤椅让给了她们。又温驯地端起油灯,为她们搬来了另一把椅子。

然后悄悄地溜出了大门。

她砰然关闭上大门,带走了油灯,将黑暗留给了那两位女生。

她听到了身后女孩的尖叫和乞求声。

几名男生闻声赶来“解救”了她俩。男生们提着灯笼朝江青逃遁的方向追了过去,一边高喊着:“要好好地教训她!”江青竭尽全力跑到小溪后面的灌木丛里躲了起来。心想,他们是绝对找不到这儿的。但是,女孩子们知道最终她还是要回宿舍睡觉的,不如就给她来个“守株待兔”。

江青

捏手捏脚溜进屋,爬上床,轻轻地放下蚊帐。

刚松口气,江青便发现几只黑手悄悄地伸进了蚊帐。

这回轮到江青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唤了起来。

她俩非常生气,仍想迫江青就范,保证今后不再搞恶作剧。

江青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看情况再说吧。”

在江青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其实还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唱戏,必须用标准的北京话。

经商、教学,乃至政府官员,当时都流行说普通话。

江青出身山东,满嘴山东土话。常常惹得其他的学员哄堂大笑。别人的北京话都说得比她好。可江青并没有气馁,她找同学帮她矫正口型,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台词。

有一次学校准备排演一出悲剧《戏剧人生》,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创作的剧本。他领导的中国南方戏剧协会,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已具有相当高度的影响力。

导演的妻子——那位女同学的姐姐,负责分配角色。她刻意将江青的演出安排在了星期一,通常这一天来看戏的观众都不会太多。

江青演得很投入,也很成功。不仅博得了观众的眼泪,还赢得了他们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学校的老师和导演一起走进了化妆间,通知她:

“这出戏,今后由你担任女主角。”

江青哭了。满眼泪水地从化妆间冲了出来。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

“我成角了。”

事实上,江青成角后,仍遇到许多人烦心的事。不过,她并没有细说这方面的事情。

江青说:

“当西北军的韩复榘(韩复榘,字向方,中国近代史上军阀之一,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在抗日战争中,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打回济南后,学校关闭了。”

学校关门后,江青加入了一个由学校部分教师和学生组织的巡回戏剧小姐,去了北京。

江青说:

“我没有告诉我母亲,只是在火车站给她写了一封信。那一年(1930),我十六岁。北京的生活,十分艰苦。我连买内衣的钱都没有。我带走了家里最好的棉被,可夜里仍然冻得一个劲地发抖。那时候的北京,白天,沙尘蔽日;夜晚,寒风刺骨。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国民党和共产党,我都没有概念。我只想挣钱养活自己。我喜欢戏剧。”

江青接着说:

“1931年早春,我去了青岛。”

青岛的冷雾和港口飘拂着的带着咸味的海风,给江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江青的家乡,出生地诸城离青岛还不到五十公里,可江青以前从未见过大海。

江青回忆说:

“我从前的老师——赵泰瑁,也是我的老乡。他曾经做过济南实验戏剧学校做过导演。现在青岛大学执教,是文学系的教授。他表示愿意帮助我进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

赵泰瑁进一步表示,只要她愿意,可以在大学里开设一个艺术班。(可能是戏剧艺术,她没有明说。)并且还可以帮她报销来青岛时所发生的差旅费。江青很感动。可青岛对江青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一时很难做出决定。与江青一起来的济南实验艺术学校的同学,全都怂恿她接受老师的好意。最后,江青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江青上了大学。

江青说:

“实际上,他(赵)属于国民党改革派。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与胡适非常接近。”

江青笑着追加了一句:

“当时,我并不厌恶资产阶级。”

她接着说:

“胡适集团的某些人,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闻一多是我在青岛大学上学时的老师,我经常去听他的课。”

江青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作为反面教材,我们真正的‘老师’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之后,奉天,以及满州里东三省全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去。我们决不能忍受!我们决不甘心做亡国奴!作为我自己个人来说,我从来都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当时,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同学都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去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并迅速地向全国漫延。

江青对老师(赵)说:

“我也想去参加游行,跟他们一起请愿。”

老师制止了她:

“你——,也想去制造麻烦吗?”

闻言,江青目瞪口呆,几乎说不出话来。

江青车转身,跑了。

她独自一人跑到小山后面的林子里。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心想,老师这是怎么了?他怎么可以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制造麻烦”呢?

良久,江青终于想明白了。

老师错了。

于是,她决定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共产党在青岛的外围组织)。青岛大学许多学生开始罢课、罢考。

“从那时开始,我拒绝接受他(赵)的任何帮助。我在大学里找了一份职员的工作。主要是写写卡片什么的。同时,我还在继续上课。我每个月的薪水是三十块钱(约九美元)。十个大洋寄给母亲,剩下的留给自己。青岛的物价很高,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开销。你看,我说的不是自己用。我哪能用得了那么多钱。我得帮助其他同志。我们每个人都得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用来支付剧组的开支。没有人给我们钱,只能依靠自己。每当我们在工厂或农村演出的时候,他们非常欢迎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可他们实在太穷,自己过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就是要解救穷人!’不久后,我参加了共产党。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我懂得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1931年,江青到了青岛之后不久,一方面上大学读书,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海滨戏剧协会”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的民间团体。其目的就是要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到工厂、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春节过后,海滨戏剧协会决定离开城市到广大的乡村去巡回演出。

1931年江西的红军,并不为众人所知。对国民政府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威胁。但是,在城市公开宣传苏维埃红色政权,依然是很危险的。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海滨戏剧协会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占区去,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然而,实际行动起来,困难比他们原先所想像的要大得多。在农村许多地方,根本就买不到食物;也没有旅店。有的地方连可以住人的大车店也没有。他们常常忍饥挨饿走很长的路也吃不到东西。饥饿严重地影响了宣传队的土气。

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叫“老山弯”,离青岛的海岸并不太远。当演员们进了村时,村民们都围了上来“看稀奇”。男演员穿的西装,女演员穿的短裙和丝袜,都是村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有村民给了他们一个银元,打发他们快点儿离开。也有情绪偏激的村民,说他们是来“好玩”的,并不是真正来给农民唱戏的。

可见,他们并不受农民的欢迎。

这件事对江青的震动很大,也让她明白了宣传发动群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论你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好坏如何,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才能让乡亲们接受。

当他们准备离开老山弯的时候,有村民告诉他们最好是去王高庄。那是个大村子,有好几家旅店。而且离这儿并不是太远。

到了目的地之后,江青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教孩子们唱歌。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青岛的整个沿海地区。

通过教唱抗日歌曲,江青与孩子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有些孩子喜欢上了她,常邀请她上他们家去做客。

在江青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是十分美好的。因为她象剧组里的其他演员一样,受到了乡亲们的肯定与欢迎。

巡回演出剧组在王高庄演出的几天日子里,江青的确做得很出色。乡亲们喜欢看她演出的节目,尤其是喜欢听她唱京剧。

尽管江青所学的专业并不是京剧,但她的京剧的确唱得很好。

巡回演出剧组在王高庄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乡亲们的好感与信任。于是,一有机会他们就向村民们讲述苏区和红军的故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最大的收获是,他们可以买得到食品和衣物了。

他们在王高庄演出的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的原创。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

《放下你的鞭子》是由《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改编而成的独幕剧。1931年,由集体创作、大剧作家陈鲤庭执笔写成抗战街头剧。

 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一日,女儿香姐正要提嗓,却因饥饿难熬,晕倒在地,老父即举起鞭子打她,观众中一名青年工人十分愤怒,大声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夺下了老父的皮鞭,并加以指责。老父和香姐诉说了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全场感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激起观众的抗日救国情绪。

该剧十分流行,但很难见到剧本。当地的同行私下找到江青,请她帮忙给弄一本,手抄本也行。

一日,江青拿到剧本后,飞快地塞进口袋,悄悄地离开剧场,径直跑到墓地,将剧本藏在了一块墓碑下。

在王高庄看戏的观众中,有不少士兵。他们很喜欢看巡回剧组演出的节目。其中三人成了江青的“粉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士兵们对宣传国共合作的节目并没有任何的反感。尽管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政治分歧,但他们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她和他们友好地分手了。

分手时,当兵的送了一些礼物给她和她的朋友们。

那天晚上,她满载而归地回到了客栈。她收到的礼物有:棉被、卷心菜和当地最受欢迎的山东大馒头。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士兵中有一部分人是参加过1927年大革命。也有人跟随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早在1905年中国就已经明令废除斩首而采用枪决的方式进行处决。但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决裂,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国民政府又再次将斩首恢复,将屠刀伸向了曾经合作的革命群众。

从上海撤离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在王高庄建立了一个支部。但当时江青并不知道这些,也没有与他们有过任何联系。

江青是其后,在青岛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当剧组准备离开王高庄时,有些村民舍不得让江青走,想挽留她。江青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跟着其他演员们一起上路了。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他们就这样走啊,走的。而且常常是饿着肚子走路。

有一次,身无分文的他们像往常一样,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几小时后,司机将车停在了狭窄的山路上,要求他们买票。他们好言好语地恳求司机,并保证到达目的地后一定付钱买票。好说歹说可司机就是不买账。并且大声地嚷嚷,如果不买票,就把你们扔在这荒郊野外的山路上!

最后,还是本地的山民救了他们一命,替他们补了车票。

这令人尴尬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江青的心。而山民的善举更让她感动。她一直在想,为什么越是“贫穷”的人,越有一颗善良的心呢?回去后,她将自己的感想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青岛的刊物上。

提到这篇写于1931年的文章,提醒江青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两班人马都在找这篇文章。一班人马是林彪的;另一班人马是被称之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为此,他们甚至将官司打到了周恩来那里。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指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大批无辜干部群众被迫害。     

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是指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 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

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从1967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

江青知道,林彪找这篇文章,是想保护她,怕她在文章中说了什么过头的话。江青更知道,林彪之所以这么做,并不全是为了她。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席。林彪对主席的忠诚,江青是从不怀疑的。

至于五、一六是何居心?那就不好说了。

迫于各种压力,周恩来屈服了,同意他们清查江青的历史问题。他们找到了一些当年巡回演出剧组的成员,结果也没问出什么材料来。他们又找到了后来江青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结果也没发现什么反动言论。

只有周恩来想方设法找到了一篇她写给一本妇女杂志的短篇小说。写的什么内容,江青自己也根本就不记得了。

周恩来将文章圧了下来。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许多年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专案组找到了这篇发表于1930年,年仅十六岁的女孩——江青写的文章。专案组在审讯她时,指责她写这篇小说只是为了赚钱!

试问,生活在家无隔夜粮的旧社会,写篇文章赚点儿钱——又有什么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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