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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 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04 点击数:645次 字数:

 

天桥剧院一别,成了我俩的永诀。虽然我不能期待与江青同志再次相见,但她的形象——意志顽强、勇于进取、能言善辩,却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中。

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责任感鞭策着我,要将她的故事公平地告诉世人。无论中国的当权者对她的评价如何,历史迟早有一天终究会还她一个应有的清白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总是喜欢夸大或者是缩小其中的某个部分。

其实说白了,江青也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一样,不同的只是历史的某些机遇,使她的人生道路比他人更为曲折和艰难一些罢了。

从第二天开始,一连四个早上我连续在与以邓颖超为首的中国其他妇女领导人会谈。邓大姐说话有点类似周恩来的风范,知识渊博,用词得当,很有说服力。

邓大姐生于1904年,比江青年长十岁。属于与毛泽东同辈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早在二十年代初便参加了革命。

江青同志是三十年代早期投身革命运动的,战斗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早期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毛泽东的革命核心红色区域。

邓颖超和蔡暢(李富春的妻子)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革命不分先后。”

江青参加革命虽晚了十年,但在唤醒中国女性的政治觉醒,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斗争中,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邓大姐的会谈被安排在了每天的下午。

上午,苏珥薇和孙炅芸都会到我的房间,继续阅读江青的《讲话》。

苏和孙她俩都是超一流的翻译家,却不带任何学者和官僚习气。不但用词准确,而且政治嗅觉极高。

不过,孙炅芸的个人天分似乎要更高一些。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人还长得漂亮、气质非凡。

六十年代中期,她曾在伦敦留学两年。回国后,便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2年她随同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前往美国,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小球带动大球,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年夏天,她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年底回到美国,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随从翻译。1974年,她被提升为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国家级工作人员。

更让我惊讶的是,孙与江青同志的私交甚好。并发表了一些迄今为止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四十年代在延安时期的照片。有些照片是彩色的,有些印在了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世界闻名。)上。还有些是江青同志拍摄的艺术照——风景和鲜花。效果处理得很好,就像中国的国画一样。另外她在美术和园艺方面,亦造诣颇深。堪称一位奇女子。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样,毛泽东、久负盛名的红军领导人朱德、郭沫若等其他高级领导人,他们不仅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政治家,而且还都是古典诗人、文学家。

然而,他们的革命行径每每与所受到的传统教育背道而驰。包括江青在内,她自称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在我鉴赏她拍摄的照片时,却明明看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娱乐性。而这些恰恰正是被无产阶级所批判、所不能接受的。

无产阶级打倒了皇帝,因为皇帝总是用朱砂墨签名。而他们只不过是改用红色铅笔罢了。

通过孙翻译,江青同志曾有意无意地测试过我的摄影专业知识。她有一组作品,拍摄的是盆栽牡丹。从种子到发芽,纪录了植物生长的整个过程。美妙极了。她让我猜测是在什么时间段拍的?用的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

我猜测是自然光,在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拍摄的。

第二天,当江青同志得知我的答案后,开心地笑了。

后来,我从江青同志身边的保卫人员那里得知,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人工照明系统,拍摄时间是黄昏。

 

访华的第五天,到了上海。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

我的随从人员队伍变得越来越宏大了。除了从北京来的随行人员之外,上海方面又增派了五名妇女和一位男同志。他们是艺术家、科学家,要不就是外事办派出的管理人员。

当然,这些都是江青同志刻意安排的。《人民日报》就曾公开报道过此事。

在上海,我所见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一些革命性的奇迹。比如,用于子宫手术的针炙麻醉,手术中的女性患者,甚至能完全保持意识清醒,毫无痛楚感。神经堵塞加上政治催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上海来的五位女性中有一位叫蔡睟盎,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她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最小的女儿。她以及她父亲的生平经历,本身可说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个缩影。蔡元培一生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蔡睟盎一生未嫁,离休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60年代起,她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期间,我还接触了一些年轻的女作家。这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她们脑子里除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竟然装不下其它任何东西。

还有一位叫王淑珍的“女劳模”,是一位纺织女工。三十刚出头,年纪很轻。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

令我们这些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中国,无论是位高权重者,又或是普通劳动者,只要你是共产党人,心里装得都是同一个信仰。

到现在,我才算是有点儿明白了:说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赢得的天下,其实并不完全。应该说是‘小米加步枪加信仰’,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

我在上海的访问,主要是在文化领域。江青同志是主抓上海的文艺工作的,姚文元则是当地的最高执行人。

白天,拜访了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故居。又与复旦大学的刘笪奇教授一起探讨中国十八世纪的另一部著名的文学著作《红楼梦》。

在中国,人们崇拜鲁迅,却对《红楼梦》持批判态度。只有毛泽东敢说话,叫大家看《红楼梦》。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三遍!

晚上,在姚文元的安排下,观看芭蕾舞剧。

今晚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是江青同志主抓的八个样板戏中的一个。

演出结束后,江青同志不仅上台与所有演员们一一握手,而且邀请主要演员与我一起座谈。

江青同志的兴致很高。

我也很喜欢《红色娘子军》。演员们舞跳得好,音乐也很美。只是不懂,女人们为什么要扛枪打仗?

过了深夜零时,我才疲惫不堪地回住所。

我们驱车逆时针方向行驶在上海的大道上,一边观赏着中国这座最具盛名的工业化大都市。

我发现我的中方随行人员全都看着老陈——我们中间年龄最大,最稳重的一位同志。

老陈突然情绪激动地宣布:

“我刚刚得到通知,江青同志已秘密飞往广州,并打算继续与你会谈。视情况,会谈可能进行一次或二次。这几天,你考虑好所有将提出的问题。江青同志会尽量答复你的。今天上午,有一驾从北京飞来的飞机要去广东。

我再强调一遍:这次的行程须绝对保密!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我心里直犯嘀咕:为什么要保守秘密?又有什么秘密可言呢?江青同志不是毛泽东的妻子——中国的第一夫人吗?

一会儿之后,情绪重归平静。大家又开始说笑起来。

无可否认,从此刻开始我心中的期待感突然高涨了起来。直觉告诉我,中国第一夫人真实的、活生生的往事,不久即将展示在我的面前。

第二天下午,上海方面的陪同人员全都赶到了机场为我送行。机坪上停放着一驾很大的银色喷气式飞机。

从北京飞来的飞机里只有一位乘客——张英,中宣部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正站在机舱门口,微笑着朝大家挥手。

担任翻译的是孙炅芸和唐龙平——上海市政协副主任,我们一行人中唯一的一位男性。

飞机宽敞的内部结构和装修,全是中国人自己精心设计打造的。

我和张英被安排在了头等舱。舱内配备有书桌和餐台,各类配套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舱内还有一张很大的床。白色的床单和粉红色的枕头全是丝绸的,上面绣着精美的刺绣。

张英回忆说,参加革命前她只是重庆的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三十年代后期,她到了延安——共产党的根据地。在那儿,她第一次见到了江青。

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教导下,她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和共产主义思想。她进步很快,不久便成了宣传部门的一名小组长。

张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却不乏对党的无限忠诚。始终不肯放弃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我俩刚要拉开话头,两位惊人漂亮的解放军女孩敲门走了进来。年轻女兵手中的托盘里有烤鸭、甜品、馒头、水果、冰淇淋、白酒、啤酒和葡萄酒。

我很快便被中国的红酒“俘虏”了。张将我搀扶到床上之后,回主客舱去了。躺在丝绸床单上,真是惬意极了。在贪图享受这一点上,此刻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有什么区别?迷迷糊糊之中仿佛看到有一个人进来,拉上了白色窗帘。

一路上我睡得很沉,直到机舱里响起飞行员通知飞机即将着陆的声音。

离开酒店,驱车前往某地的途中,有人通知我说:

“江青同志正在等您。”

司机一路不停地按喇叭。广东的交通状况真是糟糕极了。道路尘土飞扬,除了人就是动物。

夜幕即将降临,小车已驶离市区。

郊外的道路更加崎岖不平,坡陡弯急的道路两旁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竹林。竹林后面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枪上的刺刀,在黄昏时分最后一抹阳光的辉映下熤熤生辉,隐约可见。

江青同志下榻的别墅,是一栋宽广、单层的现代化建筑。墙高院深,十分宁静。青藤爬满墙头,池中盛开着芙蓉花。园中漂浮着一股浓烈的木兰和茉莉花香。知了和小鸟亮开了嗓音,竞相歌唱。一派生动的热带花园的景象。

别墅的空间很大,但内部装饰一般。偌大的客厅里仅仅摆放着一只景泰蓝花瓶。墙壁上挂着几幅卷轴,有现代的作品也有泛着黄色、历史久远的古画。

此地距离北方的首都虽有数千里之遥,但仍给人一种模糊不清、透不过气来的压力。

当江青同志第一次身着便装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像一缕清风吹过,压力随之骤减。

江青同志衣着剪裁得体,保持着五十年代初的风格。白色塑料凉鞋和手提袋是我在北京见过的,不同的是手提袋上系了一条两端留有绒穗的围巾。

见我气色凝重,江青打趣道:

“我是在搞突然袭击,其实你不用紧张。”

“没,没有。我不紧张。”

边说边拿出了笔记本。

说实话,比起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她,我的心情轻松多了。

空气有点儿湿热,我高高地卷起了衬衣的袖口。

“你,热吗?”

她似乎察觉到了这点,示意工作人员打开空调。

“咱们分手,只不过才两个星期。是周总理主动问我:‘想不想再见你一面?’”

江青同志拉开了话头:

“总理对我说,联合国代表团的约翰逊先生曾向他推荐,说你是一个对新中国充满热情的好青年。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属于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进步青年。有了总理的指示,所以我才决定另外找个时间再好好地会会你。”

在北京的时候,江青早就知道我已经拜会过邓(邓颖超)大姐,知道对某些问题我们之间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所以,她是有备而来,从不谈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只是安排我看革命样板戏——不是京剧,就是芭蕾舞。

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当然,问题是她并不了解我。准确地说,并不十分了解我。只是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给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而已。

她给我们的这次会谈定的基调是:“不谈政治,只谈私事。”也许这就是她刻意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此行已报周总理备案的原因吧。

早在四、五天之前,她就飞来了广东。

为什么选择广东?

对外,她是利用政府公假,来广东疗养的。实则,是来与我“私下”会谈的。

当然,她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私谈,最后终究还是要被公开发表,公布与众的。

江青同志的气色看起来比在北京时要好多了。这大概是远离了中国的权力中心,吃得更好、睡得更香的缘故吧。

最近几个月,她一直睡眠不好,记忆力消退,并伴有间歇性神经痛。现在也已经好多了。

怕我有什么误会,她特意解释说,去外地疗养,并不是她个人的特权。只不过是中共高级官员的一种例行公事罢了。社会名流、劳动模范同样可以享受。

她强调说:

“在北京,繁杂琐事太多。有时忙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这句话我也颇有同感。 我同样也是一个不愿将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繁杂琐事上的人。

话虽是这么说,可就在我到达之前不久,她一直在处理群众来信。来不及整理的一大摞信封,向我公开了这个秘密。

到目前为止,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式的国家,国家领导人很少与外界接触。江青同志此行的保密工作自然要格外加强的了。

除了她以及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八月底之前的这段日子,我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环境中。也可以说,我被单独“软禁”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花园式“监狱”里。

埃德加.斯诺是少之又少的几个长期与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外国人之一。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促膝谈心,共商国事。

而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整整比他晚了四十年,才踏上东方这块神圣而又神奇的土地。

到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最老资格的革命家只有邓颖超一人。1919年年仅十五岁的她就投身于革命,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当年江青只有五岁,自然错失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言谈之中,对邓大姐的崇敬和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江青同志是1937年与其他一大批进步青年从大都市上海到大西北黄土高原延安的,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直到1947年,整整十年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身边。虽说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江青同志是用她的纤纤素手和女性柔软的躯体,陪伴着毛泽东走过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十年的。

邓大姐是1936年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西北的。是被“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从江西一路追杀到陕北的。她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句名言:“没有一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军队!

中国人并不喜欢战争!

她坚持说,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共产党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枪杆子永远握在人民的手中。

话题有点儿严肃,看看就要扯到“政治”上了。江青同志微笑了笑,伸手拿过一只细长的锦缎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把雕刻得十分精致的檀香扇。

脉脉含情地拨弄着:

“这把扇子跟了我许多年。是主席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丝绸扇面上,一面是手绘的傲雪怒放的梅花;另一面是毛泽东亲笔题词《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犳,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如此贵重的礼物,让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要知道毛泽东的手迹,那可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弄到手的。有人说:“心一热,天就凉了。这才知道,梅花从不对任何人怒放。”万一将来有一天,梅花不再对江青绽放,我要是背叛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和厚爱,用中国人的话说:“那可是要天打雷劈,遗臭万年的!”就像被冻死的苍蝇!

江青同志挥了挥手,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指着墙上的一幅条幅:

“你看这字怎么样?”

见我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模样,这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对中国书法一窍不通的美国佬。

“这是我临摹主席草书的赝品。不是行内的高手,还真分不出真假。”

片刻后,她决定送给我的女儿:

“她叫什么名字?”

“亚力山德拉。”

“怎么取了个俄国人的名字?”

我简单地向她说明了一下,我的第一任丈夫是俄国人;第二任是希腊人。对我的婚姻,她似乎并不太感兴趣。

她从桌上的瓷盘里拿起一束白色的茉莉花和玉兰花,放进水盆里,用手指轻轻地清洗着花瓣。在这之后的几个晚上,她几乎都要重复这个动作。会谈中,偶尔她也会摘下几朵花瓣,送给与会者。

夜晚,风扇连续摆动了几个小时,可空气依然浑浊。这时,端进一盆花来,房间里顿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令人心旷神怡。疲倦感一扫而空。

休息片刻,江青同志挑起眉头,嫣然一笑:

“我们开始吧。”

我对江青同志的一切都很好奇,无论是她的现在或过去。只是我是一个西方人,必然要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提出问题。有时,甚至是争辩。她似乎很能理解我的这种不可理喻的“美国精神”。于是,话题很快便从现代中国的革命史转到了江青同志个人的奋斗史。

我们从不谈论国家大事。我本来就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

她的人生故事很长,既辛酸又极具罗曼蒂克。

突然,她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不要为写我而写我……”

她建议以她的人生故事为背景来讲述中国革命的发展史。并强调:

“任何一个个人,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都是十分渺小的!”

语气也一下子变得坚定起来。

我常常与她发生争执,有时甚至还相当激烈。但这并不会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她唯一的要求是:

“不要扭曲我的意思,要实事求是。”

而我的回答是:

“我既不会阿谀奉承拍马屁,更不会无中生有求全责备。”

她很满意:

“鲁迅先生常说:‘对人要宽,对已要严。’这话,我很以为然。一定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她希望我不要因这次独特的中国之行,而产生骄傲的情绪。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必须懂得保持谦虚谨慎。

她笑了。笑声中带着狡黠和智慧。

实话实说,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的私人生活。而江青同志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民族战争到国内战争。她一直在主席身边打日本、打老蒋。

离开了军事题材,要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江青全面真实地介绍给我的读者,还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我决定,先从她的童年开始。

此时已是晚上九点钟。吃过“晚”饭(真的很晚),我们便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一直继续到翌日凌晨三点钟。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江青同志仿佛有永远也说不完话。而且看起来并没有想要中止的意思。只是苦了她的听众(我并不是她唯一的听众),身体过于娇贵,脑子也不听使唤昏昏欲睡。

不知是中国菜的热量很高的缘故,还是她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样的辛苦,我日复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每天晚上,都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护士的再三“提醒”,甚至是医生直接“下令”,才能中止她的话头,让她安静地离开房间。

江青同志有一个喜欢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习惯。

除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房间里还有苏珥薇和孙炅芸二位翻译(她俩轮流替换着翻译)、中宣部副部长张英、政协副主席唐隆平(一行人中唯一的男性)。另外就是我带来的两个随从,余椒莲和老陈。

我偶尔也会与她(他)们交换眼神,大家会心地一笑。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始终都保持着沉默。

第二天晚上,我们搬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别墅(江青同志继续住在原来的地方),拥有更多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配备有毛巾——大的小的、干的湿的、热的冷的,都有。茶具、香烟、干果、文具、麦克风及录音设备,一应俱全。

这样的“享受”,持续了六天。

同时,我的精神也伴随着江青同志的独白,从她的童年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革命的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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