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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阵子,松本躺倒在沙发里,连手里的烟灰落了下来也忘了。一川摩拳擦掌显然也有他的道理。然而松本极不喜欢他这种想法。不为他人着想的做法——也许这就是大和民族之魂吧。
走廊那边,还在传来阵阵拍手声和喧闹声。
为了调整一下情绪,松本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对着开口直接喝起来。眼睛却在扫描着摊开在桌子上的信件。
其中有一封是《日中结心会的》的狭间信一和山野花子写来的。里面装着他所办的会报,还有一张山野花子写的便条。
张玉花的住所已经查明,现及时通告于您。
河北省古城县西岱屯人民公社。
五、六岁时,在东北的开垦团驻地沦为孤儿。不知是什么理由移居到了现在的河北省境内?自己的日本名,以及父母亲人的姓名不详。
这是另一个有可能是敦子的具体情报。河北省就在北京附近,但古城县在什么位置,却不得而知。这点儿距离今后有机会去北京出差,倒是可以前去拜访拜访的。不过,在松本心里,依然残留着在上次专程去哈尔滨认女儿,却认错了人的后遗症。所以多少有些心有余悸。
陆一心回到了北京重工业部,就GIS冲突事件,向计划司的杨司长作了详细的汇报。同时还递交了十张有关包装木箱被损状态的原始照片。
就任副司长不过半年就升到了司长的杨,仔细地审查着手中的照片。
“上海方面只来了个电话,简要地讲了事情发生的起因。看了这些照片,我总算心里有数了。我马上向副部长汇报。我看,暂时你就留在北京吧。有什么事也好直接同上海方面联络。”
“可是,日本人咄咄逼人,不肯让步。我还是早点儿回去准备下一轮谈判的好。”
陆一心将和日方的谈判时的屈辱感,一古脑儿在顶头老上司的面前吐了出来。
“别急,急了反而要失败的。累了吧?看你脸色挺不好的。今天把书面报告和文件交了就算了。早点儿回家去吧。明天是星期天,好好休息休息。”
司长犒劳他道。
陆一心好久没在北京家里过过一个休息日了。去上海期间,经过妻子月梅多方奔走妹妹敦子总算是住进了河北省古城县的医院。陆一心很想去看妹妹。看到丈夫疲惫的脸色,月梅说她替他去就行了。可是,此刻不去,今后恐怕更难找到时间和机会了。
燕燕缠着好久好久才从上海回家的爸爸,吵着要和爸爸一起去。陆一心哄着她,说有要紧的事要办,走出了家门。
为了在贫困的农村不至于太惹眼,特意换上了一件素色的中山服。拿着月梅为病人准备的衣服和食物,匆匆地赶往北京站。
按照月梅告诉他的县人民医院的地址,在古城东下车后,步行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和北京的钢筋水泥造的医院不一样,县人民医院是木造的平房。就象是小学的校舍一样,十分粗糙。
医院的大门还有点气派,进了里面光景就大不一样了。病房狭小,连走廊里都坐满了患者。有的在打地铺,按秩序等候空床。北京以外的地区,按人口比例医院实在太少。
大多数农民一旦生病,也只能去人民公社拿点药。然后回家躺着,听天由命。当然,也有少数人可以住进人民公社的医院。但人民公社医院是合作医疗制度,付不起医疗费的到秋收时扣工分,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连吃的工分都不够,谁还管得了生病的呢?特别是象敦子这样从偏僻的农村住上县医院的,除了有经济条件的便是有门路的人了。
站在事先得知的病房门口,朝里面望去,只见房间内摆了十几张床,阳光照射不到的昏暗墙壁上,到处都是黄色的污点。好长时间没有洗过澡的病人的体臭和病室内本来就有的异臭混合在一起,格外刺鼻。病室内只有二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正蹭在床头,和病人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
妹妹敦子躺在靠墙壁的一张病床上,床单有些脏了。听到陆一心叫敦子,惊喜地睁开了眼睛。
“哥——”
只说了这么一句日语,接下来,她只能说中国语。
“我每天,每天都在等你来。”
“对不起,我一直在上海忙工作。昨天才回北京的。怎么样,身体好点儿了吗?”
为了不妨碍同病室其他的人,陆一心小声地问道。
敦子睁大眼望着陆一心。轻轻地点点头。听月梅说,敦子的病情已经由原来的结核性脊椎炎恶化为肠炎和肺炎,全身都受到了结核的侵袭。可是把手搭在她的额头上,并不感到很热。尽管陆一心衣着朴实,可还是引起了全病室人的注意。敦子却不管他们会怎么想:
“象我这样的病人,有必要住这么好的医院吗?要花很多钱的。这样行吗?”
好像是从同室病友那儿听到的关于医疗费的事。一开口敦子首先问的就是这事儿。
“你是病人。不要想这些事。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还好吗?”
“护士挺好的。就是医生怕人。他问你话,要是不马上回答,要挨骂的。”
“那是因为病人太多,医生太少。忙不过来,医生的火气自然要大一些。”
说着,五十岁左右的医生带着护士查房来了。医生在有的病人面前很亲切,看完病后,还要坐上那么几分钟;可对有的病人却视而不见,就是病人主动出声招呼,他也装作没听见。对待同样的病人,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来到敦子病床跟前时,陆一心作为患者的兄长,客气地向医生道了声辛苦。医生紧盯着陆一心:
“您,是哪个单位的?”
“北京重工业部。我妹妹的事给您添麻烦了。谢谢了。”
“哦——,北京的国家机关。不错嘛。”
说着,将听诊器按在敦子的胸前和后背仔细地听了听。完事又用手触诊腰部。敦子好像很痛。身体发硬,只咬牙。
“只有给她打特效药。这药是从中央分配给各省市的地方医院的。经过多少环节,很难才到我们这儿的。用进口药,价钱可是很贵哟?”
医生反复地打量农家模样的敦子和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的陆一心。眼睛带着惊愕和疑问。
“我们兄妹俩二十七年没有见面了。请您用心照顾她一点儿吧。钱我有。”
“到底是国家机关的人,财大气粗呀。和我们这些人就是不一样。”
医生说完走出了病室。
小说封面

作者:Kyle大地之子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纪念胡耀邦说: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地。”
这篇报道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81年春,我第一次访日。
到达大阪的当天,我告诉日本外务省负责接待我们的官员若山乔一:
“山崎丰子希望和我见一次面。”
若山大吃一惊,因为山崎丰子在日本是位名闻遐迩的作家,而我当时还只是个20来岁的大学日语教师。不过,若山吃惊归吃惊,还是当即邀请山崎丰子参加第二天外务省为我们举行的欢迎酒会。
当时,外务省不容许我们离团单独活动。酒会后,我破例获得自由行动时间,和山崎在大阪的皇家大酒店作了2小时的长谈。那次长谈的内容不久之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直是有关山崎丰子的最详尽的一份资料。
就在那次长谈中,我问刚写完《两个祖国》的山崎,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她说:“正在苦恼之中。”我说:“在您的长篇小说《不毛地带》中苏联是一个很重要的舞台,《两个祖国》则写了美国。下一步不妨把中国作为舞台吧。”山崎说:“这是个不错的注意,我也很想碰一下中国,但不知从何著手?不过,一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
我以为这不过是社交场合的一番礼仪性的对话,事情过了,也就忘了。不料,2年后的1983年,山崎带著秘书及文艺春秋出版社的一位干部来到上海,约我相见,说:“真的要按照你的建议写中国了。”山崎告诉我,她想在下一部作品中把日本在侵华期间留在中国的遗孤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此后长长的一段时间,山崎一直在中国采访。但是,当时在中国采访,受到很大的限制,中途山崎曾多次想打道回府。是胡耀邦积极鼓励和支持她,她才坚持下来的。结果,她的以日本在中国的遗孤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获得极大的成功。
山崎日后还专门写了一部作品《大地之子和我》,里面收集了她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大地之子》创作过程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在杂志上发表时,我都曾收到山崎特地寄赠的杂志,早已拜读过多次。可重新读起,当年的一幕幕情景又油然浮现眼前。谁说往事如烟,其实历史是不会那么容易忘却的。
我最爱读的是山崎描写胡耀邦的那几篇文章。不做神,做人,做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那就是胡耀邦。山崎说;“当时的中国采访很难,去不了我想去的农村,我想撤退了。”胡耀邦说;“有困难我帮你解决,想撤退是懦夫,要用机关枪扫射。” 说到带劲处,胡耀邦会双手挥舞,拿在手上的叉子、餐刀,成了他手中的武器,什么餐桌上的礼节、领导人的矜持,早已忘到了脑后,给山崎丰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死后不愿葬身权势的象征之地八宝山,而宁愿守望在江西共青城的新型领导人,虽然带著种种憾恨,过早地离开了多是多非的世界,可他就像依旧活在山崎笔下那样,活在千变万化的今天。胡耀邦大概没有料到一部描写日本遗孤的小说会成为许多日本人怀念他的情结所在。
山崎丰子不知多少次对我讲过:
“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就没《大地之子》”。
山崎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著胡耀邦曾用过的笔,我也曾把玩过。而我家的影集中也存放着共青城里的胡耀邦墓碑的照片。墓碑造型是一面高擎的共青团大旗。
我曾和山崎丰子多次互相感叹:
“胡耀邦才是真正的大地之子!可惜去世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