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名家名作
第八十八章
本章来自《再探“九一三”》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3-20 点击数:1041次 字数:

88

陈长江回忆:

九一三事件前,一向开朗的毛主席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何陷入了苦闷和抑郁之中,显得很是沉重。

不知他是发现了什么不好的征候,还是预感到什么不祥的事件,他经常神情沮丧,忧心忡忡,心绪不宁,很少能看到他的笑容,也难以听到他那充满自信和富有表现力的风趣而诙谐的话语。

连着几天,他进食很少,更为突出的是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

有一天,天将破晓,毛主席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像往常一样,急忙跟在他身后随着他往前走。

到了门口,毛主席看到了门卫哨兵,问我:

“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

我不由一惊,以往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知道,毛主席一向不喜欢警卫布置上那种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摆架子,抖威风的做法。

为使警卫形式缓和,警卫分队不仅人数尽可能要少,哨兵大都身着便装,不带明枪,当然短枪是有的了。

毛主席面前的这个便衣哨兵,两手空空,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熟悉情况的毛主席一眼望去,便知道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警卫战士。

毛主席对在他附近执行任务的许多警卫战士,一见面就能直呼出名字,甚至谁上哪一班哨,他的老家在哪里,家里有些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也能说出来。

可是对于执行警卫任务的哨兵带不带子弹,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在意,更没有问过,因为他对自己的安全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担心,他对警卫战士的忠诚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

在人心向背与武器装备之间,他更相信前者的威力,却不大计较后者的作用。

我这人说话很简单,但今天对毛主席关心的这个问题倒多说了几句。

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每个人都是长短枪,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个一两百,能对付得了!

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没再往下说,沿着院里的林荫小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南巡前,汪东兴和张耀祠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的警卫任务,要我们迅速做好准备。

他们特别强调,去年的庐山会议,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杂。

有些地方还在真枪实弹地武斗,铁路沿线的治安也不好,随行分队要有随时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

并交代了这次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的处置原则和方法,还有注意事项等等。

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我都随同前往。

警卫分队刚开始十几人,几十人,最多时一百几十号人。

主要是在住处值班,接送内外宾客。另一项工作,也是老任务了,外出随行。

警卫人员都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外出的时间、路线和到达的地点等有关情况,制定出实施方案和计划。

它包括警卫部队的人员组成,带多少人,需要准备的物资和装备,部队按什么样的顺序,编成怎样的队形,以及中途停留、驻地布置的兵力组织……

张耀祠对我说,这次不是新任务,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

就在此间的一天,毛主席在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

毛主席情绪深沉地说,军队闹的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

我很不理解,在毛主席面前,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顾虑,我说:

“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

毛主席说:

“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

他没有进一步讲。

我呢,不好细问。

想来汪、张两位主任所以把这次外出讲得那么严重,自然和这种情况有关。

因此,我们准备外出的动员、组织工作,十分仔细认真。

我也把毛主席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谈话的一些内容告诉大家。

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叶群。

对我们、对战士来说,这些话似懂非懂,但因为是毛主席讲的,领导传达的,因而我们坚信他是正确的。

党内领导层存在矛盾和斗争,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的,现在毛主席讲出来了,传达下来了,这足以说明情况的严重性、紧迫性。

我们部队一向以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教育部队,因而一动员,就鼓起了大家不惜以鲜血和生命做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决心。

过去随毛主席外出,他总嫌人多,每次都有极严格的限制,但1967年去武汉,特别提出多去一些人。

根据这一意图,我从中队挑选了120余人,大多数是有经验的干部,我带40多人上主车。

在武器的配备方面也有意识加强,做到了枪要够,子弹要足,同时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锹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

对应付可能遇到的不测也制定了预案,多了几手准备。

三个专列,前车,主车和尾车,保证主车的两节车厢,进退自如。

专列的行踪十分机密,但也不是没有遇到危险。

王爱梅(专列列车员)回忆:

1961年中央在广州开会,专列停在白云机场专用线,不知哪个环节泄密。

那天我们正搞车厢卫生,突然车厢外面响起机枪声,炮声,火光冲天,我们都惊呆了。

正不知所措,专列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开动了。

我们赶快各自跑回车厢,拉下总闸,关闭车内所有的灯光,锁好车门,拉好窗帘。

我来回检查车厢,发现没来得及撤掉的电话线扯断后一头挂在车窗外,赶紧拉回车厢。

从漆黑的车厢往外看,天空硝烟滚滚,火光一片,专列飞快地驶出枪林弹雨,转入另一条僻静的专用线。

第二天,专列开回白云机场专用线,做出专列要撤出广州的架式,随即开来一串汽车,汽车上下来很多年轻人,每人提着一个大皮箱和一个手风琴箱,原来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箱里装的是武器。

毛主席的灰色“吉姆”车也来了,装上了车,列车又转入另一条安全的专用线停留。

事后才知,白云机场上空有敌机(台湾)侦察这一带地形,我方用机枪和高射炮猛烈射击。

虚惊一场。

可偏偏有好事者非要将此事与林彪“谋害”毛主席扯到一起。

陈长江回忆:

要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我们对所属人员进行了编组部署,区分各自的任务,指定各部位的指挥员,规定联络方式和信号,使前后左右有机地协调配合,相互策应支持,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整体。

以前我们随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岗,很少或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一次却不同,不但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在驻地的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对付突发变故的准备也比较具体。

这在我随毛主席多次外出中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一路上,毛泽东反复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

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

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

现在的几位大将(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

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

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

可见毛泽东骨子里就不相信林彪会“造反”。

汪东兴回忆: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极其危险。

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

可见所谓的林彪“阴谋”论,都是事后汪东兴之流凭空捏造出来的!

姑且看之信之,听之任之。

9月3日零点,专列从南昌到达杭州,停在笕桥附近铁路的专运在线。

列车刚停稳,住处还没有安排,毛泽东就在车上找浙江省负责人谈话。

9月4日、5日,汪东兴奉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

这时毛泽东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

刘庄的院子很大,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也住在这里。

陈长江回忆:

我还是老习惯,布置完警戒,便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地形。

这地方,我不是第一次来,地形、布置等没有多少明显的变化。

但接触到的工作人员如服务员、厨师等,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

这些新人,无论男女,个个年轻精干,显得训练有素,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别挑选来的。

后来我又发现我们外围警卫也有了变化。

过去我们来浙江,警卫都是由当地公安机关具体部署和实施。

这一次,省公安机关的那些老熟人也不见了。

汪东兴说,外围警卫系统和公安系统由陈励耘负责,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地的警卫工作。

尽管出面接待的还有好几位,但真正说话算数的,是陈励耘一个人。

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得到新的情报,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刘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陈励耘布置他们向他汇报毛主席的活动情况。

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白宗善(空五军军长)暗中派人传话,有人并不欢迎毛主席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主席多加小心。

汪东兴的话可信么?

文革时期“红太阳”当空,谁敢表示:“不欢迎毛主席”?

不怕全党共讨之、全民共伐之?

50年代末,中央办公厅为完整保留毛泽东的谈话档案,开始安排录音。

1959年在湖南,就是工作人员反映,毛泽东了解到有人“窃听”,最后“抓”出了杨尚昆。

窃听者无非是两种人:

一是“关心”的人;

二是“心虚”的人。

无论是哪种,都不是被窃听者所喜欢的人。

当时毛主席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

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主席的行动急了,更加草木皆兵。

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

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从不让人送行,他一进车厢,列车就启动了。

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

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的反复地从容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而是长话短说,行动非常警觉。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的神经变得更加“敏感”了。

陈长江回忆:

就在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我很想知道是谁在分裂党,是谁不听指挥,又是谁在搞破坏,好心中有数,以有利于防范。

但长期以来做警卫工作养成的习惯,深知此时此刻不宜提出任何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次来杭州,确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

杭州是毛主席常来的地方,毛主席每在杭州小住,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

如今,那些他熟悉的干部都靠边站了,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

可见这一切都是有人事先为毛主席刻意安排的,毛泽东并不领情。

谁能做到这点?

谁又有权做到这点?

想必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对陈励耘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

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

1964年升任军政委,与资历相同的干部比,他的提升是比较快的。

陈励耘其人其事前文已有交待,恕不赘述。

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

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吗?

毛泽东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王什么(注:王维国)。

陈励耘一听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泽东听后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陈励耘说,上山前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没有回答。

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没有通知陈励耘,他却来了。

到了车站后,他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

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这个“鬼”自然便是背后瞒上欺下甚至敢瞒着毛主席行事的人。

文革中,谁又敢忤逆毛泽东的心思而行事呢?

就这样,所谓的“九一三事件”正按照这个人的布置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可是,陈励耘却是另一种说法。

毛主席和他们谈了“掺沙子”、“挖墙脚”等,其中一句话引起陈励耘的注意。

毛泽东说:

“林副主席要保。”

这就是说,林副主席犯了错误,不犯错误,何必保?

另上层意思就是,无论林彪犯了什么错误主席都是要保他的!

但是,陈励耘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错误。

谈话之后,毛泽东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

陈励耘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

毛泽东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

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走时陈励耘去送,还有秘书王明鑫和警卫干事孙世臣。

陈励耘回忆:

我在车厢门口送主席。

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

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

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站台上。

汪招呼我过去,问:

“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

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

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

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

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

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而且还将这一切都算在林彪阴谋刺杀主席的账上。

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

应该说是“欲加之罪”!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9月8日上午,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

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了个招呼,下午18点多于新野坐车从上海到了杭州,21点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

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并没有泄露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王维国在法庭上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

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

据汪东兴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他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入狱的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它同志,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谋杀一事,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谋杀毛主席。

最后他被“免于起诉”。

林立果乳臭未干,他敢“谋杀”毛主席?

他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本事吗?

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尽管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

陈长江回忆:

这次住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毛主席的情绪越来越不安。

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

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有天上午,毛主席出来散步,依然是小商、小吴陪着。

当时部队正集合在礼堂门前一棵高大的树下,由我讲形势和注意事项,讲得最多的还是那个最为重要的话题,提高警惕,确保安全。

干部战士身着便服,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们,你决不会以为他们是解放军;但现在是集体活动,每人坐一个小马扎,成排成列,聚精会神。

尽管天气很热,他们仍然服装整齐。

这时,毛主席来到我们队前,大家热烈鼓掌,我说,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

毛主席向大家摆了摆手,表示不讲了,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我这个人不擅长文艺,从来没有指挥过。

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对我说,毛主席说了,你又是队长,不指挥还行!

我硬着头皮指挥,开始还有些紧张,生怕指挥错了,大家越唱越来劲,四五十人唱歌,比一百多人的连队唱得还响,我们一连唱了两遍。

毛主席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唱完了我说,主席,你还有些什么指示?

毛主席挥了挥手,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草木皆兵呢?

这次外出,毛泽东的活动范围较广,接触的人也相当的多,其中有不少人还是林彪那一伙的。

总之越到后来,毛泽东了解到的可疑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

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专线上转移。

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

他建议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毛泽东同意,说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陈长江回忆:

工作人员刚吃过夜餐,毛泽东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杭州和上海之间绍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

当时以为我们的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有人认识哪个是毛主席的车,停在那里显得目标过大,或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征候。

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分析,到底为什么要连夜把专列调走?

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看来,这是个缓兵之计,容易让“敌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

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

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能!

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

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

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

此时林立果在北京商量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汪东兴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

是怕轰炸吧?

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

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一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一唱一和的比现在某些导演编撰的打鬼子的电视剧情节都邪乎。

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汪东兴是脑白痴,都知道有人要拿轰炸机炸主席了还有心情向主席汇报?

要么,汪东兴根本就是“同谋犯”!

我看两种都不是。

因为所谓的“谋杀”,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

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

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

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

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同样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知道。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

为什么呀?

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

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毛泽东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

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

“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的《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

“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

汪东兴回忆:

在毛主席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忙着调专列。

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

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

由于我们的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陈长江回忆:

9月10日这一天,就像往日一般,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特别的安排。

这天上午,我们与住地的警卫营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天太热,上场的队员个个像水洗一样,中午又吃的是热面条,犹如火上浇油,战士们刚换上的衣裤马上湿淋淋的了。

午饭后,大家都洗了衣服。

中午刚过,毛主席突然说马上就走,没说去哪里。

刚洗的衣服还在往下滴水,怎么办?

我让战士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全部带走。

马上登车,所带东西包括厨具都装上了车。

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但我们很快进入状态,做好了开行的准备。

前卫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提前行动,因为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开,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留下30多人随我跟专列一起行动。

毛主席乘一辆小轿车,由汪东兴陪着,我和张耀祠坐车在前面开路,警卫战士乘一辆面包车紧随其后。

由于毛主席是突然行动,我们又提前控制登车地点,因而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

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

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

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

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汪东兴躲到主席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

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3点40分,专列从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

16点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

18点10分,专列顺利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但是,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专列是22点以前到的上海,路上走了五个多小时。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第八十八章》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豫公网安备 410325020001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