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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
本章来自《石板路彎彎》 作者:石建华
发表时间:2018-07-11 点击数:123次 字数:

在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时间,劳动艰苦点,累点,生活条件苦点,吃得伙食差点,这都算不了啥,反正当时人还年轻,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只要能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好觉,第二天体力和精神都会恢复的。最难熬的还是在劳动之余,歇下来的闲暇时间里,没有事情可做。精神上老是空荡荡的,总想能找几本书来看。往脑袋里装点儿东西,总不能在这儿老是无聊地虚度时光。

在罗坝的场镇上,商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没有其他的书籍可卖。在洪雅县城的书店里也是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单行本,另外还有一些《新华字典》。更多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革命样板戏剧本。这样的书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人民喜闻乐见的书却不好找。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书更是奇缺。稍微好一点的小说,书店里根本没有找不到,就是省市级的图书馆也不会向普通百姓开放。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在农村乡下,想要弄到几本好书来看,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69年的夏季,正逢三伏天,生产队里也没有啥事,我闲着无事,准备到罗坝街上去赶场,在我们光荣一队相邻的友谊一队的路口不远,那个社员看见了我,立刻对着我大声喊道:“小石头,你到哪儿去?”

我放慢了脚步。向着他大声地回话:“我到罗坝去赶场,你去不去?要去就一起走。”

那个社员立马回话道:“赶罗坝场,我今天不去了。要我说,最好你也不去了,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我站在那个路口,停住脚步大声回话:“要我帮啥子忙?时间长不长?”

那个社员大声喊道:“你干脆过来一下,喊起来说话,你我都太累。”

我大声地回答他“好,好,好,我马上就过来。”

说话间,走了几十步,就站在那个社员的堂屋地坝里。那个社员很热情地把我让到了堂屋前坐下。我就在这个社员家里做客,无意间,在他家的衣柜脚下,我发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的几双旧解放胶鞋底下还压着一本《欧阳海之歌》。
  就立刻弯下腰,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本书抓在手上,如饥食渴地翻阅着,一边转身征求这位社员:“这两本书,我能不能借回去看?”

这位社员脸上露着神秘地微笑,对我大声回答:“好说,好说,就凭你我二人的关系,不要说是借,白送给你也没问题,我家里反正也没有人认字,这两本书,还是我路过罗坝学校,在篮球架底下面捡来的,我本想拿来折小东西哄小娃娃耍的,你要就拿去吧,但你不能大大方方地拿走,我绝不可能白白地便宜了你,你得给我的小娃娃折点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我今天找你来,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你给我的小娃娃,用纸折点儿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的。”

这倒是求之不得。我立刻答应他。
  说实话,我还生害怕他反悔呢,也想趁热打铁赶紧快点把书拿走。

连忙在口头上答应着,立马站起身,顺手从立柜下面扯出一张废报纸,裁成小块块儿,对拆几下撕开,折叠了十来个小燕子、小椅子,小船、小飞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堆在一个八仙桌上,算是交差,连忙把这两本书抓在手,疾步越出这家房门,飞快地跑回到了我的小木屋。打开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常言道,外财不富家。好景都不长。
  一个月以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都到我的小木屋来玩,无意之中发现了两本书,他们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立刻在我的寝室里,疯抢在手上相互传阅,过了好一阵,他们才离开。

当他们离开以后,我突然发现,这两本书已经和我永别,我再也找不着它们了。我曾经在私下里,暗自跟踪查了很久,最终的结果就是:书就像长了翅膀,你越去查,它被传得越来越远,据说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被传到罗坝公社以外得其他公社。

有人肯定地告诉我:这两本书,你肯定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暗自跟踪追查那两本书,已知下落无望的情况下,心里感到很诅丧,一天下午,我来带在邻近共和五队,在一个28中知青的床铺上,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

我拿起这个手抄本,抓在手上,下意识地翻阅了几页,立刻被这个手抄本中,那些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如获似宝地捧在手上,实在舍不得丢手,

我张口就向那个知青说软话,想把哪个手抄本借走。

那个知青也舍不得借给我看,我就和他软磨了很久,好话歹话说了好半天,他才勉强同意,只能借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必须要收回。而且再三说:他自己都还没有看完,三天后他还要接着看。
  立刻向他告别,径直跑回生产队,进入我的小木屋,从里面把门一栓。坐在床边暗自盘算着,如果光是看这个本子,用不了三天,就可以归还。在想看,还得找他借,再找他借,能不能借得到,他是否愿意借给你。都是问题。倒还不如现在就动手,把它抄下来。以后我自己有了手抄本,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不受别人约束。

对。说干就干。我从藤箱里找出一本信签纸,坐在小桌前,点亮一盏煤油灯。在灯下。再摆上一小瓶新买的红岩墨水,找出一支钢笔。我就开始,工工整整地抄起来。渴了,就在厨房的水缸里,喝点井水。饿了,就吃两块乡村土造饼干。苍天不负苦心人,我点灯熬夜地奋战两天两夜,《一双绣花鞋》终于抄写完毕。
  第三天一早,我正打算跨出房门,赶到共和五队,把那本原稿交还给那个28中的知青。信手打开房门,没想到那个知青,他竟然就端端正正地站在我的小木屋门口。我真是服了他了。我猜想:肯定是他,害怕我逃跑了,唯恐我说话不算话,更担心的是,怕我把哪个手抄本给传跑了。
  所以一大早,他就急忙赶过来堵我的房门,坚决要收回他那个手抄本。说不定他很有远远地,一直在监视着我。因为他的邻居有人,认识我的房东。这个知青通过他的邻居,向我的房东打听过。确定我一直在队上,而且可以肯定,我一直没有出门。

在他寝室的窗口,远远地可以看到我的小木屋的黑灰色瓦屋顶,能看见小木屋门前的那条石板路台阶。他一直就在他的寝室窗口,能够监视着我,可以确定我一直都在生产队,没有出过门。估计三天之内,我应该是看得差不多了。他也下了决心。不管我是否看完这个手抄本。他都要强行收走,不会再给我留情面。

要不然他咋个会可能,在第三天一大早,那么准确地出现在我的房门前,准确无误地堵住我。不管咋个说,幸好我挑灯苦战了两天两夜,刚刚抄完,我这才放下笔,那头他就赶来了。否则就太可惜了。
  在那十几天里,这个手抄本,被我当成了宝贝。

每天都要反复看上几段,只要一有功夫,就拿在手上看。十多天以后,《一双绣花鞋》我终于看完了。随手放在小桌上,到厨房准备做饭吃。
  没想到就在此时,光明四队的一个知青偶尔路过我的小木屋,在小木屋前面的一条小路岔口,顺便就到我的寝室里坐一会儿,他在我的小桌前,发现到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只听得他大喊了一声:“喂,石头兄弟,这个书,我拿去看啦哈!”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串急速奔跑发出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吧嗒嗒地响着,由近到远地迅速消失了。
  我连忙赶回房间里一看,这下真是彻底完蛋了,那个知青从我的房间里消失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同时也消失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在当时,属于禁书,政府当局严令禁止传阅。据传闻,公社有关专案人员正在调查这件事。)我根本就不敢把这件事闹大,闹大了对我没有半点好处。为此我只得哑巴吃黄连,再有苦我也说不出口,

这件事我绝对不敢声张啊。可我也不死心,在暗地里追查了很久,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手抄本的确是长了翅膀,更可气的是,你越去追它就飞得越远,反正是肉包子打狗,永远回不来了。我也不敢再去找了。
  后来,我去我到大队会计,在他的家里,我意外地发现:他居然有一个大木箱,想把那个箱子挪个位置,我和那个会计两个人,费了很大的气力,根本就抬不动。那里面装的,那可全都是书啊。有不少古典文学书籍,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等等。真像是一个图书馆啊。平时我就注意到,大队会计跟大队里的其他干部不一样,言谈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大队里的所有知青,都很佩服他。都愿意和他交流。终于找到了原因。发现大队会计的家,居然还是一个书的海洋。
  在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大队会计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毛主席保证,有借有还的赌咒发誓之后,大队会计才答应我: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一本必须奉还之后,才能打借条再借第二本的方式,借到过几本好书。我还答应过,只要我有书看,就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别人,坚决不能透露:大队会计家里有书。
  趁着这段时间农闲,我先后读了《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水浒传》。后来在山上修水利工地,我躺在篾笆子工棚顶的阁楼里,趴在直不起腰的连天铺上,借着煤油灯光亮,读完了《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这几本书总算能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难熬的知青岁月。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回到成都,在川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理疗后,从川医出来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在新华书店里偶尔发现一个单行本《爆破工手册》,立刻当成宝贝,花了1毛2分钱,马上买下来。

后来拿到公社修水利的工地上,联系书上的讲授内容,结合现场实际,急用现学,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现场的功效。深得汪乡长和突击队员伙伴们的赞扬。我从山上离开工地时,这个小单行本就留给那个不打不相识的外号叫军官的朋友,权当是做纪念品了。
  在农村,我看到很多社员家里,由于缺少文化,写不起字,记不来工分,只好在墙上画杠杠。有用瓦罐里装豆子的办法来记工分,有在墙上结谷草疙瘩记工分的。还有人用在家里的板墙上挂蒜头来记工的,出工一天就在板墙的一根绳子上挂一头蒜。
  还有的社员的确没有文化,就连人民币上的字都认不完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吃亏,在对方无法付给现金的情况下,宁肯少要一点儿钱,也要把应该赚到的那部分钱,直接折算成粮食,要对方直接支付粮食,用以物换物的办法确保自己物质利益的。用他们的话说,赚来的钱,得来的利,有看得到的东西抓在手上,心头踏实。
  这些农村社员大都不识字,对于写在纸面上的契约或合同等文字东西,实在无法理解和想象。集市上,他们在进行耕牛以及买卖房屋和木材等大型物资交流的全过程中,都是口头协议,双方在街上找一个双方都认识某个亲戚做中人,在这个亲戚家,当面谈好,立马兑现。能支付现金的就叫对方现款交易,不能支付现金的,就支付粮食,或者做房屋抵押。对于不能一次支付现金的,就需要写书面契约。如果对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欠款,则组织人去把对方抵押的房屋拆散搬回来。(由于在农村文化人欠缺,一般都会找知青帮忙,用毛笔写书面契约。知青过去在学校里很少写过书面契约,在书店里也没有合同文本标准格式,只好完全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抄写三份,三方按手印后各执一份。甲乙双方一旦出现契约一方违约,便到街上找中人,由中人做协调。至于知青嘛,只是负责把字写规矩,不能出现错别字,不搞错标点符号,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在街上赶场时经常遇到过被农民请去写合同。写完三份以后,有人来收,还会有人管你吃顿饭,不给钱。)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大力发展乡村的商品经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物资交流,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1970年4月24日,我们都站在田间里,正忙着点谷子。

一个社员腰间挂着的半导体收音机,忽然传出一阵来自太空的《东方红》乐曲声。紧接着,一个男高音广播员感情丰富地报道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成功”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这就说明,在我们中国,今后要搞建设,还是需要文化科学知识的。
  这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自动邀约在一起,讨论着我们自己的未来发展,都觉得我们知青自己的,必须要自己掌握,虽然我们在乡下,但是这文化课,我们不能丢,还是要抽空余时间,抓紧复习一下。有位名人说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着的。”说不定在哪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万一再遇到考试升学的机会,有文化总要比没有文化强。于是当地的洪雅知青,当天晚上,邓成义、何群舒二人赶回了洪雅县城,第二天,就从家里拿来了他们的课本,我们队上的几个知青,相互传阅者,悄悄地开始复习语文和数理化方面的文化课。
  通过一个阶段文化复习,问题就出来了。那两个洪雅知青,邓成义、何群舒是初六六级的,我,吴乾纲、刘克刚都是初六七级,他们书本上的很多东西,我们过去都没学过,根本就看不懂。我们自己的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破四旧的时候,被毁掉了。

那时候在罗坝公社还没有中学,特别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中,要找老师请教,非常困难。当时各地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初中文化课教材。

语文课,大家凑合着互相还可以探讨,数理化就不同了,原来的数理化底子是啥样就啥样,文化课在复习过程中,不懂得的问题找不到人请教,又怕被别人知道了,更怕被公社某些干部拉去当批斗的典型。所有的学习,只能是悄悄地进行。

我们在复习的事情,被队里的王连友、春夏秋冬四大闺儿发现了。私下里找到我们这几个知青。经常到我们寝室来,参与我们的复习。队里有几个上中学的孩子,也悄悄地来到我们寝室,向我们请教作业中的难题,我们再三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对外宣传。生害怕引起别人的误会。

大队革委会的副主任杨廷必,为这事找我谈过话:“你们到农村来,是来接受在贫下中农教育的。你们在给贫下中农的子女上课。那这到底是谁教育谁?不要搞反了。在我们大队里头,绝不能允许搞封资修的那以套教育。”

对于杨廷必说的话,我们都采取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的态度。都不往心里去。但在表面上,谁都不去顶他。只要他不到上面去告我们就行。经过我们的观察发现,对于我们学文化,辅导那帮中学生,从内心讲,他还是很赞成的。只是碍于身份,不便公开表态支持罢了。
  当时,我们在生产队里,始终坚信着这一条,不管到了什么年代,科学文化知识,必将还会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就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搞经济建设,就不需要科学文化的。
  在上山下乡期间,不论是在乡下的农村,在城里,在车站,总之在一切公共场所。一旦有人丢了钱财,公安破案,首先被怀疑的,就是我们这帮知青。不管是不是我们干的,首先就从在场的知青身上查起。

请看下一节《知青常被当成贼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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