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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本章来自《桃花源记》 作者:曾德顺
发表时间:2018-07-03 点击数:482次 字数:

第二十二章  聂娥娇

 

 

 

我叫聂娥娇。我家祖上是在常德城里开药行的。当年,在常德城里,提起百泰堂药行,妇孺皆知。百泰堂的朱砂深得顾客信赖,远销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对于门市销售的药品,我祖父和我父亲在选料方面特别讲究,如天麻,要色白透明,如黄芪,要选用内蒙古的正路货。药物的处理,糖制,酒砂等,都是古法炮制,一丝不苟。如百泰堂自制的参茸丸,配方系用高丽野参和关东鹿茸,而其它药行制作的参茸丸,大多选用石柱参,西党参和南茸、西茸,原材料价格不及百泰堂的五分之一。又如百泰堂创制的“百泰虎骨酒”,制作更是费尽心机。先要将虎骨熬膏,然后用汾酒浸泡。汾酒购自湖北汉口的最大酒坊“李大有酒号”。李大有酒号卖给百泰堂的汾酒,酒质要比卖给其它药行的高十度。“百泰虎骨酒”驰名湘、黔、川。

百泰堂药行在经营上也与众不同。店面是三层牌楼的石库门面,店堂内高悬“天人共鉴”、“存心有天知”金字匾额,橱柜窗台陈列的药物琳琅满目,又配以风物说明,新颖别致。店堂内安置铁笼,笼中关有活虎,引得路人围观。到了冬季,店堂内更是当众杀活驴、活鹿来炖胶。

我祖父对我百般宠爱。自我懂事时起,祖父在百泰堂药行里坐堂应诊,总让我在一边旁听。收购药材时,他常把我带在身边,耐心地教我识别参、术、苓、草、归、芎、芍、地八大类主要药材。湘西、川、黔一带的药材商人把药材卖给百泰堂,百泰堂再把这些药材远销外省,称为“下货”生意。跟在祖父身边,我熟识了湘西、川、黔的各种名贵药材,如朱砂、水银、吴萸、虎骨,穿山甲、麝香等。

我祖父还经常亲自到野外去采集药物,每次外出,他总会带着我。跟着祖父,我走遍了常德地区的山山水水。

在澧县文庙的大成殿里,祖父指着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灵牌对我说:“我的小娥姣呀,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你要是个男孩,我一定好好供你读书。只可惜你是个女孩。孔夫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以后读几年书,能识文断字就行。你从小跟着我尝遍百草,将来要是落难了,靠读书救不了你,行医问药或许能帮你度过难关。”

走进石门县的夹山寺,祖父告诉我:这里是闯王李自成的归隐地。他念起了墙上的诗:“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念经佛不灵。”

接着,祖父对我说:“人一辈子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关键还是靠时运。‘时运不齐,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像李自成这样的英雄,一辈子也没有风光几年。娥姣啊,人活一世,能过十年舒心的日子,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祖父拉着我的手说:“聂娥姣,你要记住:你现在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舒心日子,如果将来遭了难,你不要想不开,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享受过好日子的,现在吃点苦是应该的,有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好日子呢!’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

来到桃源县的桃花源,祖父又对我感叹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纷争,世上没有世外桃源。”

在野外采草药时,看到山坡上的南瓜,祖父会牵起一根南瓜藤,对我说:“好水嫩的南瓜藤!把外面带刺的皮剥了,生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我对南瓜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南瓜藤了。家里的餐桌上经常会有南瓜,我从来不吃南瓜。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沅水里捞起来的鲤鱼。

 祖父又说:“南瓜藤一时吃不完,可以趁着它鲜嫩的时候,用几个大坛子把它们腌起来。到了秋天,地里的南瓜藤枯了,坛子里的南瓜藤还可以接着吃。”

春天的时候,棕榈树上会长出一种板状的嫩籽,祖父指着它对我说:“这种籽不甜不酸,苦中带一点涩,吃了不会坏肚子,闹饥荒时可以充饥。”

我心中暗想:“沅水里的鲤鱼鱼籽我都吃不完,我为什么要吃这种棕榈树籽呢?”

在枞树山里,祖父用锄头挖出了一种叫土茯苓的东西,他把这种粉红的土茯苓拿给我看,说:“生吃,或是煮熟了吃,味道都不错。”

我那时还小,不理解祖父的话,我家百泰堂撇开零售不说,光是做“下货”生意,一年获利就成千上万,难道我会有吃南瓜藤的日子?

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祖父是有先见之明的。

最初是川军在常德胁迫商民筹饷,把常德总商会会长绑起来作人质,商会不得不向商户分摊。有的商店弃店逃走,有的将妻室儿女的金银手饰拿出来抵交摊派。我们家不得不变卖桃源县老家的田土来交摊派款。

接着是土匪抢劫,绑架。从沅陵来的一伙土匪,不仅把我们百泰堂的现金洗劫一空,还把我父亲绑走了,让我祖父筹钱到沅陵赎人。

后来是日本飞机轰炸,百泰堂的大堂被炸垮,日本人还从飞机上投下了大量的大豆,高粱,麦子等谷物,以及一些零散的破棉絮,破布条,稻草。三四天后,街头巷尾出现了许多死老鼠,大家不以为然。几天后,鼠疫就开始在常德城蔓延了,我祖父和我的一个哥哥死于鼠疫。

日本人攻陷常德那一年,百泰堂百分之八十多的货物毁于战火,百泰堂差不多只剩下几幢房子了。我父亲在逃难路上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二十岁时离开百泰堂,从常德城里嫁到了汉寿县蒋家嘴镇。我夫家姓蒋,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我丈夫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营长,我跟着丈夫四处漂泊,生下了五个孩子。

解放前夕,我丈夫负伤了,我随他回到了汉寿县老家。土改那年,我夫家彻底破了产。划分成份时,村子里还是蒋姓的堂兄掌权,我夫家当时已经没有田产,只剩一栋老宅,按理应该划分中农。但是,这们掌权的堂兄出于一番好意,将我夫家划为破落地主,因为破落地主可以分到田土。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个“破落地主”的成份,以后会给我们一家带来终身的厄运,不仅让我担惊受怕一辈子,还危害到了我的子女。

很快,蒋家嘴土改时的打人杀人,就吓得我们晚上睡不着。有的地主被吊在树上打,有的在批斗时,被台下的群众用扁担打死。还有的地主被用麻袋装起来,绑上大石头,沉到了江里。

我丈夫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又在外面当兵,他这个“破落地主”在当地没有民愤,更没有血债,我这个地主婆虽说是蒋家嘴的媳妇,但在那里住的日子并不多,与当地人无冤无仇。不过,我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五个孩子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最后,我决定将全家迁往常德。

常德娘家没有我们的住处,百泰堂的房子已经被我的哥哥嫂子们占据了,我们只好在德山租一处房子住下来。但是,一家人生计没有着落。我丈夫身有伤病,再加上他面子薄,放不下架子,找不到事做。全家靠我四处行医糊口。后来我一狠心,把我的两个女儿放到穷人家去做了童养媳。

常德城里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靠着娘家的关系,进了中医院工作,分配在制药室上班。当时,我万分高兴,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再也不要去当游医了。”

有一天,我和几个职工正在制药室制药,忽然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手里的白芍说道:“呵,这白术看起来很地道啊。”

我纠正他说:“这不是白术,这是白芍。”

那个人怔了一下,说:“看起来明明就是白术嘛,怎么会是白芍呢?”

旁边有人向我使眼色,可我还是说:“白芍就是白芍,怎么能说成是白术呢?这是中药,不能随便混淆的。”

那个人笑了笑,说:“你呀,你真是内行人。看来,我是个外行。”说完,他走了出去,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走了出去。

我旁边的一个职工小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新来的中医院书记,你怎么能跟书记顶嘴呢?”

我满不在乎地说:“他说错了嘛。药可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出不得半点差错。”

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经常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医院的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医院的职工一个个见了我,脸上都会露出异样的神色。

后来,运动来了,我被勒令站在台上挨批斗,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做的尖尖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婆”、“坏分子”。有人高呼口号:“这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反动军官家属,她不老老实实,我们就叫她灭亡!”

我的小女儿就站在台下陪斗。医院的职工在发言中,还把我小女儿牵扯进去了,她们说:“这个地主婆,以前四处当游医,赚了很多钱,她的女儿穿的都是丝绸衣服,从小过的就是资产阶级生活。”

后来,批斗会升级了,我在批斗会上被人打了耳光,嘴角流血了,我戴的高帽上写有“五类分子”这个新的封号。

我这个“五类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经常要到派出所去接受讯问。

在中医院过得很压抑,我干脆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这一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我该怎么活呢?

我母亲看我处境艰难,就让我带着小女儿从租住的德山,搬到了百泰堂老宅。这老宅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都不欢迎我的到来,说什么“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流?”

我的几个嫂子天天指桑骂槐,希望把我和小女儿逼走。

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又给我惹祸了。有一次,她把我的银饰盒拿出来玩。银饰盒里有一个玉镯子和一个金链子,邻居家的孩子看见了,就告诉了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就跑到派出所去举报,说我家里藏有黄金。

派出所的人跑来了,把百泰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拷问了好几天,说我丈夫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在蒋家嘴一定藏了不少黄金。

从派出所回来,我把小女儿狠狠打了一顿,扫帚都被我打断了。

百泰堂的人再次联合起来,威逼我母亲,要把我和小女儿赶走,

说我这个地主婆“把百泰堂染黑了。”

我只好带着女儿搬了出来,重新开始租房住了。

三年苦日子到来了。我在常德县农村四处当游医。到处都是饿得浮肿的人,我想起了祖父当年对我讲过的话。我开始吃南瓜藤,吃棕榈树籽,吃土茯苓,我还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我的儿女们吃。

我的大儿子在蒋家嘴造纸厂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大儿子是地主子弟,能娶上贫下中农子弟,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女方家邀请我这个未来的亲家去作客。

我到了蒋家嘴,大儿子带我去他女朋友家。没想到,大儿子却把我带到了我自己的婆家。

我问大儿子:“怎么把我带回自己家里来了?”

大儿子说:“这里以前是你的家,土改时,这栋房子被分给我现在的岳父了,所以,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是你亲家的家了。”

走到老屋前的沅江边,看着这栋气派的老宅,我的心情就像沅江水一样不平静。我想:“三十多年前,我这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就是坐着花轿嫁进了这栋房子里的呀。那时候,我是这栋房的女主人,我在这里侍奉公婆,在这里生下了五个孩子。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儿也送人了,我自己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自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别人的呢?”

我的亲家知道我曾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可他们接待我时,丝毫也没有不安和尴尬,心安理得地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我。亲家公笑嘻嘻的,两颗爆牙露在外面。我想:“当年,他大概就是凭着这两颗爆牙,把我的老宅挖走的吧。”

我的大儿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在我耳边悄悄说:“我选择跟这户人家结亲,目的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夺回来。”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居委会的陈主任每天到我家训话,要我小女儿下乡。我小女儿躲了起来。陈主任找我要人。我不交人,她就收缴了我家的购粮证,停止了我家的口粮供应。这一招最狠毒。没办法,我小女儿只好下乡了。她到桃源、石门、慈利三县交界处的菖蒲公社插队落户。

小女儿下乡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乡间行医时,看到田埂上扎了许多稻草人,上面贴上白纸,白纸上写着刘少奇的名字,还打上黑叉。社员们不仅让稻草人跪在田埂上,还让他跪在墙角头,屋檐下......

看到这些稻草人,我心想:“国家主席都遭难了,我这个地主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不久,我就不能四处行医了,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二十一种人。常德城里的游街,示众,每一次都少不了我。城里十天一次戒严。每次戒严之前,都要把二十一种人从睡梦中拖出来,集中关押,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说乱动。

在屋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明各人的身份:地主婆,反革命,牛鬼蛇神,孝子贤孙......男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子,画上鬼脸,女人们被剪成了阴阳头。

我们这些人被绑着双手,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行,在大街上示众。冬天,我们打着赤脚,走在铺着薄冰的路上,脚板钻心般疼。夏天,头顶烈日,打着赤脚,走在半融化的柏油路上,脚下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脚板上的皮被一块一块扯了下来。

由于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进,有好几次,我晕倒在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讪笑说:“看哪,这不是当年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吗?她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不搞游行示众了,来了一个新运动,叫遣送回原籍。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常德人不能在常德呆了,作为二十一种人,我被遣送回我的婆家———汉寿县蒋家嘴。这里本是我的家。土改时,因为害怕,我离开了这里,如今,我又被强行遣送回到了这里。

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住处,我只能住在生产队的牛栏里。社员们见了我,都说:“还乡团又回来了。”

我的亲家公对我说:“你又跑回来干什么?想反攻倒算?还是惦记着你家的房子?”

隔三岔五地召开斗争大会。我同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可开起会来,这些族亲们一点也不手软。

有一次,在斗争会上,我亲家公对社员们说:“这个地主婆这一次回家,是来找她公公埋在地下的变天帐的,谁分了她的田,谁分了她的房,她将来都会要跟我们算总帐的。”

大家听了,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我亲家母从茅厕里舀来了一端子大粪,笑嘻嘻地对我说:“这大粪是你当年住这里时留下的,你把它吃回去吧。”

我不吃大粪,死死咬紧牙关。有人跑回家,拿来了火钳,撬开了我的嘴,把大粪灌进了我的嘴里......

散会后,我独自到沅江边去漱口。望着滔滔沅江水,我真想跳进江里一死了之。这时,我想起了祖父对我说过的话:“娥姣呀,你是享受过十年好日子的,以后吃点苦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我要活下去。

但不能呆在蒋家嘴这个地方了。

我开始逃亡,一边逃亡一打听,看看哪里有合适的人家,我要找个成份好的人家重新嫁人。最后,我逃到了军山铺公社,在一户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贫农家里安了家。

没想到,我在这个独眼龙家里还是不得安生。只要喝了酒,独眼龙就会把我按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我身上,笑嘻嘻地对我说:“听说你原来是常德城里的富家千金?真是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年,我家里也有八十多亩水田,都被我赌博输光啦,我现在成了贫农。我们家里有两个阶级,阶级斗争不留死角,我家里也要搞阶级斗争!你这个地主阶级不许乱说乱动,必须乖乖听我这个贫农阶级的摆布。”

我最怕他喝酒,喝了酒,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他会骑在我身上,一边用竹枝抽打我,一边喊道:“快跑!快马加鞭!冲向共产主义!”

有时,他还会一边打,一边痛哭流涕。

我被他打得浑身是伤。

唉,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呢?

我再次决定逃跑。为了不让这个独眼龙找到我,我想我不能再在汉寿县呆了,我跑到了我小女儿插队的地方。

我小女儿插队的菖蒲公社,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环绕着这个小山村,三面都是高山,平时,外人很少到这里来,这里的人也难得到外面去。村前破庙的墙上,留下的还是当年土改时的标语。我想,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吧。

我住在我小女儿家。我小女儿家的隔壁也住着一位知青,这位知青的老娘被遣送到了这里。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想跟她多说话。没想到,第二天,她主动跑来同我聊天。

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百泰堂的吗?哎呀,那个时候,你可不得了哟,在上学路上,我同几个小伙伴,远远地跟在你后面走。你一路走,一路剥糖果吃,把糖果纸随手往地上扔。我们几个悄悄把它们捡起来,贴在嘴边,舔那上面的甜味。哎呀,我现在还能闻到那股浓浓的奶香味呢。我们眼红得要死呢。只有百泰堂的千金,才能吃得起这么高级的糖果。你那个时候啊,走路时,头昂得高高的,对旁人看都懒得看一眼,哪里会晓得有人捡你的糖果纸来舔呢?”

我一点也记不起吃糖果的事了。

她又说:“我们家那时也是开药行呢。你还记得吗?你父亲当年把其它几家药行的参茸等名贵药材买去,摆在百泰堂的玻璃橱柜里,标明售价,让顾客明白你们的售价比我们家药行的价格便宜。哎呀,你父亲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药行的生意都抢光啦.......”

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记得祖父曾经劝阻过父亲,但我父亲坚持要这样做。

我在小女儿那里没住两天,渐渐地,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生产队的知青,原来见了我都热情打招呼,现在见了我都不理我了。生产队的社员见了我,也像见了怪物一样。我小女儿也问我:“妈,我外公是不是发过国难财?”

我莫名其妙:“什么国难财?”

我小女儿说:“这里的人私下里议论,说我外公在常德滨湖地区发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价格,售卖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发了一笔横财。还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药行被顾客称为‘漆黑店’,卖劣质药材害死过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国二十年,洞庭湖滨洪水泛滥成灾,时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员,深入灾民家里,免费赠送“散疫丹”。同时,还把药送到各慈善堂,让他们代我们广为散发,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这在当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称颂的一件善举,现在怎么成了发国难财呢?

很快,大队民兵开始找上门来,问我丈夫是不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的胸口又开始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隔壁那个婆娘造的谣。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儿到田里出工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房里忽然闯进了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条,朝我的床上抽打,一边喊道:“地主婆,睡懒觉,剥削人,罪难饶,打死你这个黄世仁!打死你这个彭霸天!打死你这个南霸天!......”

当天下午,阶级斗争现场会就在田间举行。生产队强令我挂上一块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产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女儿不听话,嘴巴比刘胡兰还能说。我好心劝她嫁给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争大会明天接着开,一直开到你女儿答应嫁给我侄子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开始逃跑了。菖蒲那个地方的山真多。我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着,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靠着一棵大树坐着。无名鸟发出一声声疹人的叫声。

我想:“会不会有狼过来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开始继续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在社员的屋檐下。饿了就跟好心人讨口饭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会帮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为了答谢我,会给我一小包米,或是几个红薯,几个包谷,甚至会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一晚。

有时遇到民兵查证明,他们会把我抓去关几天,最后又只好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了出来。出来后,我又继续流浪,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常德。在桥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还要安稳。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乡县安全公社。在长乐大队,有一位老婆婆,头和腰都无法伸直,身子长年蜷缩着,我拿出随手带的不锈钢针,给她扎了唇中、三阴交、肾玉这三个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十多岁的姑娘,乳房糜烂。我采来芙蓉花,捣碎后敷在她的患处。不久,这个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树生产队,有一个妇女牙疼得睡不着。我就到田野里去捉来几只癞蛤蟆,用刀刮它们的眉棱处,那里会渗出少许桔黄色的浆液。我把这些浆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浆液晒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进那个妇女的牙洞里,那个妇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气,许多社员都来找我看病。从社员的口中,我得知这里有个朝鲜女人,她患气管炎好多年了。他们问我敢不敢给她看病。

我问:“为什么不敢给她治病?”

他们说:“这个朝鲜女人是个女特务。”

又有人说:“其实她在日军中当过慰安妇,是个婊子。”

这个朝鲜女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找到她家,发现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个子娇小,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安乡话跟当地人说得一样。

我问明了她的病情,告诉她一个偏方:用刚出生的乳猪,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气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她家坐坐,听她聊她的身世。她也乐意跟我讲她的经历。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当是演戏,好好地演。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

她给我讲起了她第一次参加万人斗争大会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复广播着一个通知:今天将举行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全公社每个社员务必按时参加,缺席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这个通知吓得我和吴连生瑟瑟发抖,早饭都吃不去。

早饭后,公社直属连的基干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我家。他们先是在禾场上高喊一通口号: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吴连生!”

“打倒朝鲜女特务金姬顺!”

我和丈夫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民兵们用棕绳把我俩捆上。这次捆绑跟以前不同,这次把我们包粽子一样,横七竖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向万人批斗大会会场。

大会是在一个山坡下举行的,这次批斗大会比生产队、大队的批斗会气派大得多。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们都来了。会场上空始终回荡着让人亢奋的语录歌。主席台上方挂着“斗争大会”四个吓人的大字,会场两边挂着巨幅标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砸烂黑五类的狗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手持喇叭,恶狠狠地指挥着各个大队社员应该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会开始了。

第一项议程当然是由大会主持人高声宣布:“把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

于是,基干民兵们把我们押上主席台。当我们一个个鱼贯上台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被勒令跪在台上,低下“狗头”。

公社革委会的马主任开始讲话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样,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他气愤得说不出一句一句完整的句子,从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个一个的词语。他每说出一个词语,就会挥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摆放着的话筒,就会把他砸下的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会场四周高悬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天空,传到山上,然后再回荡到我的耳鼓里。

每当这“咚”的一声砸到我耳鼓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紧,停止跳动。

马主任咬牙切齿,历数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一桩桩罪恶:

“头上长疮!咚!——”

“脚底流脓!咚!——”

“想复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烧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像一个喝了两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满脸通红,双目圆睁,脖子上的青筋有乌梢蛇那么粗,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类撕成碎块,然后一块又一块把它们生吞下去。

又或许,他像一个在荒岛上孤独生活了几十年的落难者,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说话了。突然,他发现一条满载游客的航船正从远处驶过。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们表明:他需要说话。他还能够说话。他急需他们来拯救他。

听着他那声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愧疚:都怪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啊,要是我们这些黑五类没有犯下那些滔天大罪,他会这么愤怒吗?他的愤怒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招来的啊。

有时,我又会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愤怒了这么久,他不累吗?他呐喊了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吗?他把嗓了喊哑了怎么办?

马主任讲了两个小时,他的拳头也在桌子上砸了两个小时,我的耳朵也被“咚!——”了两个小时。马主任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他累了。

批斗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全公社的一万多名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依次从我们这些黑五类面前走过,每个人在经过我们面前时,都要指着我们吼一声:“罪该万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脚:咚!

最后轻蔑地吐口水:“呸!”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正准备回家时,忽然有两个民兵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还不能走。马主任要对你这个外国女特务训话。”

我丈夫望着我,满眼惊恐。

民兵押着我来到了马主任的办公室门外,一个民兵看着我,另一个民兵进去报告。办公室的门和窗都是敞开着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马主任围在中间。马主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马主任说:“今天的斗争大会开得很过瘾,比喝了茅台酒还要痛快!”

他旁边的一个干部说:“你今天的报告作得很有气势,雷霆万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

另一个干部说:“最后一个环节:万人唾骂,这是只有马主任才能想出来的精彩华章。别的公社开斗争大会,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妙招。”

民兵把我带进办公室。

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与刚才主席台上的那个凶神恶煞的马主任判若两人。他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夫所指,可你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你这个女特务生命力很顽强。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务,而此刻,一个活生生的女特务,而且是外国女特务,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动。有你这个女特务在主席台上跪着,我今天做报告做得特别兴奋,特别来劲!”

旁边一个干部说:“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穿旗袍的,可惜这个女特务穿的是大裤脚。”

马主任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大裤脚嘛。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过: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

看到我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马主任又笑眯眯地缓缓说道:“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

在场的人都笑了。

马主任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现在,我给你一个穿裙子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他显得有些气馁。他说:“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安乡县要举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演大比武,我们公社文宣队必须要拿出有特色的节目。上次,我看了你们大队文宣队的一个节目,叫《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那个节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从哪里搞来的朝鲜服装?是你从老家带来的?”

我告诉他,朝鲜服装是我自己临时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纱蚊帐布,把它染成红、绿色,再把它缝成一条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绿色的裙子,还有两条彩带,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鲜族的“延边人民”了。

马主任说:“别的公社演《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演员都是冒牌货,只有我们公社的演员才是正宗的朝鲜人。你虽然是个外国女特务,但我们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现在可以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你要同文宣队好好排练,要为我们公社争光。你这个正宗的朝鲜人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要是在汇演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老子枪毙了你!”

说到这里,他将手枪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两眼露出凶光,又恢复了他在批斗大会上的样子。

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到门外不远处,我听到马主任在房间里对其他人叹气道:“这狗日的吴连生,他凭什么这么有福气,竟然搞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堂客!我们公社的女人,什么样的我没搞过?可我就是没开过洋荤。你们说说看,这朝鲜女特务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长沙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为我今天在批斗大会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是关系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啊,多么庄严神圣!可是,到了我们公社的马主任这里,他怎么将阶级斗争跟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有一个冬天的深夜,民兵们突然砸开我家的房门,把我和吴连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未等我们穿上棉衣,他们就把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着我们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吴连生冻得哆嗦,也没敢问他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两个黑五类经常被民兵押到某个地方,同全大队或是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集中关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今晚他们押着我们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听到我背后的两个民兵悄悄议论:

“就在生产队里处决不行吗?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产队处决,谁给他们抬尸呀?再说,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血有剧毒,会污染生产队的稻田,将来种出来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来,他们这是要处决我们!我的腿一阵发软,我丈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行进的队伍停了下来。一个民兵用枪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来!你这怕死鬼,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没有资格死在这里。”

我丈夫呜呜地哭了起来。又有一个民兵用枪托打他。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我走过去安慰丈夫说:“连生,起来吧,死就死吧,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以前不是说将来我们要死在一起吗?现在机会来了。”

吴连生没有起来。两个民兵只好拖着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样向山上拖去。

我望着漫天的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没有对死的畏惧,我想起了中国电影里无数的就义场面,我想起了刘胡兰,江姐,我甚至想:我这样穿着内衣内裤哆哆嗦嗦地死去,实在是死得太窝囊了,我要是穿着朝鲜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万年松树之下。

我吴连生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衬托先烈的青松,却有两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声,自己主动滚到墓穴里去了。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来,踢了他一脚:“我们还没有代表人民宣判你们的死刑,还没有扣响正义的枪声,你怎么就像癞皮狗一样躲进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恨我的丈夫,他把我们的英勇就义搞得太滑稽了,跟我从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就义场面相比,相差太远!

一个民兵问我:“你有什么临终遗言?”

我想起我的儿子此刻还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能给儿子留下什么遗言呢?让他化悲痛为力量?让他继承我们的遗志?......不,不行。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我恶狠狠地擦干了我那个不争气的眼泪——电影里的哪个先烈是带着眼泪死去的?!

民兵们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举起了枪。

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高呼几句口号,于是,我高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万岁!”

民兵们放下枪,走到我面前,踢了我几脚,骂道:“这里是中国,金日成有什么资格称万岁?”

我又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用枪托砸了我几下,骂道:“你这个朝鲜女特务,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我灵光一闪,决定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一回,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想让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声不吭。

民兵们重新举起了枪,一个民兵高叫道:“预备——”

我继续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枪响了。我只觉得头上有一阵风掠过,我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睁开眼一看,民兵们在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开始议论:

“这狗日的吴连生,他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呢,我们还没开枪,他就吓晕了。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这个女特务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跟电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责问他们:“你们刚才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个民兵说:“今晚,我们几个民兵武装巡逻,巡了一个通宵,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实在无聊,所以,把你们两个拉出来搞了一场演习。你可别怪我们。通过这场演习,我们发现:吴连生真是个狗熊,他当反革命一点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个特务,你像个先烈。”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又来新的运动了。

这一回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这一回的工作组,同以前的工作组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开会,学文件,喊口号,号召社员们检举、揭发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和吴连生这两个阶级敌人,所以,开会时照例把我们两个押到台上批斗一番。

不过,有一天晚上,吴庆生堂客的揭发,还是让我和吴连生感到心惊肉跳。

吴庆生是我丈夫吴连生的堂兄,他们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吴庆生堂客是生产队的接生婆,在我来这里之前,这一带的产妇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随丈夫刚到安乡那些年,我和吴庆生堂客相安无事。在了解到我是个助产士以后,她还经常向我请教接生方面的问题。这附近的产妇生孩子时,有的人请她接生,有的人请我接生。

自从我被打成女特务后,这附近的产妇就不敢再请我接生了。吴庆生堂客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大变脸。吴庆生堂客私下里四处造谣,说我原来是在日本军队里当妓女的,从头到脚,都胺脏得流脓水。

这些我都忍了。谁让我和吴连生是黑五类呢?

更可气的是,吴庆生家里养的猪,经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树。我去找吴庆生堂客,陪着小心跟她说好话,让她把家里的猪关好。吴庆生堂客笑嘻嘻地答应了,可是,她家的猪照样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来。我捡起石头,把她的猪砸跑了,这一幕被她看见了,她对我破口大骂。我回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让她逮到机会了。她在斗争大会上检举说:“那天,我家的猪拱了吴连生的辣椒,吴连生这个反革命一边赶我家的猪,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些贫下中农,人人都欺负我。 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全部杀光!’吴连生堂客也在一旁帮腔说:‘我日夜盼望着金日成主席带人来拯救我,我要把安乡县的党员、团员全杀光!’……”

工作组的人,还有生产队的知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逼我交出发报机。我交不出,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

知青们到生产队插队之前,我参加过无数的斗争会,但那些民兵、社员们从来都只是喊一喊口号,从来没有人动手打过我。这一回不同,这一回知青们下了狠手,是真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

斗争会结束之后,吴连生就被关押在生产队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负责每天给丈夫送饭。

第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时候,丈夫的神情显得轻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说有笑,他给他们讲述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经历。

在生产队关了两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队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见他同其它各个生产队揪出来的坏人关在一起。当时,他还安慰我说:“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去的。这里关了这么多人,政府还能把我们都杀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关到公社武装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姬顺,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

我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记得上次开万人大会的情景吗?还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结果呢,我们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说:“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是来真的了。文件上说的是:管,关,杀。就是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我大概是属于‘杀’的那一批。”

我又安慰他说:“杀你干什么?你只是历史反革命,又没有现行破坏行为。”

我丈夫说:“你不知道,我们公社挖出了一个光复党,公安局的人说我是光复党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饭的时候,见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了。

我扑到丈夫身上,我没有哭,我心中想的是:“这是真的吗?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吗?”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诉我:吴连生是光复党的主要头目,拒不交待光复党的行动纲领,组成人员名单,畏罪自杀身亡。

我抚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处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杀的?他真的死了吗?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长时间里,我脑海一直盘旋的一个问题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吗?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样的假枪毙?这一回是真的?这一回,是真真实实地在搞阶级斗争了?”

 

 

金姬顺跟我说:“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学会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干各种各样的中国农活,但始终琢磨不透中国人的人心,不知道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一回,金姬顺和大队的所有黑五类们,被民兵们押着在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游行示众,一边走一边敲锣。当队伍走到一个水塘的塘基上时,有一个妇女想不开,卟嗵一声跳进了塘里。金姬顺大喊大叫,准备下塘去救人,却被民兵拉住了。

民兵呵斥她:“你去救她干什么?她是个四处偷男人的女流氓,坏分子。”

队伍停了下来,站在塘基上,安静地望着水塘里那个女人上下扑腾,最后沉了下去。

金姬顺忍不住哭了,民兵反而安慰她:“ 一个黑五类,死了反倒省事了,你有什么好伤心的呢?”

金姬顺愤怒地质问:“当年,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在下河救我们朝鲜落水儿童之前,是不是要先问清楚:那个落水儿童是什么阶级成份?”

 

金姬顺又说:“中国人变脸变得特别快,从慈眉善目到怒目金刚,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平时,在生产队出工时,社员们同金姬顺嘻嘻哈哈,可是,一到了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社员们的脸就严肃起来,特别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主持会议时,社员们一个个避她像避瘟神一样,脸上满是凛然的正气。当他们起来发言时,那些平时不太会说话的社员,都能搬出一大堆词语,对她进行愤怒声讨。

大队部放演过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金姬顺发现,自从社员们看过《卖花姑娘》以后,他们见了她,个个脸上都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他们说:

“想不到朝鲜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想不到朝鲜的阶级压迫这么厉害!”

“朝鲜的地主比我们这里的地主狠得多了。”

就连害死金姬顺丈夫的吴庆生堂客,也提着一篮红薯,到金姬顺家里来安慰她了。

吴庆生堂客扯起腰间的围裙,揩着眼泪,哀哀戚戚地说:“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女特务,都是穿着旗袍、吃着牛肉罐头的剥削阶级,我以为你以前在朝鲜过的也是这种腐朽生活。看了《卖花姑娘》,我才晓得,原来朝鲜人民比我们苦一万倍!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哭啊......”

 

金姬顺还给我讲过她在山上修大寨梯田的经历。她说——

 

 

那一年修大寨梯田,几个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苦干实干拚命干,开山挖土流大汗。所有的社员都实行军事编制,全民皆兵,所有的领导都以军职相称。社员们按照阶级成份编成一个个连队,连长肩上斜披一条红底黄线的绶带,带领连队大干快上,勇夺红旗,好不威风。

我所在的连队是由成份不好的社员组成的,除了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之外,还有中农、上中农及其子女。我们连的连长姓石。石连长对我们这个连是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们这个连阶级敌人成堆,爱的是,我们这个连队漂亮妹子成堆。我也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些漂亮妹子大都是出生在黑五类家里?

各个连队都是集中住在一起,睡的是大通铺。石连长很喜欢到我们连队的集体宿舍来,当然,他来我们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他常说的“培养女社员在学大寨工地上火线入团。”他是来找女社员谈心的。

我注意到,他每次来,找的总是那几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叫桂花妹子。桂花妹子是上中农成份,她在大队总是入不了团,很苦恼,这次到了工地,她希望能够在这里火线入团。

石连长到我们宿舍来时,总喜欢搞突然袭击。他走路像猫一样,没有一丁点声响,他不喊门,不敲门,冷不丁就撞开门闯进来。姑娘们、堂客们正在用毛巾擦洗身子,猛一回头,发现石连长就站在宿舍门口,她们吓得双手抱胸,惊慌失措地往床上躲。

因为我们连的社员出身不好,大家虽然对石连长心生不满,但谁也不敢公开抱怨。

有一天早上,我们宿舍的桂花妹子突然大叫起来,说她挎包里的五元钱不见了。五元钱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宿舍里立刻骚乱起来,大家纷纷帮忙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桂花妹子哭着去找石连长反映去了。宿舍里的人一个个吓得变了脸色。在这群女人中,我算是属于见多识广的。看到这些姑娘们惊恐的样子,我就对大家说:“如果有谁捡到了桂花妹子的那五元钱,最好悄悄放回桂花妹子的挎包里。”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石连长声色俱厉地敲着桌子吼道:“桂花的五元钱被盗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盗窃案,从实质上看,这是发生在学大寨的工地上,所以,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恶性案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大家背靠背,每个人写一张纸条,把你们知道的情况揭发出来,交给我来审查。”

第二天上午,石连长单独找我谈话。

面对他那满脸又红又紫的麻子坑,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石连长说:“你是自己主动认罪,还是让大家来揭发你的罪行?”

我说:“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认罪?”

石连长拍了拍手,满意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认罪。所有的人都在纸条上检举说,是你金姬顺偷了桂花的钱,你不认罪,正好。我原来还担心今晚的政治学习相当乏味呢,现在好了,有了你这个主角,今晚的政治学习有好戏看了。”

当天晚上,工棚外的北风刮得呜呜响,工棚内的斗争会开得如火如茶。这次斗争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斗争会。以前的斗争会,参加大会的大多是贫下中农,挨批斗的只是少数几个黑五类。以前的斗争会上,贫下中农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正动手打人的不多。

今晚的斗争会是黑五类斗黑五类,是大多数黑五类批斗我一个黑五类。黑五类唱起了主角。这些平时挨批斗的黑五类一旦当上了主角,表演欲望特别强烈,口号喊得比贫下中农响,动手打起人来,都是往死里打。一个地主婆表现得特别积极,她扑上来揪我的头发,骂我:“连日本皇军都敢偷的婊子,你会不敢偷五元钱吗?”

虽然被这些黑五类打得鼻青脸肿,其实,我也还是挺能理解这些黑五类的。她们长期受压迫,今天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这样的机会,只怕是铁树开花,千年难得一回。

她们有什么理由不紧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我们连队有个姓刘的妇女,她原来是在安乡县城里当老师的。她那个学校的校长,经常找一位单身女教师到他办公室谈心,总谈到深更半夜。那位单身女教师很害怕,偷偷找这位刘老师哭诉过好几次。

刘老师听了气愤不已,决心拯救这个遭到骚扰的单身女教师。她向上级写了检举信。没想到,这封检举信最后落到了校长手里。校长从她的信中找到了她“对现实不满”、向党发进猖狂进攻的句子,把她打成了右派。

不久,她丈夫也同她离了婚。

这位刘老师在工地干活时,总喜欢同我搭档,我挑土,她铲土。她经常缠住我,问一些朝鲜的事,如“在你们朝鲜也划右派吗?朝鲜也有黑五类吗?朝鲜也搞阶级斗争吗?”

有时候,趁着四周无人,她会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唉,我怎么就这么傻呢?原来,我还想拯救别人呢。没想到没有救起别人不说,自己反而跌到了井底下!”

接着,她便是一声仰天长叹:“唉,什么时候,我才能攀上一根绳子,从这井底爬上去呢?”

就是这个刘老师,在斗争会上打我最起劲,她用脚踢我,专拣要命的地方踢。

旁边的人给她喝采:“踢得好!踢死她!她不承认就踢死她。”

我倒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我想:“今晚我是挨不过去了。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成个残废人。我丈夫不就是因为不肯承认光复党的事,才被折磨死的吗?”

于是,我只好恳求道:“你们别打了,桂花的那五元钱是我偷的。”

我的话音一落,屋子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石连长叫人把我扶起来。他一边检查我身上的伤情,一边惋惜地叹气:“唉,你要早点承认,不就可以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看来你还真个外国人。你也不想想:所有人都检举说是你偷的,你却不肯承认是你偷的,那岂不证明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吗?你这不是犯了众怒吗?所以呢,我呀,还要好心好意地再教你一句中国话。你可一定要记住哟,这句中国话叫做:众怒难犯。”

 

因为我偷了钱,我的头上又多了顶帽子,叫做坏分子。

石连长决定对我实施监督改造。所谓监督改造,就是在我劳动时,旁边有一个人时刻看着我。

石连长经过一番精心挑选,决定派细妹子来负责监督我。

在工地上,我同细妹子比较谈得来。细妹子的床紧挨着我的床,她经常同我说一些悄悄话。细妹子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小时候,她以为自己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后来,她才知道中农还分好几档: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只有“下中农”才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并不属于贫下中农,仅仅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

读小学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少先队;读初中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共青团。学校的老师告诉她: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党,这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三大雄关。如果一个人不能迈过这三大雄关,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她对此深信不疑。

为了入团,她曾一次又一次写申请书,结果总是通不过,她因此不知道哭过多少回。

这一次,到了学大寨工地,听说可以在工地上火线入团,她欣喜若狂,她拚命积极表现,想引起石连长的注意。可是,石连长好像对她视而不见。

每次到宿舍来找女社员出来谈心时,石连长总是只找那几个长得漂亮的,他找得最多的是桂花妹子。他从来不找相貌平平的细妹子。细妹子也曾主动找石连长汇报自己的思想,但石连长总是借口说自己很忙,这让细妹子又苦恼又着急。

现在,细妹子的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石连长把细妹子叫到我身边,对她说:“现在,共青团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知道你同金姬顺关系好,你们俩经常在一起聊天。现在,我就派你来监督金姬顺,只许她老老实实劳动,不许她乱说乱动。她要是有什么反革命言行,你要记在心里,到了晚上政治学习会上,你再向我汇报。以后,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就全靠你了。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政治学习会就开得越精彩;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你入团也就越快。”

听完这话,我看到细妹子两眼放出了光彩。

监督改造开始了。右派分子刘老师昨天踢得我全身是伤,今天我却仍然必须同她搭档:她铲土,我挑土。细妹子曾是我的知心朋友,今天却要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挑土走到哪里,她就端着步枪跟到哪里。

这样的劳动让我既尴尬,又压抑,一分钟都显得无比漫长。

可是刘老师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她的脸上是那种幸福又自豪的神情。也许,我这根“绳子”虽然没能让她从井底爬上来,起码暂时也让她可以浮出水面透一口气吧。

看到我这个外国特务现在比她这个右派分子更加不幸,她感到了某种满足。

曾经说话轻声细语的细妹子,现在变得高声大嗓了。当我向她提出要去喝口水时,她厉声喝道:“跟我说话之前要先喊报告!”当我提出要去解手时,她瞪着眼睛骂道:“懒驴懒牛屎尿多。你就不能忍一忍吗?”

从亲密朋友转为仇敌,她的脸色转换得那么自然而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或是尴尬。

我同刘老师、细妹子三个人在一起的这种场面,是石连长特意安排的,当然也是他乐于看到的。他不时走到我们这边来,看到细妹子指着我尖声训斥,他假装用手去捋胡子,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他嘴角得意的奸笑。

有一回,好不容易获得了细妹子的批准,我独自走到一个山坡下去解手。解完手之后,我抬头一看,猛然发现山坡上有一颗腊梅树,树上开出几枝梅花。梅花?我的思绪跳回到了我故乡的田野,山坡,眼前的梅花让我想起了朝鲜的金达莱。小时候,我在故乡的山野间游玩,经常采摘金达莱,把它们采回家,插到花瓶里。

我突然强烈地思念起我自己的故乡来了。我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这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我活得多么艰难!要是在自己的家乡,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嫁到中国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

我把腊梅花摘下来,放到嘴边,深深地嗅了几下,把它的香气一直吸入到我的肺腑里,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看到腊梅花,

我想起了金达莱;

想起了金达莱,

就想到了我的家......

 

突然,一阵恐怖像闪电一般袭来,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转身往山坡上望过去:在灰蒙蒙的天际间,每个社员都在挥汗如雨地劳动着,刘老师和细妹子两个人都背朝着我,她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好笑的事情,我能听到她们的笑声。

我稍稍安下心来:我刚才唱的声音很小,只是轻轻地哼唱,她们大概没有听见我的歌声。

我爬上山坡,走到她们身边,拿起扁担,准备重新开始挑土。可是,细妹子把我拦住了,她异常严厉对我说:“刚才,我听到你唱歌了。”

我的心陡地揪紧了,我说:“我没有......我是咳嗽了两声......”

细妹子呵斥道:“你还敢狡辩!你刚才不仅唱歌了,而且唱的还是黄色歌曲!别人都在劳动的时候,你以解手为借口,躲到一边唱黄色歌曲,你罪孽深重!”

刘老师在一旁拍手鼓掌,狞笑道:“好了,这下好了,细妹子今天有精彩材料向石连长汇报了,今晚的政治学习会肯定开得很精彩。”

她颇为得意地指着我说:“你以为你轻轻哼唱,我们就听不见?老实告诉你:我们耳朵里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可紧呢。你刚才不仅唱了黄色歌曲,你还唱了反动歌曲,你唱的是:

满山开遍了金达莱,

金日成将军你快快来,

把我们从苦井里拯救出来......”

收工了,细妹子用枪押着我走回宿舍。以前,走在收工路上的时候,我和细妹子总是有说有笑的,今天怎么就变成了她押送我呢?看到四周无人,我忍不住问细妹子:“你真的要把我今天唱歌的事向石连长汇报吗?”

细妹子说:“那当然。不汇报,晚上的政治学习会怎么开?不汇报,我怎么能火线入团?”

暮色越来越浓了,想到今晚的政治学习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挨打,看见远处宿舍隐约的灯光,我的心又揪紧了,我真想蹲下来大哭一场。

细妹子在后面催促我:“慢慢腾腾地干什么?未必你还想逃跑?”

我说:“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冤了。”

细妹子问:“你冤什么?”

我说:“难道连你也相信是我偷了桂花的那五元钱吗?”

细妹子脱口而出地说:“你当然没有偷钱。”

看见我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她,细妹子又补了一句:“因为桂花根本就没有丢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细妹子:“你是说:桂花假装说她丢了五元钱?”

细妹子点了点头:“现在,大家都知道她丢钱的事是假的,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细妹子很是得意。

细妹子一得意,就忘记了她监督我的职责,又恢复了她以前对我推心置腹的样子。她跟我解释说:“石连长同我们连队那几位长得乖的妹子勾勾搭搭,你以为他不心虚?那几个乖妹子是什么阶级成分?黑五类子女!石连长同黑五类子女勾勾搭搭,他难道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他?……”

我感到疑惑:“他心虚,他心虚跟桂花妹子丢钱有什么关系?”

细妹子得意地笑了,说:“你这个朝鲜女特务,到底还是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心思。我告诉你:石连长和桂花妹子担心我们连的人向上级检举他们,所以,他就同桂花妹子合演了这么一出丢钱的戏,来制造恐怖气氛,让我们连的女人们个个都提心吊胆。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杀鸡吓猴。石连长就是要杀你这只‘鸡’,来吓住我们连队这些‘猴’,让我们谁也不敢去检举他。”

“可是,”我问,“为什么石连长要选择杀我金姬顺这只‘鸡’,来吓你们这些‘猴’呢?”

细妹子说:“你是黑五类,又是个外国人,还死了男人,在我们这里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所以,杀你这只‘鸡’最容易,也最安全,不会招来报复。用我们中国的另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吃柿子拣软的捏。”

“啊,细妹子,我的好妹子,我的知心妹子!像这种掏心掏肺的话,也只有你才肯讲给我听啊!”我激动又感动,差不多要扑到细妹子身上亲吻她了。

细妹子调头四顾,见周围没有外人,她把嘴巴附在我耳边悄声道:“我对你说了真心话,希望你也要对我讲真心话,好让我立下大功,火线入团。”

我问她:“你要我讲什么真心话?”

细妹子用恳求的语气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

 

 

吴连生死后,金姬顺一个人带着儿子,日子过得很艰难,缺油少盐是常有的事。有几次,她没钱买盐,在家里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买盐的钱,只找出了几尺布票。她拿着布票到小卖店去卖,因为布票是不准买卖的,她只好先同小卖店的店主聊天。聊了好半天,才把话题慢慢绕到用布票换钱这方面来,最后,用每尺布票两毛钱的价格成交。

金姬顺拿着盐离开之后,店主逢人就说:“那个朝鲜婆娘真不会过日子,就连换个布票,她也要讲几箩筐的废话。换作别的堂客,一头猪都喂大了。”

其实,店主不理解金姬顺的难处:别的堂客成份好,用布票换钱时,可以实话实说。金姬顺是什么成份呀,要是被告发,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在等待着她呀。

金姬顺一个人又要出工,又要照顾孩子,一天到晚,累得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她肚子疼得厉害,就跑到二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病,只是身体虚弱,缺乏营养。

插秧的时候,她把孩子背在背上的襁袍里,时间久了,她的腰疼得实在吃不消,就把孩子放到田埂上的箩筐里。有一次,孩子在箩筐里乱动弹,结果,箩筐滚到了水田里,孩子被泥水呛得哇哇大哭......

孩子的身体总是不好,经常生病。有一回,儿子晚上啼哭不止,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人瘦得像根火柴。金姬顺到处给他抓草药,吃了也不见效。她带儿子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卫生院的医生对她说:“你儿子患的是疳积,我们这里治不好,你最好去常德治疗。”

要去常德地区的大医院治病,钱从哪里来呢?金姬顺找到生产队长哭诉,好话说尽,才从生产队里预支了十元钱。从她家到常德,坐班车的路费是两块五毛钱。为了节省这笔路费,她决定搭便车去常德。

第二天清早,她就抱着儿子出发了。她走了九里山路,才走到通往常德的公路边。为了讨好司机,她花了两毛钱,在小店里买了一包“沅水”香烟。

公路边有个木材站,她恭恭敬敬地给木材站里的一位老师傅递了一根烟。

老师傅接过烟,问明了她的情况,对她很是同情,满口答应说“等一下有辆车要路过这里,我帮你说说好话,让司机载你去常德。”

她满怀信心地站在路边等车。公路上的车一辆又一辆地呼啸而过,就是不见一辆驶进木材站里来。

老师傅招呼她说:“你进来避一避风吧,外头多冷。”

她抱着儿子走进木材站的办公室,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刚同老师傅聊了两句,她就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拖着滚滚黄尘开了进来。

老师傅指着她对那位汽车司机说:“这个堂客儿子生病了,要去常德治病,你帮个忙,拉她去常德吧。”

她也赶紧掏出“沅水”香烟递了过去,司机用手挡开了她的烟,说:“我不去常德,我去汉寿。”

老师傅说:“你明明是去常德,怎么改道去汉寿呢?”

司机眼睛一横,说:“老子去哪里,难道要听从你的指挥?”说着,他开车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老师傅和金姬顺母子,刚才还对金姬顺嘘寒问暖的老师傅,脸色突然阴沉起来,他咳嗽了一阵,把一口痰恶狠狠地吐在了金姬顺的脚边。

金姬顺只好抱着儿子到公路边去等车。在呼啸的寒风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招手,可是,没有一车辆为她停下。儿子猛烈地咳嗽起来,不行,她不能再这样站在这里吹凉风了。她只好又走进办公室,把儿子放在办公桌上,递给老师傅一根烟,恳求他帮忙照看一下儿子。老师傅接过烟,一言不发。

她独自一人走到公路边,再去招手拦车。

很快,一辆大卡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把头从驾驶室里探出来,笑嘻嘻地问:“你要去哪里?”

金姬顺把香烟递过去。

司机挡住了她的烟,说:“我只抽‘黄金叶’,从不抽‘沅水’。”

金姬顺不觉心一沉,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要去常德,能不能搭你的便车?”

司机在方向盘上猛拍一掌,大叫道:“好啊,快上车,快上车,就坐在驾驶室,同我坐在一起。”

金姬顺一阵激动,一边往办公室跑,一边对司机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去抱我儿子。我儿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常德看病。”

司机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有个生病的儿子要上车?”

他启动汽车,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真他妈扫兴!”

他把车开走了。

 

金姬顺没能治好儿子的病。

儿子死后,金姬顺的整个精神垮掉了,她的头发很快变白了。

我见到金姬顺的那一年,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婆婆。

她经常对我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便安慰她:“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毕竟同吴连生曾经享受过一段好日子;有好多人,一辈子没有享受过一天舒坦日子,他们不也照样往下活吗?”

有人把金姬顺介绍给临澧县的一位单身地主。

金姬顺嫁到临澧县两个月后,她又回到了安乡县吴连生的老宅里。

对于这段短暂的再婚,金姬顺很后悔。她对我说:“我不该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老地主。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不是吴连生的堂客了,我死后,没有资格同他葬在一起了,我只能当一个孤魂野鬼了。”

有时,我会试着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回到你的故乡朝鲜去?”

她愁眉苦脸地叹气道:“我哪里还回得去呢?在中国,我是朝鲜派来的特务;我要是回到朝鲜,我岂不又成了中国派去的特务?在中国,我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那是因为我年轻,再加上有吴连生陪我一起熬。现在,我一把年纪,身体不好,再加上孤苦伶仃,到了朝鲜,我还能熬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吗?怕是连一次也熬不过。”

金姬顺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件事:对丈夫吴连生的怀念,对自己死后的安排。

她对我回忆道:“在中国东北的那段日子,虽然天天打仗,但我同吴连生在一起很幸福。还是打仗好。打仗的时候,顾不上搞运动。打仗的时候,虽然也可能被枪炮打死,但那种死是干脆利落的死。搞运动时,虽说没有枪炮打你,但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长年累月提心吊胆,比真枪真炮更折磨人,活着就像是受剐刑,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有一回,她吞吞吐吐地问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肯定愿意帮。”

她忧心忡忡地说:“我总是担心:像我这样的黑五类,死了以后没人愿意埋我。当然,我自己可以把埋我的坟坑预先挖好。我担心的只是没人往我的尸体填土。你想,我死了,躺在坟坑里,我自己没有办法往自己的尸体上填土呀......”

 

我到金姬顺那里去得越来越勤了。

金姬顺养了一条狗,她无论走到哪里,她的狗总是跟着她。

我拍着胸脯向金姬顺保证过:“如果我死在你后面,我一定风风光光地埋葬你,让你像儿孙满堂的人那样,有个体面的葬礼。”

但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

 

金姬顺死了。她把一瓶“一零五九”剧毒农药带到她自己预先挖好的坟坑里,她喝下了农药,然后躺下了。

她养的那条狗站在坟坑上边,当它看见主人闭上眼睛之后,它就呜呜地叫着,用自己的爪子把坟坑上边的新土往坑里扒。

后来,有社员上山捡枞树针叶时,发现了那条狗。狗用自己的爪子,差不多把坟坑填平了,但它仍在那里呜呜叫着扒土,爪子流着血......

我是在金姬顺死了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她那个生产队去探望她的。

社员们跟我说,金姬顺对她自己的死早有安排。社员们看见她背着锄头,带着狗,经常往山上跑。大概,她是在山上挖好了坟坑,在那里训练她的狗,教它如何往坟坑里扒土吧。

生产队把金姬顺的尸体挖了出来,给她做了一副棺材,重新隆重地安葬了她。

我参加了金姬顺的葬礼。

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老婆婆满脸疑惑地跟我说:“你这个常德佬,原来,我看你和金姬顺走得这样勤,我还以为金姬顺和你是好朋友呢。”

我一怔,忙问:“怎么,我和她不是好朋友吗?”

这个老婆婆就跟我讲了她在金姬顺临死前几天遇到的一件事:

 

那一天,老婆婆在田埂上遇到金姬顺,便同金姬顺开玩笑说:“你那个常德城里的老朋友,最近好像很久没来看你了哟。”

“老朋友?”金姬顺不屑地撇撇嘴,说:“这个年头,谁跟谁是朋友?人跟狗才是朋友。狗比人可靠。”

看见老婆婆一脸惊讶,金姬顺叹了一口气,问她:“你是中国人,你帮我分析分析:那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聂婆娘,她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是为了什么呢?会不会也是为了从我这里找到发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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