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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章来自《舞勺之年》 作者:徐健
发表时间:2021-02-14 点击数:94次 字数:

                                                     

                                                     上部



1978年,我们上小学时改革开放刚好开始。当时已经吹荡在广阔农村和南方沿海地区清新、朦胧的号角春风离这儿还很遥远,时代的巨变还仅仅发生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城市的模样和人们的生活还和过去一样,日常安静的街道,很细的树木,路上汽车很少,各个宿舍院被高低不一的围墙划分,里面全是一排排平房和很少的几栋低层楼房。因为小画书的影响,我总感到在很多宿舍院阴暗的角落还隐匿着特务和四人帮残余的阴险分子。我从来没喜欢过女特务,小画书上的女特务和特务老婆都很病态,披着很长的头发遮住脸像鬼一样吓人。

那时人们的身份在装扮上一目了然,大院外面舒城路往北通向全市最热闹的长江路,沿途的机关干部、普通居民、郊区农民和下面各地方来出差的,一看样子就知道。长江路两边围着红白两色的护栏铁管,各种标语口号和色彩鲜艳的工农兵宣传画到处都是。电影院外面永远是人和自行车最多的地方,百货商店和餐馆里的人们就像生活在白描画中。平时街上闲逛的人不多,节假日里行人和车辆才多起来,从舒城路远远就能看到前面长江路上游人如织,有些走累了会坐在路口宣传围栏边休息。那时人们外出游玩就去逍遥津公园,十字街附近的淮河路是从这边去逍遥津的必经之处,那条狭窄破旧两边布满各种商店的路很像上海,平时到那儿买各种日用品和服装的人就很多,到了节假日自行车根本推不动。那时天空好像很蓝,人们表面安居乐业,但生活似乎还笼罩在冬天的迷雾中一样。

小学时的寒假,一个星期天上午和大人上街买年货,看到挂在街头用油彩画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电影海报架比电线杆还高,在残冬早春的季节,衬着这座生活还依如既往的城市。那浓烈醒目的颜色,破败中却又带点希望的遥远农村背景,在寒风中让好多行人都仰起头看。北风吹落,雾气扑面,幼年的我也感到一种新的时代气象了。

在这之前,对时代变化的感觉还是粉碎四人帮时的各种画报,我还被邻居们带到长江路上看过锣鼓喧天的庆祝游行。大院里有一栋灰砖筒子楼,听说上面住着一位老画家,被打成过黑线人物,有一天我们都跑到楼上看,在二楼墙上用毛笔画了一幅戴着眼镜的四人帮被绳索勒住脖子的小丑图,笔墨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在暑假里,一天上午和小伙伴们到一个同学家玩,看到他家新买的一本小画书,上面是四人帮深夜开会搞阴谋的故事,画面中充满诡秘气氛的大客厅、漂亮的落地台灯和高级沙发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样式,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们学校门口贴了一张通辑令,上面说叫二王的东北持枪杀人犯可能逃窜过来了。那是早春的清晨,雾气寒冷,我们学校灰暗破旧,纸上那模糊的相片似乎是和外面世界唯一的联系。

很快改革开放就带来了八十年代初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各种盗版的武侠和言情小说,和香港合拍的武打电影开始陪伴我们一路成长。我们上初中时,这种时代巨变的感觉已经无处不在了。后来有学者说中国那个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从1978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当八十年代来到的时候,我们这座省会城市已经开始建设,到处都是工地。好像从四年级暑假起,我就和大院伙伴们到外面搞铁,先在附近几个宿舍院工地小打小闹,捡些废铁到路口收购站卖点零花钱。后来就到外面大型建筑工地钻进翻出,抄起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管就跑,找到邻近的废品店卖了,就去买冷饮看武打录像和到处玩。我们跑遍了全城的建筑工地,去过每一家电影院和很多单位的录像放映点,对各处废品收购站都烂熟于心。我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就从那时候开始的。

西方一位哲学教授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中学里,他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我没有上过大学,上大学从来不是我儿时的理想。如果我上了大学才开始瞭望,那就为时已晚,整个激情壮阔的八十年代已经飞驶而过了。我是在街头长大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到处张望了,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变化和那个豪情万丈的八十年代轰轰烈烈地到来。

其实还没上小学时,在幼儿园一个寒假上午,我就已经跑出家门了。那是一个阴雨天,姥姥出去买菜了,我淋着小雨跑到了大院东门,当时那儿还没有值班室,院门开在一道很矮的黄沙水泥墙边,我在泥泞的地上捡到了一个棒棒糖,赶紧回来在厨房水龙头下冲干净,坐到水池台上吃得好快活。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向往外面了。

  

我们省政府机关宿舍院是一个开放式大院,就在市中心的红星路、舒城路、庐江路和桐城路四面合围的一个大方框里。这几十年里面的平房早已变成了栋栋楼房,但基本布局没有变化。我们小学就在大院西北角,原来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宅院,两边灰砖围墙夹护的校门有很高的台阶,进去下到院内天井泥地上,左右两排高台上带游廊的灰砖平房就是教室。学校北边有一条拐弯的小路,绕过一个黄泥巴墙茅草顶臭气熏天的旱厕,外面就是红星路,往西走不多远就到桐城路口,再往前面一个路口是回龙桥派出所,经常有小痞子打架被抓到那儿去。桐城路往南百米处是大院南边的庐江路,往北一点是八中和妇幼保健院,再往前面就到长江路了。

红星路往东和舒城路交口处,在和我们学校相对百米的大院外面东北角有一个废品收购站,那儿的主任是一个矮个驼背的残疾人,他就住在我们大院里,每天坐在办公桌后面掌秤,拉开抽屉就给人家钱。他有一个大脑门,地中海式秃顶很像列宁,他喜欢抽烟喝茶,成天笑咪咪的,但经常扣我们的秤。每年寒假到那儿卖旧报纸和课本,我都会在报纸里塞半块红砖,过秤后主动帮干活的大婶们扔到后面废纸堆里,从来没被发现过。

在废品站对面是附近地标性的一栋黄色居民楼,就在红星路和舒城路交口呈曲尺状,包住了后面的省政府大礼堂。这栋楼底层有一个南北向通道,和外面的舒城路平行,里面又窄又深又长又黑,两边都是住家堆放的杂物。在楼上住过一个叫小林子的痞子,三天两头打架斗殴,这一带无人不知。我小时候从这边过,有人喊我小伶子时,就会有很多路人吃惊地看向我,还有一些小孩莫明其妙地怕过我。我从没见过那个小林子,这个人后来无影无踪了。在楼东边挨近大礼堂的侧面布满了爬山虎,夏天的时候满墙绿荫漂亮极了。就在这儿有一个比两层楼还高的巨型铁罐,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我没有爬上去过,只有那些流氓团伙才会坐在上面抽烟说脏话。我只在下面的红砖堆上玩过。小学时一个秋天下午,我正在红砖堆上玩,突然看到邻班一个胖男生哇哇大哭着回来,边上还有几个同学扶着他进了省政府后门。他家就住在里面,和我们班鸣亮家是邻居。他头被人家打破了,一只手捂着脑袋,仰起脸放声大哭:“呜呜呜头好疼,呜呜呜头打破了好疼。”我赶紧蹲下身溜走了,感到他脑袋上的伤口,就像被我扔砖头砸的一样。

从这儿往前一点斜对面就是省政府后门,和南边的机关幼儿园隔路相对。我们大院很多孩子都从这个幼儿园出来,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些去了南门小学,多数上了院里的舒城路小学,我们学校很多同学在幼儿园就认识了。

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一个女同学了,是那种悄悄地在心里的喜欢。那个美丽女孩的名字到现在还记得,她叫王芳,齐耳短发白皙纤柔,是那种忧伤秀气型的女孩。每天下午放学时,看到她家里来接她,我就感到心里好惆怅。尤其到了星期六,这种惆怅和难过的心情就加剧了。记忆中好多次从幼儿园出来,被冬梅姐扯住手往大礼堂那边走,一边回头看她和家长向东边走,不知道她家住在什么地方。

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每到星期六下午,只要天气好老师就会带我们在草坪上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和口对耳传话游戏,大家都快活极了。玩了半天外面家长们就来接了,小伙伴们陆续散了。看到王芳被妈妈和奶奶接走了,我就一个人抱着一棵树仰望蓝天白云出神地转着,等待冬梅姐来接我回家。后来我都快转晕掉了,冬梅姐过来扯住我就走,我当时腿都站不稳了,但心里感到好高兴了。

上了小学就没见过王芳了。后来好多次从礼堂巷绕向红星路那边,我都会想起她来,不知那个柔弱美丽的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我小时候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心思早熟,在幼儿园小班就会动心眼了。我们班上有一副动物扑克牌,夏天午睡后老师让大家自由活动,我就最喜欢和几个好伙伴一起玩那副牌,牌放在一个大柜子里,里面还有象棋、军棋、跳棋和好多小画书,有一本小画书还是彩色的,描写抗美援朝的故事,上面那些被志愿军叔叔打得抱头逃窜的美国鬼子都像妖魔鬼怪样,有的红头发有的绿头发,肥瘦不一,呲牙咧嘴,都有一只大鹰勾鼻子。每天活动结束时,我都会帮老师收拾东西,悄悄把那副牌和想看的小画书藏在隐秘的地方。后来被一个临时来代课的年轻胖女老师发现了,她一双小眼珠在镜片后面悻悻地瞅着我,那眼神至今还难忘呢。

我们教室后面有一排宿舍平房,和窗口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通道,一个雨天上午我们跑到那儿玩,看到一种植物开着小小的白花,甜甜的有种清香,我带头摘下来吃,小伙伴们都说好吃。那时候没什么吃的,我吃过最多的就是宝塔糖,那种糖很难吃,好像用来打肚子里蛔虫的。我还偷吃过别人家放在窗台上的奶糕,那种奶糕是专门给婴儿冲奶喝的。有一次看到一个同学吃山楂丸,只比乒乓球稍小一点,把外面包的白蜡剥掉,里面有一个黑褐色药丸,酸酸甜甜的,据说是开胃药,馋得我回家就让妈妈到医务室开。那时候只要在外面看到人家吃东西我都会叫妈妈买,但我又不知道东西叫什么,闹腾了好多天都说不清楚玉米和菱角什么样。

上幼儿园时最盼望的就是春天检查身体,吃过药丸后,等待医务室的阿姨们喂我们一勺黄色药水,那一小口进嘴真是比糖水还甜回味无穷。

幼儿园对面省政府后门传达室边就是机关医务室,那是我小时候最怕去的地方,每次到那儿闻到药水味就感到恐惧,打针就像上刑一样,护士阿姨不断鼓励我要勇敢,脱裤子是最脆弱的当儿,等针头扎进屁股也就一了百了了。可是一想到明天还要来,就怕得哭了起来。当年医务室的阿姨们都喜欢我,看到我都叫我大官,那是我的第一个绰号。我妈说小时候带我到省立医院,一会这个医生来看看我,一会那个护士来抱抱我,都说我长得漂亮,后来越长越丑。

到上初中了,还经常有医务室的阿姨看到我喊大官。因为她们问过我长大后想干什么,我说想当大官。我妈单位的领导就是大官,厅长王妈妈的爱人还是省委副书记呢。省政府里面有两栋一模一样气派不凡的办公大楼,一前一后分别对着前后门,我妈在前面一栋大楼里上班,下面在紧邻长江路的大门后面挨着花圃的空地上经常停着几辆大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记得有一个大官伯伯是个胖老头戴副厚眼镜,有一次我在办公楼边高台阶上骑在麻石条护栏上面玩,他过来笑摸我脑袋问话,我对着他的一双大皮鞋就撒了泡尿,他高兴得仰起头哈哈大笑。我从小就对这样的大官印象很好。

这位大官伯伯在单位流传一个故事,有一次他还在上初中的小儿子把家里一双崭新的大号绵羊毛皮鞋拿出去卖,冬天下午就坐在解放电影院那边路口呼啸的寒风里,正好他爸爸从省委开会回来在车上看到了,揪着耳朵回家把他痛揍了一顿。

  

该说说小明哥哥梦游的故事了。这个故事从小到大我听的最多,那件事姥姥后来想起来就笑,每次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小时候的夏天,大院里全是一排排灰砖黑瓦平房,低矮的屋檐下面,前后各有一条排水阴沟,下雨的时候就像涨水的小溪环绕,各家门口都搭着一块破旧的水泥板。

我妈说刚来合肥时,夏天还不太热,没有后来那么多楼房,每天一到傍晚就下雨,下午去上班一定要带把伞,快下班了雨就滴嗒下起来了。回来路上青菜才一分钱一斤,早上卖两分钱一斤。到家吃过饭,外面就下大了,能下到天亮。现在雨少了。在我记事的时候,夏天已经很热了,后来越来越热。每天傍晚,大人们烧好饭就到外面泼盆水,然后搬出凉床吃饭休息。附近一个王爷爷很会说故事,每当夜幕降临后,大人和小孩就会坐在周围听他讲。整个院落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鬼怪故事的巨型摇篮。

那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闷热的晚上,我在外面熟睡后被抱回了屋里,后来迷迷糊糊地钻出蚊帐,手电筒就放在床头,是爸爸上次探亲时带来的,我一打开就能看见了。我出去站到外面水泥板上朝阴沟里撒尿,只听见不远处门吱扭一响,小明哥哥关好门过来了,他肘上挎着一只家里买菜的筐,穿着破汗衫、小裤头和一双塑料凉鞋,另一只手里还拄着一根棍子。我用手电筒照见筐里有一只破碗,上面还摆着一双筷子。我用胳肢窝夹好手电筒,惊讶地抖抖小鸡。这时大人们都坐在路口边凉床上摇着扇子说话,那个戴眼镜的王爷爷还在说故事,他说的是一个女鬼过黄河的故事,王爷爷肯定地说鬼都过不了黄河。

小明哥哥向那边走去了,好多大人都扭过脸望向他。我家凉床上妹妹在睡觉,姥姥坐在边上,一边摇扇子一边低头打盹。妈妈和小明妈妈坐在另一边说话。

小明哥哥过去和大家打招呼,说:“我走啦。”

大人们问他去哪,他说:“我去要饭。”

我已经回屋睡觉了,钻进蚊帐躺下,听到外面他爸爸咬牙切齿地骂:“回来,妈个逼的!”

“不干嘛,”小明哥哥好像被他妈妈拉住了,他扯着嗓子喊,“我去要饭嘛。”接着他就哇哇大哭起来了。

后来听我妈说是梦游了,他当时还乱扭着屁股说不干嘛。第二天早上,大人们问他昨晚的事,他还一脸不相信地说:“瞎讲噢。”就挎上缝补过的帆布书包上学去了。

我妈以前在下面公社工作时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天晚上看完露天电影,大家都借着月光往回家路上走,就一个人往对面河边走,结果扑通一声掉到河里了,被捞上来问为什么好好的路不走要往河沿走,还有人怀疑他是坏分子想搞破坏。他委屈地说就这里最亮,我不走大路还能走小路吗。我妈高中没毕业就到乡里公社工作了,她说那时候真忙,中午连饭都吃不好,一会这个来办结婚证了,一会那边又打架了,放下筷子就要去。

我妈说小明哥哥对我才好呢,经常说小伶子不要一个人往外面跑,人家欺负你。小明哥哥上学时就被人家欺负过,他就只会跑。他家隔壁小军哥哥个子很高,我早上起床尿尿,经常看到他在路口打吊在树上的一只沙袋,有时还会有一个同学骑车过来和他一块打。我妈说他们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了,天天清早就起来锻炼。

那时邻里关系真好,我们这边前后两排平房相邻的人家熟得就像一家人,我从小就在这些邻居家东跑西窜。人口最多的是对面长喜家,他家是这儿的老住户,长喜爸爸原来是计委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长期卧病在床。王奶奶是一家之长,几个大些的儿女已经成过家了。她和姥姥都是胖圆脸,对人那么亲切和善,她最喜欢我了。长喜是她最小的儿子,在附近邻居中最有声望。他在澳大利亚读过研究生,能把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变成彩色的。他家是大院里最早买电视机的,一天晚上他用一张塑料膜贴在电视机屏幕上,画面就变成彩色的了。来看电视的邻居们都惊呼起来了,个个夸他懂科学好本事。后来看了美国电视连续剧《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就感到长喜叔叔好像里面那个迈克。他大高个阔圆脸鼻梁很高,是后来大院里最早戴哈蟆镜穿花衬衫和喇叭裤的。在还没有录音机的年月,我就在他家听过外国音乐,过年晚上在屋里黄色灯泡下,唱片机上黑色圆形胶片缓缓地转动,外国钢琴声就轻轻地传出来了。

后来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也是在他家,从双卡录音机里传来一个女声柔柔地唱着: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窗户里面长喜叔叔和一个戴眼镜烫鸡窝头的阿姨抱在一起跳起了外国舞。

居委会王主任是个胖大妈,每个月初的晚上都会来发各种票证,她向邻居们仔细打听过长喜叔叔的情况,还让大家都提高警惕。

那时候就已经听说外面有流氓分子跳黑灯舞了。有一年夏天中午光明电影院就抓了好多坏人,那些男的都烫着头发,女的穿裙子里面没穿裤头,被公安局把住出口了,女警察挨个检查,抓了好多流氓分子。那时候还听说一个在春节晚会上唱红大江南北的著名歌唱家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和失足女青年睡觉被抓住了。他唱的好像是那个:

 

“啊……啊……”

 

长喜叔叔没被抓过,过年的时候他和那个戴眼镜的阿姨结婚了。王奶奶晚上站在门口笑得合不拢嘴,和大女儿抱着盘子向来看热闹的人们撒喜糖。

好多年后长喜叔叔长胖了变老了,走路还弯着腰有点趔趄,他平时下点雨都不打伞,拎根牵狗的皮带,在大院里吭着脑袋跟在狗后面。他手里总是拿张纸巾,把狗屎从地上捡起来,扔到路边垃圾筒里。偶尔晚上他会和戴副厚眼镜同样打扮窝窝囊囊的老婆一起遛狗,长相还有点像外国人,撅着美国人那样的大屁股。但从穿着和精神气质看,夫妻俩更像一对在效益不好的单位下岗或提前退休的职工。他们都是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在大院里没有狗友,俩人一前一后,低着头一块悄悄地遛狗,总是从暗处绕开有人和狗的地方。

我就会想起小时候老家来人,一住就十天半个月,我经常听他们说:“咋活不是一辈子。”

如果不是老家经常来人,我也许会像大人们夸赞的长喜叔叔一样,立志长大考大学出国读研究生。但是小时候老家经常来人,除了大舅和二舅家,还有四乡八里考上省城大学的来我家。我妈在老家很有名,是那边方圆几十里的偶像人物,凡是考上省城大学的都会到我妈单位找她,开始都喊她大姑,后来就喊她俺姑。我妈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大家都很尊敬她。这些哥哥姐姐家里都很困难,我从小只要一听说上大学,就会想到贫困和家里没钱看病什么的。其实这些哥哥姐姐对我都很好,带我到很多大学宿舍玩过。一个男生宿舍还有好多留胡子的大人,他们坐在床上抽烟喝水吹大牛,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床头放本《武林》杂志,打开的那页是少林正宗铁裆功练法,上面说开始先站马步桩练气揉搓下体,之后用木棒再换成铁杵捣击,几年之后功成不惧拳打脚踢。我就想他读几年大学正好能练个蛋了。

后来妹妹长大了,她先开始对那些哥哥姐姐敏感了。妹妹说他们什么事都讲找你妈啊,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靠家里,他们什么都靠自己。那些哥哥姐姐总是表示羡慕我们有个好爸爸好妈妈,但你能明显地感到他们越是这样表示,其实就越想显示他们很能干,他们都是一些心灵被扭曲的人啊。

只有一个李峰哥哥我很喜欢,他是老家那边最穷的庄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他人很好很有修养,面庞白净目光清澈,我总会猜想他是不是很小时候就被拐卖到农村的。李峰哥哥在中科大学物理,后来到北京读研究生了。他有胃病,是考大学那一年熬夜得的,当时营养也没跟上。有一年他回老家探亲还专程来这边看过,那时他已经在北京一家研究院工作,和他一起来的爱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披着烫发戴着眼镜很新潮,一看就是大城市有知识有气质的优秀女性,让我和妹妹都惊羡神往不已。后来很多年里,我总感到有一天会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们,可是没能如愿。他们也只是生活在首都大城市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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