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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 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5-02 点击数:469次 字数:

 

八月十一日晚,我的陪同人员通知我说:

“明天上午,邓颖超同志和康克清同志要来看你。与你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

邓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1904-1992)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

  1913年至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她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她还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3年她参与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

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1925年夏,邓颖超被调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她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结婚,从此他们结为终身革命伴侣。

1926年,邓颖超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她为推进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从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五年。

  1932年至1934年,邓颖超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央机关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在这期间,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十分出色。

1938年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同董必武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与中共方面的其他参政员一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国民党的反共罪行。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妇委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颖超以中共方面唯一女政协代表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

为争取国内和平而积极奔走。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中共八大后,为历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6年后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这期间,她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以后,邓颖超先后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和欧洲议会,会见了来自亚、非、拉、美、澳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客人,198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为国际和平与世界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康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

康克清,朱德夫人,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

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

1928年9月和近百名赤卫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江西万安人。她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少年时期,她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于1928年9月和近百名赤卫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

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直属队指导员,三过草地,历尽艰辛。

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7年后,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部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

1979年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曾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在北京逝世。

康克清是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康克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始终保持着质朴大方、和蔼和亲的形象,人们崇敬而亲昵地称她“康大姐”。她为祖国的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所著《家庭教育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强调了家庭教育对少儿成长的重要性;撰写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以亲身体验阐明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妇女走上解放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妇女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邓颖超和康克清二人都是中国妇女运动最早和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她俩同时来看我,不仅使我感到意外、惊喜,甚至可说是受宠若惊。但更多的却是感到不安,而且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回到酒店,我没有坐电梯,而是沿着长长的楼梯一路攀爬上去。

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拧开热水笼头,将自己疲乏的身体浸泡在热水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走出浴室时,天安门广场依旧是灯火通明。

那儿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接见成千上万革命群众的地方。

想到明天的会见,我得抓紧点儿时间先睡一觉。

早上九点,会见准时在外交部举行。

邓颖超、康克清和其她几位女性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见。邓大姐六十开外的年纪,身材纤细。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如此柔弱的躯体里却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她性格开朗大度却不失幽默。

所有与会者都向我讲述了革命五十余年以来她们的亲身经历。

回到北京饭店时,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她们的传奇故事。

生平第一次睡了一个午觉。足足睡了有两个小时。要不是于淑莲叫醒我,我恐怕还会继续睡下去。打搅别人午睡,在中国这可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于在我耳边悄声细语道:

“下午,有人要来看你。”

“谁?”

“不知道。”

她有些暧昧地搪塞道。

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正式向我下达通知:

“请作好准备,领导要来看你。”

接着补充道:

“我会叫服务员准备好上好的茶叶和干净的杯子。”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就摆放好了纸和笔记本、茶叶、矿泉水还有新鲜的水果。

于又回来了。眼睛里放着光,显得非常激动:

“来了。她们来了。好像江青同志也来了!”

不一会儿,有三个人走到了我门口停了下来。她们的衣着十分简朴。苏珥薇和孙炅芸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作着自我介绍。态度和蔼可亲,一句话就能听出来,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党务人员。

我用蹩脚的中文向她们问好,没想到她俩却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而且带着明显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

孙先开口:

“听说您对江青同志的事迹很感兴趣。”

停了停:

“江青同志特别指示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提纲。一共四个部分。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为什么这么急?”

“我们也不知道。”

她俩微笑着答道。

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她俩轮流地为我翻译江青同志的讲话。主要内容是1966年2月下部队开展文艺工作。即文学艺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

我的任务不光是听听而已,而且很认真地作笔记。每当我有疑虑或者是什么地方听不懂的时候,她们非常耐心地向我解释,直到我重新提起笔来。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这么多时间。其实只要将江青同志讲话的原稿交给我自己看就可以的了。”

“不用客气,这是江青同志亲自交待的任务。”

直到我回来美国之后,重新整理笔记时,才真正明白江青同志的良苦用心。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所有文字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才能对外公布。这场革命甚至让像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高级别的军事家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落了马,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

她们一直坚持口头宣讲文件和江青同志写的未经审查的报告,直到五点半钟于过来敲门才停止工作,开始收拾手中的黑色塑料袋(公文包)。然后,很有礼貌地向我道别。

她们刚走一会儿,我还没有从兴奋和疲惫状态中恢复过来,于过来吩咐:

“赶紧收拾一下个人卫生!”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从早晨到现在一刻也没有休息。上午是与几位妇女代表座谈,下午听报告。而且我还得赶紧将笔记整理出来。

“我想先吃点儿东西,再将今天的学习内容总结和消化一下。”

“不行!”

于立刻否定了我的请求。态度十分坚决。

“为什么?”

“因为今晚江青同志有可能要来看看你。快点儿吧!”

于没有再多说什么。

具体会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我一概不知。

第一次见到江青同志是八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五周年庆。我与江青同志中间隔着四张桌子。

江青同志坐在几位显赫的老革命家中间。其中有朱德和董必武,都是看过八旬的老革命。

江青同志身着灰色制服,正与柬埔寨西哈努克夫人谈得十分起劲。

我远远地望着她,心中充满了敬意。

江青同志留给我早期的印象是一张1960年发表的照片。摄于1950年。江青同志落落大方地面对镜头,开怀大笑的照片。

“二十分钟后出发!”

于明确下达了指令。

我赶紧“冲”进浴室,洗了一个冷水澡。为防止感冒,我吞下了双倍的头痛药。不过,更让我头痛的事是我带来了两条连衣裙却不知道该穿哪条?

“我说,黑的比红的好。”

于帮我作出了选择。

殷勤好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当我们乘座的小车在警车的护卫下在长安街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真真的被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感动了。

不仅如此,在吃住方面也是极尽地方之谊的。美中不足的是,客人被“看管”的太严,没有行动“自由”。

小车沿着宽广的长安大道一直将我送到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领导人开会和办公的地方。

江青同志特意将会见的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由此可见她对我的重视和尊敬。

官方的媒体也全都被调动起来了。

新华社的摄影师和各大报社的记者蜂拥而至,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了电视明星一样,竟有了几分飘然然晕乎乎的感觉。

前厅里云集着许多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有毛泽东主席的亲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同志。 (王海容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同时也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对王海容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海容”这个名字,有说是她祖父给她起的,也有说是毛泽东为她改的,乃是取自古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希望她要胸怀四海,博学广闻。)

我们穿过内庭,被带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

一位男高音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江青同志就在隔壁的房间,请大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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