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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6
本章来自《足迹》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4-23 点击数:1110次 字数:

6

 

湘潭市委很英明,得知我被非法下放农村后,未满五个月就为我平了反,并将我调离了236队,重新安排我到湘潭市城市建设局任办公室主任。

我重新恢复工作,仅带走一床棉被和几件换洗衣服,将家中所有的财物(一头母猪、九头猪崽、一塘鱼、二人的工分和种下的经济作物、准备建房用的杉木、农具和家具以及生活用品等)全都留给了弟弟。

给他留下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家。

弟弟被学校“开除”回农村后,一无所有。

出集体工时,连一把锄头都没有。

好在湘潭市委很关心,将我俩安排住在招待所,又借给我们一套铺盖被子。

我重新工作后,尽管我自己家依然是生活清苦,月月要“吃过头粮”(提前借工资)可我仍然是每月按时寄给他20元人民币,直到他平反昭雪恢复学籍,安排工作后,才没有再寄。那时,我俩合计的工资才刚好100元,我家每人平均生活费也只有10元钱。

在我的影响下,我爱人更能克已帮助他。

自家人口多,生活有困难,她竟然背着我去医院卖了好几次血(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也缺少对她的关心,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不仅是每月寄钱,每年还要按时寄新衣服给他的小孩们。

经济有困难,她将自家的布票卖掉一部分,买来新布与弟弟的孩子做新衣。再将大人穿过的旧衣裳,改给自己的小孩穿。我家的小孩几乎全是穿着旧衣裳长大的。

弟弟在大学念书时,她还瞒着我每月省下5元钱,寄给弟弟抽烟和零花。

弟弟被冤枉开除学籍后,心里一直不服气,四处告状,申诉平反。可是,次次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也给他写了几次申诉状,同样无回音。

文革结束,全国开展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时,我找到当年在校时他的同班同学邓竞先(时任他们班的班长。)我俩又给弟弟代写了一份申诉状,接着又与她一同去找省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为弟弟落实政策。

此时才知道,该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与《湖南师范大学》合并了。原来的校址也改为了《湖南省戏剧学校》。原来在校的大学生,全都移交给了《湖南师范大学》文艺系。但在学校合并时的移交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处理我弟弟的资料。

后来才知道,开除我弟弟学籍时,是校长的打击报复,并未报请省教育局批准,所以没有存档案资料。

由于我带去了弟弟的同学作人证,要求《落实政策办》继续认真查。结果好不容易才在湖南师范大学接收的学生名册中,查到了我弟弟的名字。

《落实政策办》才立案受理,准备查证落实。可是还要校方原处理此事的当事人——《湖南省文艺学院》的候良校长,将当时开除学籍的经过情况写一份证明材料。

为此,我又亲自带着弟弟,冒着酷暑烈日,步行上门找到了候校长。

开始,他的态度很固执,既不讲人性,又不讲道理,并坚持原来的观点说:

“你弟是因违反校规被开除学籍的,并没有被定案为“反革命”,学校有开除学生学籍的权力。”

不同意写材料证明。

后经我耐心与他讲道理,并说明落实政策的重大意义不是来追究他个人责任,只要他将开除学籍的经过情况如实地写下,交由《落实政策办》按照党的政策予以落实处理。同时要求他设身处地地为我弟弟一生的前途想一想,因为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

最后,在我的说服下,终于写出了材料证明。

我将材料交给省教育厅《落实政策办公室》后,还是不放心,又找到当时正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的邓频声(同乡族弟),请其出面,催促校方《落实政策办》积极配合省教育厅《落实政策办》,认真办理。

经过调查落实后,弟弟很快就被平反了。

如实地恢复了大学学籍、干籍和连续工龄,并安排在郴县五里牌乡政府当会计师。

当年蒙冤回乡时,弟弟正值青壮年,在苦难中熬过了整整十七年。

弟嫂结婚时,刚满十六岁,是个尚未懂事的青年人。接连生下小苗、小伟两个侄儿,全靠母亲帮助她料理。

在我恢复工作时,母亲自愿留在农村。没想到,在“文革运动”中,弟弟又遭冤:

“文革”斗、批、改运动中,县革委会派来了以县革委会副主任钟国华为组长的工作组。此人不仅政治野心大,而且官僚主义十足。他见我弟弟(用我当年下放农村时购置的十几个立方的木材)为生产队建造的十二间新楼房很气派,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倾向。将弟弟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一日,押解我弟在乡里巡回批斗后,黑夜,又组织暴徒来抄家。

待我母亲起身来开门时,暴徒们迫不及待地猛起一脚踢开房门,母亲被门板推倒,门板压在了她身上。

暴徒们一个一个地从门板上踏过去,将我母亲活生生地踩死在门板下。

暴徒们翻箱倒柜搜查一通之后,一无所获。除了母亲的几件旧衣服,家里是既无隔夜米,又无分文钱。白白让我母亲送了命。

我饱经风霜的老母亲,在万恶的旧社会,没被地主恶霸整死,却在新社会被官僚主义者非法整死了。

这是何等痛心的冤枉事!

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全党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它的意义是多么深刻呀!

官僚主义,确实害死人!

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思想品德十分高尚,临终时,连自己平时几件好衣服也不让家人给她穿进棺材:

“埋在土里可惜了。”

坚持要留给弟媳。

母亲去世,正值我被造反派毒打成重伤,医治一年多,背负一身债,无疑是雪上加霜。

幸好陈显乐局长很了解我家的情况,非常同情我,主动批准借给我300元,才与爱人匆匆忙忙赶回家办丧事。

我俩赶回家办丧事时,在工作组的恐吓下,村里人刻意隐瞒母亲的死因。早已钉死棺盖,不让我俩见母亲最后一面。当时我虽然心感疑惑,可村人却异口同声地说母亲的死因是心脏病猝死。

我妻对母感情深,胜过娘女情。她碰头拍棺痛哭一场,眼哭红了,头也碰肿了。村民们虽然很同情,但谁也不敢说真情。

由于母亲生前威望高,又为乡民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因此,尽管是在文革运动中,又有造反派和工作组操纵,人民群众还是自发地行动起来,积极为我母亲料理丧事。

大队党支书邓友凯更是不怕“鬼”、不信邪,亲自为母亲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并在悼词中真实地表彰了母亲生前的功绩,无形中替我母亲申张了正义。

按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将她老人家安葬在对门岗半截岭上。面向东方,长眠地下。以示永远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同时,又可望见儿孙们今后回家,保佑子孙后代昌盛发达。

1995年清明节我俩回乡扫墓时,才有人将母亲死因的真情告诉我。为了追忆母亲,我与孩儿们为母立碑抹坟。一切费用都是我俩负担,没让弟弟操心和分担。

可叹的是,母亲死得太惨、太早。

悔之不及的是再想行孝也枉然。

我国“忠”与“孝”的传统美德,历来为世人所赞颂。所谓“百善孝为先”。

更相信行善者一定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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