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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章
本章来自《再探“九一三”》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3-22 点击数:1160次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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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注意!

  请读者务必记住二点:

  一、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只是一个草稿;

  二、20多天的时间差(足够专案组炮制出一部完整的“作战方案”了)!

  王兰义回忆: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活动。

  他们来,有时说,有时不说,时间也不定。

  有时连续三五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8点左右来,晚上22点离开。

  除了这最后一次,他们从来不在这住,也不放东西。

  只有我们几个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成员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无权过问,并且要绝对保密。

  因为规定只要他们在,我们不能进屋。

  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

  除最后一次,中间几次我印象都不深。

  8月底,程洪珍打来电话,说要准备一个星期的东西,吃的用的,卫生也别打扫了。

  虽然每次都是他们走了以后小牛才打扫卫生,但以前打扫卫生时碰见过他们。

  程洪珍强调报纸放到门口,有事打电话找你,没事别来。

  报纸过去都是送进去,现在要放在门口,那就放在门口吧。

  这中间,他们只要过一次饭,再没找过。

  这时候刚来好多学员,而且快到国庆节了,我要组织国庆游行,非常忙。

  我交代小牛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也没管,只有每天的报纸由我送。

  报纸是公用报纸,他们来了,从公用报纸抽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给他们,我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小楼,就顺手放在台阶上。

  9月12日我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并没有觉得异常。

  17点多,将军楼还剩下一些人,刘沛丰打电话,要马上准备晚饭,简单点,要快,不用送来,我们到食堂吃。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来吃饭的有四五个人,还有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王琢(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等,非让我陪他们吃饭。

  我推脱不过,和他们一起去食堂。

  饭吃得很快,我发现他们有些紧张,出门还不放心,左右看,问我有站岗的没有。

  我说以前是司令部警卫连站岗,9月12日这天撤了,换成空军学院的战士站岗。

  把他们送回将军楼,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刘沛丰说(照相机的)三角架坏了,我说我找人来修一下,他说不用,我就走了。

  从那时起再没有接到电话。

  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

  9月13日上午,我带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一天。

  下午回来我先到办公室,看没什么事,取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

  9月14日19点30分,我再去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

  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这样虚掩着,是不是人走了?

  我又去看车库门,也没锁,我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几辆小汽车,车钥匙还在车上插着。

  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

  我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我把楼门锁上,然后去办公室上班。

  22点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转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

  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

  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

  我心里紧张,是不是死了人了?我经历过洛阳解放,那时死人成堆,来不及掩埋,所以我闻过死人味。我赶快打开灯,先找臭味出自哪里。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纸条,请勿动。正是大热天,鱼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有几张零星的没有字的白纸。还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再往里走,原来厨房烧过纸,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放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我又到前边的将军楼,这里的纸灰更多。

  好大的一堆灰,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

  像被抢劫过一样,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过去人走楼空,屋里干干净净,这回搞什么名堂?

  这乱糟糟的一切使我得出结论,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

  我又第二次回到前边的将军楼。

  一进门是个小厅,中间放着一个茶几,周围一圈沙发。

  第一次进来时我注意过茶几上有几个本子,因为只顾寻找臭味,没顾上翻看。

  这回我拿起来看了看。当然我怕弄上手印,小心翻开,《五七一工程纪要》,目录一直写到底,背面还有。

  字很正规,用黑墨写的。

  我再翻,没了,白纸,还是白纸,其实这是活页,后面还有正文。

  我以为没了,所以我从始至终没有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正文。

  正因为我始终没有看过正文,所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是军事战略工程、技术革新一类。

  专案组非说我知道,说我是江田岛精神。

  我没听懂,什么江腾蛟精神?

  还有江腾蛟精神?

  除了这个红色拉链本,旁边还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

  旁边还放着一个开着口的大包,像是要把这些本子装走(伪装得多么好)。

  我立即锁上门,回到办公室,向副政委王治松汇报。

  他和政治处主任高文勇负责将军楼。

  王治松说,我正在开会,你马上回去,叫接待小组去整理房间。

  我领着接待小组察看了一遍,刚开始打扫,王治松和高文勇来了。

  我又带着他们看了一圈。

  然后我继续去收拾房间,他们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写了一些文字)。

  我回来,也坐到沙发上,我们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

  先找于新野,不在。

  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

  怎么谁也找不到了?

  最后找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他冷冷地说:

  “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王治松把红色拉链本放回原处,丢了怎么办?

  又和报纸放在一起。

  小汽车上的车钥匙也拔了下来,放在茶几上。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夜里1点了。

  天快亮时,王治松打电话,叫我到将军楼去,把车钥匙放回车上,“本子”拿出来。

  我是做具体工作的,王副政委不知道,刘保文临走向我交代任务时说,他们不在,小楼里面的东西,不准动。

  听我这么一说,王治松没有再坚持,我只是去把车钥匙又放回车上,没拿“本子”。

  9月15日晚上,我去空军司令部参加行政负责人的会议。

  以前开会,会前都是有说有笑,而这次谁都不吭声,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了。

  会议规定,派车要经过单位行政领导批准,以前派车我派就可以了。

  还要求清查人,要严格请假外出。

  我打电话给政委,晚上开常委会传达。

  晚上我到办公大楼门口,高文勇在等我,对我说:

  “给你说个事,现在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来放起来。”

  昨天王治松叫我拿,我没拿,现在又叫我拿,我以为他们研究了,这次我没有顶。

  高文勇特别强调,你别去拿,叫小牛去,别开灯,让他拿来交给你。

  我打电话让小牛去拿“本子”,让他用纸袋装起来,交给我,我不在交给处长张凡。

  我和张凡都是一派,没参加造反,关系比较好。

  等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张凡说,小牛交给我一袋东西。

  我说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柜里,然后我就回家了。

  9月16日晚上,还是半夜。

  张凡总值班,给我打电话,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带一个师长和一部分卫戍区部队,在我这,总理派他们来的,要看看小楼,怎么办?

  因为小楼由我负责,虽然我是副处长,张凡还是要“请示”我,我一听总理派来的人,就说去看吧,钥匙在小牛那里,叫小牛送去。

  卫戍区部队当天没有走,就住在将军楼前面的9号楼,两座将军楼由他们负责警卫。

  因为那个红色拉链本已经被拿出来了,所以卫戍区部队进小楼没有看到。

  国庆节前我很忙,也没有人再和我联系。

  虽然我没有看“本子”的内容,但张凡、王治松、高文勇他们看了,很紧张。

  轮到我总值班那天,张凡来电话:

  “最近我老在想一个事,我看了一下那个“本子”,里面写的“五七一”,是不是“武装起义”?”

  我马上说:

  “你瞎说什么呀。”

  张凡说:

  “王治松讲,谁让把“本子”拿出来的?谁拿谁负责。”

  我说:

  “怎么这么说?谁让拿?就是他最早让拿的,有什么了不起。”

  十一那天我在南门替战士站岗。

  政治处主任高文勇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找别人代班,去了。

  我挺生气:

  “什么事?”

  高文勇说:

  “我考虑最大的事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要出事。”

  我觉得没什么。

  你想,满屋子的文件都烧了,哪还能留下什么重要罪证?

  而且是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除非这些人的脑子都进水了。

  高文勇说:

  “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查问“本子”,你就说你要拿的。也别说我叫你拿的,也别说小牛进去拿的,也别说张凡保存过。”

  高文勇还不放心:

  “现在本子在哪?”

  我说:

  “在张处长那里保管。”

  高文勇说:

  “你去拿回来,就说你去拿,你保管。他们问,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们也没办法。”

  我很不高兴:

  “好吧。”

  但心里想:

  “怎么这样?到时再说。”

  我去找张凡,让他把“本子”给我。

  张凡也有点紧张,赶快给了我。

  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

  我又没有保险柜,文件柜没有锁,我的办公室战士都可以进,不保险。

  于是,我把“本子”拿到我家,锁进皮箱里。

  这个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10月5日晚,李德生来传达中央57号文件:

  “叛国”?

  “谋害”?

  “南逃”?

  我懵了,哎呀,糟了!

  第一个感觉是半辈子没犯错误,这回陷进去了。

  听完报告,空军政委王辉球把处以上干部留下,点了王治松、高文勇他们三个人,让他们主动揭发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没提到我。

  会后我马上向殷古风(空军学院政委)详细谈了接触将军楼以及拿“本子”的过程。

  我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他,希望马上报告中央。

  10月7日半夜,安平(时任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和殷古风叫我到办公楼。

  门口备好了车,把我送到空军大院。

  空军“五人小组”找我谈话,说总理打电话来,总理看到了那个“本子”,叫我们找你谈一谈。

  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顾虑。

  交上来是个好事,你马上写个材料,怎么发现的,怎么保存的。

  当时王辉球(时任空军政委)问我什么职务,我说我是行政处副处长。

  王辉球问,什么行政处?

  他们自己搞的。

  我当时很不满意,怎么是自己搞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宣布的嘛。

  空军“五人小组”让我马上回去写,夜里2点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写到第二天早晨8点。

  我眼睛近视,字写得很大,写了厚厚一摞,没有底稿,也没时间誊写。

  9点交上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将事情的发生经过写了上去。

  实话实说,林彪刚出事那会儿,我脑子里只有惊叹号,没有疑问号。

  10月8日19点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的叛国分子林立果的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被“装”了进去,莫明其妙地上了“贼船”,成了林立果一伙人中的一分子。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王兰义写的材料,经李德生呈报周恩来。

  李德生回忆:

  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派人提审李伟信,才知道这是《五七一工程计划》。

  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

  所有事情都在主席的意料之中,只有这件事是个意外。

  周恩来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为什么周总理要刻意交待这句话呢?

  足以证明总理对这个唯一能证明林立果反党的“证据”的高度重视。

  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

  老子英雄儿好汉,

  儿子造反父亲扛。

  王兰义回忆:

  真是好好“保护”了。

  第二天,我就被关起来了,一关五年。

  先在空军学院办“学习班”,又被转到开封关了一年。

  其实关进去十多天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专案组不相信我说的,非要说我是反革命,死也要保他们,说手铐脚铐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

  那三个人(王治松、高文勇、牛占景)也被关起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专案组也不露面。

  我每天只能看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1973年4月,李德生半夜突然把我叫到京西宾馆,很客气,说你们有功,向中央提供了情况,做了件大好事。

  你们放心,中央认为你们不是他们的人。

  李德生问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隔离审查,每天看毛著,看报。

  李德生问:

  “邓小平的文件看了没有?”

  我说:

  “没看。”

  李德生对专案组说:

  “邓小平都要出来工作了。中央文件还要让他们看,叫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凑一凑情况,就完事了。”

  但我们还是照样关着,一个一个审,一个一个放,我们四个人关的时间最长。

  王平水(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称我王兰义同志。

  我心里好激动,当了四年多“敌人”,第一次有人称“同志”。

  那时我们每天向战士汇报,学了没有,什么想法,记录几句话。

  半年时间,一直想让我承认“两谋”(注: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

  你怎么能不知道?

  谁相信你没看过五七一工程?

  为什么不把“本子”交上去?

  审查不出来,就逼,人家都完事,解脱了,只有我通不过。

  专案组说别再傻了,就你一个人了。

  放风时碰到王治松,也劝我,你编一个就算了。

  专案组说好几个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检讨了。

  让我看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学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检讨,说人家都承认上贼船了,你连上贼船都不承认,顽固到底。

  我说你无限上纲,我怎么能承认?

  我就是干日常工作,我自己对自己最了解,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

  这样又关了我一年多,1977年才放我回北京。

  结论是前两年的结论,党内警告,复员回原籍,派人到原籍给我整理房子。

  我家属没工作,一直有病,孩子也在北京工作,我带家属回老家,两个重病人不是送死吗?

  退休人员有文件,我符合就地安置的条件。

  人家说,涉案人员一律不许留在北京。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

  北京有这么多的老百姓。

  我一直不服气,越顶越吃亏。

  关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视神经萎缩,双眼几乎失明。

  从1973年开始,脊椎炎造成两条腿瘫痪,走路只能挪着走。

  病耽误了,处于那种情况,也没法治。

  我说我没有工作能力,要求治好病再说。

  我知道周总理的指示:

  王兰义交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明他不是他们的人,对他不能给处分,不予追究,安排工作。

  我一直坚持,写信到空军,不行,又写给中央,要求落实总理指示。

  人家要我拿文字材料来,我说我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空军政委高厚良都说过这个。

  单位也有不少人支持我,说我们给你派车,你去闯李德生家。

  以后突然来个通知,重新修改我的结论:

  你向中央提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对全党认识林彪面目,提供了有力物证,是有功的。

  到1989年5月,中央批下来,恢复我团职,级别动了一级,在北京安置。

  虽然还不算彻底解决,但我不再计较了。

  王兰义交出《五七一工程纪要》,有功。

  但他拒不接受专案组的意见,按照专案组的意图检举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有罪。

  他的顽固态度给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广大革命群众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长期无法顺利地进行下去。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的不“听话”,使许多人疑窦初开并且越来越怀疑所谓的《纪要》的真实性。

  王兰义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它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稿。

  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时出了错。

  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么重要的笔记,这么简单的编码,为什么会出错呢?

  1980年10月13日,李伟信在法庭交代: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好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我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和主任(叶群)那里。

  这里有个疑点:

  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

  要是按李伟信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

  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

  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

  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

  这说明,只有这一个“本子”。

  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

  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伟信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

  来不及烧掉吗?

  粗心吗?

  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拉下了?

  非常奇怪!

  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放在桌子上,难道怕别人发现不了吗?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

  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

  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进下水道。

  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

  在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

  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

  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

  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

  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

  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

  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

  隔壁房间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

  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

  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

  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

  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就坐火车回到上海。

  在这个“据点”里,最后离开的是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

  但在于新野和周宇驰来之前,李伟信把到广州的人都打发走了,他弟弟李伟军和王大璋也被打发走了,只有李伟信一个人最后收拾残局。

  烧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前面的小楼比后面的小楼烧得更多,更彻底,为什么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这么重要的本子却完整无缺,摆在如此显著的位置,生怕别人看不到?

  怎么可能“漏掉”这么重要的本子?

  当然,如此重要的“本子”,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吧?

  还有一个疑点:这个时候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还专门去接王大璋?

  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关在秦城监狱。

  这些人中,李伟信、刘世英等人比较合作,特别是李伟信,积极认罪,态度诚恳,和盘托出。

  他们的供词成为查清“小舰队”犯罪事实的第一批有力证据。

  贪生怕死之人,这在解放前就是“叛徒”!

  叛徒的话,可信吗?

  可以“立证”吗?

  林立果来到上海,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林立果到了北京,成了心腹。

  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杭州密谈,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门口侍候。

  1971年3月18日至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五七一”的具体计划。

  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没有参加讨论,他在门口转来转去,倒个水什么的。

  因为李伟信与空军机关很少接触,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曾问:

  “这是什么人?”

  周宇驰说:

  “李伟信,搞录相技术的。”

  王兰义回忆:

  1971年9月12日那天来的人中,李伟信过去没见过。

  李伟信在法庭上交代:

  3月18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晚,林立果在卧室对我和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

  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要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

  林立果接着说:

  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注:林立果给叶群起的代号,英国一种飞机的名字)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和周宇驰密谈后,叫于新野也去。

  第二天,开始他们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

  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

  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

  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

  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

  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

  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和平过渡,被人抢班,自己提前抢班。

  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

  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

  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

  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

  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

  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

  “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B-52。但B-52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

  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

  林立果说,我看就叫“五七一工程” (武装起义的谐音)。

  “五七一工程”?

  中国有句俗语:

  “脱裤子放屁。”

  什么意思?

  林立果搞“武装起义”,与会者应该都是所谓的“亲信”与“死党”,又不是解放前搞地下活动,用得着搞这种低级的暗语吗?

  571没搞成,结果害了自己1314。

  还是那句话,林彪不曾“造反”,林立果何须“武装起义”?

  李伟信回忆:

  林立果谈到3月16日的上海《文汇报》,他认为那上面的文章有来头,应该看成信号,是舆论准备。

  通过这些谈话,我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

  (林立果比华国锋还伟大?他也想打倒“四人帮”?)

  第二是直接危害毛主席。

  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

  (周宇驰比汪东兴还厉害?汪东兴只敢抓主席夫人,难道他也敢抓人?)

  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

  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

  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

  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

  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

  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用不着过脑,用膝盖也能想出来这是李伟信说的“梦话”。

  既然是梦话,也就用不着过分地去强调它的真实性。

  1971年4月9日,“教导队”正式成立。

  队员都是精心挑选,除了政治条件,身体要求也很严,身高1米7上下,为了保密,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来的,高干子弟或与高干子弟有联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律不要。

  并规定,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干部,都要审批。

  武器装备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长一短(步枪或冲锋枪和手枪),每班一挺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另外还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供训练用,准备逐步装备一个摩托车队。

  不仅进行一般的战术技术训练,还要求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了格斗训练。

  都赶上《加里森敢死队》了。

  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

  毛泽东说:

  “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可见,毛泽东仍然不相信林彪会搞什么“武装起义”。

  毛泽东常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惜,群众的眼睛有时是很容易被“猪油”或“狗屎”给蒙蔽的。

  偌大个中国,竟然没有一个群众能看出主席的真实意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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