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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满身泥水泥猴似的囚徒们的睡梦被打醒了。
“呜——呜——”
宣告紧急事态发生了的警报拉响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大伙全往门口挤,隔着铁栅栏高外张望。门外上了锁,看不出什么名堂。
“有人逃跑?”
“谁呀?打死了吗?”
睡意蒙胧中只见看守慌慌张张地跑来开锁
“由于连降暴雨,黄河水位上涨,大坝危险,全休集合,去大坝抢险!”
说完,又跑去开隔壁的监房门去了。
“嘿诶!他姥姥的,黄河泛滥要发大水啦。抢险,还要俺的命不?!”
“是啊,让俺们出工,应该让俺们避难才对呀!”
“和囚犯的命相比大坝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囚徒们七嘴八舌争相抗议。说归说,手脚却不敢慢。一个个落汤鸡似地很快便在操场上站好了队。陆一心他们几个早到的小队上了平时无法享受得到的五辆有蓬卡车,先行一步。集合晚点了的小队,跟在后面徒步赶往大坝。
靠近黄河,隆隆声响,天崩地裂。到了堤上,借助松明子和马灯的亮光,只见黄河之水犹如万匹脱缰野马,奔腾而下。瞬息之间,江河成了大海。咆哮狂舞的波涛犹如无数张牙舞爪发了疯的黄龙。疯狂地想要撕碎一切胆敢阻挡它前进道路的人和物。
浊流冲击着大坝前面的土围子。由于排水通道太小,水不能及时排走,浊流眼看就要漫过土围子流入大坝主体。浊流一旦越过土围子,好容易辛辛苦苦筑起来的大坝便将毁于一旦。
“囚徒们注意啦!为了保住大坝,必须赶紧加固土围子!用柳条筐和草袋!要快!”
警备队大队长声嘶力竭地下达了命令。囚徒们却吓坏了。畏缩不前。只有陆一心他们小队的牢头独眼龙面对逆卷的浊流,巍然不动。
大队长再次下令“死守大坝!不服从命令者、后退者或逃跑者格杀勿论!我们要向对面为党和国家勇于献身的解放军战士学习!”
在松明子灯火映照之下,只见对岸数千解放军官兵在风雨中采用接力方式正忙着用柳条筐和草袋加固土围子,人来人往,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草袋供应不上,眼看洪水将漫过中央部分时,数百解放军战士跳入激流中。手挽手,肩并肩,筑起一道人墙。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洪水的冲击,陆一心的心被深深地撼动了。
陆一心毫不犹豫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时独眼牢头也迈出了脚步。于是囚徒们一个一个地跟了上来。
大队长命令第一队去采土场装土。第二队运土;第三队像解放军那样在土围子上接力传送柳条筐和草袋。解放军和囚徒部队各守半边土围子,囚徒方面由于出动太晚,加之又害怕黑暗中的浊流,进展十分缓慢。水位不断上涨,眼看浊流漫过部分土围子,闪闪发亮地流向大坝。
“第三队,分出二班,阻流!”
随着大队长一声令下,陆一心他们冲了上去,在漫水的地方手挽手,筑起了一道人墙。由于地势稍低,水压很大。浊流不甘心被人墙所挡,发起一阵更比一阵疯狂的冲击。要命的土袋怎么也运不上来。
水漫到了膝盖,漫过了大腿。个子矮小的囚犯下半身全浸泡在水里,身子开始浮了起来。
“不行啦,我要被冲走了!”
“再坚持一下,援军马上就到!”
解放军战士跳入浊流中,支持着将要被冲垮的囚徒队伍。一道更坚强的人墙重新筑了起来。
“上土袋!快!危险!!”
一位当官的像罗汉一般地站在没入胸口的浊流中,指挥着士兵。其肩幅和侧影与袁立本一般无二。
“袁立本,袁……!”
因寒冷和疲劳已陷入蒙胧状态的陆一心大声呼喊。可是他的声音被暴雨和浊流吞食了。
“立本!是我呀!我是一心!”
陆一心继续拼命地呼喊,像似袁立本的解放军根本没向这边回头,只顾忙着指挥更多的战士阻挡眼看将要漫过土围子的浊流。
谢天谢地,独轮车队终于顺着崖道下来了。借助松明子的灯火,依稀可辨那是一支囚徒和解放军混合的运土队伍。一次就运来了一千、二千个柳条包和土袋。可是很快就用完了,还不够!
“啊——!”
传来凄厉的嘶喊声。
“有人掉下去了,注意罗!”
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崖道坡道又急又滑,推着独轮车很难止住步。队伍顿了顿,可是没办法搭救随着独轮车一起掉下去的囚徒。
陆一心他们守护的地段终于用接力传送过来的柳条包和土袋堆积了三、四层高。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水中的人墙身体冰凉,四肢也开始麻痹。土袋还在不断加高。
雨停了,黎明时分,加高的土袋成功地阻挡住了泛滥洪水。大坝终于脱离了危险。
对岸的解放军官兵挥舞着手里的松明把子和马灯,齐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
囚徒们遥相呼应,激动不已地震臂欢呼:
“解放军万岁!人民万岁!”
陆一心仍在纳闷:那个在浊流中指挥士兵作战的人是袁立本吗?还是自己产生的幻觉?在沈阳军区当兵的袁立本没理由跑到宁夏自治区来抢险啊?越想越丧气。谁叫自己没好好看清来着。
今天算是幸运地保住了大坝。只要这种危险明天、明天的明天依然存在,囚徒们就得继续奔命于大坝工程。
小说封面

作者:Kyle大地之子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纪念胡耀邦说: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地。”
这篇报道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81年春,我第一次访日。
到达大阪的当天,我告诉日本外务省负责接待我们的官员若山乔一:
“山崎丰子希望和我见一次面。”
若山大吃一惊,因为山崎丰子在日本是位名闻遐迩的作家,而我当时还只是个20来岁的大学日语教师。不过,若山吃惊归吃惊,还是当即邀请山崎丰子参加第二天外务省为我们举行的欢迎酒会。
当时,外务省不容许我们离团单独活动。酒会后,我破例获得自由行动时间,和山崎在大阪的皇家大酒店作了2小时的长谈。那次长谈的内容不久之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直是有关山崎丰子的最详尽的一份资料。
就在那次长谈中,我问刚写完《两个祖国》的山崎,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她说:“正在苦恼之中。”我说:“在您的长篇小说《不毛地带》中苏联是一个很重要的舞台,《两个祖国》则写了美国。下一步不妨把中国作为舞台吧。”山崎说:“这是个不错的注意,我也很想碰一下中国,但不知从何著手?不过,一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
我以为这不过是社交场合的一番礼仪性的对话,事情过了,也就忘了。不料,2年后的1983年,山崎带著秘书及文艺春秋出版社的一位干部来到上海,约我相见,说:“真的要按照你的建议写中国了。”山崎告诉我,她想在下一部作品中把日本在侵华期间留在中国的遗孤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此后长长的一段时间,山崎一直在中国采访。但是,当时在中国采访,受到很大的限制,中途山崎曾多次想打道回府。是胡耀邦积极鼓励和支持她,她才坚持下来的。结果,她的以日本在中国的遗孤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获得极大的成功。
山崎日后还专门写了一部作品《大地之子和我》,里面收集了她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大地之子》创作过程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在杂志上发表时,我都曾收到山崎特地寄赠的杂志,早已拜读过多次。可重新读起,当年的一幕幕情景又油然浮现眼前。谁说往事如烟,其实历史是不会那么容易忘却的。
我最爱读的是山崎描写胡耀邦的那几篇文章。不做神,做人,做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那就是胡耀邦。山崎说;“当时的中国采访很难,去不了我想去的农村,我想撤退了。”胡耀邦说;“有困难我帮你解决,想撤退是懦夫,要用机关枪扫射。” 说到带劲处,胡耀邦会双手挥舞,拿在手上的叉子、餐刀,成了他手中的武器,什么餐桌上的礼节、领导人的矜持,早已忘到了脑后,给山崎丰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死后不愿葬身权势的象征之地八宝山,而宁愿守望在江西共青城的新型领导人,虽然带著种种憾恨,过早地离开了多是多非的世界,可他就像依旧活在山崎笔下那样,活在千变万化的今天。胡耀邦大概没有料到一部描写日本遗孤的小说会成为许多日本人怀念他的情结所在。
山崎丰子不知多少次对我讲过:
“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就没《大地之子》”。
山崎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著胡耀邦曾用过的笔,我也曾把玩过。而我家的影集中也存放着共青城里的胡耀邦墓碑的照片。墓碑造型是一面高擎的共青团大旗。
我曾和山崎丰子多次互相感叹:
“胡耀邦才是真正的大地之子!可惜去世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