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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莫道桑榆晚
本章来自《失落的白桦林》 作者:远遁
发表时间:2020-09-21 点击数:338次 字数: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圣女公墓。这里不仅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公墓、欧洲三大墓地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公墓之一。这里最初是教会上层及贵族的安息地,19世纪以后,逐渐成为俄罗斯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公墓占地面积约八公顷,由不同时期开辟的三部分组成,1904年开放的老墓地包括1-4区,1949年扩建的新墓地包括5-8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修建的最新墓地包括9-11区,至今已有25000多位各界名人安息在这里。

“新圣女公墓堪称俄罗斯的国家公墓,但它不同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也不同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这个公墓积淀着浓厚的俄罗斯文化,体现出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格,而且是由民间组织管理的,只接纳那些对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成效卓著的各界人士,以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学者为主,也有部分政治家和英雄人物。而商人只有特列季亚科夫一位,还是因为他创办了世界知名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拥有10万多件藏品),保存了大量的俄罗斯艺术,为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解体后,政府对公墓的拨款有所减少,莫斯科的一些富翁趁机向公墓提出捐赠巨款,以换取死后入葬新圣女公墓的‘门票’,遭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强烈反对。

“这座墓碑的形象是一面缩小的俄罗斯国旗,由雪白的大理石、蓝色陶瓷和红色的花岗岩拼接而成,极具象征意义。这就是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的墓碑。

“这座由黑、白两色的花岗岩几何体交叉在一起而组成的墓碑的主人是赫鲁晓夫。大家看到了,他的头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中间,寓意是想体现赫鲁晓夫黑白分明的个性和他功过各半的一生。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黑色象征着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黑暗,而白色则象征着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赫鲁晓夫是前苏共最高领导人当中唯一没有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之下的一位,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红场上的斯大林埋葬在一起,而靠发动政变逼他下台的勃列日涅夫也不同意在红场上为他建立墓碑,所以赫鲁晓夫最终被埋葬到了新圣女公墓。赫鲁晓夫去世后,他的家人请当时苏联最有名的现代派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内为赫鲁晓夫雕刻一尊塑像,好对他的一生做个形象的总结和评价。这很有戏剧性,因为赫鲁晓夫生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评价过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骂他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却是臭狗屎。

“这座优雅美丽的青铜雕像是苏联首位、也是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的形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赖莎敢于冲破苏共首脑夫人不能抛头露面的禁锢,与丈夫一起共赴政治激流,从而赢得了西方世界的敬重,也赢得了俄罗斯人民的尊重。戈尔巴乔夫深爱着自己的妻子,特地在旁边空出来的地方为自己百年之后陪伴妻子留出了位置。雕像是按照赖莎上大学时的一张照片雕刻而成的,这是赖莎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雕像不仅一如她生前的典雅和高贵,更将她的美丽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的青春岁月。

“这座带有飞机模型的墓碑主人是图2、图95轰炸机以及图134、图154客机的设计者安德列·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他之所以受到如此这般的待遇,是因为在那个物质和知识极度贫瘠的年代,仅仅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了整个图154飞机的全部设计工作。即便是在计算机如此发达的现代,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复杂的飞机设计而言,一个人完成一架飞机的全部设计,仍然是难以令人想象的。不但如此,他还参与了上百个飞机型号的设计,许多由他设计的飞机曾经创造过世界纪录。

“这座墓碑的主人就是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结识的、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1949年,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是王明始终没有作出书面检查,他企图以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消错误。但中央不允许,工作是工作,错误是错误,两者不可相抵。1950年,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大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做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当年十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下,王明赴苏联养病,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和心脏病。

“王明这一去就是三年多。他虽然走了,可是党中央依然为他保留着职务,他们夫妻还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领取国内发的工资。1953年,王明回到国内,全家住在北京一所幽静的四合院里。1956年,王明再次去苏联养病,这一次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了。为了生存,王明在苏联发表了大量反动文章,攻击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中国共产党。即便如此,即便是在‘文革’的动乱期间,党中央也没有开除王明党籍,可谓仁至义尽。1974年,王明病逝于莫斯科,享年70岁。苏共中央秘书处书记卡皮托诺夫等为他守灵。我们看这里刻着‘王明同志  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的碑文,路对面是他的夫人孟庆树和女儿王芳妮的墓碑。王芳妮生于苏联,长于苏联,一生从未到过中国。

“这是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果戈理的墓碑。20世纪30年代,原来安葬在教堂里的一些文化名人也被迁移到了新圣女公墓,果戈理等人的墓葬就是在这个时候迁入这里的。可是,就在这次迁移过程当中,一个隐藏了多年的惊人秘密第一次被世人发现。人们打开果戈理的棺材后惊讶地发现,他的头骨居然不翼而飞。究竟是什么人与果戈里有如此深仇大恨,又为什么要偷走这位文学大师的头骨呢?

“1852年,果戈理在莫斯科抑郁而逝,被人们安葬在圣丹尼安修道院的名人陵园。果戈理临终前,得知亲友们要将他安葬在圣丹尼安修道院时,曾流下眼泪说:‘我死后葬在那里,灵魂不会得到安宁,将来无论在何处,我都会在黑暗中注视这个世界。’1931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一些著名人物的遗骸移迁到新圣母修道院的公墓中。令人吃惊的是,当打开果戈理墓室的棺木时,伟大作家的头盖骨竟然失踪了!

“是谁盗走了作家的头盖骨?很快,苏联政府发现了线索:在一处教堂的地下室找到一个红木盒。据看守教堂的老人说,这是沙皇政府倒台前放在教堂的,交代他盒子里是一个大名人的头颅,任何时候不得向外界透露。可是,经考古学家鉴定,贮放在红木盒内的头盖骨只是一个‘赝品’。没过多久,苏联政府围绕‘红木盒’这一线索终于查明,1909年,俄国有一位名叫巴赫鲁申的剧作家,为建立自己的私人戏剧文艺博物馆,曾花下重金贿赂两名圣丹尼安修道院名人墓地的守夜人,掘开果戈理的墓室,盗走了果戈理的头盖骨。

“巴赫鲁申得到果戈理的头盖骨后,就像获得圣物一样珍惜。他用纯银打制成桂冠装饰,将其安放在装有玻璃的红木盒中,并在外面罩上一层黑色的山羊皮外套。巴赫鲁申天生有个毛病,就是喜欢让朋友分享他的最珍贵藏品。一天,来了几位剧作家,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雅诺夫斯基的海军尉官。当巴赫鲁申拿出装有果戈理头盖骨的红木盒时,他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他惶然地问:‘很抱歉,我还不知道先生的大名。’海军尉官的火气突然爆发了,他怒气冲冲地喝道:‘知道吗!我是果戈理的侄孙!’巴赫鲁申一听这话,顿时惊呆了。

“海军尉官一边怒骂,一边掏出手枪,猛地朝桌上一拍道:‘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你拒绝将我祖父的头盖骨交还,一颗子弹给你,另一颗子弹留给我自己。’

“巴赫鲁申的脸吓白了。虽然他心里明白,沙皇政府对果戈理恨之入骨,雅诺夫斯基就是告他,法院也不会理睬,但在盛怒之下,说不定他真会一枪崩了他。最后,巴赫鲁申不得不忍痛将红木盒交给了海军尉官。

“雅诺夫斯基夺回祖父的头盖骨,带到自己供职的军舰上。没多久,这件事被上司知道了,命他交出红木盒。迫于上司的压力,雅诺夫斯基交出了红木盒,上司马上派人专程呈交给了沙皇。这个呈交给沙皇的红木盒,便是27年后被苏联政府鉴定的‘赝品’。原来,雅诺夫斯基夺回果戈理的头盖骨后,为防不测,暗中请工匠制做了一个同样的红木盒,并装上不知名的头盖骨,果然,蒙骗过了上司。而装有真正的果戈理头盖骨的红木盒,此刻正藏在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意大利军舰上。当时的舰长名叫鲍根,此次来俄国是将18年前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阵亡的意大利官兵的遗骸运回去。鲍根到达俄国后,雅诺夫斯基通过关系找到他,请他将祖父的头盖骨带到罗马安葬。因为果戈理晚年一直侨居意大利,把罗马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就这样,雅诺夫斯基将红木盒交给了这位意大利舰长。哪知鲍根回国以后工作异常繁忙,军舰也一直在海上游弋,黑布蒙盖的红木盒只得搁放在他的办公室里。一直到1911年春,鲍根的弟弟、一个酷爱收藏的罗马大学生到军舰上来探望哥哥,鲍根就将装有果戈理头盖骨的红木盒郑重地交给了弟弟,拜托他回罗马后,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任务。

“鲍根一直盼望弟弟的回信。直到这年七月,弟弟来信了,鲍根看完后连连跺脚,心里充满了懊悔。原来弟弟在信中说,他带着红木盒返回罗马,列车驶入一条隧道时,发生了可怕的事故。他幸免于难,目前还在罗马一家医院治疗,但装有果戈理头盖骨的红木盒从此却再也找不到了。”

……

胡耀夫几乎每天都重复着这一套相同的导游词。他在莫斯科卫星旅行社作地接已经五年了。为了方便境外游客,卫星旅行社招了一大批国外导游,分别为各自国家的同胞提供导游服务。胡耀夫就是中国导游代表。今天,他接的这个团来自上海,总共有十二位游客,九男三女。早前他们已经游览了麻雀山、莫斯科国立大学、新圣女修道院、胜利广场和凯旋门,等游完新圣女公墓,胡耀夫就准备带他们去购物了。

十二位游客并非都是上海人,他们分别操着不同的口音。其中有一位留着平头,颏下一副短髭,说起话来满嘴的大连口音,他就是方辉。方辉在刘华强的劳务团时,有一次无意中接触到了当地的一位画家,并以超低价格从他手中购进了几幅人物肖像画。卖画人问方辉想不想多买一些,如果需要的话,他还能弄到货。方辉当然乐意继续购进,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画拿到国内是很有市场的。可是,还没等卖画人将画送来,刘华强就将人马撤走了。

回家后没用多长时间,方辉就将这几幅画出手了,赚了一万多元。买主是上海人,他让方辉将画送到上海,他给方辉报销路费。方辉去了一趟俄罗斯,没到过什么好地方,心下不甘,这次卖画赚到钱了,索性上旅行社报个名,跟着旅行团来莫斯科潇洒潇洒。

团里的三位女客是亲姐妹,都是上海本地人,分别叫林琼、林瑶和林珏。三姐妹这些年走过不少国家,来俄罗斯却还是第一次。其实她们这次来也不只是为了旅游,主要是林瑶的儿子肖楠今年高中毕业了,想到俄罗斯来留学。林瑶想考察一下莫斯科的几所高校,看看儿子选择哪所学校更为合适。

三姐妹没有太高的文化,俄语更是连一句也不会说。她们不知道伊凡雷帝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圣瓦西里大教堂代表的是哪个世纪的建筑风格,更不晓得九个圆顶分别代表哪位圣人。她们一路走来,只是一味地拍照留念,接下来该一掷千金地购物了。

与三姐妹几乎同样对胡耀夫的导游词不知所云的是来自温州的三位男士。他们来俄罗斯也是别有目的,主要是为了考察旅游鞋市场。先前他们去上海就是为了商务谈判,谈判结束后直接报团来了莫斯科。这三位中有一位叫张世杰的懂些俄语,在市场上打探行情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他对俄罗斯文化没什么兴趣。所以,他对导游着重介绍的景点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团里另有四位男士是作为一个小团到旅行社报名的,胡耀夫称呼他们为“吃货团”。这四位三胖一瘦,三胖两高一矮,瘦的像根竹竿。胖的越胖越吃,瘦的怎么吃都不胖。他们在国内吃遍了山珍海味,这次来俄罗斯就是想吃些在国内法律不允许吃的野味。出国前,他们已经同这边的接待方沟通好了,讲的是“二十八珍”的接待标准。这“二十八珍”包括七种飞禽、七种走兽、七种海鲜、七种山野菜。七种飞禽包括野鸭子、飞龙、黑琴鸡、蓝大胆、松鸡、鹌鹑和沙鸭;七种走兽包括熊掌、鹿尾、鹿筋、鹿茸、狍肉、小羚羊和豹胎;七种海鲜包括帝王蟹、鲍鱼、海参、干贝、贻贝、甲鱼和海豹;七种山野菜包括猴头、薇菜、黄花菜、木耳、松茸、山葱和黄瓜香。这一顿大餐订价2000美元/人,由从中国国宴招待部门退休下来的名厨烹饪。按照行程安排,后天晚上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利纳别墅将举行这场饕餮盛宴。

胡耀夫将一行人带到了中央百货商场。他同这里的商家都有协议,由他带来的游客如果在这里消费,事后他都能得到15%的提成。中国游客到此有买套娃的,有买紫金首饰的,有买军用酒壶、望远镜的,还有买野外用品的。他们最想买的还是手枪,可是遗憾的是,没有办法带回国内。

胡耀夫知道,这些“典型的俄货”有不少是中国制造。不过,有些从国内来的游客并不知情。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比国内的好,于是纷纷慷慨解囊,将国货以高价带了回去。也有的游客比较懂行,他们只是买一些鱼籽酱、虾籽酱、奶制品等,回去带给亲友,而对那些摸不清来路的商品,根本不屑一顾。

下午三点多钟,胡耀夫将众游客带回了宾馆。但是他今天的工作并未结束,他还要带一位老先生去会晤他半个世纪之前结识的情人。

这位老先生名叫陈法尧,今年已经年届八旬了。他年轻时是太原氮肥厂的一名技术员,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化肥厂学习。学习期间,他同车间的一名年轻女工相恋了。女工名叫娜塔莉娅,比陈法尧小一岁。二人正在热恋之际,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工厂不再接收中国技术员在此学习,陈法尧只得回国。

回国后很快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与国外通信是不可能的。等到形势好转,陈法尧再按原来的通信地址联系娜塔莉娅时,已经没有对方的消息了。接下来是娶妻、生子、抚育儿女,不过,昔日的恋人从未从陈法尧的心上被抹去。十年前,老伴去世了。陈老在思念老伴的同时,也加剧了对娜塔莉娅的挂怀。他不知道娜塔莉娅是否还在人世,是否生活得顺心如意。

陈老的女儿陈嘉莹背地里听父亲讲过这段往事。母亲去世后,父女二人有时坐在一起闲谈,陈老聊到了娜塔莉娅的事。陈嘉莹说,现在许多失散的亲人通过网上寻亲得偿所愿,可以让王欢(陈嘉莹的女儿)在网上寻找一下娜塔莉娅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王欢终于打听到了娜塔莉娅的下落。老人现在生活在莫斯科,身体康健,她表示欢迎陈老来俄罗斯同自己相会。

嘉莹打算陪父亲一起去俄罗斯。老人说你工作上很难挤出时间,我身体还硬朗,随旅游团去就行了。王欢为老人联系好了旅行社,并委托胡耀夫带老人去找娜塔莉娅。胡耀夫听王欢讲了两位老人的跨世纪恋情之后很是感动,表示一定要帮老人达成心愿。

按照陈老提供的地址,胡耀夫带着他来到了胡志明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来此之前,他们已经同娜塔莉娅通过了电话。老人身边没有亲人,所以决定在家接见陈老。胡耀夫将陈老带到娜塔莉娅的家门口,然后对他说:“大爷,我就不进去了。楼下有个书屋,我去看会儿书,您出来时给我打个电话就行。”陈老知道胡耀夫不想当“电灯泡”,于是也没反对。

看着胡耀夫下了楼,陈法尧颤微微地抬起了手,犹疑了十多秒钟,最后一狠心,终于按下了门铃。老人的心砰砰直跳,尘封的记忆瞬间涌上了心头。

记得当年在工厂下驱逐令之前的一个月,有一次娜塔莉娅要他到自己家里去,说是父母要见他。年轻的陈法尧并没多想,他从商店买了一束鲜花,准备上门拜见洋岳父和洋岳母。可是当他来到娜塔莉娅家中时,却发现只有姑娘一人在家。原来姑娘是趁父母到外地度假,这才将情郎叫到了自己家中。二人没完没了地说着情话,他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前途,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他们不停地亲吻,在桌前、在窗下、在客厅、在厨房。血气方刚的陈法尧最终没能把持住,他亲手解下了姑娘的花裙带……

门开了。站在老人面前的是一位同他一样白发苍苍的老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找不到一点当年的样子。陈老不敢确定站在他面前的是不是当年的娜塔莉娅,于是小心地问了一句:“河到底是流还是不流呢?”

当年两个人谈恋爱时,经常在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中有句歌词翻译过来是“河水在流动,又好像没有流动”。有一次陈法尧问娜塔莉娅:“河到底是流还是不流呢?”姑娘笑着反问他道:“你听见我心中的歌了吗?”陈法尧被姑娘的反问给惊呆了。就是那次,他平生第一次吻了一个女孩的芳唇。当时,他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周围弥漫着醉人的花香,假山上的泉水哗哗直响,搅得两颗潮湿的心上下乱跳。他们和着泉水的节奏,一起吟唱着这首爱情歌曲,将静夜融入了这首歌,也将歌声和静夜一起留在了记忆深处。

“Песня слышится и не слышится……”老人没有回答陈老的问话,她只是唱了一句,这句话翻译过来是:歌声能听得见,又好像听不见。

陈法尧确信站在自己面前的老人就是昔日的恋人了。他上前一步,颤抖着张开双臂,轻轻地将对方揽入了怀中,一颗颗热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滴落在了老太太的发间。

两位老人就这样相拥了许久,许久,最终还是娜塔莉娅将陈老的双臂分开,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将客人让进了房间。

房间面积不大,收拾得颇为整洁。陈老在沙发上落了座,主人忙去厨房为客人沏咖啡。

“你不同子女一起生活?”当年每当娜塔莉娅在厨房中忙碌时,陈法尧总是相随着也来到厨房,一边看着她忙碌,一边同她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没能改掉这个习惯。

老人没搭言,而是端着咖啡回到了客厅。陈老相随着回到了沙发上,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娜塔莉娅,等待着她的回答。

娜塔莉娅将咖啡放在了茶几上,然后转身来到书架前,从上面取下一本相册。她打开相册,指着上面的一个姑娘问陈老:“你看这人像谁?”

陈老见相片上的姑娘既有中国人的特征,也有斯拉夫人的样子,他的心瞬间往下一沉,开口问道:“难道……难道……?”

娜塔莉娅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她将脸转了过去,抽泣着说:“你猜到了,你猜到了吧?”

“这是我们的女儿!我看得出,这是我们的女儿!”陈老激动地说,“她在哪儿?你怎么不把她叫过来?”

“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十三年前因患乳腺癌离世了。”说到这儿,老人家已经泣不成声。

陈法尧的脑袋嗡嗡直响,仿佛整个大脑已被什么东西给填满了,让他的思想再没有存活的地方。他没想到,在自己被从苏联的国土上驱逐之后,自己的恋人竟为自己生了个女儿;而当他即将见到她时,她与自己竟然已经阴阳相隔了。他看着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将女儿的一生浏览了一遍:从蹒跚学步的萌娃,到意气风发的少先队员;从身材挺拔的青春少女,到怀抱娇儿的风韵少妇。女儿的一生虽然不长,不过,从她的人生经历上看,她活得很充实,很有朝气,没有白白地虚度一场。

“我们的外孙子在哪儿?”老人小心地问。

“他在圣彼得堡读大学。这几天正忙着写论文,没时间回来。”

娜塔莉娅用面巾纸擦干了泪水,在陈老身旁坐下,这才开始讲起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

原来当年陈法尧离开不久,娜塔莉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情人虽然离开了,可自己毕竟拥有了他的骨血,将来守着孩子也就几乎等于守着恋人了;担忧的是自己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否见到他,将来自己的孩子能否见到父亲同样未知。

孩子出生后,娜塔莉娅为她取名叫“东方”,为的是要她记住自己的父亲远在东方。那时娜塔莉娅的外婆还在世,她帮着娜塔莉娅照顾小东方,慢慢地将她带大。小姑娘六岁那年,娜塔莉娅同一名空军飞行员结婚了。可是,他们二人一直没有孩子。婚后不到六年,飞行员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遭遇暴风雪,飞机意外坠落,他没有来得及跳伞,牺牲了。

此后娜塔莉娅没有再婚,她和东方相依为命,一直到东方结婚、生子。东方婚后在距离莫斯科不到二百公里的弗拉基米尔生活,直到十三年前病逝。

遥想娜塔莉娅这一生悲惨的经历,陈法尧再一次老泪纵横。中年丧偶,老来丧女,人生的不幸几乎都被她赶上了。可更为不幸的是,当她遭遇这些磨难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同她一起来扛,她都是一个人在默默承受,独撑危局。他多想替自己的恋人分担一些,可是,那时自己又在哪里呢?

“你回国后过得怎样?”娜塔莉娅问陈老。

“我65年结的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老伴儿在五年前去世了。”

“‘运动’那时,你没遭批斗吧?”

“没有。我们那儿相对好一些。”

“你的俄语没扔下。五十多年了,在中国有人同你说俄语吗?”

“没有。不过,我没敢扔。我时常盼望着能够与你再次相聚。如果将俄语扔了,我们怎么交流呢?有一次我梦到了你,醒后我老伴儿说我说梦话,不知说的是哪国的语言。我想,大概是我梦中同你讲俄语了吧。”

老人微微一笑。这还是二人再度重逢时她脸上首次露出的笑。

“我的两个孩子学的也是俄语。”陈老说。

“他们都在上海生活?”

“女儿在上海,同我在一起。儿子在北京。”

“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吧?”

“太大了。同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时比起来,简直是天渊之别。”陈老说,“我这次来,就是想邀请你,无论如何要跟我到中国去看看。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留在那里,不要回来了。”

对陈老的请求,娜塔莉娅不置可否。她站起身来,缓步踱到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

陈老走到娜塔莉娅身后,将双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对她说:“跟我走吧!你苦了一辈子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来照顾你吧。”

老人还是没吭声。陈法尧顺着她的目光向窗外望去,只见红日正在西沉,天边的晚霞烧得通红,一对大雁正展翅摇翎,比翼颉颃,似乎是被那若锦的云霞所吸引,浑不知天边还有多远,只知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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