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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本章来自《再探“九一三”》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2-03 点击数:1643次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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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政委、司令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十二军第一○五团青年干事,第六十四师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六八四团政治处副主任,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赣东游击队。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开除党籍)。

曾任红十二军第一○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

其间: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书记。

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二师二团政治委员。

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第六八五团政治委员。

1938年10月奉命由山西挺进山东。

同年底到达湖西地区。

1938年11月起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5月奉命率部南援华中。

1941年1月起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

1941年2月至1946年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任苏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6年3月起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9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11月前曾兼任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委员。

1948年1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至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9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后兼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50年7月至1957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其间:1953年1月前兼任空军政治部主任。

1957年2月至1965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

1965年5月至1967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1967年9月至1971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1950年7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党委副书记、第一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其间:1954年5月至1959年4月兼任空军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8年4月至1971年9月兼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

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7年8月至1971年9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其间:1967年8月至9月为办事组负责人。1968年3月至1971年9月为办事组副组长)。

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是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

1973年8月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1年9月被撤销一切职务,1973年8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剥夺其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1年9月15日上午保外就医,安置在济南。

1988年刑满出狱。

2004年10月17日15时58分在济南齐鲁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岁。

吴法宪,1915年8月25日出生,原名吴臣清,江西省兴国县南坑乡楼溪村樟坑村小组人,童年开始即随父在永丰县郡埠乡铁元村大安组深山佃耕处放牛。

1955年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时,籍贯为永丰县。

1930年,红军来到江西省永丰县,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永丰的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

年仅15岁的吴法宪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那个时候,共青团的工作开展得也很活跃,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青年团的组织很快就建立起来,广泛吸收青少年加入这个组织。

吴法宪的家乡,也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吴法宪是他家乡里最早加入共青团的人之一。

当年,正值红军扩大队伍,已经参加共青团的吴法宪,又毅然参加了红军。

吴法宪参加红军,起点要比其他参加红军的人略高,他是在已经是共青团团员的情况下参加红军的。

当时,一个人能成为共青团团员,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已经是“在组织”中的人了。

加上吴法宪年纪小,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红军队伍中为大家做事,一心听党的话,作战勇敢,不怕死。

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并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党组织培养吴法宪,首先从文化入手。

吴法宪本来文化程度不高,但进入红军队伍后,在红军这个大学校里,他很快就达到了能说能写的程度。

他的个子也长高了一些,身体也强壮起来。

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组织更加注意对他的培养了。

1932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十团青年干事,直接在团党代表领导下做部队的青年工作。

吴法宪做青年工作,积极热情,也有一套办法,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批青年红军被吸收到团组织中来,由于有这方面的成绩,上级看中了吴法宪,任命他为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此时,年仅17岁的吴法宪,已经成为红军青年军官了。

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吴法宪在林彪手下工作近四十年。

吴法宪在警卫通信连工作得很出色,他对全连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与连长一起把这个连建设成为师部里非常得力的部队。

由于警卫通信连与部队首长接触较多,吴法宪也就很快进入首长的视野,林彪也认识了吴法宪,知道他是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年轻能干又忠诚的军官。

因此,林彪也看中了吴法宪,特别注意培养、提拔他。

仅仅一年,到1934年,林彪就提拔吴法宪当上了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

这种团党总支部书记,是红军时期所设的一种特殊职位,实际上是团里党代表(政委)的助手。

吴法宪从当二师警卫通信连指导员起,就表现出了作战勇敢,不怕死的特点。

每次打仗,他都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带头冲锋打硬仗。

他当上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点。

那时的团党总支部书记已经是团里的领导干部了,要参与全团行动的讨论和决定。

吴法宪作为团党总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全团战斗部署的研究,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参与部队的后勤和其他方面的调度指挥工作,还要与团里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带好兵、打好仗,是够辛苦的。

可是,吴法宪不怕辛苦,白天,他和战士一样行军打仗,部队驻扎下来时,战士们都休息了,他还要挨个营、连查访,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检查连队的营房、伙食等情况,一直到深夜才能睡下,有时,他半夜还要再起来查岗哨。

天色未明,他又要最早起来,检查部队当天的行军打仗准备的情况。

尽管如此辛苦,吴法宪却乐于承担,并且干得很出色。

每次打仗,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这种表率作用,对战士影响很大,因此,他当团总支部书记的这个二团,是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的,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二团。

吴法宪在二团工作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以弱小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多次进攻。

在反“围剿”战斗中,吴法宪敢打敢拼,并且立下了战功。

林彪所指挥的红一军团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也打了几个漂亮仗,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军事方针的错误,使红军在战略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红一军团的作战也十分艰苦,但红一军团广大指战员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敢于同敌人打硬仗。

吴法宪在作战中表现突出,尽管二团减员严重,总是冲在前边的吴法宪却命大,没有战死,而且,由于他总是带头冲锋,对战士们起到了团结鼓舞的作用,虽然作战艰苦,人员牺牲很多,但这个团不但没有垮,反而仍然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

二团顶上去后,总是能够完成作战任务。于是,林彪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二团的干部们更赏识了。

林彪也把吴法宪看作自己手下的虎将之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时,林彪总是把第二团放在先锋位置,命令其为后续部队开路。

当先锋团的领导干部,可谓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干部要率领全团承担起探路、开辟道路等任务,更意味着该团的领导人要使全团上下一心一意,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永不溃散。

这样不容易干的工作,吴法宪却与其他团领导一起承担了起来。

而且,他这个团总支部书记干得很出色。

红军长征时,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在这之前的急行军,是一个硬任务,吴法宪硬是和全团一起,在短时间内昼夜行军,在指定时间抵达泸定桥。

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敌军发射的炮弹在他身边炸开,横飞的弹片把他的两个手指切断,鲜血直流。

吴法宪简单包扎后,仍然冲在前边,用没有受伤的手,死死抓住铁锁,双脚踏着悬空的铁链,奋勇冲锋,与其他战士一起,冲过铁锁桥,歼灭了敌守桥部队。

吴法宪的这一事迹,很快就被上级知道了。

部队渡过大渡河驻扎下来后,表彰战斗模范,吴法宪是被表彰者之一。

中央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吴法宪所在的团仍然是先锋之一。

吴法宪也总是走在前边。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整编,干部有的调整,有的提拔。

吴法宪是被提拔者之一,他当上了红军第二师第二团的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红军也进行改编。

林彪所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吴法宪此时在该师的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政委。

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与日寇作战多次。

吴法宪在战斗中也屡立战功。

吴法宪虽然担任的是政治委员的职务(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政委改称政治部主任),但他在决定全团作战决策和带兵方面,起核心作用。

作战时,他也冲锋在前,这一点,对全团战士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他们的部队,仍然以作战勇敢、能打硬仗著称。

由于吴法宪作战有功,他的职务也不断上升,先后担任过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委等职。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许多漂亮仗,吴法宪本人也不断立下战功。

吴法宪率领部队打的较著名的胜仗是萧县伏击战。

1939年5月底,吴法宪所部得知日军1700余人分六路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必经之路是张山集、前杨庄一带。

他和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一起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战。

6月1日,吴法宪、彭明治率部在张山集、前杨庄设伏,一举消灭日军300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六路进攻。

刚刚打完这一胜仗,吴法宪、彭明治二人又得知日军2000多步骑兵沿津浦路开进,便率部开至津浦路的曹村车站阻击敌军。

此役,又打退日军2000多人的进攻,歼灭日军300多人,击毁敌汽车3辆。

吴法宪所部在五天时间里连续打了两仗,歼灭日军700多人,打出了威风,此后日军一听说苏鲁豫支队,就吓得心惊胆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同时对新四军部队进行整编,充实一部分力量。

按中央命令,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由八路军建制转为新四军建制,吴法宪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新改编的新四军,人员来自各方面,加上有新兵和俘虏兵加入,政治思想工作很艰巨。

吴法宪当上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

他发现,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坚强的连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于是,他发起了“创建模范连队党支部”的活动,采取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和严明纪律等措施,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

这些工作很快就见了成效,新四军第三师的连队党支部组织进一步巩固,发挥了党支部在连队中的核心作用,三师的党员也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对提高连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加入党组织的人数也不断增多。

吴法宪的政治工作经验,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视,曾在全军推广他创造的经验。

吴法宪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也打了不少胜仗,立下了不少战功。

著名的有: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城攻坚战,等等。

 

新四军在苏北刘老庄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

1943年3月16日,日军第17师团驻江苏省淮阴、涟水步骑兵3000余人,分十一路突然合击在淮阴县六塘河沿岸一带的淮海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摧毁。

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主动在刘老庄阻击敌人。

18日,第4连与敌1000余人激战,先后打退敌五次冲锋,毙伤日军170余人。

最后,弹尽援绝,就与敌进行白刃格斗。

连长白思才、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等全连82人全部牺牲。战后,新四军第3师命名第4连为“刘老庄连”。

刘老庄在苏北淮阴县境内。

1943年 2月中旬,驻徐州的日军第65师团 3000多人,由师团长川岛亲自指挥,对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因屡屡扑空,回撤时又遭到新四军打击,于是又在 3月间进行反扑,将其矛头指向淮海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淮阴六塘河一带。

日军行动迅速,领导机关尚未转移,形势十分紧急。

新四军第 3师第 7旅第19团第 4连,临危受命在刘老庄阻击日军。

四连是个英雄连队,具有南昌起义和红军长征的光荣历史。

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接受战斗任务后,率领全连迅速进入纵横交错的交通沟。

走在前面的30多名鬼子尖兵进入伏击圈时,受到四连出其不意的射击,一个个应声倒地。

后面的鬼子见势不妙,抱头鼠窜。

日寇指挥官川岛大校慌忙紧急纠合各路敌军迂回包围四连,切断前来增援的民兵。

上午八点钟左右,鬼子步兵一个约四五十个人的小分队,在火炮、机枪的掩护下,向四连阵地发起第一次冲锋,四连以猛烈火力扫射,击退了鬼子的进攻。

在敌人面前,英雄的连队没有一个人胆怯,他们结成一个沉重的铁锤,向日寇的脑袋打去。 

在机关枪的咯咯声和手榴弹的咆哮声中,四连打退了鬼子的五次冲锋,田野上留下了许多鬼子的尸体。

指导员李云鹏仍和往常一样沉着,他站在大家的中央,放开嗓子,挥着拳头鼓动讲话: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日寇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要坚决打到底!”

 “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

战士们的回答,像汹涌的波涛怒吼。

“同志们!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要为党的事业战斗到底!为民族解放战斗到底!同志们!我们要坚持党的光荣传统,要做模范,要做英雄。一个也不做孬种,一个也不当俘虏!”

指导员高亢的声音,盖过了敌人隆隆的炮火声。

“保持党的光荣,不做孬种,不当俘虏!”

同志们异口同声像雷鸣一样地响应。

充满着仇恨和愤怒,大家把一切伤痛和饥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徒手的炊事员们,也拿起了武器;司号员除了背着军号,也增加了一支长钢枪。

他们是新的生力军,补充那些已经负伤或牺牲的同志。

重伤员没有呻吟,没有哭泣,他们忍着剧痛,一个个怒睁着两眼,不愿意放弃自己战斗的岗位;有些轻伤的同志,一面流血,一面坚持战斗,不肯丢下自己的武器;卫生员把药袋放在地上,小心地为伤员包扎。

药毛巾用完了,他们把棉衣里的棉絮撕下来用,战士们腿上的裹带也解下来当作绷带布用了。

1943年3月16日,日军第17师团驻江苏省涟水、淮阴步骑兵3000余人,分十一路合击在淮阴县六塘河沿岸一带的淮海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摧毁。

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第7旅第3师第19团第2营第4连主动在刘老庄阻击敌人。

18日,敌1000余人与第4连激战,先后打退敌5次冲锋,毙伤日军170余人。

最后,弹尽援绝,就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政治指导员李云鹏、连长白思才等全连82人全部牺牲。

战后,新四军第3师命名第4连为“刘老庄连”。

日军的进攻越来越凶。

他们用机关枪对着路沟两头处打过来,迫击炮、掷弹筒像热锅炒的苞谷似的,前后左右到处爆炸着,有几颗炮弹落在了沟心里。

敌人是想用猛烈的炮火毁灭四连这个坚强的堡垒。

“同志们,赶快用背包堵起来!”

白连长嘶哑的声音叫喊着。

大家立即拿起背包拚死地推上去,几分钟堆起了两段短墙头,挡住了敌人的炮火。

突然,李指导员的头部中弹,他一声不响地跌倒地上,鲜血喷涌,淌满了脸。

战士们惊叫起来:

“指导员!指导员!”

指导员惨白的脸上被鲜血染红了,但他不感到一点痛苦似的,嘴角、眉间露出笑影。他慢慢地摇着右手,喃喃着,意思叫大家不要管他。

白连长跑过来,抓住李指导员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仇恨的烈火冒上了他的头顶,烧干了他满眶的眼泪。敌人又冲锋了!

白连长跳起来,将驳壳枪一丢,端起一根上着刺刀的长枪,鼓着血红的眼睛,喉咙里迸出粗哑的声音:

“同志们,上起刺刀拚呀!”

敌人第六次冲锋被打下去了。

战士们雪亮的刺刀上染上了日军的血。

可是在敌人猛烈炮火下,突围还没有成功。

子弹打完了,怎么办?

连长发话了:

“我们决不让敌人抓住一个活的,也不让敌人得到一支好枪。这都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同志们,把机关枪和多余的步枪统统破坏掉!”

战士们握紧上好刺刀的钢枪,决心同日军肉搏!

日军借着夜幕降临,像蠢猪似的涌到四连阵地前沿,四连战士们手端刺刀一跃而上,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刀枪撞击之处,发出日军的惨叫声。

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铁锹砍、牙齿咬,一场悲壮的白刃战,终因敌众我寡,八十二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这一战四连共打死打伤日寇500余人。

战后,淮阴人民在刘老庄修建了烈士陵园、纪念碑和壮志亭,烈士们的英名和事迹将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上永放光彩。

陈毅闻讯称赞道:

“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

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也称:

“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杭争的杰出代表。”

2012年3月到11月,淮安日报社开展了“寻找刘老庄连无名烈士”大型新闻采访活动。

9个月漫漫求索,3万里风雨兼程,北京、安徽、山东、河南以及省内的南京、盐城、徐州、宿迁等地都留下了本报寻访组艰苦跋涉的足迹。

回望这场寻找英烈之旅,我们收获的远远不止新发现的9位刘老庄连烈士英名,还有很多无法忘却的细节。

我们珍惜旅程中的每一次相遇、每一个表情,我们相信细节的力量……

 “八十二烈士不给中华民族丢脸,刘老庄人也绝不给英烈丢脸。”

5月16日,淮阴区委常委、刘老庄乡党委书记陈张接受寻访组专访时如是说。

68年来,刘老庄的乡亲们尽心尽力守护着先烈,每逢八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都到陵园祭奠先烈。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生活在这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用“红色刘老庄、绿色刘老庄、金色刘老庄”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

刘老庄连指导员隋书良说:

“不管到哪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带着流动连史馆,这是刘老庄连之魂。”

5月18日,在河南某地刘老庄连野外训练场,寻访组首先看到的便是刘老庄连流动连史馆和生龙活虎的战士们。

刘老庄战斗过去68年来,连队番号几经变更,但那段为中国军人赢得尊严和荣光的历史,刘老庄连的子弟兵却一直厮守,永远珍视。

8月10日下午3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处长、军史专家宋传富在听说我们是为寻找刘老庄连无名烈士查找资料时,伸出了大拇指,连赞“了不起”、“了不起”,地方党报此举令人钦佩。

他热情地帮助我们查找资料、联系相关单位,并对寻访活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两个多小时的搜寻,虽然没有找到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的任何档案,但军史专家对寻找英烈活动的肯定和鼓励却让我们收获了信心。

刘老庄连沛县人多,英雄乡里热心人多,沛县政府办副主任张铜成就是不得不提的热心人之一。

他全程关注寻访活动,多次吟诗为寻访活动加油鼓劲。

他不仅帮我们找到了八十二烈士之一——袁培臣烈士的准确资料,还抛下手头的事务陪我们进村入户采访。

同是沛县人的江苏省军民共建先进个人张浩,看到寻访报道后甚为感动,主动宣传《淮安日报》的寻访活动,并赶赴淮安向报社赠送锦旗,表达烈士家乡人的浓情厚谊。

金秋时节,寻找英烈之旅也迎来了收获的时分。

8月1日,《只为烈士不再无名》公告在《徐州日报》及子报刊登后,蒯德山烈士亲属随即来函,提供了蒯德山烈士的相关信息。

国庆前夕,寻访组在河南省商丘市找到了蒯德山烈士的资料和他的亲属。

不管是资料还是回忆,蒯德山烈士牺牲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牺牲情形等等与史实高度吻合。

终于找到了!

这一刻,我们的内心充盈着喜悦和激动,蒯德山亲属的内心充盈着喜悦和激动……

 “白(思才)连长请我们喝酒,对我父亲也好。”

在泗洪县双沟镇,77岁的宋来宾老人激动地回忆起儿时的一幕:

父亲宋迎春参军后,母亲带他到大李集找父亲,白连长热情地招待了他们母子。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识字、聪明,又能打仗,深受白连长的器重,入伍不久就当了机枪班长。

先人已逝,但70年前那次探亲之旅却一直扎根于宋来宾的心底。

谈起父亲和白连长,这位77岁的老人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许多人并不知情,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中也有淮阴人。

11月7日,本报寻访组采访了刘守业、王步珠烈士的亲属,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当刘成祥拿出父亲刘守业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时,当王步珠的孙辈争着向我们讲述爷爷的故事时,我们感到了寻访的意义:

将家族记忆汇入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血脉,一代代传承下去……

2011年8月8日,我们飞赴广州。

我们此行目的是见朱江老人,朱江原是涟水县独立团之七连的连长。

在新四军三师七旅19团二营4连82位烈士全部殉国后,奉命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的战士上升到4连。

但在刘老庄战斗之后,这支部队又有哪些战斗历程?

哪些英雄故事?

是我们不知道、又想在纪念馆展览中表现的内容。

在去广州之前,我与朱江之子朱海进行了联系,说明了去粤意图。

忽然,我想到应该问一下朱海,他是否是古寨的朱氏?

因为朱氏在淮阴、涟水一带有几个源头,同宗不同族。

于是用信息问:

“请问你与原涟水县长、大文人朱一苇是一朱,还是与烈士朱慕萍是一朱?”

得到回答是:

“你说的二人我都不知道。我父亲是士字辈,我是崇字辈。”

哎哟,弄了半天,朱江竟是古寨朱氏。

我忙回告:

“你我一家,平辈兄弟。”

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第二天中午放弃休息,翻开《古寨朱氏族谱》查找。

不查不要紧,一查才知,朱江是朱月山的长子。

朱月山与陈书同、万金培、李干成、朱启宇、薛华甫、王伯谦等人是涟水县大革命时期党员、抗战初从事救亡的代表性人物。“七七事变”后,朱月山与李干成、孙海光一起出苏州陆军监狱,随即,奔赴延安;不久,受组织遣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9日上午,我们在一个军队招待所的小会客厅,见到了朱江老人,91岁的朱江老人坐着轮椅进来,在别人的搀扶下,移坐在椅子上。

老人已经老了,耳朵有点背,头发有点长,胡子更长。

有点道骨仙风的感觉。

谈起当年,朱江老人告诉我们:

当时,地方部队进行整编,将小团、小连建制改为建制连、建制团,这样,7连变成一个建制排,有一个机枪班、3个步枪班,约40余人,上升到19团4连。到主力后,原来是10旅派出进行主力地方化、在独立团七连任连长的宋丁祥继续任连长,许醒民(安徽人)来连队任连指导员。朱江是连队的副指导员。

以7连为主,加上原来4连的两个战斗班,从其他连队抽调一部分战士,组成了新的4连。

新的4连被命名为“刘老庄连”,高举着英雄的旗帜,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4年,刘老庄连随着19团参加了华东局部反攻战役。

他们攻打合顺昌公司,攻打陈家港。下半年,随七旅西征,到淮北收复根据地。

随后,又进军淮南,阻击顽军的侵占磨擦。

1945年8月,七旅东归,与八旅一起参加解放淮安城战役。

是役,19团2营担任主攻,部队进行迫近作业,然后把棉被浇湿,蒙在大桌上,战士们顶着桌子进攻。

在城的东南角爬上云梯,进入城里,进行巷战。

最后全歼伪军,解放了淮安城。

之后,二营在淮安就地休整了一段时间,到淮阴归建制进军东北。

在那白山黑水间,朱江等刘老庄连的战士们与山东、河北一带到东北去的战友一起,首战秀水河子;三下江南作战;四保临江古城;在辽沈战役中,刘老庄连所在的东北野战军6纵在辽西堵截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回逃沈阳,6纵在厉家窝棚一带全线点火,全纵参战,再次从黎明血战到黄昏,为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原19团2营在这一天换了4任营长。原4连连长、已升任2营营长的宋丁祥就在这时候牺牲。

朱江说,后来在阿城整编时,一个连队中从苏北去的老战士大概不超过10人,可见减员之严重,战斗之残酷。

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已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因此,在辽沈战役后不久,6纵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提前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平津战役。

待东北野战军全部入关后,他们再次提前南下,配合中原野战军准备渡江作战。

然后千里追敌,解放广州城;渡海作战,攻打海南岛。

建国后,朱江一直在部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曾任四十三军副军长。

去广州想了解的第二个人物,是李心从老人。

我在以前搞地方党史研究时,误记成李老是在广西离休。

于是,一心想寻找个线索。

谁知与朱江的二儿子吴海交谈时,得知李老于几年前去世,李家就在广州,是我自己张冠李戴。

喜出望外,下午即与李老的女儿李晓玲联系,说明了身份,告诉了来意,提出第三天上午去拜访,对方很热情。

谁知李心从的夫人听说后,非要坚持见我们,她因身体不好,上午要挂水治疗,因而要求我们改在下午见面。

李心从是丰县人,与李云鹏一样,亦是1938年从丰、沛、萧、砀地方武装上升八路军主力部队685团的青年之一。

到了胡大队之后,李心从在团部任干部,1942年前后,为了精兵简政,化小活动建制,李心从到二营任副教导员,与二营一起行动,1943年初开始,营长潘黎明、教导员丁光辉负伤,相继离开部队修养,二营即由李心从带领作战。

刘老庄战斗前后的相关情况,多自李心从回忆而来。

在稍后一天的拜见单印章老人的过程中,单老曾对李心从的儿女说:

“这个连队就是你爸带的呀!”

第二天下午,我们如约前往李心从长子东阳的住处,见到了李老夫人,女儿和两个儿子。

通过交谈,我得知老太太是广东开平人,我立即询问:

“阿姨,您也打过到海南岛的吧?”

老人答:

“是。”

这也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老太太的当年和《激情燃烧的岁月》储琴一样,在动乱的年代里,追求真理,走进革命大潮中,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和情感的归宿。

李心从老人大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支援地方建设,就转业到广州白云机场工作。

刘老庄战斗是李老一生中最难忘的战斗,他一直想百年之后与在刘老庄牺牲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因此,当我们与李家人一起谈论家乡丰县,叙谈淮阴今昔,在谈到李老的身后事时,老太太和李晓玲大姐哽咽在喉,眼眶湿润,老太太说李老生前想把自己的归宿地选在刘老庄,并且请宋维轼将军通过南京军区联系落实此事,但终未成行。

这成了李家的永远憾事,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老对刘老庄82烈士的浓烈感情。

匆匆一见,终要分别。我们在李家一家人依依不舍的亲情中招手告别。

在我回到淮阴时,发了一条短信给广州的各位朋友,感谢他们的帮助。

李小玲回短信说:

“这次你们的到来,拉近了我们与故乡的距离,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父辈们浴血奋战的历史和英雄精神,预祝你们筹展顺利,纪念馆如期开幕。”

在广州的第二天晚上,我打电话到魏祥成老人家里。

魏老是我们要见的第三位老人。

电话号码是李心从女儿给的,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问:

“怎么称呼您?”

“我是魏祥成的老伴。”

“那我叫您奶奶啦!,”

对方应声,我说明了来意,告诉明天上午去她家。

谁知第二天上午我们联系上广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副会长余伯达先生,决定先到他那里座谈一下。

到了中午12点多,手机响起,魏老太太询问上午说好了去他家,怎么不来了?

说她和魏老还等着一起吃饭呢。

哎哟,不得了,我忙在电话中解释。

随后,匆匆告辞,赶往魏老家里。

魏老是丰县人,今年92岁,离休前是空12军副军长。

其实,几年前我就听说魏老在2005年来淮,专门去刘老庄陵园凭吊烈士。

其时,魏老已身患癌症,但在陵园里放声痛哭,追思战友。

魏老住在广州空军天河干休所。

我们到时老人刚刚睡下,魏奶奶告诉他我们到了。

魏老立即起床,紧握我们的双手欢迎我们的到来。

他用沙哑的喉音对我们说:

“为什么不到我家来吃午饭?我们等到了一点钟!”

老太太抱歉说他们由于没有经验,昨晚接完电话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在告诉魏老后,第二天上午老两口久盼我们不到。

急得又没办法联系。

于是打了两位老战友家的电话,才转到朱江大儿子朱海家的电话,联系上我们,听此,我们也感到满怀歉意。

随后,魏老与我们聊起了历史,他拿出一份“苏豫皖游击三大队”的文稿给我们看,文中详细介绍了“刘老庄连”和兄弟连三连、七连的来历和上升主力、变化情况。

原来,魏老就是“苏豫皖游击第三大队”的老战士,魏老的材料让我们更近地体会那战争岁月。

魏老与我们谈起了淮阴,他用那浓浓的丰县乡音,给我们细数了老张集、棉花庄、丁集子、五里庄、王营子……当年,魏老是胡炳云麾下一名英勇的侦察排长,经常只身活动在淮阴的敌占区里。

老人拿出他几年前写的当年搞侦察时的小故事,这两个故事《南方周末》曾刊载过,并配了“现代草船借箭”的导语,非常感人。

老人语音沙哑,我就用笔与他交谈,看到他的文章中有地方干部“刘玉厚”的名字,我写下刘玉厚的舅舅是士绅马季同,老人回应写下“我的师傅,青红帮”几个字,颤颤巍巍。

随后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解放后马写信给我……立即放声大哭。

虽然他声带已坏,但声嘶力竭,撕人心肺,我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睛也溢出泪水。我想劝止,但一时无法,他是长辈,又不能抚背安慰,只有大声说:那是历史,大历史,任何人没办法……一位老人,对一位民主人士给予的帮助和恩惠尚深藏于心,终身不忘,更何况对战友之情,对人民之情是何等深厚。

谈起4连连长白思才的家乡,魏老拍着胸口肯定地说,白是陕西长安县人。

魏老说石瑛亲口对他讲过:白思才是他的老乡。

在其后的时间里,我发了信函去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协查,当地民政局的老赵电话告诉我,他们区在册的白姓烈士仅有4人,但他告诉我,当地姓白的是大家族,人口很多,这使我认定白思才的家乡是长安区,只不过我未能前去做详细的调查,岁月的流逝,我们可能永远模糊了烈士的家乡。

两个小时在交谈中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别,老人的双手与我紧紧相握,叮嘱着:

“临走前再来一趟,我要陪你们吃顿饭;要用车,讲,尽管对我说,安排。”

我们再三答谢,两位老人送至电梯口才止步。

我离开广州前没有再去魏老家里。

不是我疏忽,而是我主观上想让这个约定失效。

我在以前拜访李广涛老人是就有这样的感想:

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现在安享晚年,享受着和平带来的幸福。

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平静地享受每一天美好的时光。

 

新四军在苏北大胡庄抗击日伪军进攻的战斗。

1941年4月26日拂晓,从涟水县城出发的200多名日军和500多名伪军,突然包围淮安县大胡庄。

驻大胡庄的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4团第2连迅速展开,利用院墙、猪圈和房屋顽强抗击,连续打退敌三次冲锋。

敌人施放毒气,并利用烟雾发起冲锋。第2连指战员用刺刀、大刀、枪托和敌人进行肉搏,打退了敌第四次冲锋。

敌人又放火烧屋。

第2连指战员在烈焰中反复冲杀,共毙伤日伪军100余人。

但因众寡悬殊,副营长巩殿坤、连长晋志云以下82人牺牲,只有1名重伤员幸存。

 40年代的大胡庄,由两个自然村落(俗称圩子)构成,大圩子有几十户人家;小圩子又叫“小西场”,只有9户胡姓人家,房屋60余间,大胡庄战斗就发生在“小西场”。

这个小圩子整体房屋座西朝东,东西较长,南北稍短。

其北面、西面各有一条深约1.5米的圩沟。
   4月25日傍晚,新四军3师8旅24团1营2连82人,由1营副营长巩殿坤率领,进入大胡庄的小西场,分散入驻农户修整,当晚又吸收了一名青年农民参军。

这样,战斗打响之前,该连全体指战员总人数为84人。

26日清晨,奉命到1排、2排检查转移准备情况的文书高建国,刚走出连部不远,就隐隐约约地发现庄子外面有人影在移动,而负责警戒的哨兵也同时发现大批日伪军正悄悄向2连驻地逼近,并紧急鸣枪示警。

于是,一场残酷的大胡庄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高建国是文职人员,身上不配武器,便借大雾成功突围,直奔团部报信。

在清理战场时还发现唯一幸存者刘本诚。

这样,2连指战员如果全部阵亡,烈士人数就是82人,此数与现在的口径是一致的。

但据我的调查,发现两个问题:
   一、2连82名战斗人员当时并没有全部阵亡,少数新四军战士被俘后在涟水遇害。

大胡庄村的离休干部胡佳月回忆:

当年他5岁,其父当时曾被日本人强征为挑夫抬日军一名小队长的尸体。

听父亲讲,日本鬼子撤出大胡庄时抓走十几个新四军战士带回涟水城。

事后我地方党组织通过涟水城的敌伪中的内线了解,这些被俘的战士在涟水已全部遇害;村民胡其南(今年75岁)记得,当时他随大人躲在圩子北侧的圩沟里,亲眼见日军从圩子里绑出几个新四军战士,拖到沟里狠打,最后全带走了。

胡其南还说,小圩子唯有胡锡辛家是瓦房,是新四军战士牺牲最多的一处……在西北角的圩沟里有重伤的新四军俘虏,被鬼子殴打,记不起是几个了。

他们不是投降,是瓦斯中毒丧失意识和反抗能力,想自杀都不能。

三位老人的记忆,第一个源于家父,另两个则是亲眼所见。

另外,据淮安区博物馆张馆长介绍,这次烈士遗骸清理一共发现54具完整的成人遗骸,还有3具可能是小孩的。

其他是零碎的、不完整遗骸,有的只有头,有的只剩骨头。

实际上,这些零碎的遗骸加起来,估计最多也就70具。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又为“部分新四军战士被俘”之说提供了佐证。
   二、除主战场小西场外,外围发生过激烈的增援战斗。

现住茭菱镇街上的胡以余老人(曾任乡供销社经理,当时5岁)讲述:

“当时新四军有一个排就驻在该乡的果园村,位于大胡庄东南面,相距仅2里多路;24团团部则驻在苏家嘴(今淮安区苏嘴镇)的龚营村,位于大胡庄的东北方向,相距约15-20里。大胡庄战斗打响以后,两路新四军赶来增援,但遭到日军的强大阻击,敌人的火力太强,他们根本打不过来。80年代茭菱乡食品站站长苏学方当年参加过增援战斗。”

经查阅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新四军战役战斗选》有关大胡庄战斗的部分,也对增援战斗作了说明:

“在战斗中24团牺牲了6连连长以下30余人”。
   我认为,大胡庄战斗仅指在小西场发生的突围战,而当天大胡庄外围还发生了增援战。

在战斗中阵亡的我军新四军官兵人数实际在100人以上,加上被俘后英勇就义的新四军战士,牺牲的人数在110人以上。
   在大胡庄战斗中老百姓有没有伤亡?

目前所有公开出版的资料,都回避了群众伤亡情况,这显然不合情理。

因为凌晨战斗打响时,老百姓都在家里,他们根本来不及逃离,只能在自家的角落躲避。

而战士们紧急投入阻击,也无法组织群众安全撤离。

不仅敌人的狂轰滥炸会造成群众的无辜伤亡,而且最后房屋被烧,群众无论在屋里屋外都会面临重大伤亡。

家住最北头的胡科成回忆:战斗开始以后,新四军战士将农房的山墙凿通,以便互相支援。敌人点火烧屋后,我们一家热得受不了,都转移到隔壁的胡其南家里。

我家老太爷和新四军就在院子里向日伪军喊话要求停火,让老百姓出去后再打。

这时枪声暂停了,新四军的机枪手把架在巷口的轻机枪拎过去,打开过道门,等老百姓从巷子撤到北面的圩沟,双方继续在屋内屋外激烈战斗。
   经调查了解,战斗打响后老百姓都躲在自家屋里,枪林弹雨中,仅胡其南一家大人小孩就有4口死亡、4人受伤;朱三家的老两口死亡,女儿小凤腿部受重伤;住南头的一户40来岁的胡锡凡因瓦斯中毒当场死亡。

还有一青年农民撤离现场时被日军开枪杀害。
     大胡庄战斗,是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遭遇战。

这场战斗虽使日军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但我新四军一个连整建制被打光,在抗日战争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尤其是该连的排以上干部均是“老八路”,具有光荣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全部牺牲,非常可惜。

大胡庄战斗突围战最终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1、双方战斗人员和武器装备等力量对比悬殊。敌我双方战斗人员之比将近9:1。从武器装备看,2连是24团1营的主力连,配有两挺机枪;每个战士持老套筒步枪并配有刺刀一把、手榴弹4枚。但是“老套筒”与三八式步枪在对抗中明显处于劣势。弹药也严重不足,战士们腰间的子弹袋大部分是芦材棒添充的。手榴弹系地方兵工厂土制,爆炸后成两瓣,与日军手雷、掷弹筒的杀伤力相去甚远。而从涟水城来偷袭的日军步兵中队,除每人配单发步枪外,还配有大约9挺轻机枪、9个50毫米掷弹筒,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加上使用毒气手雷这种为人类所不齿的化学武器。在如此极为恶劣的战斗环境下,2连能坚持7个小时,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2、保密工作存在疏忽,汗奸告密引来敌人。2连进入茭陵镇一带轻装活动,主要负责对淮安、淮阴、涟水方向的警戒,密切监视上述三城敌人动向,以保证驻盐阜区苏家嘴团机关的安全。4月25日太阳快落山时,2连悄悄进入大胡庄,但行踪却过早暴露。据胡科成回忆,部队开进庄子的当晚,小号兵吹过军号,他当时跟在这个十五、六岁的小号兵后面跑着玩。可能引起了潜伏在大胡庄大圩内两名胡姓汗奸的注意,他们将新四军的人数、装备等情况摸清后,连夜赶到距大胡庄20多里的涟水城日军驻地告密。
   3、部队战斗准备不足,面对有备而来的突袭只能仓促应战。全连经过一夜休整,26日零晨刚吃过早饭,正各自收拾行李整装待发。哨兵报警枪一响,由北、西、东三面正向小西场围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像恶狼一样猛扑上来,一下子冲断小圩子,使巩副营长所在的3排与晋连长所在的1、2排被拦腰截断,导致2连整体指挥上极其不利。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用轻重机枪、掷弹筒和手雷等疯狂地扫射、轰炸,在第一波攻击中位于北侧的3排伤亡较大(有些资料称,2连先占领圩子外面的阵地进行反击,后在日军的毒气、燃烧弹、火炮的攻击下失去阵地才退守到圩内各自为战。这种说法存疑,因为当敌人猛扑过来时, 2连人员还来不及出来阻击;即使出来,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下也会遭受重大伤亡;同时,若2连有机会出来打,圩内老百姓应该有机会撤离,不至于到火烧房屋后才组织离开)。
   4、固守待援,痛失宝贵的突围战机。战斗刚打响,日军尚未完成合围,南面是唯一的突围方向。副营长巩殿坤下令全连“坚守阵地,固守待援。”
   为什么巩副营长危急关头选择“固守待援”?

作为营级指挥员,他当然要等待增援部队汇合来一个里外夹击,让这群野兽有来无回!

但是,战斗从凌晨4点多打响,到上午11点左右基本结束,2连在日伪军9倍于我的层层包围下,苦撑近7个小时,击退5次冲锋,还是没有等来援军。

他也许不知道,为了解救他们,24团的队友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1982年,淮安县委宣传部的秦九凤同志曾专门采访过刘本诚。

据刘讲, 24团进入盐阜区(包括盐城县、阜宁县、涟水及淮安东边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向地方化过渡,部队分散到各县广大农村宣传发动。

当时团部周边并没有主力,接到报信后,他们临时召集滨海独立营以及一个警卫排赶来增援。

而滨海独立营刚由地方武装上升为新四军建制,人数且战斗经验均不足。

因此,打不过来应在意料之中(注:关于增援队伍人数,所有已公开发表的资料均称“团长带2营及警卫连跑步增援”,看来人数被夸大)。
   大胡庄战斗长期湮没,有其特殊的背景。

黄克诚领导的3师刚进入盐阜区,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八路军连队全部打光,师部担心部队士气受到影响,因此有意识未做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导致两年以后发生的刘老庄战斗在全国影响很大。
   1981年,原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大将对参加北京一次重要会议的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讲:

“三师成建制被敌人‘吃’掉的两个连队都发生在江苏,其中一个连队的牺牲地大胡庄至今还没有一点纪念设施。”

由此开始,大胡庄战斗才引起关注,并陆续开始宣传报道。
   ——大胡庄战斗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大胡庄战斗是被日本人偷袭的遭遇战,战士们仓促投入战斗,战斗的艰巨性和残酷性更强。

面对人数、武器处于绝对优势的强敌,我新四军官兵表现出了临死不屈、血战到底的顽强斗志和民族气节,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英雄气质和战斗素质,铁军具有的钢铁意志和高度革命纪律性,以及充分利用围墙、窗户、巷口因地制宜展开防御作战,都是战史上十分宝贵的财富。
   ——大胡庄战斗使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昭然若揭。

据史料记载,在抗战期间我军整个连打光的仅有戴家垴战斗、刘老庄战斗和大胡庄战斗三次,都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恶劣条件下发生的。

但是,大胡庄战斗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惨烈”!

日军不仅违反国际公约,使用毒气弹对付新四军并伤及无辜百姓,而且在占领村庄后还对拒不投降的新四军重伤员进行灭绝人性地虐杀:这些只有20来岁的小战士,有的被割掉了头颅,有的被刺刀穿透,有的竟被绑上树棍、担在山芋窖口活活烧死;对与敌扭抱一起的我军烈士砍手剁足,以致在战斗结束后的现场,新四军烈士遗体几无一具完整。

增援赶来的战友们烈火后寻找辨认副营长巩殿坤遗体时,发现烈士只剩下半只脚指及半只皮鞋。

大胡庄战斗再一次暴露了日军的残暴与灭绝人性,也使敌占区广大人民对侵略者燃烧起更大的仇恨!
   ——大胡庄战斗使抗日的火种在盐阜大地上广为传播。

小西场的胡其南家当年设为2连连部,巩副营长就住他家。

受巩营长的启发以及新四军烈士革命精神的激励,高小文化的哥哥胡其华,由一名地主家衣食无忧的公子,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小乡指导员、地方政权组织科科长。

连长晋志云对所住地主家一名长工进行革命斗争教育,其要求加入新四军,当晚就领了军装。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茭菱一带为中心的北乡农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革命觉悟都较高,一直是最为活跃的革命根据地。
   2010年5月的一个中午,我在胡其南老人的热心引导下,专门拜谒了这块由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

“小西场”北面的圩沟清晰可见,几家农户炊烟四起。

我不由想象着70年前那场枪林弹雨、刀光血影的殊死搏斗,想象着小西场在炮火蹂躏下的断垣残壁,想象着倒在院心、巷口、屋内屋外那些鲜活而年轻的生命!

今天农村的祥和与安宁,与那个国土沦丧下动荡不安的年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临别前,老人感慨万分:

“我们从圩里一撤出,鬼子把大家捆在圩沟里,还在麦田里架起机关枪,枪口一直对着我们。如果那天战斗鬼子吃了败仗,我们小圩子里的人当天就全部没命了,我的命是他们新四军换来的。”

讲到这时,老人的眼睛已湿润了。
   今天,大胡庄这个苏北平原上普通的村庄,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基地。

江苏省民政厅今年专门拨款800万元,开始对1987年在原小西场战斗旧址北侧建造的大胡庄战斗烈士陵园进行大规模扩建。

当年掩埋于乱葬坑、最近被文物工作者成功探测、发掘的烈士遗骸,将隆重安放在扩建后的烈士陵园供世世代代祭奠、景仰。
   谨以此文,纪念大胡庄战斗所有的新四军烈士们,以及因那次战斗遇难的无辜百姓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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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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