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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本章来自《伺候月子》 作者:远遁
发表时间:2021-01-07 点击数:75次 字数:

第  十  九  天

今天是2020年11月7日,立冬。

屈指算来,这部书已经写了将近两个月了。

现在回忆起伺候月子那一个月,有些记忆已变得逐渐模糊。初为人父的兴奋、柴米油盐的奔波、通宵达旦的劳累、求医问药的担忧是那一阶段生活的形象概括,然而,这些琐碎之事都不值得记录。我想在此写一笔的是,你那时很是惧怕我的喷嚏。

你初生的第一个月正值伏天,天气炎热,空气潮湿。我偶尔打个喷嚏,你那边立刻惊得大哭起来。如此几次之后,你奶奶竟不让我打喷嚏。可是,打喷嚏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我又怎能控制得住?

相反,你自己打喷嚏倒是很泰然。你这个小东西,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也许女孩生来胆小,这才诞生了小丫头、小妞儿、小女孩、小姑娘、小媳妇、小寡妇之类的词汇,而与之相对应的男性则被称为大胖小子、大小伙子、大学生、大老爷们甚至大丈夫。不言而喻,这是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固有秩序下形成的全民心理定式,这一定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的生育倾向——重男轻女。

不知为什么,我却很早就想拥有一个女儿。或许是我觉得女儿跟父母更贴心,或许是我喜欢看女孩穿裙子的飘逸,又或许是我没有妹妹,有个女儿可以体验一把做父亲兼兄长的感觉……总之,你的到来令我心满意足。

你在成长过程中的表现也确实可圈可点。

中国的许多父母都会给自己的孩子讲《狼来了》的故事。在家长这一方面来说,无非是想告诉孩子不要撒谎。可是,他们许多人可能没有想过,孩子原本是不会撒谎的。他们后来之所以学会了撒谎,都是同我们大人学的。

当我第一次给你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并没有纠结在“撒谎”这个问题上。你提出的问题既幼稚又发人深省。

你问我:“那狼为什么不用绳拴上呢?”

我听后的第一反应是大笑。

不过,五秒过后,我静下一想,却感到十分满意。我发现你身上具备的两个优点:同情心和联想能力。

你听完这个故事后,没有责怪那个孩子撒谎,而是对他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之心,这是很难得的。如果你不同情他,就不会想到要用绳子将那只狼给拴住。

大一点的孩子都知道,狼是在野外生活的,当然不会有人给它拴绳子。可是,你之所以想到给狼拴绳子,一定是从狗身上的绳子想到的。可见,你当时已具备一定的联想能力。

由于咱家生活条件一般,那些孩子报的那些早期教育特长班(诸如钢琴班、书法班、舞蹈班、机器人班)你都没有上过。不过,从你问的这个问题来看,我的女儿还是很聪明的,将来应该不会差。从那时起,我的心里算是有底了。后来,你在学校的成绩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不想规划你的未来。我只希望你健康地成长,学好基础知识,将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作为父亲,我想将一些古往今来优秀女性的事迹讲给你听,希望你能从她们身上学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1、李清照

如果在中国廿四史中评选第一才女的话,那么恐怕非李清照莫属了。一场春雨过后,她能写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是伤春。重阳节时,她能写出“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悲秋。面对一位陌生来客,她能写出“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时,她是羞涩的少女。面对国破家亡,她又能喊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时,她是女中豪杰!

一个对世间草木没有深情的宇宙过客是不会看到绿肥红瘦的,一个对恋人没有刻骨相思经历的人是不会愁得比黄花更瘦的。倚门嗅花,深情款款,这不只是词,还是一幅画,是一幅留在读者心中永远不会褪色的画。对投降派的一声呐喊,则是振聋发聩,令昏君汗颜,懦臣心悸。

李清照是能让我们永远记住的中国古代杰出女性代表。

2、梁红玉

梁红玉的老家位于现在的安徽省。她生于北宋末年,祖父和父亲都是武将。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梁红玉从小就精通武艺。

当时有一支农民起义军造反,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被朝廷派去平叛。由于贻误战机,他们父子战败被杀。梁红玉也因此受到牵连,沦为京口营妓。

韩世忠是朝廷军队中的一名将军。他跟随军队前去参加平叛战争,得胜后军队路过京口,在酒席宴上结识了梁红玉。韩世忠欣赏梁红玉的飒爽英姿、不落俗媚,梁红玉则被韩世忠于群欢中面现忧国之色的男儿气概所折服。二人自此携手,成就一段佳话。

绍兴五年(1136年),韩世忠被任命为武宁安化军区司令(武宁安化军节度使),驻扎楚州(今江苏淮安区)。梁红玉随韩世忠率领将士以淮水为界,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以抗击金兵。经过战乱的浩劫,楚州当时已遍地荆榛,军民食无粮,居无屋,梁红玉亲自用芦苇“织蒲为屋”。在寻找野菜充饥时,在文通塔下的勺湖岸边,她发现马吃蒲茎,便亲自尝食,并发动军民采蒲茎充饥。淮人食用“蒲儿菜”,相传即从梁红玉开始。蒲儿菜因此也被称作“抗金菜”。由于韩世忠、梁红玉与士卒同劳役、共甘苦,士卒都乐于效命。经过苦心经营,楚州恢复了生机,又成为一方重镇。韩世忠驻守楚州十多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梁红玉不论是在保卫朝廷,还是在抗金战争中,都立过大功,朝廷封她为“安国夫人”、“护国夫人”、“杨国夫人”。宋高宗曾赞她“智略之优,无愧前史。”

3、黄道婆

大约七百多年以前,在春申江附近、乌泥泾镇(今龙华乡华泾)一带有一个童养媳姓黄,由于从小没了爹娘,她也没有名字,村上人都叫她黄小姑。

黄小姑的婆婆对她一点也不好。春天,小姑如果偶尔起得晚了,婆婆就扯她的耳朵、揪她的头发。夏天,小姑如果想去树荫下透透气,婆婆就一棒头把她赶下水田里。秋天,小姑想把单衣翻成夹衣,婆婆却把一捆稻草塞到她手里,恶狠狠地说:“先搓绳,慢翻衣,等到落雪来得及。”冬天,落雪了,小姑见婆婆穿起新棉衣,也想把自己夹衣翻棉衣,婆婆却拿出几箩筐棉花对她说:“落雪不及烊雪冷,先剥棉花再翻衣。”过了几天,雪化了,小姑想,总可翻棉衣了,谁知婆婆脸一扳,说:“嗨!烊雪不如出太阳,再翻棉衣无用场。”黄小姑只好挨冻受饿剥棉籽,十只手指冻疮烂得像胡蜂窝。一年做到头,累得她说人不像人,说鬼像三分。

这一天,小姑趁婆婆外出未归,从家里溜出来,来到了黄浦江边。只见江水翻滚,白浪滔天,天色就要黑下来了。好在有一艘客船路过,帮她摆渡到了江对岸。

天黑下来了。小姑心想,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忽然,附近传来“嘀笃、嘀笃”的声音。小姑顺着声音寻过去,见有一座道院,山门还半掩着。她趁势挨了进去,走到佛殿大门口,见有一位老师太正在敲磬诵经。她不敢惊动师太,轻手轻脚走到供桌边,坐了下来。

老师太念完经,回到佛像前跪拜祈祷,突然看到面前睡着一个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再仔细一看,是个小姑娘,老师太这才定了心,轻轻地把她叫醒。老师太是个好人,非常同情小姑的遭遇,就把她收留下来。从此,道院里又多了一位道姑,大家叫她“黄道姑”。

冬去春来,黄道姑的心总不能平静下来。她想,这里离婆家只隔着一条黄浦江,万一给婆家知道了,非但自己要吃苦,还要连累人家。

道院里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黄道姑匆匆躲进了禅房。可是,不到半根香的功夫,老师太教人把她从禅房领到住院,拜见新来的那位师姨。黄道姑这才知道,这位师姨是从海南岛崖州到此探亲的。黄道姑听师姨谈论海南风光,听出了神。她想,原来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特别听说崖州盛产棉花、棉布,又看见师姨穿的一身衣衫,的确同本地棉布不同。她想起自己当初用手剥棉籽,剥得指甲脱落的情景,很想去看看崖州百姓是怎样种棉织布的。

“如果能到崖州,既可避开婆家的追寻,又能学到种棉织布的本领,那该有多好啊!”她把这个想法向师姨提了出来,得到了师姨的同意。

黄道姑来到崖州一看,眼前确是另有一番天地。她以师姨道观为家,很快就和当地黎家姐妹结下了友情,和她们一起种棉、摘棉、轧棉、纺纱、染色、织布。黎家姐妹织出的五彩缤纷的“黎锦”花被,她更是爱不释手。后来,她们共同研究改进纺织技术……

黄道姑在崖州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变成鬓发斑白的老婆婆了。一年春天,她在地里种棉花,突然有人叫了声:“黄道婆,你看呀!天上那些鸟儿飞得多整齐呀!”黄道婆抬头一看,见一群大雁结队向北飞去,顿时勾起了她的思乡之情。

“可恨南宋朝廷腐败无能,兵荒马乱,弄得我远离乡井。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现在我该回去看看家乡了。”她打定主意,告别了黎族姐妹,向故乡进发。

半路上,黄道婆得知,元世祖已设立了“江南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松江一带已广种棉花。她回到乌泥泾,还认得几条老路,幸喜隔壁三婶婶还在,不过人们都叫她“三阿婆”了。三阿婆见黄道婆回来,免不了畅叙旧情。三阿婆说:“小姑啊!你想想,人们起早贪黑地用手剥棉籽,活干得很慢,布怎会织得多呢!官府只晓得要布收税,根本不管百姓死活。”黄道婆听了,就同她商量起如何改进轧棉纺纱的事情来了。

三阿婆的老男人是个木匠,黄道婆就请他来相帮。经过商量,她决定先改进轧棉籽的办法。崖州轧棉籽是用两根细长铁棍转动的,黄道婆画出图样,老木匠按图加工起来了。

三天以后,黄道婆来寻老木匠,见一部木制手摇轧棉车已经做好,两人手摇,一人下棉籽,功效既高,剥得又干净省力(后来改进为一人手摇车)。黄道婆又开动脑筋,把原来一尺来长的弹棉花的竹弓,改成四尺多长的木制绳弦大弓。她又大胆设想,把原来一只锭子的手摇纺纱车改制成为三只锭子的脚踏纺纱车。经过多次试验,又从三绽加到五锭。工具改进后,黄道婆又在织布技术上加以改进,结果织出了“错纱”、“配色”、“提花”等五光十色的棉布和“乌泥泾被”,很快就传遍了松江一带。

人们编了段歌谣赞美黄道婆:“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人誉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卒后,琼、沪两地乡民均立祠奉祀。

4、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原名玛妮雅·斯克罗多夫斯卡,当然由于她嫁给了一位叫居里的男士,后人才称她为居里夫人。人们这样称呼她固然有一部分原因出自性别因素,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记忆,正如“路易十六”、“大仲马”这些称呼一样。事实上,从公元778年至公元1844年,法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九位名叫“路易”的君主。人们为了称呼方便,干脆就将他们编上了序号,就不叫全名了。至于大仲马和小仲马,就像咱们国内的“老王”和“小王”一样,人家是亲父子,“仲马”只是他们的姓。

1867年11月7日,居里夫人出生于波兰华沙,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妮雅。由于母亲生她之前就已经患上了肺结核,所以自从玛妮雅出生以后,她很难享受来自母亲的近距离亲昵。

居里夫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波兰被沙皇俄国统治。学校不让孩子们讲波兰话,强迫他们说俄语。我给你找一段当时俄国官员检查课堂的片断: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不过很富于同情。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来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玛妮雅的姓)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然而,当她看着玛妮雅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

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

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只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二十五个年轻激昂的爱国小志士的眼睛和“杜普希雅”的庄重脸色,反映出认真的热诚;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民斯拉斯的时候,玛妮雅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个不漂亮的教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五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五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往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但是她暗地里是多么忧虑不安呀!

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看门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平台,进了教室。天哪!都安顿好了么?都安顿好了。二十五个小女孩都在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桌沿上。杜普希雅头上的青筋有点突出,脸色涨红;教师的桌上明显地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合法的文字印的。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向教师走过去。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杜普希雅十分镇静地回答,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常态。

霍恩堡像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笔记,没有一本书。

这些学生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这时,二十五张孩子的脸突然都变老了,都带着一种隐藏着的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

玛妮雅·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的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听见叫她的名字,她站起来了。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他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地背出祈祷文。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又完全寂静了。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这真是好极了!这个人看不见,或是不愿意看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学监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了气,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雅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她哪里还记得自己从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婴儿?种种不幸的事情接连打击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玛妮雅觉得,过去的四年有如一场噩梦。

玛妮雅19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到斯茨初基一个农学家的家里面任家教。在这里,她得以接触一些下层民众。看着衣衫褴褛的农民,她的心中萌生了启发群众的想法。于是,玛妮雅开始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接收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教他们用波兰语写字。

这个家庭的长子卡西密尔从华沙回家后,同玛妮雅相爱了。但是,由于卡西密尔的父母嫌弃玛妮雅的家境,这段感情没有结果。

1889年末,玛妮雅结束了在斯茨初基的工作,转而到华沙一个大实业家之一F家去工作。

1891年9月,玛妮雅赴法国巴黎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学习。父亲每月寄给她40卢布。你看看她当时是怎样生活的: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她的姐姐和姐夫)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她在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自己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实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后,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二十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定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心里十分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1893年,玛妮雅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正当玛妮雅为往返于法国和波兰的路费而发愁的时候,她的好朋友迪金斯卡小姐为她申请到了600卢布的“亚历山大奖学金”,这够她用15个月的了。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玛妮雅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当然是付她工资的。她从这次收入中特意省出600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记录中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玛丽(玛妮雅的小名)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你不要以为玛丽这时已经很有钱了。事实上,她依然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

自从第一段恋爱无果而终后,玛丽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她热爱的工作上。就在她把恋爱和结婚从自己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之后,新的一段感情却意外地闯入了她的生活。

早在玛丽在波兰梦想着到法国留学的时候,一位名叫比埃尔·居里的法国青年已经在索尔本做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居里先生竟在日记里写过这样几行伤感的话:

“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老实说,居里先生的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他所说的那些母亲、情妇都是小女人,都是自身没有什么发展希望,所以才把全部精力都系在儿子、情人身上的小女人。而真正的大女人是绝对不屑于那样做的。

爸爸的不幸婚姻就是因为遭遇到了居里先生所描述的那类小女人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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