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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第7天
本章来自《伺候月子》 作者:远遁
发表时间:2021-01-04 点击数:63次 字数:

   

女儿:

2009年8月10日,我们带着你回家了。

好在这时出租车司机已经闹过劲了,我们打到了出租车。

你妈这时还不能见风,她用毯子裹着头上楼。奶奶抱着你,你已经睡着了。我端着住院期间从家中拿过去的脸盆等物品,走在最后面。

很抱歉,爸爸没钱,没能为你提供舒适的住宅和宽敞的玩耍空间。不过,刚出生的你对这些并不在意。

这已经是我租的第七家房子了。

爸爸刚毕业时是不租房子的。

那几年爸爸在俄罗斯为人家当翻译,公司是包吃住的。爸爸在大山里住过,在城市里也住过;在林场住过,在车间也住过。我想,再过个两三年你就可以读我写的另一部书《失落的白桦林》了,那里面几个主人公的经历都是在爸爸切身经历的基础上改编的,你可以从书中去了解。

2002年回国后,我决定不出国了。开始时,我住在一家招待所中,宿费每日10元钱。后来,我找了一家民宅。这所民宅的主人也不是房屋持有人,他也是租的别人的房子,那时人们称这种人为“二房东”。

二房东姓杨,是一位退休教师。他用软隔断将房屋装修成若干个小间,然后向外出租,而自己一家人则睡在二层铺上。这样一来,他就等于白住房子了。如果租客全满的话,他多少还能有些剩余。

我的房间去了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床距离墙壁大概能有40公分宽吧。床头有个小床头柜,可以放水杯等物品。这种房间的租金每月是150元。

这里不具备做饭的条件,吃饭只能从外面买。好在出门就是市场,买吃的倒也方便。

我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那时每节课才挣10元钱。临近新年时,我又找了一个短期的俄语培训班,在那里当老师,一个月挣400元钱,白天晚上都要上课。

好不容易捱到了春节,我回双城老家过年了。

年后,我又在这个俄语培训班干了一个月。当时,这所学校还有半年制的长期班,带这种班每月能挣600元钱。

当时带半年班的是一位姓申的女老师。姓杨的校长对我承诺,春节后将半年班给我来带,因为那时申老师就要回老家完婚了。

姓杨的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年后又来了一位姓孙的女老师。也许男性老板都愿意对女员工好吧,他将半年班给了孙老师。

我并没有打算就这件事去质问姓杨的,因为那200元钱也不值得我一问。

我又一次走进了以前经常去的一家中介所,目的是想找一份出国的工作。

这家中介所是一位姓张的中年妇女以妇联名义开的,以前我在国外工作时经常来这里找工作。她雇了一个从木兰来的小姑娘坐办公室。后来,这个小姑娘嫁给了她的儿子。

小姑娘姓祝,中等个儿,有些瘦。她说有一家学校开大专班,招长期的老师,工资每月1200元。

当时在国内每月挣1200元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羊肉才7元钱一斤。

很快,我同校长见面,然后试讲,然后入职。

接下来,我的生活步入了为期四年多的稳定期。

我开始上课的时候是2003年春季了。当时,北京闹起了“非典”。好在传染病没有像今年的新冠肺炎一样大面积扩散,在首都闹了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买了一个小电饭锅,可以做点大米饭,如果馋了,也可以用它烀点肉。直到你出生后,咱们家用的还是那个小电饭锅。

天气一天天地暖和起来。我时常从市场买来干豆腐和黄瓜,借用房东的菜板和刀切点凉菜拌着吃,这样既经济又实惠。

到七月份的时候,我换了房子。我算了一下,前后在这个小屋住了九个月。

当初从招待所搬到这间小屋时,我连出租车都没用,只是有两位住店的客人帮着我就把家给搬了。这一次,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将所有的东西一次性搬到了新家。

新家装修得不错,用专业的话讲就是那种“拎包入住型”的。我依然是租了一个屋,每月付人家240元。这屋比上一家宽敞得多,靠墙有个壁柜,既方便放东西,又可以供我看书学习。我可以和房东共用厨房。房东不怎么做饭。到这年冬天,他们夫妻搬到了女人开的发廊中,家中时常就我自己。

那时,爸爸身边只有一台收音机,这是我获知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

那一年,爸爸交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女朋友。不过,我们从端午节处到中秋节就分手了。

房东夫妇没什么正当营生。女的开了间发廊,看样子也不大挣钱。男的游手好闲,整日没见他有什么正经事做。

合住有时也有有趣的事情发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盘苜蓿瓜片。老实说,那盘菜炒得也未必有多么好吃。可是,锅中飘出的香味却馋到了女房东。她连连称赞菜炒得香。我要她尝,她又不好意思。于是,她只得磨叽她老公,要他也炒苜蓿瓜片。

她老公不爱动手。这时,他们的朋友叫他二人去外面饭店吃火锅。我吃完饭就去学校上课去了。第二天,男房东告诉我,他老婆昨晚连火锅都不吃了,终于逼着他做了苜蓿瓜片吃了才罢休。

春节过后,一对母女将房东原来住的那间大屋也租了下来。那姑娘在医院当护士,马上就要结婚了。母亲每日留在家中为女儿做饭,没事就打扫房间。老太太很善良,公共空间都是她收拾,她从来也不抱怨。

这年秋天,女房东提出房子要涨价。我只得重新找房子。

新房子条件不如原来的,可是每月能便宜40元钱。

这家男主人姓孔,是从山东过来的,他们的房子也是刚买不久。他嫌厨房面积过大,有些浪费空间,于是,他自己砌了一道墙,多弄出一个小屋,这样往出租每月能赚200元钱。

国庆期间,我搬家了。一看屋中没什么摆设,于是,我花了160元钱,从家具商场买了一张电脑桌,就是现在你用的那张。算来已经用了16年了。

我自己又买了一个煤气罐,过日子用的东西越添越多。

这所房子的大屋被一对湖南夫妻租了下来,他们是在绥芬河卖裘皮大衣的。男人的姐姐也同他们在一起,每日在商场帮着料理生意。晚上,这姐姐就睡在客厅。客厅很简陋,也没装修。

湖南人能吃辣的。他们经常用猪油炒辣椒吃,有时炝得我一会儿打喷嚏,一会儿咳嗽。

当初湖南人和房东约定,电费由房东支付,一并算在房费里面。这房东小气得很,他每日都从住处来到出租房看表,并时常抱怨电用得多。湖南人一气之下,同房东中断了合约,搬到了别处。他们搬走后不久,房东自己住了进来。

孔先生以前也是作俄语翻译的。这人本分有余,大气不足。他买这所房子也很勉强,加上结婚不久,又刚有小孩,日子过得看来也不是很宽裕。他时常出国工作,老婆留在家中照顾小孩。为了改善生活,他又在地下商场租了个摊位,让他小姨子看着。这样一来,孔先生出国时,那姐俩带着孩子住正室,客厅就空着。如果孔先生回来,他小姨子就住客厅。

这年新年,我添了一台电视和一台DVD机。以前上学时就喜欢看碟,这回工作也稳定了,闲暇时间也多,我几乎把知名的片子都恶补了一遍。春节从家回绥芬河时,宁安的大学同学老八给我打电话,说是朋友有二手电脑想处理。于是,我又购进了一台电脑。电脑价格不高,也很旧了,我权当练习练习指法。

这个小屋我前后正好住了半年。搬走的原因是孔先生的老婆不想再将房子租给我了。

孔先生的老婆姓赵,名字很难听。有一次她问我什么时候能买房子。我一听这问话,就意识到话里有话。果然,没过多久,她就将自己的妹妹介绍了给我,希望我俩能谈一谈。

我当时既无房产,也无恒业,加上对她的妹妹也没什么感觉,所以,我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可也始终没有与其正式建立恋爱关系。春节过后,我以赵妹妹文化水平不高为由婉言拒绝了这段感情。赵姐姐因为这件事很不高兴,于是提出让我搬家。

我新找的这间屋子离孔先生家很近。不过,由于我过日子的东西多了,我还是找了一辆小客货拉东西。这已经是我在绥芬河租的第四间房

我记得这间房的租金好像是240元,屋子比孔先生家的要大一些。我接上了有线电视,从此,终于能看上久违的电视剧了。这时,已经是2005年的4月份了。

这家的主人依然是二房东,他住了没多长时间就搬走了。我将整个房子接了下来,然后又将那间大屋租给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住到初秋就到外地去了,又将屋子租给了几个年轻姑娘。

现在的年轻姑娘很不教人省心。他们从不收拾屋子且不说,洗手盆塞满了长头发她们也不掏,纸篓装满了卫生巾也不倒,我这个埋汰人终于被她们给降住了。

不讲卫生还在其次。年轻人免不了要处对象。时常有小伙子上门找她们。早晨,你正在睡觉,外面敲门声就响了。姑娘们在睡早觉,谁也不起来去开门。她们不开门,他们就一直敲。没办法,我只得去开门。长此以往,我就快要得神经衰弱了。

我联系了原来那对夫妇,让他们将年轻姑娘们赶走。最后,那对夫妇又搬了回来。

这时,已经是冬天了。

我们学校用的教室也是租的。房东见学校挣到钱了,于是就要给房子涨价。校长一见不划算,索性决定更换校址。

新的校址是铁路公务段的楼,我们租下了两层。先前我们学校也有宿舍,由值班的老大爷管理。学生们不听他的,一到晚上就作闹,搞得老头儿很是头疼。这回新校舍面积大了,宿舍也要扩大,校长想让我管理,顺便给我留一个单间,就住在学校。

由于搬家那天是“一二·”运动纪念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房子到来年二月份到期,所以这段时间也只能让它空着。

公务段这楼不是集中供热,所以这个冬季很是难过。尤其我这屋靠大墙边,比其他的屋子更冷。

2002年回国后,我的睡眠一直不是很好。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由我拉闸,拉闸后只有我这屋还有电,其他宿舍的灯就灭了。有些不爱学习的学生精力特别旺盛,他们这时还不想躺下睡觉,有的就想闹一会儿。有时我忍不住了,就出去吵他们一通,他们才肯回屋安睡。

正经来这儿学习的学生都是很守纪律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来正经学习的。他们有谈恋爱的,有各屋乱窜的,有出去喝酒晚回来的,也有白天上课时间在宿舍偷着睡觉的。

为了立威,我找机会从宿舍清除去几个学生。这样一来,淘气的学生暂时老实一些了。不过,我白天晚上累计上七个半小时的课,晚上有时再睡不好觉,身体真有些吃不消。

到了第二年五月份,公务段要收回这栋楼。房东虽然包赔了我们学校的损失,可是我们学校在这儿立足还不到半年,现在又得重新寻找房子,这很教人头疼。

我们全校师生经历了一段限时供水的日子,然后是停课等待新校舍的装修。

新校舍也有一间屋是给我准备的,可是我实在没有精力再管理寝室了。我借机从学校搬了出来,在热力街位于上一家旁边的单元门又租了一室。这已经是我在绥芬河租的第五个房子了。

房子的主人依旧是二房东,是在绥芬河占床子卖货的。这房子属三室一厅结构,房东在东屋,我在中屋,西屋住着一对南方的中年夫妇。

一个人在外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年我后背有风湿痛。我买了一贴膏药,可是没办法贴到背上。正赶上房东的老父亲从老家赶来,在儿子家住几天。我开口求人家老人帮忙,这才止了背痛。

再坚强的人可能都有软肋。想到贴膏药都得现求人,那时我觉得,真是到了成家的时候了。

就在那年冬天,我和你妈相恋了。

你妈是在2006年秋天来到我们学校的。课上,每节课我都要在黑板上写几个句子让学生翻译。学生们做完后,总是急着让我检查。当你妈将本子递给我的时候,我匆匆扫了一眼,觉得上面的错误太低级,于是顺手将本子甩了过去。由于当时让我检查的学生太多,我也没注意自己的动作有什么不妥。后来,你妈同我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她说当时自己的自尊心很受打击。

你妈的班上有个杨姑娘,当时也不知道有多大年纪。另外,有个同你妈走得很近的李姑娘,总爱搬弄是非。这李姑娘对你妈说,说我提问杨姑娘的次数过多,明显是喜欢她。而你妈则怀疑我曾同杨姑娘有过恋爱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杨姑娘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而且我同你妈相处以后不久,有一次在一家饭店吃饭,我俩还遇见了杨姑娘和她的男朋友也在那里用餐。此前,我一直以为杨姑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对她根本没有过任何想法。可是,你妈还是屡次问人家,问她以前是否同我谈过恋爱。

你妈爱妒忌的性格你应该是了解的。有些事人家还不好意思告诉我,可是,光我知道的就足以令人无法容忍了。最后,校长为了息事宁人,终于将我辞退了。

这时是2007年暑期。

绥芬河有一家公立的职业高中学校。由于那几年学俄语的就业比较容易,所以职高也开设俄语班。又由于编制内没有那么多的俄语老师,所以职高就要外聘一些俄语老师。经过试讲,我成了职高的一名外聘老师。

我们这些外聘老师是按课时费挣钱的。那时,白天上一节课(45分钟)挣13元钱,晚自己和周六上一节课挣15元钱。上课我倒是没什么负担,因为这里用的教材也是我以前教过的,十分熟练。令人头疼的是班主任的工作。

我接的这个班是07年春季入学的。我们这种半路接班的老师习惯上被学校的老师称为“当后妈的”。

这班先前的班主任姓于。根据后来学生的描述以及我自己的回忆和推断,我确定,这位于老师我见过。那是在五年前的一个春天,我从哈巴做国际列回绥芬河,在车上遇到了一群回国的青年男女。我们在车上大侃特侃,其中就有这位于老师。

提起绥芬河,真是一座镇级市。不只这位于老师是我的旧相识,就连我的直接领导——教导处刘主任也同我有些渊源。

有一次,刘主任说他的父亲认识我。我顿时觉得莫名其妙。刘主任的父亲是哪一位?他怎么会认识我?

后来,有一次刘主任的父亲到学校来找儿子,我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2001年我在刘志强(小说《失落的白桦林》中刘华强的原型)处工作时,我们在绥芬河住过一段时间。刘志强不想租房子,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住在一家招待所里。当时,刘主任的父亲在这家招待所打更。从刘志强的公司离开后,来回出国回国我都在这家招待所住。所以,这老刘头同我很熟。没想到,六年后,我成了他儿子的部下。

不知道于老师同学校闹了什么矛盾,总之,他辞职不干了。

学习氛围不浓的这个班同自己的老师关系倒是很“铁”,所以他们不接受学校为他们安排新的班主任。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手这个班的。

在学校领导决定让我接手这个班以后,他们并没有向我交待这个般的特殊情况。直到要上课了,政教处的王主任才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她说:“现在由刘副校长带你去教室。”

刘副校长简单地向学生介绍了我的身份,然后,我发表了简短的班主任致辞。这时,一个叫王天奇的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倒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不过,学校辞掉于老师我们不能接受。现在,我们要去找于老师。”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同学陆续离开了教室。

刘副校长并没有本事教这些学生留下,他只能告诉我徐徐处理这个班的事情。

我没有离开教室,而是站在讲台旁,细想该如何对付这些叛逆的年轻人。

全班二十多个学生,他们的想法也不可能都一样。在外面转了几圈之后,可能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于是,有几个人又陆陆续续地回到了教室。

我开始和这几个学生聊天。先是问他们一些简单的句子会不会翻译,然后再套问他们以前老师的教学方法。我发现,他们的基础其实很差。他们要找以前的老师,也并不是因为那老师教得有多好,主要还是出于对学校的对立情绪。

后来他们的班长说,先前的老师在考试前已经将试题都透露给他们了,然后又给出了答案,这样一来,他们的考试成绩自然也就高了。可是,如果有人问他们一句比较简单的话该如何译成俄语,他们立马就晕了。

我开始逐渐团结抵触情绪较弱的学生,一点点领着他们复习上学期学过的知识。在我们的带动下,怀抱观望态度的学生也逐渐走进了教室。再过几天,没回来的也就是原来就不爱学习的那几个人了。

他们班原来的班长叫张勇。自从我来这儿以后,他一次也没有上过课。我提议重新选举班长。他们一致推举一个叫阎廷玉的同学当班长。

阎廷玉的年龄照比其他同学偏大两三岁,全班比他大的也只有王恩柱一个成年人而已。我见大家对阎廷玉比较拥护,而且以他的年纪也应该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欣然同意他当班长。

原来的学习委员曹晓春、劳动委员王天奇、体育委员刘涛都被我争取过来了。我发现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之所以成绩不太理想,一方面是因为以前学习方法可能不太得当,另一方面个人智力水平也一般,这种学生如果好好教,还是能出些成绩的。于是,我开始重点培养他们几个,以此带动其他同学学习的积极性。

就这样,班级的学习氛围一日好于一日。到了教师节开庆祝会时,学校领导对我的工作已经十分认可了。

可是,捣蛋的学生还是有几个的。

第一个是叫王增欣的女生。在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她就在课上对学校领导咆哮。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刺头。好在没过几天她就自愿降级了,调到了别的班级,所以对我的工作并没有造成什么障碍。

第二个是一个叫李小龙的男孩。这小子个儿不高,上课根本不听老师讲课。他全天都在看课外书,也不知道是武侠的还是玄幻的。如果赶在上课时他将这本书看完了,他会对我说:“老师,我出去换本书去。”没等我表示同意还是反对,他就离开了教室。

现在人心还没稳定,我暂时不能动他。

后来等到时机成熟了,我将李小龙开除了。

临近中秋节时,市里举办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我们班没人上,而李小龙具备参赛的条件。有同学动员他上场,他竟开出了条件:“如果他不开除我,我就上!”

李小龙不肯称呼我为“老师”,而是称呼为“他”。我怎肯因为取得一个项目的成绩而让他重新搅乱班级的秩序?当然是没有让他参赛。

开学没几天,办公室内传来了消息:全省公务员考试将在十月中旬举行。

我和你妈一起报的名。

报名要在牡丹江。那天上午我还有课,所以是你妈先到的牡丹江。爸爸的毕业证是一个成人大专证,没什么太大的含金量。你妈问过录取单位的主管领导,那领导说我的毕业证不能报名。你妈向那人说了我的许多好话,那人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同意我报考。

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备考了。考试共有两个科目,一项是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另一项是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包括阅读理解、数学运算、图形走向推测、逻辑推理等题目,申论是考察考生对时下某个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买了两本参考书。

复习时间只有四十多天。

考虑到你妈的基础较我差一些,我们商定:《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一书由她学习,《申论》由我学习;待“十一”放假我到你姥姥家时,双方再将书调换过来学习。

其实我并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准备考试。

白天,我每天都有四节课,还要管理班级。此外,备课、听课、开会,都要占用不少时间。晚上,我要带领学生上晚自习。等到回到家里,已经是九点多钟了。

其实那时我也不大明白“申论”是什么东西,我还以为就是给材料作文呢。其实,“申论”同学校里面考的作文是不一样的,它是要求考生对政府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或自己独特的想法的,因为国家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

笔试那天是周日。

我们周六就要提前到牡丹江。

周六那天上午我还有四节课。

绥芬河虽然每年冷得比较早,不过,十月中旬下雪毕竟少见。可是,2007年十月中旬,绥芬河竟然下雪了。

通往牡丹江的公路封了。等我来到火车站时,火车票也已经卖光了。

好在我在曙光学校工作那几年,认识不少各行各业的学生。晚班的一个学生帮我联系了铁路上的一个朋友,他将我送上了车。我上车后补了车票。

好不容易到了牡丹江。这时,你妈也从宁安赶到了。

我的同学已经提前为我们安排了住处。晚上,我们一起在饭店吃的饭。

本来,这个晚上我们应该养精蓄锐,好好地准备明天的考试。令人想不到的是,“战争”爆发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战争”的隐患由来已久。

由于我们每天晚自习下课后已经很晚了,学校为了照顾老师,由学校出钱,让老师们打出租车回家。为了节省,学校安排回家路线相近的两、三位老师组团打车。

同我路线相近的老师都是女性。

由于每日晚自习的科目不同,所以每日同我搭一路车的老师也不同。记得有姓罗的、姓李的,还有一位叫某某欣的老师都同我搭过车。

由于你妈每天在我下晚自习后准时打电话来,所以这件事不可能不让她知道。于是,不知她怎么找到了所有同我搭车的女老师的电话,然后逐个给她们打电话,教她们不要同我搭一辆车。

她的这种无理而荒诞的要求很快成了全校的新闻。当然,我们也在电话中吵过了数次。所以,这次来牡丹江前,我的胸中就憋着火。

你妈很擅长作谍报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她竟然雇佣我们校门口的出租车司机,听我和一起乘车的老师在车里都说些什么。你说她累不累?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就这件事同她吵,因为毕竟第二天要考试。

事情的导火索是另一件事。

我刚才说了,考试前一天的晚宴是我同学安排的。他的老婆和女儿也出席了。她女儿当时大概能有三岁。出于感激之心,饭后我给了他女儿100元钱,这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回到宾馆以后,你妈却就我给朋友孩子钱的事抱怨起来。我不愿同她吵,只得躺下睡觉。她见我没话说,竟过来掀我的被,不让我安睡。我怎能再忍,结果是出手打了她。

你妈一会儿给你姥姥打电话,一会儿给你大舅打电话,一会儿又将我同学叫到了宾馆。等到她安静下来,已经快到后半夜了。结果,第二天她在考场上睡着了。

十多天后,笔试成绩出来了。你妈没成绩,和我们一起报名参加考试的你四姨父没成绩,只有我笔试成绩排在第二名。第一的比我高4分。

两个月后,面试开始了。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牡丹江。面试是考官当场打分,当时就告知考生。结果,我比第一名多得了1分。也就是说,我的总成绩还比第一名低3分。

如果我报的是普通的岗位,那么此刻我已经出局了。因为录取规则就是笔试成绩加上面试成绩,谁高谁被录取。

不过,我报的岗位需要加试俄语。接下来,我就要准备俄语考试了。

周围人对我的俄语都很有信心。不过,在不知道对手确切实力的前提下,我也不敢盲目自信。

就在我即将准备俄语考试的时候,我同你妈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

事情起因是你妈要到绥芬河来住几天。她在家呆着无聊,于是提出要到我们学校听俄语。我想,把她安排在我的班不大方便,于是就求一个姓魏的老师,希望能放在她的班里听几天课。

没想到姓魏的老师一点面子也不给。她的拒绝也不是没有道理。她说:“前段时间,有的女老师只因跟你同乘一辆出租车,就引得你女朋友给人家打电话吵闹,我可不敢让她到我的班里来。”

无奈之下,我只得将她安排在自己的班里。

没过几天,冲突就在课堂上发生。

距离你姥姥家不远,有个××村。××村有两名学生在我的班上学习,一个叫刘涛,一个叫李某梅。

在一节晚自习上,我将一张铅印试卷的题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做。李某梅的视力不大好,待我抄完题后,她提出要用一下那张试卷,大概是她看黑板看不大清楚。于是,我就将试卷借给了她。

你妈不高兴了。她认为我喜欢李某梅,因而在课堂上照顾她。

她在座位上自言自语,扰得我没法维持课堂秩序。在我以老师的身份提出批评后,她仍不住嘴。我不可能在课堂上同她长时间辩论,没办法,我只得离开课堂,气得回家了。

我走之后,你妈竟然恬不知耻地到讲台上讲起题来。

晚自习结束后,你妈回到了住处。我俩当然是继续争吵。结果,房东嫌吵,将我们赶了出来。

我再一次更换了住处。

新住处位于三合林小区,从原来的住处穿过龙须沟市场就是。我算了一下,我在上一住处总共住了能有一年半的时间。

新住处装修得很好。地板是全新的,靠墙还有个壁柜,放东西很方便。

我没有脸面再去学校了。

接下来,就是孤注一掷地准备考试了。

这时已经是一月份了,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

一直到进了腊月,人事局才通知加试日期。

考试在哈尔滨举行。

我提前一天领取了准考证,然后和以前的大学同学一起到考场踩了点儿。

上午进行的是笔试。考题有听力、阅读、汉译俄、俄译汉和用俄语作文。我感觉考得还可以。

下午是口试。上午有些自我感觉考得不大好的考生根本就没有参加下午的考试。

考官用俄语问我一句俄罗斯谚语:

Что посеешь то и пожнёшь.

他让我用俄语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意思。

我用俄语解释了一番,然后又用俄语同考官聊了几句。

走出考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们焦急地等待了三天,考试成绩依然没有出来。

按计划,我同你妈上车去你奶奶家。

就在我们刚到哈尔滨客运站的时候,牡丹江用人单位打来了电话,通知我被录取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番经历,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出生。

就这样,你生在了牡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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