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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注》六論(段熙仲)
本章来自《水经注疏》 作者:杨守敬
发表时间:2018-04-14 点击数:582次 字数:

 附錄

  《水經注》六論

              段熙仲

一、中國地理水利古籍之三大傳統

我國地理學的發展,是由史部之附庸而蔚為大國的;而水利之學,由于關系到「國計民生」,最先受到重視,在地學中逐步由神話、傳說夾雜?荒唐悠繆之言,泥沙俱下,而上升為大宗。在先秦兩漢時期,古籍中有關水地的紀錄體系,大體說來,可分三大傳統,而《水經注》一書則是綜合繼承此三傳統的產物,開闢了專著成書的途徑。繼往開來,有所發展,保存了大量的有用以及有參考價值的資料。源遠流長,地方志與水利書,枝瀆旁通,條貫系夥,于是悠久的歷史,廣大的幅員,遂成為隨時間之演進,人事之推遷,促進其為世界學林特大寶庫的重要因素。現就管窺所及作初步介紹,希望專業工作同志惠予指正!

一、《山海經》 西漢末目錄學者劉歆以為「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按《禹貢》一篇,錄入《尚書》,《山海經》則《漢書·藝文志》列入數術略之形法種而神祕-3388-化,實亦本向、歆父子所說,貴賤升?,後來甚至淪為小說。從前說則禹益同時分著,與別錄自相矛盾,儒生托古之言,本難置信。但歆所介紹此書之內容為:「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大體上尚能概括。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又指明奇言怪物掩蓋了此書真面目的一方面。兩千年至今日,在民間成語中「山海經」遂成為海闊天空奇談怪論之代號。本旨在于故神其說以廣流傳,人智日開,反為此書之累,披沙見金,有待于今人之剖析。

實際上,此書結構從《五藏山經》起,承接以《海外》、《海內》共十三篇經文,其形式先后頗值得分析。三部分都以南西北東為?次,與舊來中土習慣以東西南北序次先后不同(劉歆所增的《大荒經》用習慣次序自露作偽馬?,心勞日拙),是特點一。經文?群山,述某水出焉,流向何方,入于某大川,從源到流向,到歸墟皆必記。中間所過則概從略,是特點二。諸山之特產,在珍奇怪物之外,注意藥物及可治何病,是特點三。諸經分別依山之走向紀錄;每一群山系之末必作小結,以山為主;自某山至于某山若干里,特別記其神狀如何及用何種祠祭之牲禮,是特點四。又《海內東經》之末分別記?某江水共二十六出入何處,則以水為目,是特點五。凡此五點皆可鑽研。

校者根據此類具體內容,認為《山海經》一書為南人之言,亦即南方產物。在昔傳言有:「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此書有祠神的巫者之言,有治病的醫方用藥,侈陳療效,甚至有治?之藥,頗近滑稽者言,可以認為南人之言,巫醫之說。《南方草木狀》,后有專書,南方氣候水土亦宜于草藥之繁殖。-3389-即以與此書傳統有聯系之《水經注》而言,《涑水篇》曾引《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生。郭景純曰:言群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但是,山間里至,水之源流,山之走向,是有一定的實地依據,對水之源流別作小結,可以說明原書作者有來自傳聞或親身經歷的積累知識。又《史記·扁鵲傳》記「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名聞天下。醫者能周知列國風土人情,周遊四方,后世所謂「走方郎中」、「江湖醫生」,是一具體例證。《莊子》及《左傳》亦有「舐痔兼車」及秦醫和、緩為晉景公診病之記載。《山海經》治病之藥療痔者亦特多。和、緩、扁鵲皆可以應別國之請,又有夢天神及病魔之造作語言,巫風與醫術糅合為一,當有可能。而且祠神祭品,《山海經》中有用糈的紀錄,又與《楚辭·離騷》中之「懷椒糈而要之」相應,魯迅即曾據以為巫書之證。南方巫醫之書說似可成立。

關于《山海經》成書之時代,校者不信劉歆托古之說。依據《五藏山經》中群山往往記其陽(山南)、其陰(山北)所多金屬礦產,赤金、白金、赤銅、銅、黃金、銀、丹沙、鐵、赤銀、白錫、赤錫之屬,應有盡有,分類較細,而銅鐵已數數見,可知為大量用銅鐵時代。而《中山經》之末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的總計,與傳世《管子書·地數篇》相同,兩書似皆出戰國時,在以銅為兵發展到以鐵為兵時期。從出銅之山與出鐵之山多寡的比例約為七點四與一之比看,鐵已大量採用,遠過于銅的需要,當是戰國時期。從《海外北經》中北方之神為禺強,同于《莊子》的禺強立于北極,不同于《呂氏春秋》的北方之-3390-神為玄冥,校其同異,成書時代,當與莊周學派之時代相去不遠,而早于呂不韋時。從《海內北經》中有「鉅燕」(《東經》中亦有之)、《東經》中有「大楚」之稱,與《荀子·強國篇》之言「巨楚」懸吾前,「大燕」?吾後略同。燕本北方伯國,春秋時恃齊以自保,樂毅下齊七十城而始大,則此書之成,尚未及戰國末期。

讀《水經注》可見不少特點之繼承《山海經》,即使是雜采神話傳說等枝節,酈氏亦步亦趨,變本加厲,例如全書之首,《河水篇》中,過多地牽引佛教徒造作而流傳天竺之釋迦神話,雖為確定地點所在,或表明行程而作,但既不比以史證《經》之有確據,尤有喧賓奪主之嫌,降低書之科學價值,至唐而遭杜佑,至清初而遭黃宗羲之批判。故記載體系,《水經注》受《山海經》之影響不小而有得有失。北魏時君迷信佛教,風氣所被,兩部北朝名著不能免于此病,在結構上且有巧合之處,《水經注》引法顯書于開端,而《洛陽伽藍記》引宋雲記于結尾,對于東西交通史資料之保存確有貢獻,而好奇多愛之譏評遂致難免。《水經》成書于第六世紀二十年代,《伽藍記》宋雲事在二十三年,時會使然,並非偶合。

另一傳統為《尚書·禹貢》之記載體系。《禹貢》與《山海經》在東漢初同被認為治水的要籍,也同被附會為大禹作品。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六十九年)議修汴渠,以王景修浚儀渠有成效,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渠。《禹貢》有書有圖,可見已自成體系。今文經學家的所謂通經致用,中有「以《禹貢》行水」之說,在《尚書》中成為單行專門之書。甚至有曲解篇名以禹任土作《貢》為《禹貢》的簡稱。《山海經》、《禹貢》二書遭遇之不同者在于前者被編入《尚書》中,作為《虞夏書》之一篇,而進入儒家經典之列,與《山海經》甚至淪為「小說」貴賤遠遠區別。西漢經師平當以通此書發W,位至宰相,開一條利-3391-祿之途。學術上,在史學家司馬遷、班固心目中亦有不同的看法。司馬遷作為史料,《夏本紀》中全錄《禹貢》,班固作《地理志》亦復如此,雖然同屬史部古籍,而側重點似仍稍有區別。酈道元《水經注·自序》,即首舉三書,《山海經》、班《志》、《禹貢》,?眼點又有不同。(《序》中《尚書》即指《禹貢》)

《禹貢》與《山海經》兩書編次方式顯然不同,《山海經》以山為綱,水為其目之大者,主要性質為地理書。《禹貢》不同,為一部政書:「九州」、「王服」,為行政區域的劃分;「任土作貢」,為財政收入的規定。司馬遷《夏本紀·贊》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對此已有所認識。書中注意及于各地土質,考慮及于各方特產,所取之于民者是「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所考察者兼及于山川之便利。賦依人力強弱而定其高下,貢依土宜而徵其實物。乍看起來,貢賦的制度是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作出?定,相當地理想化,可以說是一部理想的政治經濟著作。至于曾否付之實行,在虞夏時代的物質與交通條件不能如此發達的局限下,《禹貢》可能與《周禮》相同,為書齊中的著作,不一定是曾頒行的典章制度。從貢物的金、銀、剛鏤(舊解為粗鋼)到球琳琅玕看,既有鐵器的利用,還有新石器的殘餘(從實用工具轉化為裝飾品及禮器),當然已進入鐵器時代。校者以為《禹貢》的成書應晚于《山海經》,因為在意識方面,《禹貢》通篇已排除神權,專重人事,人治當然較神權進步。《禹貢》的思想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晚于《山海經》時期,有可能是在戰國末期全國即將統一之時反映廣大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之產物。此時七國將合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某些思想家在想像中構成整個財政制度的方案,而始終未見諸採用施行,相同于《周禮》一書的遭遇(周禮如已施行,《荀子》書中所-3392-詳述的周代官制,特別是青銅器出現的可靠官制,不應矛盾)。《禹貢》作者同樣看到統一的形勢大好,實現在即,因而在經濟方面,在全文第一部分,構思出行政區域的劃分九區(九州),貢賦制度方面也作出全面的考慮,于是托之于大禹,是最早的托古改制(先秦諸子各有其救時的方案,也各有所依托)。

在《尚書·呂刑篇》中,已出現「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語,為有洪水傳說後的痕W。《商頌》中亦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及「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之語,此類見于《詩》、《書》之傳說,當有來源。關于洪水之傳說,代表古文明舊國多有其書,宗教古籍中往往有之,中土自不例外。《禹貢》篇第二第三兩部尤有特色,非神話而為通盤籌劃的大興水利之規劃。其產生的時代基礎與戰國末期形勢發展有密切關聯,不再是以鄰為壑的丑惡陰謀的結集,而是興利除害時期的大計。在此以前,全國的交通,因七雄分裂而有自然的與人為的障礙,地理知識,不周不備。智瑤目的在于消滅同國世卿而獨專晉政,為亡人國而決水灌城。楚昭因「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不肯禱河。說明所知限于一國。戰國時已突破局限,《楚辭·九歌》,湘君、河伯皆在祀典。鄭國作韓國間諜,說秦鑿涇水開渠以溉田,區區一水工而對強鄰的地勢河流瞭如指掌。縱橫家遊說諸侯,抵掌而談天下形勢,對六國地勢、人力、物力作出分析,張儀更進一步就強秦出兵進攻六國的行軍路線、路程遠近、水陸交通對童駿君主進行威脅。張儀欺楚懷王以商於地圖,荊軻誘秦始皇以督亢地圖,與《禹貢》之有圖有書相應,可證當時地理知識的相當進步,聚米為山,畫地為圖,已有相當熟悉了解。建設性方面,由于水利工程的躍進,關中之成為天府之國,主要因素是開渠治河。地理,特別是興修水利知識頗為普及。所以《禹貢》的第二、第三兩部分,前者主要是「導九山」,後者集中于「導九川」,導-3393-山為?治水除障礙,以便利水的流行,導水是引水注大川同歸于海。施工過程從源到流皆有規劃,重要的是各大地區中分別說明水道,成為記載形式的新創結構,是一大特色。分別水道,從源及流,平列中仍然體現有施工的後先。?述中有明確的動向,形成了地理,也是水利古籍的另一體系。

《水經注》的?述方式,分別川流,水自為篇,施工的程序由西北開始,由西向東,有條不紊,吸取了寫作《禹貢》的成功經驗。明代詹景龍曾說:「桑欽《水經》,祖《禹貢》而父《山海》。」其本意是《水經注》綜合繼承《山海經》與《禹貢》所創始的兩種體系,可惜認為《禹貢》寫作在先,顛倒了先後次序,又認《水經》為桑欽所作,錯亂了歷史實際,都有待于後人的改正。

實際上,《山海經》、《禹貢》之外,在水利、地理古籍記載體系的發展過程中,尚有司馬遷《史記》之《河渠書》與班固《漢書》之《地理志》及《溝洫志》的另一重要階段,司馬遷有所創新,班固?于繼承,且有新的發展,在第三種體系中是不可分離的構成部分。

《地理志》創于班固,范《書》之司馬彪《續志》與後代史書有志者,或承其名,或實同名異,有「郡國」、「州郡」、「郡縣」等稱,其標新立異者則有《地形志》、《職方考》。其內容依據封建社會的郡縣制度,分別記載地方行政區域之建置與罷廢及所屬沿革以及地名的變更。「《禹貢》之分九州,主山川以定經界,以山川之形?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所以「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古代奉《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其故在此。但忘?水道遷移這一常見現象。班氏有見于此,開創了一門專科即「歷史地理」之學,可以說是《漢書·地理志》的主要貢獻。並見于《逸周書》及《周官》之《職方-3394-氏》,其記各州,記其大山,記其大川,記其藪(大澤),記其寖(灌溉陂),記其利(土特產),記其穀,記其畜,記其人口總數的男女比例,內容文字雖俱簡略(酈《序》所評)。班氏似仍以之為主導,又鑒于「先王之W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W《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晉人邡璞也注意到舊紀錄中出現的一種困難:「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班氏之所謂「綴」是求存其不可割斷的關係。其次,班氏在《志》中自注,往往詳記大水,例如「河水入塞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江水出蜀郡岷山,東南至江都入海(江源今已由實勘確定其地,源更遠而流更長,為世界第三大川。此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之表現,非古人所能幾及),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淮水出南陽郡桐柏大復山,東南至淮浦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其它中川過郡一行二百里者亦有記錄。自班《注》兼及水道,上綴《禹貢》,其後下及《清一統志》,都重視此點,詳加考證。此一傳統對于今日考查水道,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形式上志文似經,班作自注,亦與《水經注》之結構有影響。

酈氏《水經注》對此傳統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因為從《山海經》起,但記水道的起訖點,班《志》雖提及過郡若干,酈氏惜其簡而不週。《水經》之酈《注》對于源委支派,出入分合,沿路所經,搜渠訪瀆,力避漏遺。剖析十倍于前文,?述半屬于親歷,且多所援引以明訛誤,所謂考以附正。或增益舊志所無而續補原文所有,填補了西晉以後三百年間的空白。并且注意大河故瀆,注意郡縣故城,使河流之遷徙,郡縣的改移,皆可得而考查。宋初樂史之《太平寰宇記》于府州總?後,領縣若干下,分別注明某縣從何州割到,某-3395-縣自何州割出,割入何州,某縣新置,廢縣併入何縣,度屬分明,廢併簡析,實師酈《注》,承先啟後之功,班《志》彪《續》,是其先驅。

司馬遷創為《河渠書》,既全錄《禹貢》于《夏本紀》中,而在八書中別作此書,班固繼之易題為《溝洫志》,採用《論語》「禹致力乎溝洫」成語,其實一也。《河渠書》詳載三代以後到漢代中葉的治河與開渠的經過與得失,所以得名。司馬氏此作似有樸素的辨證觀點,河為治河,旨在除害,渠為開渠,旨在興利,扼要地說明水利工程的相輔相成之兩方面。河害除則用以灌溉,亦可行舟,交通與農田,百姓受其利。司馬氏南登廬山,東闚洛、汭,西瞻岷山,北至朔方,考察形勢,並且從漢武帝塞瓠子河,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塞決口,遷在其間,在工地得到深刻的感受,其結論是:「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認識到興水利與平水患的全面聯繫。《河渠書》之作植基于目驗。班固繼起,內容加詳,有翔實的官家的史書可以依據,有傳流的文獻足徵,可以作理論的研討,從而認識到治水開渠,「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雖然目驗與文獻有所不同,兩書相繼有作,開創了良好的傳統。水利書是地理書之別子,學術上自成一宗。

可惜的是從《後漢書》《三國志》以下,修史之家不復措意,沈約所謂「革《河渠》、《溝洫》之名」。沈沈千載,始有《宋》、《金》、《元》、《明》四《史》及《清史稿》,復見《河渠》之目。《明史》、《清稿》變其結構,重點記錄有關黃河、運河、淮河、海運及其它各省水道與塘堰水利工程,遙承《史》、《漢》,為《後漢書》以下諸史所不及。唐杜佑所作《通典》,組織仿《禹貢》,納當時州郡于古之九州,方式師班《志》,分注水道流通之資料于郡縣之下,此外尚以「議曰」之體,針砭《水經》與《注》之「詳正」不足,居然諍友。-3396-

漢後宋前,史書水利紀錄,形成空白,幸有《水經》及酈道元之《注》,合成專書,實能承先啟後,為我國古代水利學之若存若亡,作出「保已成之緒」的巨大頁獻。顧祖禹云:「水道遷流,最難辨析。《河渠》、《溝洫》僅紀大端,而餘史或缺焉。其詳為之辭者,惟酈氏《水經注》。」按曹魏以後,自公元二二一年至五二七年(酈氏卒年),三百年間,水道遷移,史無紀錄,填補空白,獨賴此書。即以形式而言。《明》、《清》二《史》之以水為主,事實上繼承《水經》與《注》之以水分篇,使讀之者從源及流,眉目清晰,《水經》與《注》,亦有繼往開來之功。

二、《水經》作者及其成書年的探討

如上所述,《水經》為繼《山海經》、《禹貢》與《河渠書》、《地理志》而作的有關水道的專門著作。全書記錄我國之境內一百三十七道大川、中川、經流,從源頭到歸墟,流向及經過郡邑,作出有系統有條理的?次,絡分明。而《漢書·地理志》只在附注之中,增加經過郡數與水流長度的簡單統計數字,據此,認為《水經》應該是《地理志》在水利方面的發展,由簡而繁,其成書在《漢書》之後,可以說是合理的推論。在公元五世紀末到六世紀初,酈道元對《水經》又有邁出大步的進展,豐富了《水經》的內容,更詳盡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小水(甚至有無名而只有數的)。《水經注》較之《水經》,有突出的在方法上的進步。首先是打破舊的枷鎖而不墨守成規。漢以來的為儒家經典作注者,束縛于「注不違經」的戒律,酈氏則有根據地考核《水經》原文的「誤證」之處,加強了科學性。影響後人,近人楊守敬、熊會貞又前進一步,打碎了唐以-3397-來「疏不破注」的框框。其次是酈《注》呈現出明確願望,主觀上能重視實踐,以其所「目驗」者為根據,用作檢驗的準則及去取資料的依據。再次是力求突過前人而不是鈔胥似地陳陳相因。《自序》中對前人著作也提出了恰當的批評,如認為「《山海經》周而不備,《地理志》簡而不週,《禹貢》與《周官》、《職方》俱略,《水經》粗綴緒津,又闕旁通。」提出新的要求:「備其宣導。」復次是盡量保存民間傳說,故老遺聞,乃至于「備陳輿徒之說」,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實事求是。

水尋源,《水經》既有開創性的作用,其作者究為何人,唐以後以訛傳訛的出于桑欽之手謬說如何澄清,成書年代究在何時?凡此問題需要作一番探討,似有必要。西晉之《漢書》注釋者晉灼,就現存古籍而言,是第一次引用《水經》者。此說自楊守敬發之。(晉《注》見《漢書·諸侯王表》)晉《注》與今存《水經》符合,為《水經》原本無疑,在西晉時已成書流行,可為《水經》成書年代下限之大致明證。「永嘉喪亂,此書雖存,不至江左,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酈氏得見此書于北方非不可能。下文請陳述初步考索所見以就正于讀者。

《水經》一書,未著錄于《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則見于《數術略》之形法種,其所以入形法者,但以其「大舉九州之勢」,遂與天文五行龜書占夢等並立,歆、固雖開創目錄之學,分類猶未能精密,《山海經》又夾雜神話巫書,其部居之雜?,亦不足怪。但可知地理水利之書尚在萌芽階段,《水經》之未出而行世,自在意中。至唐初修《隋書》,始著錄于《經籍志》。其前則南齊陸澄與蕭梁任昉先後有《地理書》與《地記》之輯錄,郭璞《水經注》,陸書中即有之。地理古籍已得重視,陸書聚一百六十家編而為部,任昉又增八十-3398-四家。古籍分類,史部中有地理類。晉灼、郭璞,酈道元三家或引或注,但皆未言《水經》作者何人,成為懸案。唐玄宗時,《六典》成書,始出現《水經》為桑欽作之說。中唐杜佑搜求得郭《注》、酈《注》,首次提出作者何人的問題,實質上探討作者是何時代人,作者的主名則由文獻無可徵信,仍然從闕。清代探討此書專門名家如全祖望,如趙一清,如戴震,如楊守敬等共同結果,確如楊前戴後之張壽榮所說:「作《水經》者,其人不可以審,而其時代要有可見。」但關于人的問題仍有成績,即否定了桑欽作書的誤證,起了澄清的作用。

關于作者的誤證,是由目錄學古籍所引起。班固繼承西漢成哀以來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之學,作《藝文志》,在古籍的分類及作者的考定方面,有所出入,有時以注的形式對流傳舊說提出己見,例如對《老子》書的寫作時代,間接地在《黃帝君臣》十篇下注明:「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而《藝文志》中所著錄書,其作者最晚者為卒于公元四十七年之杜林,東漢初的古文學者,杜林之父杜鄴與劉向時代相近,《水經》如成于成哀時人之手,《藝文志》何以未著錄?班固于小學家下注明,入杜林二篇,如《水經》已成書、何以未入?班固「采獲舊聞,推表山川」,力求完備,《水經》系統完整,體裁創新,依理是不至于珊网遺珠的。通過所著《地理志》全文,所引舊說有《禹貢》的今文本及古文本以至今文家學者、古文家學者的個別見解都巨細不遺,如《水經》已在前成書,何以獨漏?

東漢一代從班固生前到鄭玄生存時,也尋不出有《水經》的資料。明帝時曾賜王景以《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等治水要籍,不曾有《水經》。其後安帝時許慎著《說文解字》曾上獻,書中水部所收水名,一-3399-一注明水出何地,注入大川,并于自《序》稱:「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徵,稽譔其說。」例如《地理志》所曾引的桑欽、杜林,或古籍如《爾雅》、《夏書》、《春秋傳》、《詩》、《禹貢》、《易》、《五行傳》、《漢律》、《周禮》、《論語》、《孟子》、《周書》乃至河朔、海岱的方言,?不曾引《水經》一字。東漢末鄭玄曾注《尚書·禹貢》及《周官·職方》,大量引用班《志》以及《戰國策》,乃至于緯書《河圖地說》、《地記》,也不曾涉及《水經》一字。以上種種可以說明《水經》在東漢一代不曾出世。此後《三國志》、《後漢書》及司馬彪《續志》等史籍都無《藝文志》或《經籍志》,荀勗、王儉、阮孝緒等目錄學家所著今已不存,陳壽以來至杜佑之前無從考證《水經》為何時何人所著。

但注《水經》者杜佑時幸存郭璞與酈道元二氏之作。郭氏亦曾注《山海經》,二書既同出一手,頗可供比較研究的憑藉。郭氏本人即曾注意及此,在《海內東經》濟水下云:「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據其指陳山川名實存在問題,古今變易及語有楚夏,時間及空間的影響,態度明確而嚴謹,雖然僅僅成書三卷,可能簡略一些,但椎輪畢竟是大輅之始。此時《水經》一書已廣泛流傳,重視山經水志的學者為之作注,史學家復引以注史。晉灼之書雖未過江,但郭璞之書?有北去的可能。《隋書·經籍志序》曾有明文:「後魏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于濟,祕府之中,稍以充實。」郭璞之《注》及《山海經》諸書不排除北去的可能。酈道元生丁其時,亦曾為主客郎官,得見其書,作《注》時與《漢志》同加批判,亦有契機。《隋志》著錄可以信賴。郭氏注《山海經·海內東經》云:「今泗水出魯國汴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今《水經》云:「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酈《注》-3400-則云:「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且云:「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言于睢陵入淮者,《漢書·地理志》文,言于下相入淮者,則郭氏之說。其注《水經》不當與注《山海經》說異。

《舊唐書·經籍志》地理類:「《水經》二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撰。」以《注》與《經》混而為一,造成後來郭璞撰《水經》的錯誤。據志序:「開元九年毋煚等修成《群書四部錄》,其後煚又略為《古今書錄》。四部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今並略之,但紀篇部。」《舊唐志》的錯誤可能即由但紀篇部而略注撰人姓氏所引起。《水經》本缺作者主名,所以但知注者。求省略而轉致混淆,此一錯誤影響及于後起之《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始有「桑欽《水經》三卷」,而附注「一作郭璞撰。」又有「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則不誤。附注所以存疑,可知作者主名已無定見。但桑欽撰《水經》的大謬一直影響後人,迄今尚有迷惑不悟者。清代治《水經》之學者雖否認桑欽之說,但仍有作較深入明辨之必要。《新唐志》之不及《舊唐志》處,在于舊志曾據原書,而新志則如其志序所言:「有其名而亡其書,十蓋五六也。」不僅可惜,抑且不可盡信。

張壽榮著《水經作者考》,列舉《水經》作者舊說六異云:《新唐志》,「其言酈《注》同《隋志》,言郭璞撰同舊志,獨稱桑欽,則說起于新志,此二異也。晁氏《郡齋讀書志》:「《水經》四卷,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晁以本經為四卷,以酈《注》本《經》為三卷,既與三志不同;又以桑欽為成帝時人,亦新志所未言,此三異也。」張氏以為:「《舊唐書》言撰者,當謂所撰之注,如以撰《水經》屬之郭璞,何以又于酈道元亦言撰耶?惟郭所撰《注》者為三卷之《水經》,酈所撰《注》者為四十卷之《水經》,故仍一例-3401-著之,實則與《隋志》言注無異。」其辨正頗明晰近于事實。至于郭璞撰《水經》之說的謬誤,則清初閻若璩于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中駁之甚力:「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按上文引《海內東經》濟水條即其一,但彼文實質上是論《水經》而非引《水經》,八當為七)即酈氏于《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經》言,固亦判而二之。」若璩長于考證,有關濟水一條,確能「一言以折之」。按《濟水二經》文:「又東北入海」下酈《注》云:「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經》文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二說並失……尋經水,不如《山經》之為密矣。」酈《注》比較《水經》、郭說及《山經》,以為《水經》、郭說、《山經》三者中,前二說非而最後者是,顯然,郭說與《水經》對立,《水經》當然不出于郭手所撰。

郭撰《水經》之說既不能成立,桑欽撰《水經》之謬說所當澄清的問題為:一、桑欽說最先起于何時何書?二、此說緣何而起,其根據如何?

桑欽撰《水經》之說,當從全祖望所考查,最先出現于《唐六典》而非《新唐書》,後者是受前者的影響而傳訛襲謬的,所以說傳訛是由于《新唐書》流行較廣,影響較大。這一?索是校者從《新唐書·藝文志》中尋出的。《唐六典》一書在《藝文志》中記錄形式上有一特點,記?成書的過程較詳。主編《六典》者先後有張說、蕭嵩、張九齡。具體工作者為編《初學記》之徐堅,編《古今書錄》之毋煚,以當事人身份記述編書經過而作《集賢記注》之韋述。初稿完成時由張九齡奏上,留中不發。最後改由李林甫主領,以其事委其門客苑咸。李林甫是口蜜腹劍的權奸,慣寫別字,不學無術。開元二十六年奏上其書,稿存集賢書院,並未行用。-3402-《新唐志》編者有可能于史部得見書稿及《注》,其後編地理書時,可能認為對得之材料而錄之。(《唐六典》于宋神宗時始受重視)因此,石晉時修舊志不曾言桑欽所著。開元二十四年完成《史記正義》之張守節,雖大量引用《水經》及《注》,由于未見《六典》,所以但言「《水經》」、「注《水經》曰」、「酈道元注《水經》曰」,可證當時學林無桑欽作《經》之說。《六典》在唐代既未公布行世,所以富于藏書又能求得郭、酈二《注》于多年之後的杜佑,亦不能「詳《水經》所撰者姓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杜佑批評《水經》及郭、酈二《注》而不知《水經》作者何人。獨有《六典》之《事典》中,工部官水部郎中、員外郎下云:「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江河自西極至于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為中川者也。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斯為小川者也。」有《注》云:「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架屋,無所發明,?畫蛇添足地加「桑欽」二字,貽誤後人。校者之所以歸獄于李、苑二人,非無依據。徐堅之《初學記》,即以地部中、下而言,征引《水經》、《水經注》不少,《水經注》或云「酈元注《水經》」,《水經》亦數見于書之正文及注,皆不言作者何人。據《大唐新語》九云:「張說與徐堅、韋述編此進上,以《初學記》為名。」此三人又皆豫編《六典》之事,堅亦不言《水經》作者何人。堅卒于開元十七年,《初學記》成于十五年,是此時《六典》初稿必無「桑欽」二字雜?其間。張九齡博學,李林甫自無學術,初稿留中,苑成何等人,妄有增益,亦意中事。《唐會要·修撰》(卷卅六)誤以為開元二十七年九齡上,其時九齡死已久。

對于妄加「桑欽」二字,前人推測,班固《地理志》中曾引用桑欽說《禹貢》之言達十七次之多,或為傳訛-3403-的緣由。實際上,《志》中班固「採獲舊聞」不限于桑欽一人。所引舊說凡有「《禹貢》」(焦循以為今文家博士說)、「桑欽言」、「桑欽所言」、「桑欽以為」、「古文以為」(古文家說)、「平當以為」、「杜林以為」等七種形式,平當官至宰相,杜林在後漢時官至大司空,桑欽與杜林同是班氏著《漢書》時的時代最近古文家。三人一例為經學大師,都非《水經》作者。全祖望云:「《水經》在唐世,尚未有指其撰人者,其以為桑欽,蓋自《唐六典》始。」而桑欽之說自晁公武以後始流行,?不言根據,博聞的校讎學者竟承用之。清代學者多不之信,戴震校《水經注》時,從明嘉靖時重鈔的《永樂大典》中發現酈道元自《?》,並不言桑欽,于是刪去舊題桑欽名氏,實際上是存疑的處理方式。《序》中有無似不能完全排除舊說,因為這只是消極證據。宋人姚寬之《西溪叢語》已懷疑桑欽之說,惜未舉確證。

校者所見以為在《水經注》本身存在可能誤解的緣由。班《志》中,泰山郡萊蕪縣下:「《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而郡下縣前,有「汶水出萊毋(即蕪),西入濟」。今本《水經注》二十四《汶水經》言:「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同于大徐本許氏《說文》。《說文》云:「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小徐本《說文》則云:「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酈《注》于《經》之下文「西南過其縣南」,引「《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駁《經》文過萊蕪縣南之誤,因為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酈氏親踐其地,目驗所得。問題在于《漢書·地志》有二汶水(《水經注》別有一俗稱之汶水不計入):泰山郡萊蕪出原山者之汶,桑欽所言。另一《汶水》(酈《注》二十六)出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在班《志》之前,《淮南子墬·形訓》已不能區別而說:-3404-「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注》說:「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所注之水不誤,而發源之山?混二汶為一。所以班固在《地志》中區別明白,加「禹貢」二字于萊蕪之汶水上,以免混亂。郭璞所謂同名而異實之川,汶水即其一例。許氏《說文》之小徐本所以勝于大徐本即在于分別二水,許慎未誤。顏師古已不能明晰理解,在琅邪朱虛之汶水所作《注》中云:「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顏氏都還迷惑,何?寫別字的權奸及其門客?可能苑成讀《漢書》而見《地理志》萊蕪汶水桑欽所言,竟與《水經》汶水所記出處無一字出入,自作聰明悍然加桑欽二字于《六典》,以《水經》為桑欽所著。實際上,班固加「禹貢」二字,已足證明《水經》非桑欽所作,而是一如它處之引平當、引杜林一例,只是引用能說《禹貢》的經師語言以資佐證而已。可不可以認為所引桑欽語言是《禹貢》中「泲、河惟兗州」及其下文「浮于泲、漯」的解釋,謹提供參考。曾彥和區別汶水為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是徐州之汶,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為青州之汶。酈道元以為出朱虛之汶乃東汶,元代著《齊乘》之于欽謂入濟之汶為北汶,即後代所稱之大清河。東汶、北汶分明二水。此一問題至楊守敬而得澄清。《水經注疏》九《淇水篇》:「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此《經》文之白溝為曹操所開,《水經注·清水篇》有明文:「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事在建安九年,《淇水篇》亦云:「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又云: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熊會貞曰:「據此,以《經》文為桑欽作者,真瞽說也。」酈道元《注》云:「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且謂《燕策》蘇代所謂?宿之口,即是瀆。則桑欽時安得有白溝之稱?楊熊二氏之說,可謂明快。

即桑欽其人,晁公武亦不知何所根據而謂為漢成帝時人,馬端臨為之彌縫,以為當有所據,此與漢人注-3405-《經》,不得根據時之遁詞「必有所受」相似。其實《漢書·儒林傳》有明文:「胡常授《古文尚書》于徐敖,敖授塗惲,惲授河南桑欽君常。王莽時,惲貴顯。」胡常又以《左氏》授賈護,護哀帝時為郎,徐敖當亦哀帝時人。桑欽為徐敖再傳弟子,塗惲王莽時貴顯,桑欽何能上及成帝時?桑欽之著《水經》,說多訛誤,已不可信。《後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傳授,有杜林而無桑欽,是欽入東漢時已死。欽年輩在班固前,如著《水經》,《藝文志》不容不著錄,亦一旁證。

關于成書年代問題,最先由中唐杜佑(公元七三五年至八一〇年)提出。佑對此書雖有譏評,但能從書中郡縣建置命名沿革較深入地考察,對成書年代問題的研討,確在方法與途徑上有開創之功,是不可抹殺的。其後歷代學者,在其基礎上作進一步鑽研,直至近代之楊守敬氏,無不受其啟發,應該承認是《水經》之學的諍友。杜氏所憑藉的書本為「訪求久之方得」的「《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雖然「不詳《水經》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杜氏所舉四例,確屬于《經》文,而不似宋以後、清中葉以前《經》、《注》混淆時期的易致誤解。第一、所舉四例無一不用「過」字?述水道流向所經地方。第二、既得郭、酈二《注》,一經比勘,文相同者為《經》,各異者為《注》,《經》文自不被《注》文混淆,此為常識所能理解。依此四例,前漢四縣之名皆于後漢時改定,而最遲者在順帝時。因而得出結論:「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方法是從更名的年代求上限,即不得早于順帝時成書。杜氏以後,從宋及清,繼續循此途徑追求,但由于《經》、《注》混淆,結論不易成立。清初胡渭讀《漾水篇》,由廣漢之改名廣魏,以為曹氏改名,證《水經》中有漢後人所續,尚不能作肯定無疑之結論。趙一清首先分別《經》、《注》云:「《經》仿《禹貢》,悉書為過字-3406-(此亦《水經》繼承《禹貢》之一例證),《注》以逕字代之。以此例河、濟、江、淮諸《經》、《注》混淆,百無一失。」實為一大進步。戴震校《水經注》時明確指出:「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在趙、戴二氏的基礎上,楊守敬又舉新證四條:「沔水東過魏興,魏興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建安十九年曹操遏淇水東入白溝。古代淇水入河。」認為魏人作《經》之切證。楊氏又舉「汴水又東至梁郡蒙縣」一條,引《魏書·盧毓傳》為梁郡太守在魏初,太和六年又改梁國,為作于魏初之確證。又舉「朱圉山在天水冀城南,後漢縣為漢陽郡治,《蜀志·姜維傳·注》引《魏略》稱言天水郡治冀,蓋魏復改漢陽為天水也。此稱天水冀城,乃《經》作于三國魏人之確證」。至此,《水經》成書的年代當在建安十九年以後,太和六年以前(公元二一四年至二三二年)上下限已壓縮為十九年間。熊氏于《沘水篇》檢得《經》文「東北過六縣東」,以為「《經》作于魏時,當稱六安縣,而稱六縣,豈魏末改歟?」獻其疑問,魏初魏末,又生疑竇。

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啟發下,校者試作進一步的考查。考酈《注》汾水云:「魏分漢中,立魏興郡。」此其間郡之建置與名稱有一段歷史過程。漢中郡在靈帝中平五年以後為張魯所盤踞,漢朝力不能討,于是置漢寧郡,拜魯領漢寧太守。建安二十年曹操定張魯,復名漢中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置西城郡,以申儀為西城太守。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漢,改元黃初。酈《注》云:魏文帝改西城郡為魏興郡,裴《注》引《魏略》,「事在黃初中」。校者檢《華陽國志·漢中志》魏興郡下云:「黃初二年,文帝拜申儀為魏興太守」,《水經》成書不得早于此年(公元二二一年)。校者檢《史記·夏本紀·集解》,裴駰引《皇覽》曰:「皋陶?在廬江六縣。」-3407-《皇覽》為魏文帝時王象等撰集,楬俊死于黃初三年十一月後,王象亦旋死。《魏略》記王象等數歲成書,在公元二二〇年至二二三年間,《水經》成書當在《皇覽》成書之後,故亦稱六縣。而《吳志·孫權傳》,嘉禾二年遣全琮征六安(二三三年),吳稱六安,魏自稱六,熊說不能成立。又檢《姜維傳》、《楊阜傳》均稱天水冀人。《文帝紀》有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之文,漢陽復稱天水在黃初中,《明帝紀》太和二年有「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諸葛)亮」之文。《姜維傳》有建興六年「天水太守適出」之文,建興六年當魏太和二年,復稱天水必在其前。合此二證,可知《水經》成書在二二三年之後,二二八年之前。然《淮水篇》有「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之《經》文,楊氏以為「後漢淮陰屬下邳,魏屬廣陵,《經》作于魏人,當作廣陵淮陰,此作下邳,蓋據舊籍為說,未遑改正耳。」校者按:此楊氏存疑,而未得其解,故以因仍舊籍為辭,非篤論也。按《後漢書·明八王傳》,下邳為王國,建安十一年國除(二〇六年),當改為郡,而《通鑑》胡《注》言魏廣陵郡徙治淮陰,但在黃初六年《注》中兩言下邳淮陰縣,則其時下邳仍為魏之郡名,則下限可提前至公元二二五年。《水經》之作當在二二三年至二二六年左右矣,故黃初中或魏初之說可以成立。

最後略述《水經》產生的社會背景。《水經》之產生于此數年間,?非偶然,不是某一學者的個人成就,而必然有其現實社會的生活基礎與時代要求促成其編寫,猶之司馬遷之作《河渠書》,當時有治河以為民除害,開渠以為民興利的迫切要求,從而有現實生活在史學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

東漢自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以後,到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止,僅僅在司馬彪續編的《五行志》三中,水災有二十五次,受害郡國達一百零四處之多。最大的一次,受害范圍達四十一郡國之多。其前-3408-光武、明、章三《帝紀》中也是史不絕于書。明帝永平十三年下詔云:「自汴渠?敗六十余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水東侵,日月益盛,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封建帝皇但知注意漕運,人民?關心水利,積患已深,必然致力于救災除患的研究與探索。

特別是三國年間,中國分裂,曹氏以及代之的司馬氏,劉備君臣,孫吳君臣,無不意圖統一,無不執行農戰政策,無不重視水利。一時風氣因統一要求而重視水利。即以國小力弱之蜀而言,《水經注·江水篇》即有記錄:「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可見一斑。而最重視水利因而奠定統一全國的物質基礎者則為曹魏。曹操一方面「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開芍陂屯田」;一方面遏淇水入白溝以通道,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將吏如夏侯惇「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如劉馥「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其子靖「又修廣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如賈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余里」。如鄭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如徐邈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曹魏君臣文武重視水利,一時成為風尚。繼曹氏而奪得政權之司馬懿,為太尉時(公元二三五至二三九年),重用出身「牛倌」的典農部民鄧艾(公元二〇五至二六三年),意圖「廣田畜穀」,為統一的基礎,使鄧艾巡行項、陳以東至壽春察勘。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昔破黃巾,因為屯-3409-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建議「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諸稻田,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尚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司馬懿贊賞,事皆施行。「正始二年(公元二四一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在這段歷史時期,政治上軍事上的戰略?策,都十分重視水利。名將鄧艾且著有專文。風氣的流行,統一的要求,正是促進從事水利著作的有力條件。

不僅如此,《水經注·伊水篇》中並且保存了一條世界上較早的有關水文的「水尺」之文字紀錄:「(伊)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公元二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全?)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以)下。』」酈《注》云:「蓋記水之漲?也。」解釋是正確的。楊《疏》云:「齊此已下四字疑有誤。」是由于時代局限不理解「水尺」而懷疑的。銘文此語指石上刻有紀錄水位高度的「水尺」,所謂「齊此以下」者,指洪水高峰皆至此而止,亦即上文所謂「舉高」。《水經注》這一紀錄,遠遠超過了歷代史書《五行志》中所載的大水「災異」的迷信解說的價值。《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四年六月,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是一次歷史上著名的大災難。《晉書·傳祗傳》:「祗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泛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可見災情之嚴重,留有「黃初大水」之稱。鄧艾在十餘年後既曾親身察勘,並建議與參加開石門的水利工程,開漕渠,對于興利除害,積糧備戰,作出專論說明意圖。從而伊闕石銘大書深刻的意義愈加明暸。-3410-

在社會上重視水利的濃厚空氣中,出現《水經》一部名著,反映出時代的要求,有利于促成統一的事業,是現實的必然產物,而非出于某一閉戶著書的學者的偶然興趣,這樣理解應是許可的。據此,我認為《水經》成書可能在二二三年大水災之後,痛定思痛,二二六年左右,當時政治上郡縣名稱的沿革,則足為佐證,敢以管見質之讀者。

 附注(所引書及篇名)

一 《漢書·藝文志》小學家:杜林《蒼頡訓纂》一篇《後漢書·杜林傳》

二 《山海經·海內經》:天毒國郭璞《注》

三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四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王應麟《玉海》中提及而未分析)

五 戴震:校正《水經注》?錄

六 班固:《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部分注

七 詳見胡渭:《禹貢錐指·例略》

八 《漢書·平當傳》

九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一〇 同全注七

一一 全祖望:五校本《水經注題詞》

一二 楊守敬:《水經注疏》凡例

一三 《後漢書》、《三國志·魏書·張魯傳》-3411-一四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一五 《三國志·蜀書·劉封傳》

一六 《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職官類

一七 《舊唐書·經籍志》序

一八 《史記》:張守節《史記正義序》

一九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二〇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三年四月乙西詔書

二一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二二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

三、酈道元之生卒年代、家世、仕履及著作

繼晉灼征引《水經》之後,郭璞曾作《注》三卷,其書至唐杜佑時猶存,後乃失傳。北魏酈道元作《注》四十卷,卷帙遠多于郭《注》,書亦流傳至今(北宋初已闕五卷),蔚為專門之學。酈氏卒年,《魏書》、《北史》、《通鑑》有明文可稽,在公元五二七年,生年則史無紀錄。今日所當考索者凡有三事:其一為酈氏生于何年?其二為作《注》約在何時?其三為成書當在何年?迄今尚無定論。自清至當代,治《水經》之學而曾注意及于此問題者有三家,最先為著《水經注釋》之趙一清,于其書之卷首,曾就《北史》之酈氏本傳,並參考《魏書》及《周書》中有關人物傳記,詳徵博引有用資料,對此問題之研究作出準備與良好之開端,有所貢獻。其後楊守敬在所著《水經注疏》之《巨洋水篇》中,第一次作研討,但由于未利用原《注》中酈氏所自述的二-3412-節可靠資料,誤以為酈氏僅得年四十二歲,結論尚不能成立。當代學人有趙貞信,曾于一九三七年在《禹貢半月刊》第七卷之一、二、三期合刊中,發表《酈道元之生卒年考》一文,獨闢蹊徑,解?了一些問題。趙氏利用公元四九二年(太和十六年)降異姓王公侯伯襲封爵等的史料,推進了研究,作出新的結論。至此,擬定了酈道元可能生于公元四六五年或四七二年,依此,酈氏得年六十三歲或五十六歲。

本文試作考查,師趙一清之方法,于舊史之外,就酈《注》中輯錄道元所自述其生長仕履之遺文得十七條,意圖以此第一手資料與史文相印證,作進一步的探討。其中有二事可作酈氏生年的考查憑藉,由出生之地考出生之年。酈《注》中有二條自述其與青州之關係。《淄水篇》有云:「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石井水條)。于中闊絕,仍積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巨洋水篇》有云:「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據《尚書·禹貢》「海岱惟青州」,酈《注》所云「東齊」、「東州」,皆指青州。道元父範,曾先後兩任青州刺史;據道元自述,則三到青州:生于青州,總角之年長于青州,仕宦奉史重到青州,與《魏書》、《北史》相應。所惜史文既略,自述又未明記何年,確定仍須探索。楊說酈道元生于太和九年,以《河水三》自述,「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孝文帝)北巡」及同篇楨陵縣下之「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歷」兩事照之,十歲小兒已作郎官從巡,無此事理,楊誤無疑。

道元自述,生長東齊,值得探索,校者以為生與長是不同的兩時期,不同于少長。例如曹丕之《典論》自?「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曹植在《陳審舉疏》中,自言「生乎亂,長乎軍」,皆可作旁證。酈範-3413-兩任青州刺史,道元是以初任時,即慕容白曜表為青州刺史時生,而于總角之年侍節東州時,即《北史·範傳》所記「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時長。表為與詔除有別,先後亦異。考之《魏書》,表為青州在沈文秀既降又叛之前。沈終于被虜之後。酈範論功進爵為侯。詔除青州又在其後。至于道元重到青州之日,事隔多年,自述所謂「于中闊絕,仍積載。郭金紫在青州時」。郭金紫者,楊《疏》不得其解。從明朱謀?而清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沈欽韓都未作注。校者考之《魏史》,宣武帝景明三年,郭祚為青州刺史,其後入朝,升授金紫光祿大夫(見魏書本傳)。其事上距酈範為青州三十年,下距道元之卒二十五年。

酈範之除青州,道元年在總角。所謂總角為《水經注》唯一自記年齒可以推求生年之詞。求得總角究年幾何的數據,生年即可確定。總角雖早見于詩齊風、衛風,俱未見數字,但結合長于東州的自?仍可尋索。《北史》存道元舊《傳》(《魏書》酈氏傳為後人所補),「道元初襲爵為侯,例降為伯。」酈範之卒在太和十六年正月改制之前。道元有四、五兩弟生于太和十一年(趙貞信考定),範之卒必在此後。《漯水篇》自?為尚書祠部郎時與宜都王穆羆同拜北郊,羆仍稱王,是在羆例降為魏國公之前,太和十五年,道元已仕為郎官,必生于拓跋宏在位之前皇興年間。魏書?白曜表範為青州刺史皇興元年沈文秀乞降之後,事在四六七年三月,沈文秀就擒事在皇興三年三月,在此以前。青州未屬于魏,但青州部分城守乞降,酈範之職在以撫新民。又魏制州設剌史不止一人,如畢眾敬之與李瑤對為青州刺史,即其例證。虜沈文秀後,慕容白曜拜青州刺史,事在四六九年,即詔除之例。故趙貞信擬道元生于四六五年之說不可從。

《滱水篇》中道元自述:「至若婉孌童,弱年崽子,或單舟採菱,或迭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在-3414-《齊風·甫田》中有「婉兮孌兮,總角兮」之文,毛《傳》訓為少好,亦為壯好。總角之年似指少年。侍節青州之總。校者在《三國志·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載孫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是時,策與瑜同年十六。具體數據既得,是道元是年十六,逆溯生于皇興三年(四六九年)。侍節在太和六年。

至于作《注》約在何時,成書當在何年?酈《注》中亦有跡可尋。此《注》作始之年,則延昌中道元為東荊州剌史,蠻人訟其刻峻,免官還京,事在五一五年。至正光五年始為河南尹(見《周書·趙肅傳》);事在五二四年,閑居九載,有可能專精作《注》。關于絕筆何年?則《沐水篇》云:「正光中齊王之鎮除州也,立大堨。」考《魏書·蕭寶夤傳》記「神龜中(五一九年)出為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剌史。」此齊王即蕭寶夤。酈《注》?其在州事。寶夤以正光二年徵還都,事在五二一年,是道元于卒前六年猶未成書。不廢著述,其勤如此。

道元家世,蓋源出陳留,西漢廣野君酈食其之弟大將軍商。注《睢水》篇言「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陳留遷涿。《史》、《漢·商傳》並言商食邑五千戶,語非無據。道元七世祖官樂浪太守者,仕于鮮卑慕容氏。西晉末永嘉之亂,自范陽郡涿縣(《北史》、《魏書》皆訛作涿鹿,鹿是衍文)之先賢鄉徙居酈亭。四世祖紹于拓跋魏攻燕時,以所守濮陽郡迎降,授官兗州監軍。祖嵩官天水太守。父範于太武帝燾時給事東官(當劉宋元嘉年間)。文成帝以範前勞賜爵永寧男,進爵為子。西曆四六七年,魏以範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進軍攻宋之青兗諸州。平定三齊,範多進謀策,白曜表為青州剌史,以撫新民。用兵三年,定青州,範以功進爵為侯。酈家世仕于慕容燕,拓跋氏滅慕容寶,乃仕北魏,故孝文帝詔範:「即身非功舊(非指非所謂代-3415-人),勤能致遠,卿宜克循,緝綏邊服。」是以明于算略而用作邊州剌史,以防南朝,在魏與宋齊爭奪今山東東南地區時被用的謀臣。故白曜被殺後,範由京官詔除青州刺史,再到青州。酈道元出身宦門,父死襲爵為侯,依例降伯。這一事件,趙貞信發現後作出考年的貢獻,定其生年的上下限,卒年則史有明文。

道元的仕宦經歷,《注》中自?曾與宜都王穆羆同拜北郊(見《漯水篇》),道元時為祠部郎。羆于太和十六年例降為魏國公,道元仍稱曰王,是道元在太和十五年已出仕。《魏書》本傳道元太和中為尚書主客郎,是道元初仕于郎署,歷祠部與主客二司,年二十一歲。十八年據《河水三》篇「從高祖北巡」及同篇楨陵縣下之《注》文「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照之,均足證為主客郎之時。《北史》云為太尉掾,元丕所辟。御史中尉李彪以其執法清勤,引為治書侍御史。彪性剛直,多所舉劾,與道元臭味相投,故相汲引。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彪被劾除名,道元坐免,事在太和二十二年。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剌史于勁不至州,道元行州事三年,為潁川太守(見《洧水注》)事在正始年間(五〇四至五〇七年)。永平中試守魯陽郡(五〇八至五一一年),奏立學校。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宣武帝許之。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延昌四年(五一五年)除東荊州剌史(《沘水注》),「州治比陽縣故城」威猛為政,蠻人訟之,免官。正光五年行河南尹(五二四年),八月,東西部?勒皆叛,道元以兼黃門侍郎為大使,撫慰六鎮,不果行(見《通鑑》頁四六八四)。九月,梁將裴邃襲魏壽陽,魏使行台道元、都督河間王琮救壽陽(《通鑑》頁四六八九)。次年正月揚州刺史元法僧叛魏歸梁,道元以持節兼侍中,攝行台尚書節度諸軍(五二五年)。後除御史中尉,權豪憚之。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干涉州官之選,道元訪知,收殺之,忤太后。時蕭寶夤出軍覆敗,反情頗露。孝昌-3416-三年(五二七年)城陽王徽忌道元,與悅同謀陷道元,諷魏主遣為關中大使,寶夤慮道元圖之,殺道元父子及弟于陰盤驛。魏收穢史入道元于《酷吏傳》。

《北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水經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當時南北兩朝雖兵連禍及,但亦不廢交聘,且向南朝借書。道元曾得沈約《宋書》,在《水經注》中評其謬誤。用吳均語倘亦可能,不必為偽造。今所著僅《水經注》存,惜趙宋後已缺五卷。

《注》文模山範水,文采裴然。近代文論家劉熙載曾評云:「酈道元?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對于道元山水文的評論,于繼承與發展關係,可謂探驪得珠。但《水經注》為必傳之書,固不僅在于書中山水文部分,其所以廣泛流傳,過去確曾因愛好而膾炙于人口。而在學術方面仍有其特殊價值。水利專術,尤有用于民生國計,即考訂輯佚校勘之學,至今言整理古籍者亦多可利用。東鄰學者清泉可汲亦大有其人,稱酈學云。

四、《水經注》之寫作特點

《水經》酈《注》,毫無疑義,為一部以水利為主的名著,而其書得以保存流傳至今,則書中描繪祖國山川之美麗精緻山水文,為文人所愛賞,頗有關係。由今言之,此書之寫作特色,當以其顯著的科學性為主要表現,而一定的藝術性為輔。

所以言有顯著的科學性者,此書寫作時,作者胸中有通貫全書的體系,結構有完整的布局,遣辭有內在-3417-的規律,自始自終,有一貫的要求存于心目之中,其效果乃至雖經傳鈔的訛謬,文句的散佚,種種人為的障礙層見迭出,然一經逐步掌握其體系與規律,乃至豁然貫通,以規律為準則,仍可于千餘年後,獲得可以依據的讀書方法,使全書仍能恢復與保存其大部分面目。後代治此學者固有相當大的貢獻,而酈道元始終遵循堅持之內在聯繫與規律,實有度與金針之苦心,?非偶然產生于讀者之心目中。道元寫作的主觀努力實為全書科學性的產生根源。

《經》、《注》混淆之得以澄清,為清代學者之主要研究成果。「《經》文作過,《注》文作逕」,通檢全書,除偶有傳鈔致誤已經校改者外,并無例外。此固清人讀書之精細,但究其本源,不能不認為酈氏著書時,已選擇此同義詞(仍避用經過之經而用較不常用之逕)作為全書《注》文之最主要動詞,以與《經》文之「過」區別分明,為後人留一金鑰。在體制方面,酈氏雖墨守班氏《地理志》,然地靜而水動,自然之態不同,《水經》原書,在形態方面即與《班志》分道,《班志》為平面的靜態的記錄,而《水經》則為行進的動態的?述。《志》以地為主,《經》以水為主,本自不同。《注》文又與《經》文有詳略之異,靜止者重其區域的劃分,行進者則重在源流的尋究。班《志》、《水經》限于篇幅而詳略有異,客主有別。?長深明此義,于?述從《水經》,于詳略則力求對《水經》有所增益,大川中川以外,更博訪枝流,且及微涓。班《書》志沿革,歷史地理是其史家之不宜偏廢處。酈《注》?源流,水道遷流亦其?眼點,愈詳則愈有利于水與考古之並重。體制不同,遂成專門之學。實事求是,不同于《禹貢》著述時代于交通有較大之局限性。凡此種種,皆使《水經注》自然形成其寫作的特點,實即作者主觀願望的體現。以下分別?述,或兼舉例以資說明。-3418-一、酈《注》的科學性有表現于突破漢儒經師之舊習與戒律者。實事求是,敢于不守「注不違經」之舊規,獨抒創見,正《經》文之訛謬,其語言有「《經》誤證」,「不比」、「乖次」等等。如卷三十《淮水篇》,《經》云:「淮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注》正其誤曰:「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注者也,蓋《經》之謬矣。考川定土,即實為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又如卷二十四《睢水篇》,《經》云:「當蕭縣南,入于雅。」《注》補其疏漏曰:「睢水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又如卷二十二《沙水篇》,《經》云:「又東南過山桑縣北。」《注》正其誤曰:「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皆言之有據。

二、酈《注》為實事求是之學,表現于重視親踐,于非直接經驗則重視它人之所親歷。此其治學方法深可珍視,在公元第五、六世紀生活而能有此自發地辨別真偽以實踐為指歸的精神,頗為難能可貴。所以其論述水利之專著,富於科學性。如卷三十二《夏水篇》辨別范西戎墓,歷引王隱《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荊州記》、劉澄之《永初記》諸書,而獨取郭仲產說,其去取理由為:「觀其所述,最為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眾說,從而正之。」其自身經歷則如《河水篇》卷三,《經》云:「河水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注》文駁正《經》文東過楨陵、沙南之誤云:「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此種重視親所逕歷精神,不僅於水時有所表現,乃至玩味文學亦有表現,如同篇言縈帶長城,背山面澤之白道城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3419-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李?《文選·注》引此文云:「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水考文同有此無徵不信之精神,而其所徵,則首重實踐。又如《河水五》?虎牢關門東澤岸有土穴,且云:「景明中言之壽春,路值茲邑,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亦目驗成書之明證。酈《注》之富於科學性,其因素在此。

三、酈《注》不僅重目驗,亦不廢舊說,并重思考。其作《注》為有目的之著述,自序歷評古籍,深惜其或周而不備,或簡而不周,或略不宣意,或闕旁通,罕能備其宣導。加以閑居九載,不願空傾歲月,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所以感奮著書,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苦心孤詣,獨成巨著。有如卷二十一《汝水篇》所記:「為魯陽太守時,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逕見,不容不述。」真所謂有不能已於言者。又實事求是之自我要求,古史有可憑據者,亦仍揆之事理,不作輕易盲從。如卷十九《渭水篇》,渭水東逕鴻門,其地固有史公之生動紀錄,宜可依傍,郭緣生之作《述征記》也,於鴻門、霸上之距離,不加深思。酈氏評其雖「歷覽《史》、《漢》,述行途經見,學而不思。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酈氏以目驗證得緣生之誤,其治學態度甚為謹嚴。

四、司馬遷之著《河渠書》,以經行所見,又躬與勞役,於民生之疾苦深有感受,嘆息於「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而作此書。?長深會此意,於作《注》不僅如經生之作傳注,而有關於國計民生,故其書雖依《水經》而-3420-有作,實質上為水利專書,故從記?之詳略觀之,足以窺見作者之苦心有在於保存與傳流治水之經驗。酈《注》注意水道所經傍水之碑,記其題,摘?其墓主或歌頌功德者何人。宋人開金石之學,注意碑版文字,洪适解事,錄《水經注》所見碑目為專卷,有時為考據佳證。道元則不止於存古考古而別有所詳。如卷七《濟水篇》之滎口石門故碑,邊韶作頌記代石立激之效。又如卷九《沁水篇》錄沁水石門司馬孚興河內水利之表文,就地取石,累石為門,亢旱進水,霖雨閉防,所謂云雨由人,暫勞永逸。人定勝天,足資鼓舞。卷三沃野「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卷十二淶山所謂「引之則長津委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雙通在我」。皆此類也。

凡此皆從善長作《注》之主觀願望而言,全書在客觀上亦有當作?述之事物者。《北史》本傳言道元好學,歷覽奇書,其言可信。至所謂奇書,非不經之言,當指與新事物有關而可供欣賞者言之。

方今世界多以能源之支絀為憂,吾華獨以得天獨厚,開發較遲,地不愛寶,源源而來。侵略國家之野心,西土賤儒中國為貧油國家之欺騙,皆不足為患。一千四百餘年前之酈道元正以好奇之故,於其《注》中,記石漆,記溫泉,記火井,不一而足,皆能源(包括地下熱能)之可信紀錄。校者尤所欣賞者,為卷三之高奴洧水(今酒泉),酈氏之言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讀之令人神旺。又記瀑布則水力發電之源。能源之外,《注》文繼承《山海經》之傳統,記礦藏如卷四之丹陽銅,卷三十二之金銀礦云:「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記藥材如卷五之阿膠。後來《唐志》因之,詳記地方貢藥。

酈氏家傳經學,「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魏書·儒林傳序》云:「服虔《左氏春秋》,大行於河北。杜-3421-預注《左氏》,其玄孫杜坦、杜驥,元嘉時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學,故齊地多習之」。善長自言生長青齊,故其《注》中並存服、杜二氏之說。服義亡佚而《水經注》中仍其音讀與訓詁注釋。襄公四年以前,清劉文淇著《春秋左氏傳舊疏證》時往往錄之。劉重服、賈而非杜解。昭、定、哀之世,酈氏所存服《注》不少,惜劉氏未完成,如有思續成此名著者,可以從《水經注》獵取,則存古經解佚文,亦《注》文之副產品之一。卷八《濟水篇》湄溝引《爾雅·釋丘》文及郭《注》,今通行本皆有脫漏,《爾雅》經但存「谷者微」三字,郭《注》但存「通於谷」三字,不成句讀。幸酈《注》引文完整,《經》上不脫通字,《注》存「微水邊通谷也」六字。於是邵晉涵、郝懿行得引《水經注》文釋之,而義訓俱足,又其一例也。

補《經》殘字以外,酈氏廣徵史志,又可校史。《三國志·魏書·魏種傳》記種叛曹操,有傷其知人之明,操憤怒必欲殺之,及種就擒,操「唯其才也」赦而用之。酈《注》引之於卷九,唯乃誤字,正字作難之,謂人才難得也。十年前為四人幫走卒者乃造為唯才是用之說,加操以法家之號,不讀《水經注》,留此笑柄。

近年考古事業有較大進展,出土文物之鑑定,往往與墓主之考定相輔相成。一九七八年安徽亳縣清理曹操宗族墓葬共五墓,出土墓磚有文字,《文物》期刊曾有專文報道。《水經注》卷二十三所記譙城(即亳縣)城南有曹嵩?,?北有碑。曹騰碑文今已佚。但酈《注》時碑額及碑陰刊詔策尚存,騰兄褒及褒子熾、胤?均有碑。以碑文殘字與磚刻文字參校可以進一步考索,《文物》今年第八期仍有文討論。是《水經注》之紀錄又可資考定古墓墓主人,從而有助於其他文物之時代鑑定,又一副產矣。

善長雅愛文學,《注》中往往徵引,亦往往起存佚文,辨作家,注釋寫作地乃至恢復著名古代小說面目等-3422-作用,有益於考證文學。如卷二十三錄崔琰之《述初賦》殘句:「想黃公於邳圯,封魯石於彭城」以證其地。唐之《藝文類聚》,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皆漏此二語未采。又如《河水篇》五?衛宣公所築新臺曰:「齊姜所賦也。」今《毛詩序》謂此篇為國人所作以刺宣公者,與《注》不同。又如卷三十二《漳水篇》云:「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按《文選。注》引盛弘之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酈《注》不同於盛說。《注》又於卷三十二《沮水篇》云:「沮水又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言之至再,當有據也。此類副產更有關於文學史料者,如干寶著《搜神記》,為小說發展史上標志時代風氣變化之作品。繼之而起者為南朝劉義慶之《世說新語》,由志怪進而至於志人。《世說》仿《論語》四科及東漢末魏晉時期品題人物之語言習慣,全書不僅分卷,抑且分篇,篇各有題署。其間過程不甚明晰。酈《注》採干書不少,可供分析,?長且明確著其篇名,使《搜神記》本已散佚而竟得窺見其原本之真面目。今本但分二十卷,不標篇名。《水經注》卷二十一《汝水篇》記東漢葉令王喬雙履化為鳧事,末云「是以干氏書之於《神化》」。《神化》顯係篇名。楊守敬疏云:「令升本之仲遠(指應劭《風俗通義·正失篇》),復為蔚宗所本(指范曄《後漢書·方術傳》)。」其分析不誤。又卷三十九《廬江水篇》記張璞事,末云:「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熊會貞云:「此條見今本《搜神記》卷四。《汝水注》載王喬事云,干氏書之於《神化》,此又云書之於《感應》,皆《搜神記》原書篇名也。」楊、熊二先生分析明確,復《搜神記》原書之舊,真卓識也。上舉兩故事,《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引之。-3423-

酈《注》甚重視方言俗諺,自《序》所謂「備陳輿徒之說」,非虛語也。如卷十三《?水篇》錄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為微津,散漫難尋故也。」道聽塗說,隨地留心,汲取精華以成巨著,真能理解群眾所親見親聞,形成簡明生動之口頭創作,可見?長之無時無地不留意有關水利之資料的實踐精神。其於方言。亦不例外。山川之名,城邑之號,或異名同實,則於方言之聲近?聯求其變轉之因。即胡音戎語,仍可與方言等量齊觀。其意圖則在於「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卷十一),廣異聞,存疑似。有時雖片言隻字,亦能遙承揚子雲《方言》之緒,如「燕語呼毛為無」,?長曾記,今兩湖人呼無為毛,何嘗非語言研究之資料?卷十四自記「訪外使臣,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水之陽。」(卷十四)皆實事求是精神之體現。

《注》中?述名碑,能分別漢一字石經與魏三體石經之別異,高出於同是北朝散文名著之《洛陽伽藍記》,衒之當非親歷目驗,乃致貽誤後人。有時抒其創見,如卷十六「古隸起於秦代之說,以齊明公銅棺出土,前和隱起文字,隸多於古」,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楊惺吾作疏,力贊其說,以當時新出土之甲骨文為之證明,?非好奇之過。學貴創新,墨守《說文》,徒「自畫」耳!卷十九言「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態度仍屬矜慎。故卷二十三有云:「考地驗狀,咸為?僻,故聞疑書疑耳」。卷一亦有述聞見,誌差述之言。酈《注》河水多引釋氏神話,為後人所譏評,拓跋氏佞佛,時代潮流,未能免俗,觀《注》文開卷,詳徵法顯之記,伽藍終卷,備錄宋雲之書,局限性居然相同、?長似有自知,於卷二自陳,「河水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傳聞與實致當有區別,而病因仍在於時代局限,其時西域尚未達到今日之交通發展程度,-3424-亦有客觀因素,所以賢者不免。

五、唐代以來對《水經注》的逐步認識

初唐時修《隋書》,《經籍志》為魏徵所撰,三卷之郭注《水經》與四十卷之酈注《水經》,始見著錄。而郭《注》列在陸澄《地理書》之上,酈《注》則次於陸書與梁任昉《地記》之下,依魏徵自記其體例,可知郭《注》早行世,而酈《注》之別部單行在齊梁以後,兩書在唐初「見存」則一。古籍既顯晦有時,《水經》在晉中期時已有晉灼徵引,酈《注》則李?之《文選注》,司馬貞之《史記索隱》,張守節之《史記正義》,《後漢書注》(如《郡國志》遼西郡臨渝縣引「《水經》曰在縣南」一條,則是梁代劉昭注司馬彪《續漢志》語,可證《水經》蕭梁世已行。)此王應麟《玉海》中所述。稍後於《隋書》而修撰的《括地志》中已引酈《注》(如析城山)作「酈元注《水經》云」,「注《水經》云」,其後《索隱》與《正義》並多徵引,亦分別《經》、《注》作「《水經》云」、「酈元云」、「注《水經》云」、「酈元注《水經》云」、「《水經注》」,有時引酈氏《注》而證其誤。大體上《正義》所引多於《索隱》,而其引《括地志》又多於酈《注》,有時且轉引注文之見於《括地志》者,是開元時,注史家已信《水經注》之可以證史書中水地所在,實際上即已受道元以地證史或以史定地之影響。武德時,歐陽詢所修《藝文類聚》,崑崙、淮水并引《水經》。開元時之類書如徐堅之《初學記》亦曾引酈《注》稱「酈元注《水經》曰」。類書之編纂應文士綴文徵事之需,《水經注》又供文士之涉獵,并非「僻書」,如杜佑所言,「代人多不之1」。-3425-

即此家富藏書之杜佑,於所著《通典》中(大曆七六六至七九九年初為郎官時)最早對《水經》及《注》進行批評,語氣嚴峻,曰無憑據,曰詭誕;詆《注》為不詳正,為大紕謬(見《通典》卷百七十四及百七十七)。後代研治《水經注》者於此不滿,趙一清尤感憤慨。校者頗以為杜君卿未嘗不可認為《水經注》之諍友。其理由則在於杜佑實最早闢探索《水經》撰作年代之途徑,此後直至現代,凡研究此一問題者無不循此前進,即以州郡設置與名稱之沿革,行政管轄統屬之省併割渡,班班可考的史料,作為準繩,從而明確可信之結論可得。成績後人當勝於前人,是當仁不讓之事,而前賢披荊斬棘之辛勤,後人實當予以尊重。清代治《水經注》之學者,頗有一不足為訓之風氣,稍有寸進而對前人之失照,譏嘲諷刺往往有之,徒見其一得自矜而已!就治學方法而言,●生於木而食木,後學當引為深戒。

杜氏於《雍州下篇》後議中,正確地運用沿革地理學之知識,據《濟水篇》「東北過壽張」《經》文,壽張為光武避其叔父良名所更,其前本名壽良,則《水經》之撰不在前漢及光武之前(此證亦《水經》非桑欽撰之佳據)。又據同篇「又東北過臨濟縣南」《經》文,臨濟於西漢時本名狄縣,東漢安帝時更名,則是撰於安帝以後之佳證。又於《濟水下》「菏水過湖陵」《經》文,據湖陵為西漢縣名,而光武孫章帝改其名,加強佐證。更於《汾水篇》「汾水過河東郡永安」《經》文,知其為順帝所改前漢彘縣之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四例皆出於《經》文,?其不出于後來作注者所改。此點更有較大作用,《水經注》宋以後《經》、《注》混淆,使治學者增加不少糾紛,清初知名之地理學者乃至誤會為書成于桑欽而魏以後人有所增益,治絲愈棼。趙一清、戴震、楊守敬三家分別《經》、《注》,得其端緒,其第一條即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3426-逕」,始得此書行文之內在規律,而杜氏于無意中先得之,所舉四例皆為《經》文,以經治經,故其結論正確,至其程度則有待于後賢之發明。大輅始於椎輪,杜氏此一貢獻,不宜埋沒,故發而出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與石固有別,但攻玉之工,不可無石,目為諍友,或非無據。

史學家劉知幾著《史通》一書,其內篇之雜述,論史氏流別有十,九曰地里書,釋之云:「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覺者矣。知幾又於《書志篇》言: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羡風土》,厥類眾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且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與都邑、氏族,合而為三,「可以為志」。此則史學名家對《水經注》之認識,謂其取材繁富,奚患無文。

即批評酈《注》之杜佑,其外曾孫裴延翰為《樊川文集序》,依然徵引云:「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見渭水下。詩人陸龜蒙云有水經山疏不離身之句,極重《水經》。(趙一清說)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李吉甫刪《水經》十卷,不知其取舍如何,《宋史·藝文志》未見。

李林甫之《唐六典》,雖造成桑欽著《水經》之訛謬,貽誤後學,本身究係一朝重要政書,主編者其前又有張說、張九齡等名家,規模已定,書中對大川、中川、小川曾分別加以統計,後代已確認為可靠之資料。且為校勘家考核《水經注》內容全缺所憑藉,亦不宜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宋人繼起,目錄學家亦曾著錄,惜考訂不精,反滋訛誤,名家如晁、鄭均不免。金石家如洪适兄弟,于酈-3427-《注》多錄古碑甚為重視,詳列其目且為專卷,智者見智,知所取材,例如東漢與魏刻石經,一字與三字分別不誤,可資考證。譙城曹操先人墓碑,則近年考古者鑒定墓主,可供討論。世代邈,碑既不存,頗得金石學者記載之言為之佐證。金石之學,宋人實啟先河,酈《注》一長于此可見。

宋以前古籍傳流,多資手寫,雕版之術,至宋始盛,而《水經注》一書獨為不幸,景祐時成書之《崇文總目》,《水經注》四十卷已亡其五(明初王褘序說),今之行世本,較《唐六典》注所稱《經》水百三十七,已亡其二十一篇,此一厄也。唐人引此書,經傳尚以明文區別,入宋已經傳混淆,雖考訂家亦不能無誤,乃至論《水經》成書於何世,亦受其影響,論據本身訛誤,判斷隨之不能定論,此二厄也。卷帙不完,佚文之存,有賴於後人地記之偶有採擇。樂史之《太平寰宇記》,存佚文最多,《水經注》功臣之一,此為宋代國初學者之業績。及南宋之末,王應麟之《玉海》,記《經》水之目,遂供清人對照今本,得其名目(《玉海》有省併)及次第,與今本略同。清全祖望與戴震先後依其所見改定次序,全氏但存一家之言,戴氏入京後仍從其舊。稍後於王應麟之胡三省,亡國後為司馬光之《資治通鑑》作《注》,一如張守節之注《史記》,大量徵引《水經注》,清代學者轉以之校酈氏書。宋末兩家,一則保存原書面目,一則考定地望史實,皆於學術上有所貢獻,與樂永言後先隨輝映。

唐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志》時,《經》、《注》尚不混淆,徵引時亦皆分別曰《經》曰《注》。樂史之修《太平寰宇記》在宋初,猶見舊本,其特殊貢獻在於保存《注》中文句不少,清代治《水經注》者往往從《記》中得軼文,可以補闕。其時北方大水如并州川曰虖池,載在職方,豈有《注》中不為專篇之理?弱、黑、涇、洛諸篇,-3428-清人如全如趙,或輯佚文,或為補篇。補篇終非本來面目,故不如輯佚。當代地理學者注意及此,從事輯佚,如杭州大學之陳橋驛同志等,甚盼其早成專著。二十一篇之舊,倘可重見。

此外,供文人獵奇以助詞藻之書,如崇寧時任廣之《書?指南》(州郡地理),雖非要籍,但摘自《水經》者下注《水經》,採《注》者下言出《注》,可見成書時《水經注》本之面目,故熊會貞氏仍以其為北宋本,取以為校勘作證,頗有見地。

金禮部郎中蔡珪,字正甫,曾作《補正水經》三卷。《金史》記其長于考證,辯燕王墓,能詳據葬制名物款刻,曾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酈《注》之作在南齊、北魏時,蔡所補正,或有可取,但書為寫本,蘇天爵將版行之,歐陽玄為之序,有云,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全祖望以宇文氏殆是大學士宇文虛中,虛中與珪父松年同以宋臣降金,全說似可信。自珪至玄,金元文士對《水經注》仍有所述作。玄《序》文中嘆息於《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傷同風之無時,或寓深意於此書。玄親見寫本,認為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又詳于趙代間水,江自潯陽以北,吳淞以東,能使道元無遺恨。據此推之,所補所正,大略可知。所補者可能為北則趙代間水,南則潯陽以北,吳淞以東。所正者則為蜀版遷就之失也。蘇天爵題書後有《水經》文多訛闕,正訛補闕,蔡書當亦有所貢獻。天爵又言將于至順三年板行之于江南(公元一三三二年),可知金元時治《水經注》者尚不過于寂寥。玄為元代知名文人,於《序》文中亦抒己見,雖於《經》、《注》混淆無能為力,乃至以《注》為《經》,就《注》文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宮為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疑為《水經》是蜀漢間人所為,又認為書中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見經傳相淆之說-3429-為近是,提出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不信桑欽作於前而郭璞等附益於後之說,有得有失。在《水經》之學發展過程中,金元時期,蔡、宇文、蘇、歐陽四家,對後代學者,皆有所啟發,不應埋沒。而經傳分明,有待於清代學者始能澄清其混淆,亦足見清儒此一貢獻之重大。

至于蜀板遷就之失,其說實自清藏書家錢曾之《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跋》發之。《跋》云:「陸孟鳧有影鈔宋刻《水經注》,其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時則在元祐二年八月一日(公元一〇八七年)。此無名氏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於成都府學宮。元祐二年春,得?本于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才載三分之一,于是運判與運使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漏,此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失次序先後,咸以何本為正」。趙一清據之,謂《水經注》宋初所行都非足本,惟閣本有全書,樂史得見之。《崇文總目》已亡其五。元祐二年之刻大抵與今書相仿,而《經》、《注》淆混,又必始於蜀版遷就之失,得錢曾說始明其源委。

《水經》之學,入明始盛。最先為明初王禕,所撰《水經序》,歷考《隋志》、《舊唐志》、《新唐志》,上承杜佑之言,駁晁氏《讀書志》之誤,均有見地。所可惜者尚不知《經》、《注》之別,立論似是而非,乃至以「《水經》為欽作無疑,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欽作哉?」進退失據。至其言「水者地之脈絡,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棋布,皆因水以別,地理之書,必主山川以定經界。山川之形,亙無易,州縣之設,更革無常。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廢而不傳,則《水經》之書,難得而廢。較山經水記之短長,亦言之成理。校者以為無萬世不易之書,而-3430-有並行不悖之著作,實《水經》與地志相輔相成之故。王氏又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蓋沿《唐六典》注之舊文。「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系夥,搜渠訪溪,靡或漏遺,此書為近古而不可廢」,則頗明酈氏自《序》之意。

永樂時乃有《永樂大典》之編輯,其書規模,前所罕有,收拾遺文,分?錄存,于是《水經》及《注》,其文備錄。其分卷非復原書之舊,而為《永樂大典》自身之卷次。水字於?屬于上聲之十賄,其文則以次錄入《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以下,訖於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凡為卷十五,以小字系之於大題「水」之下曰《水經》一至《水經》十五。每卷首行,除《水經》一起於「《水經》(大字)桑欽撰,酈道元《注》。《序》曰」,錄酈《注》,自《序》之文外,它卷則提行作《水經》某水云云,以次錄諸《經》流經文及《注》,訖於日南郡之三十水,最後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此其大略也。其後附錄《玉海》王應麟考訂此書所引群書及王氏所下己見凡十二則,為通行各本所無。清趙一清仿之,為附錄二卷,王先謙仍之。《永樂大典》本賄部水字下十五卷之面目如此,未存舊本四十卷之本真。

今海鹽張元濟氏《續古逸叢書》之四十三,影印《永樂大典》本,卷九至卷十五係從高陽李氏藏本借印補完。底本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重錄之《永樂大典》副本。清《四庫總目》謂其原出宋槧?本,清乾隆帝於官刻殿本題詩盛讚《永樂大典》本之獨載道元自《序》,為世所未見,而笑其分析破碎,殊無體例。張氏譏此言為耳食,則帝王矜誇之通病,實則為《圖書集成》之輯成,不得不抑《永樂大典》而已。至於《大典》重錄本,其繕寫校字,則出於儒士監生之手,影印本卷末所記自明,其訛文奪字錯簡及句讀之謬誤,觸-3431-目皆是。校者曾至杭州,得觀文瀾閣所藏清《四庫全書》,每頁皆記臣某恭校,審視之則訛謬處亦比比皆是,《永樂大典》蓋不能「專美」於前云。《大典》本雖楊守敬亦未得見,熊氏始用以參校。

嘉靖時楊慎亦曾從事《水經》研究,對《水經》則確認為桑欽所著,「不刊之典,故以經名」,推崇備至,「重為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為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深惜以道元《注》故,「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用劉歆「貴諷說,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之陳言,特去《注》而存《經》。楊氏讀書甚博,亦有撰述之才,惜乎無識,故其言如此。其於酈《注》則賞其記山水之文,其次則喜其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乃云:「其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仍喜《注》中所引古歌謠,以為「皆可以入詩材」,其趨向有涉於文學欣賞,而背離於地理之書,有似於元微之讚嘆杜少陵舖張排比。清代治《水經注》之專門名家趙一清,斥之為「明人刻書而書亡」,為「獺祭之徒」,非過當也。但升庵《水經序》中,則有獨到之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雖《經》、《注》混淆,未能區別,然而以例治全書,實其首創。清代學者之所以董理全書,最有成績者,即在於能即文求例,以例治書,而楊守敬、熊會貞師弟最為突出。升庵探驪得珠,小醇大疵,就《水經注》學發展史言之,仍宜有一席地,與杜升卿後先輝映,在治學方法上有所貢獻。

明刻本在後來校勘時最有作用者為一五三四年之黃省曾刊本,即楊、熊二氏亦嘗利用。明代較後刊本多從黃出,治《水經》之學者往往資以校字。黃氏刊本有《序》,文采斐然。其評酈《注》,語多中肯,如云:「隨-3432-《經》抒述,掇籍宏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插述半陟其躬履,或眾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足,或裒逖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皋維,夾?之坻岸,環閒之亭郵,跨俯之城陵,鎮被之巖嶺,迴注之谿谷,濱枕之鄉聚,聳映之台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水經》)之詁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繼而為編者也。」此一評介,實遠勝於升庵之盲人說象。若王世懋之序吳琯刻本,雖不及黃,其說三解,亦有見地:「水道不能歷古今而無變;郡邑名號不能無改,酈引班《志》仍留新莽之稱;身所未經,終為貴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行魏疆,?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王氏之評頗為平允。吳琯本刻於萬曆乙酉(公元一五八五年)別有趙琦美之一五八〇年、一六〇六年、一六〇九年三校本,亦為明代刊本之有名者。

治《水經注》之專門名家,有明一代當以朱謀?為巨擘,繼起而下逮清世,《水經注》之學遂成專門,遙承司馬遷《河渠書》之識,兼有班固《地理志》之長。科學昌明,後來居上,校者所望於今日之地理水利專家作更多更多大之貢獻。建國甫三十年,兩大歷史地理問題之河源江源均已完滿解?,此一鐵的事實使校者堅信其美好的願望必能實現!

朱謀?,字郁儀,明朝宗室,《明史》有傳(一五九四至一六二四掌藩政),畢生治學,著述多至百十餘部,《水經注箋》是起較大作用之名著,刻於一六一五年,底本即用黃本而與其同好此學之友人謝耳伯、孫無撓商搉校讎而成。顧亭林譽為明三百年一部,蓋就其治學態度之謹嚴,不同於明人刻書之妄改文字而言。謝氏曾以宋本校正《河水》諸篇錯簡,補《渭水篇》脫文八十餘字,李克家亦有所見,楊守敬贊其「不輕改古-3433-書,在明人實為罕見。」王先謙亦稱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勞甚巨。」校者管見,以為朱氏著《箋》目的頗堪重視。朱《序》終篇以為:「水在天地間,猶乎世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河,趨為四海,蘊為雲氣,還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也。一有少壅即泛溢昏墊,患被四方。猶之?林、大盈之藏,蓄而不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雷駭。此則不1川壅而潰之禍也。有國有家者,能因是《水經》之理,引申觸類以施於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據此,知朱氏此《箋》成於明神宗萬曆年間,「用意深遠」。朱翊鈞朘削人民,無所不至,三世而亡其國。朱《序》蓋有為而作。身為宗子,坐見危機,而無力救之,於是寄救亡戒貪之意於有關國政民生之水利專書。顧亭林之嘆賞,或許有在於此。

同時鍾惺、譚元春亦評點此書付刊,不過標取字句之藻飾,以為空腹謏聞者之資糧而已,其識又在楊慎之下。校者在南京所見,別有陳仁錫之《奇賞齋古文匯編》中卷十三至三十二,所謂「經選」部之《水經注》,亦出於黃省曾本。仁錫《明史》有傳,生於萬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書成於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自題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每頁十行,行二十字。《經》文頂格。《注》低一格,校文字作雙行小字。書以古文奇賞匯編為名,出於古文(散文)家之手眼,不重駢文,與清道光時之沈欽韓《疏證》本異趣。例如《清水篇》記黑山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一小節,眉批云:「動水寂水散水俱在指掌。」而節末竹柏之懷、仁智之性四語,則於行間批「惜多偶句。」其同於沈者行間密圈,其異者則於以偶句寫心性處,嫌其虛語。陳氏亦偶然校字,惜有以意為之非有實據者,如《河水五》之沙丘堰節,?漢元帝王后事,酈《注》有「漢祚道沿」四字,陳氏注云:「道沿當作中微。朱《箋》則引謝耳伯云按宋本作道污。戴東原校亦改沿作污。」校者按:道污詞出-3434-檀弓,義為隆殺之殺,成哀兩帝俱無子,哀平二帝皆以庶孫入繼,則曰中微亦自有意。又《淇水篇》水出山側一節眉批云:「此山水游記練字法也。」足證陳氏此書之選,仍是明人手眼。又卷二十《洛水篇》三王陵一節,酈《注》引《帝王世紀》景王葬於瞿泉,即洛陽太倉中大?,對傳言景王一點懷疑。酈《注》又稽史傳,悼敬二王復無葬處,而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明其為周墓。無徵不信之謹嚴,陳氏眉批云:「其慎於稱名也,古之良史也。」雖僅片言,猶是道元治學精神之遺響。此書較舊,明本為江蘇省文化局長周[同志所藏,周本字跡(眉批)均較清晰,承惠借校閱,并此誌謝!中華書局影印之明本《冊府元龜》亦周同志所藏。

明代治《水經注》全書而有較大貢獻者,朱謀?之《箋》以外,有周嬰所著之《?林》,其中卷一有《析酈》專篇二十三則,其它篇中尚有二十則,徵引酈《注》以訂它書之訛誤,可謂好學深思,觸類旁通,杜佑之後,又一《水經注》作者之諍友與此書之愛好者。全祖望、趙一清、楊守敬三氏書中常引《?林》之說。其書考核之精密,實導清初閻若璩之先河,而無閻氏沾沾自喜之病。

六、清代《水經注》研究的業績

清初學者自顧炎武、黃宗羲即重視《水經注》之研究,顧氏之《日知錄》中已有專條述其心得,而於朱《箋》之評價更涉及整理研究之規律。黃氏更著《今水經》專書,其於《水經》,許其有《禹貢》之遺意,於酈《注》則稱其有補《水經》所未備之功,標舉治學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民用之宗旨,力斥空言無事實之流為詞章之學,其次方以越人知越水證《水經》之誤,參考諸圖志以見其不合,非作者之意,於是不襲-3435-前作,條貫諸水而名其所著為《今水經》,窮源案,庶免空言。二老生明清之際,倡實事求是之學風,著書治學,方以求有裨於民生日用,其治《水經》之學,蓋以當時民族之存亡?定其著書致用之方向,於是《水經注》之學尊。

其次胡渭、顧祖禹、黃儀、劉繼莊等地學名家,疑義共析。或納《水經注》於《禹貢》體系之中,經緯貫穿,按一川之源委,體大思精,而但名之曰《錐指》,謙則受益,於是治學之態度正。或則寄家國淪亡之痛,?眼於歷史軍事之得失,取鑑前車,途徑一而地望確,史事明而防患深,憂深思遠故紀其要。金山衛不設防而南京先陷,侵略者固重視此書矣。繼胡、顧二家而起,對《水經》之學有所述作者有黃子鴻qf儀QF與劉繼莊qf獻QF廷二氏。黃「曾依酈《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又割正《渭水篇》,胡氏書從之辨誤,惜其圖不傳。」劉氏作《楚水圖記》,又欲作《水經注疏》而未就,但存其說于所著《廣陽雜記》中,云:「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于水利農田攻守者,必考訂其所以論之。以二十一史為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于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考正焉。」精詣宏願,或成而散失,或有志未果,殊可惋惜。然遙遙二百年後,此兩盛舉終于完成於宜都楊氏之手,黃劉二家之卓見,實有開闢途徑之功。

清初諸老流風所被,至乾隆時,專門之學遂以蔚成。以治此學先後為序,有全、趙、戴三家皆成通校全書之巨著。全祖望傳家三世,七校成書。畢生探討,于原書刊行體制,亦多創新。每有所得,三千里通函以告好友趙一清,一清亦通夕不寐,擇?而從。不苟同,不掠美,為治學樹立良好的切磋琢磨風氣,《經》、《注》-3436-之混淆終於澄清,難讀之書終於可讀,二人之功不細。全氏七校本身後散佚,距今九十年前,薛福成始為刊行。惜王梓材畫蛇添足,校以戴書,橫來崇戴者襲於身後之攻擊。夫既云身後,事何與于逝者,欲加之罪,辭仍不通。究之,抑全所以揚戴,揚戴所以抹殺「中尉功臣」之業績,取媚喜功之帝王而已!心勞日拙,徒于學術史上留一笑柄而已。全氏治此學于三家為最先,而書之刊行乃最後。趙一清之書,不幸亦刊于身後,遭遇略同,宜乎清苦老書生如楊守敬及其弟子熊會貞者,無力及身付梓而為之動心矣!

全氏於其五校本有題詞,可見其風度與識力。於酈書及杜佑之評語作平心之論。「須知自班《志》後,《續漢書》於水道即極草草,若非?長此書,誰為綜覈漢晉以來之水道存其崖略者乎?尚論古人著作,詆之固不可過於深文,諛之亦不必徒為佞語,然後其言可立。若(杜佑)力攻所采雜文逸書之詭誕,則至言也,?長是書之累正在此,反掩其經緯川瀆之實學。」此其一。於《經》、《注》之混淆與其澄清,實導趙戴之先河。其言曰:「《經》文簡,《注》文繁,簡者必審擇於其地望,繁者必詳及於淵流,一為綱,一為目,以此思之,蓋過半矣。」「猶幸割裂所及,止於河、濟、江、淮、渭、洛、沔七篇,若其餘則無有焉,蓋居然?長之舊本也,故取其餘之一百十有篇而熟玩之,而是七篇者可校矣。然是七篇者,大川也,被溷而莫之正,則其書無可觀者,是以不可不急定也。」識力之卓,知所先後,此其二。全氏於《經》、《注》之區分,已有洞鑒。其言有:請以《河水篇》一條證之。《河水篇》(卷二)曰:「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是《經》文也。蓋自(入)西平郡界以下,凡十五條,乃得洮水,是皆其補《經》之文,所以詳而有功也。今盡裂其十六條以為《經》,而於是洮水之文複出。朱(謀?)、胡(渭)改《經》以避《注》,《經》之受累甚矣」。(朱《箋》不能區分-3437-《經》、《注》,乃欲改洮水為澆水,胡渭因之。)何焯首疑之而未有所說,全校始予糾正,今以「《經》文言過《注》文曰逕」之全書通例衡之,亦皆無誤。此其三。由校勘家之常談言之,每以宋槧本為至可靠,於舊籍之校理,往往據宋本以正異同,全氏初不迷信盲從,其言曰:「今世得一宋槧,則校書者憑之以為鴻寶。宋槧雖間有謬,然終不至大錯也,而獨不可以論於《水經》。蓋《水經》自初雕時已不可問矣。(說己見上文)昔人校書,不敢輕下雌黃,於錯簡則曰,疑當在某條之下,於訛字則曰,疑當作某字,蓋其慎也。予初亦以此施之《水經》,勢有所不能。其《經》、《注》相溷之處,若不合并為淨本,則讀者終茫然無理會,故不能復沿其舊,但於其水注明舊時之誤而已。就具體之書作具體研究分析,求便讀者,此其四。劉知幾《史通·補注篇》有云:「委曲?事,存於細書。」章句之下,復有細書、小書,以《洛陽伽藍記》為例。全氏通校酈書,創為新例,其言曰:「蓋?長之《注》,原以翼《經》,故其專言水道者為大注,其兼及於州郡城郭之沿革而不關于水者乃小注,旁引諸雜書沿革逸事,又附注之餘錄也。故大注為大文,小注則皆小字。不知何時盡鈔變為大文,而於是《注》中之文義,遂多中隔,不相連屬,蓋自宋槧已然。而求水道者愈目眩神搖,求其綱領而不得。」全氏三世之勤,至祖望「始直令?寫為大小字,作定本,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舊,然而較若列眉矣。」趙氏一清、王氏先謙合校本,楊、熊兩先生之疏本皆師其意,續有增進,如《經》文頂格,《注》文亞《經》文一格,小《注》亞大《注》一格,疏文雙行更細字(今曰小號字),愈進而愈便於讀者。彼墨守故步者詆為古無此例,亦只見其謬妄而已。形式創新,此其五。自明中葉以至清,論《水經》者各有貢獻。全氏歷?其成績:柳大中校正《渠水》、《潁水》二篇錯簡,又補《渭水篇》脫文一翻,凡四百二十餘字。謝耳伯校正《河水》、《淇-3438-錯簡。柳、謝、黃三家所得宋本似各為一槧。又酈《注》引書有誤,朱郁儀、謝耳伯、周方叔、顧亭林、何義門皆有所辨正。而全氏之友沈繹旃qf炳巽QF與趙一清皆能扶摘疏漏,極多考證。全書不歿前人之成績,予以介紹,其風度遠不同於掠美乃至語言輕薄,一得自矜之徒,文風雅正,此其六。

朱謀?自序其《箋》,以貨財之壅為喻。「高府之財,瓊林大盈之藏,蓄而不散,納而不出,理?勢窮,潰?雷駭。」用意深遠,蓋諷諫朱翊鈞之黷貨無厭。何焯實明此義。全祖望之五校本題詞則曰:「嗚呼,豈獨為定陵言之哉!百世哲王書之座右可也。」謝山此言,由今觀之,謂為諷乾隆帝之竭民脂膏而發亦可。趙一清之自序其《水經校釋》,謂釋之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弼酈亭之違,且曰:「余因思水之為道也,由人之治與不治耳。治之則為利甚溥,不治則為患甚鉅,而是書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於宗,澤被於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絕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堨,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又曰:「嗚呼!八枝代絕,九畫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黃,二渠不釃,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趙氏此言,亦善讀《水經注》矣,讀此書而及於民生日用之切。司馬遷之作《河渠書》,其贊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讀《水經注》而明此義,可知用心不區區限於考古,而尤有在於借鑒以為今用,自朱謀?以至於趙一清,同有此卓識。

朱《箋》引證故實,以輔《注》文。清末王先謙刊行《合校水經注》,甚便後學,其例略雖云其考訂誠為未-3439-精,然仍許其「厥勞甚鉅」。趙氏繼起,「首為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弼酈亭之違」。又於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為刊誤十二卷,以便讀者,為清代治《水經注》之又一名家。趙氏著作之苦心有可足述者,在於愛重前人之辛勤,同時力圖有助於後學。稱朱《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愛之重之而為之釋,所以存朱氏之是。而附以刊誤,則隨讀隨正,頻年竭精力以探求之,薈萃群言,參之本《注》,著厥以來,因取朱《箋》為之言詮句詁,麟次櫛比,各具本元,非欲顯前修之失,聊以釋庸俗之紛。

趙書體制亦有創新。注釋於酈《注》本文之前加卷首。酈亭自《序》,《大典》本有其文,乾隆帝詫為得未曾有。趙氏雖未見《大典》,仍錄存孫潛夫所從柳大中鈔本錄出之有闕文原序,慰情勝無。次列考核諸本之目,附以小《注》,有述有評,甚有益於後來參考魏收。穢史,竟列奉法嚴之酈氏於《酷吏傳》,趙氏別選本傳,詳加注釋,對於理解?長之家世學養及仕履行事,深有裨補。雖形異年譜,然資料之輯錄,尤見其眼光之銳利。其尤足珍視者,於《玉海》得《水經》之目及所少於《唐六典》之二十一篇,而又證以本注及雜採他籍,或補或分,刪去無注無名之「沅酉水」,合得一百三十七水,適合《唐六典》之原數。用力之勤,有過於前人。

卷首之外,更創為附錄上下卷(王先謙合校本全錄之),亦復自成體例。上卷自目錄學要籍《隋志》、《兩唐書志》鄭、晁、馬、王(深寧《玉海》)輯出《水經》與《注》之作家卷數異同始,次及諸家評語與改訂自宋至清初諸老緒言,啟發後人不少。下卷錄南宋以下有關《水經注》刊本序言,趙氏於每篇之末,有所評論。如?長作《注》,重視金石文字,故歷記古碑,間涉異聞,洪适《隸釋》輯為專卷,偶亦弼酈亭之違,「隸自出古,非始於秦」原是酈《注》廣異聞之一斑,下卷錄之。《崇文總目》有「酈注四十卷,亡其五」,今本已佚此條,-3440-歐陽玄、王禕元明兩《序》文中,尚存其說。諸如此類,可資《水經注》版本問題之考證。而桑欽舊說,它篇多作考訂,亦可參考。趙氏取材,頗有眼力。輯錄以類相從,節省後人心力不少,皆趙氏家富藏書,見聞之廣,及其求便讀者用意之體現。全戴二本皆所未有。清殿本區區,於卷首備錄「御製」詩文,用心既異,學人之與以俳優見畜者本異趨也。

趙書生前未及刊行,戴震奉詔校書而考證不多著原由,趙書先成晚出,雷同既多,遂啟後人之疑。趙氏不見戴書,自無掠美嫌疑,可置於不論不議之列。東原為清學第一流人物,竟以此成眾矢之的。楊守敬《疏》中曾舉例證,不為之諱。而於《水經注·疏凡例》中亦有平心之論:「唯經注混淆之故,戴氏條例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約略言之,終不瞭然。」東原在同治此書者造詣之基礎上,貫通條理,寫成綜合的規律性說明,其有助於後此讀者不小。又酈《注》文繁,牽連較廣,戴氏分析行文結構,往往於適當之文句下,注明自某句?某水,使上下相承之?索得以一一分明,對於考定《經》、《注》,好學深思,文理密察,便利來學。學術為天下公器,知識本不當私有,戴校既成為官書,傳流最廣,亦大佳事。由今思之,初不必斤斤於掠美之已陳公案。

《水經注》舊稱難讀難注之書,自清初至十九世紀,學者繼起,其主要成績亦即在於排除障礙,使此書為可讀。撮舉其要如下。

其一為闡明「互受通稱」之例。酈氏自《序》曰:「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此所謂詭號通稱者,實即指互受通稱而言。楊守敬作《疏凡例》,對此曾作闡明-3441-云:「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酈氏以互受通稱說之,遂覺渙然冰釋。此例實發之《禹貢》。《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它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海,亦此例,皆酈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不發,至酈氏始明言之,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郭璞云:「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此類困難,在治《水經》之學時,是一巨大的障礙。清代學者,考古功深,風氣之形成由之,成就之突出過於前代亦由之。

此一認識與班固所創之《漢書·地理志》體系有關。班固作《志》時,全錄《禹貢》及《周官·職方氏》,於郡縣下常注出何時所置乃至王莽的更名。在《志》首云:「先王之W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W《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意在保存沿革,在水道變遷以外袪除障礙,便於後世學人。酈《注》以及後代考索水道者,繼承此一傳統,從而在《水經》之學,綜核名實,闢一途徑考古之功。

清代學者之第二貢獻在於重視實地攷索水道,不完全依賴古籍。楊氏《凡例》所謂水事密,力求有助於古今之通貫。水道遷流之紀錄,已有數千年歷史。或則時通時塞,或者古通後塞,安知堙塞已久者得人功之訪求疏浚而忽能一朝復通之不無可能?又安知古渠道之遺跡獲存者,今日加以工程科學之改造,竟可能大有利於民生?如此等等專恃書本資料或無從解?,一經實地勘查乃事半功倍。考古與水之功必-3442-須結合。此義信而有徵,在酈《注》中,即往往以其本身經歷證明史蹟,甚至重視域外新知而不惜採納宗教徒之瑕未掩瑜的傳說。此無非重視地理水道為此等人所經涉,遂不能割愛。酈氏自《序》以「尋圖訪蹟」與「涉土遊方」相提并論,遂留一優良傳統。治酈書者當力求「心知其意」。清初黃儀已開其先,其後董佑誠作《水經注圖考》,惜早逝未完成,僅存圖說殘稿,揚惺吾盛讚其水事密,非虛語也。圖說結構條理井然,其圖亦依據清內府實測圖。董氏在清中葉治《水經注》學人中,條理縝密,早逝深可惋惜,水之事與製圖固如驂之靳,相輔而行也。汪士鐸有《水經注圖》及附錄二卷,為圖四十二,附以《漢志釋地略》、《漢志志疑》及訂正《水經注》文十二篇,亦知製圖之有必要,與酈意不違。楊守敬對其書有譏評。汪氏書末自記云:「為圖意在以為讀唐以前古書之一助。太平軍興時,稿罹於火,後在績溪,所居深谷,考證無書,不免於舛誤,別有《水經釋文》則無力刊行矣。王先謙合校本,於全氏校本同在不取之列。楊守敬乃繪《水經注圖》,以為酈《注》必有至精至詳之圖,惜其未傳,於是與熊會貞以三年之力,據書以為圖。合纂之疏則為集大成之書。

楊熊二氏的治學方法

自明季朱謀?對《水經注》作通貫全書之研究與整理起,訖于清末,在地學名家之不斷努力下,成果日益豐碩,終于出現楊守敬及其弟子熊會貞經過數十年辛勤寫作而集其大成之《水經注疏》一書。科學出版社影印于一九五七年底行世。賀昌群曾作《說明》,茲不重複,但就楊、熊二氏的治學方法與著書精神作初步的介紹,以供當代學人的借鑒,亦以明楊《疏》所以成功的因素。-3443-

古籍之鑽研與整理,無論研經,治史,皆首重其凡例,後來推而及于諸子的整理校勘,亦無不以推考名例為重要途徑。大凡專門巨著,其作者必自有其體例,遣詞琢句,通貫全書,實自有其內在的規律,名之曰文例或詞例。其成功為系統述作,關鍵有在于此。例之一辭,首見于春秋家之《公羊傳·僖公元年》,傳有「臣子一例」之文。東漢之末,治經大師、古文之鄭玄,今文之何休,兩家釋經,首求其例。鄭注《周官》,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此作注之例也。清末,孫詒讓作《周禮正義》,疏也,于是發明經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于是揭櫫杜鄭訓義與本訓不同者,引申?借以通其義;于是分析?官之目,明?之通例皆先揭官名,次陳爵等,次紀員數。凡此皆通觀全書而得其例,執簡馭繁,疏之能事在此。古文家宗之。何注《公羊》,自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明著例字與傳文相應。清代則常州《公羊》學派承其學,于是劉逢祿有《公羊何氏釋例》之作。而宗鄭氏之學者,凌廷堪有《禮經釋例》之作,任大椿有《弁服釋例》之作,以例治經之方法,遂由今文家而旁及于古文家。以例治經擴大至于以例治注。不僅此也,杜預為《春秋經傳集解》,陰用何氏之方法,為《春秋釋例》一書。其自《序》云:「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何、杜、范皆言例,其實所謂例者,皆三家通讀全經,分條析理,辨其書法之同異,分類歸納,以類相從,發凡起例,取便後學。《公羊》先出例字,杜預治《左氏傳》,用此法以解經,未始不可。其過在于謬造「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之臆說,圖以取勝何休。孔氏《正義》于是有「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襲古文家尊周公以抑孔子之故智,古人重例之本旨遂為爭短長者所亂。今特標言例以便治經,明例以便讀經之義,作注者如此,作疏者亦如此,而讀疏者當如此讀楊《疏》-3444-一義,藉以說明楊《疏》之成功首在于治學方法。

自明楊慎始言《水經》有八例:「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楊氏不知《經》、《注》混淆,故過與逕並列,但其言有例,雖模糊而未為無所見。清乾隆時,全祖望、趙一清亦有見及之。全(記水地之別。見《河水四》)、趙二氏于詞、例文例均曾涉及,楊氏校理《水經注》之獲得最大成績,即在于以例治之,其駁正前人之誤皆以例為據,?疑匡誤,皆有酈《注》本身之文例詞例為確證,蓋數十年沈酣于酈氏之書,得其遣詞行文之特具規例,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古人復生,亦不得不心服也。然其認識之基礎實在于前賢之創見,如互受通稱一例為《水經注》所首先提出,而清初《禹貢》專家胡渭特加標舉,楊氏深明其義,于是用以作《疏》,而水道互通,異名合流,後人遂于以滋生迷惑。此例一明而最複雜之問題迎刃而解,後人讀全書渙然冰釋,實為一大貢獻。請舉例以明之:河水《注》二云:「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熊會貞于《注》文「蒲昌亦有鹽澤之稱」釋之曰:「《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考蒲昌、牢蘭、泑澤、鹽澤見本書者凡四名,而《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牢蘭,亦名臨海,則凡六名矣。」酈《注》分言南河、北河,自合于闐河後,實通為一河,下流既合,遂並其上源亦被以同名。熊氏云:「名稱錯出,蓋酈氏好奇雜采以廣異聞,全書之例皆然,特發其凡于南北二河並入一海,故《西域記》目之為牢蘭海,《水經》則曰蒲昌海。」

楊、熊二氏之疏《水經》,究其文例,其方法亦足以為其它水地舊籍所用,沾溉後人,為功不小,不特治學之方法但施于一書,且推廣及于它書,其治學精神亦深足師法。如《河水》第二篇「 嶺之上,西去休循-3445-二百餘里」一條,熊氏指出《注》文實本《漢書·西域傳》「捐毒國西上 嶺及休循國,東至捐毒衍敦國二百六十里,對觀之則捐毒西至休循二百餘里,故《西域傳》文為酈所本,但改至作去耳」。《疏》文至此已足,而熊氏擴充之,更及于「《西域傳》凡言東西南北至某處若干里者,東西南北主彼言,謂至彼方某處若干里也。酈《注》改至作去,其東西南北仍主彼言。《元和志》則有言至、言去兩例,凡言東西南北至某處若干里,東西南北亦主彼言。凡言東西南北去某處若干里者,東西南北則主此言。《寰宇記》凡言至、言去者亦同。讀諸書者當分別觀之,不得概律以酈《注》,孫星衍由于不知此例故有妄改去某縣若干里作在縣某方若干里。」校者以為楊、熊二先生為此一書作《疏》,于一詞之解釋,得其例,遂因《西域記》及應劭《注》、《元和志》、《寰宇記》同為地理要籍,稽古考史所常用者,連類及之,通觀諸書,各得其例,乃明其同異,指明意義,真舊詩所謂「不把金針度與人」陋習之當頭棒喝,其嘉惠後學之苦心與高尚風格,真堪學習。治學之精神非一得自矜與祕不示人者所可望其項背,此又一大貢獻也。楊氏于《魏書·地形志》亦指出:「《地形志》往往于故郡縣不注沿革,而注于新置之郡縣。董祐城不知此例而于高平縣故城東下疑其誤,賢者不免,可以反證明例之重要與闡明文例詞例之可以節省後來治學者之心力,有益于學術研究。」

以例釋注之方法,不限于注文本身之例,且可以它書之例供校勘之用者,所謂觸類旁通,疏中有之。如《河水三》篇有「河水又東逕副陽城南」《注》文。副陽舊本皆如此作,而全、趙、戴三家皆改作稒,戴且引《漢書·地理志》班《注》五原郡下之,「東部都尉治稒陽」為據,以為即此城,亦謂之稒陽塞云云。楊氏校此條,引班《志》之例駁戴說,戴氏不知稒陽為副陽之誤,趙氏疑之。楊《疏》據「《漢志》都尉不必治縣城」,如上郡-3446-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西河郡南部都尉都尉治塞外翁龍埤,皆因無縣?于郡下,此副陽有城而無縣,故亦?于郡下,若是稒陽,則當?于縣下,而《漢志》及酈《注》稒陽縣下,皆不言東部都尉治之例,定舊本副陽是而稒陽非。

班《志》雖為酈《注》所恪守,甚至曲為彌縫,不似對《水經》之訛謬一一指出,但仍有例外。班《志》重視沿革,後之治經者自杜佑起,即由郡縣之建置更名省度考定《水經》寫作年代,王莽好更名,《漢書·莽傳》存為笑柄,但于考訂不盡無用。然酈《注》有一特例為楊氏所發現,《滱水篇》有之,即不以王莽之縣標水出也。

《疏》承朱謀?之謹慎,不輕改字,而考核甚精細。《河水五》「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順帝更名安平。」此文本應劭《注》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趙校據《郡國志·注》: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延光為安帝紀年,謂道元誤作順帝。于是趙、戴俱改作安平。楊氏考核至精細,本之《漢志》清河郡之信鄉下孟康注「順帝更名安平」,證《注》文不誤,趙氏不細檢《漢志》及酈《注》上文,遂以不誤為誤,而戴氏曾見趙書,其校《水經注》亦貿貿然從之。楊氏不僅據史志,且指出地望相距之遠,信都國改安平者,其地與屯氏河中隔屯氏別河、清河、張甲河、絳瀆諸水,屯氏河豈能逕其地?考古水,趙、戴輕易改字,不如楊之精細多矣。楊氏更有一優點,為其校勘之與年精進。同篇?呂望事,引司馬遷語而繼引《韓詩外傳》語,但全、趙、戴三家俱依朱《箋》之誤,作《史記》語,而定本考得所引實韓嬰之說,改訂出韓嬰之《韓詩外傳》七。此其治古籍與年精進,真足師法。《要刪續補》卷五云:「《要-3447-刪》前編知朱《箋》本又字下非《史記》文,而未得其所出,今始檢出,當作『劉向云』三字。」其時楊氏檢劉向《說苑·雜言篇》,故如此說。其後乃檢得《韓詩外傳》卷七有之,而文字全同酈《注》,定本乃改作「韓嬰云。」觀此知前賢校書之勤有如此者,校勘之功與年俱進,真足為後人整理古籍者師法。

王先謙合校本誤信林氏之說,除偶存趙氏所引外,于全校概以為偽作而削去。楊氏不沒人?,于《河水》五「又東,泲水注焉」之下,詳錄全氏考正「《經》文言濟水自成皋入河,《注》言濟水自溫入河,為水道有變更,故豫書濟之注河,至成皋下則曰今濟水自溫入河,不于此也,此特濟之故瀆耳。其文了然,一至鈔胥妄作割裂,始以此注為經,歷千年而莫之正也。」楊氏于趙氏本不載,知之。

熊氏之校書亦甚精細,今以《穀水篇》之校阮嗣宗《詠懷詩》證之。《注》云: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自朱《箋》謂基當作岑,全、趙、戴三家皆從之。熊氏精細,據《阮集·詠懷》五言詩共八十二首,其「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二句,在第九首,《文選》采之,注前上東門下引阮詩「步出上東門」是也。其「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二句,在第六十四首,而文選未收。注此處正引後首語,作首陽基不誤。乃朱氏誤認為《文選》所采之前首,謂基當作岑,全、趙、戴不檢本集,依改,不思遙遙二語,非《文選》所有也。熊校因《注》文下言「遙遙九曲間,裴徊欲何之」亦見後首,據阮詩本集與《注》下文,以明四家誤改,證佐明確,可謂一字不苟。通檢全集,不限于常見之《文選》,校勘家所宜效法。黃節注《詠懷詩》,於第十四詩即引酈《注》,僅集作逍遙,注作遙遙,其文小異耳。熊氏以文例校注,《疏》之成功有在于此。《晉水篇》有「以周圓溉」一語,戴氏本《寰宇記》之臆改而作「灌溉」,熊氏以《?水篇》注之「用周圓溉」,《沁水注》之「以周城-3448-溉」,《泚水注》之「四周城溉」,《沔水注》之「以周田溉」與此注之為一例,駁戴,可信也。酈《注》有時引用南朝人詩文,當時既南北對峙,頗引起後人之疑,雖名校勘家如何義門亦不免,如《沔水》中引吳均之《劍騎詩》,何云:「道元與吳均同時,安得引用其詩,疑此書後人附益者多矣。」趙一清亦謂當道元之時,均名位尚輕,文字未必遂行江外,贊義門之言精審,其最有名之例也。熊氏校語駁何、趙之說,引《齊書·王融傳》,永明九年為《曲水詩序》,十一年融兼主客,接北使。是時融名位甚輕,一二年間即傳聞北庭,此《序》為北使所贊美。又引梁劉孝綽、陳徐陵皆每作一文,「好事者即諷誦傳寫,流聞殊方(徐傳云遂被之華夷)。道元與吳均同時(按道元亦曾官主客),引吳均詩不足為異,義門疑所不必疑。」熊氏語甚明通。楊氏亦以一書通例校書,且于校酈《注》時,觸類旁通,校它書之誤。如同卷校沔水所逕當陽縣之章山,發現《漢志》、《晉志》、《括地志》、《輿地紀勝》、《名勝志》諸書皆與酈《注》同作章山,獨《續漢志》竟陵下作立章山,迷惑後人,不知立乃有字之誤。楊氏考「《續漢志》縣下言有者,或多至八九,從無一言有下另舉不再言有者。《續漢志》當由傳鈔者誤有為立,不惟山名與《漢志》諸書不合,與《續漢志》通例亦不合。」樹義精確,校勘之能事也。《疏》之成功處最突出者為用詞例,尤在于全書通例。如《江水》一之引常璩《華陽國志》云:「山有大小石城勢。」朱《箋》本與《名勝志》均脫勢字,趙一清據《華陽國志》增補,是也。楊氏申之曰:考《續漢志》引《巴漢志》有勢字,是原有勢字之確證,惠棟《後漢書補注》乃以勢為衍文,失之。《沔水注》?通關勢、興勢皆山名,與此一例。按《沔水注》一有「?水歷?鄉溪出山,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關中,欲修北道通關中,故名為通關勢。」又有「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諸葛亮出洛谷,戍-3449-興勢。」勢皆山名,更無疑義。名家如惠定宇亦偶失之,趙氏增補嫌刊誤未作說明,得楊《疏》不獨酈《注》通,《華陽志》亦通矣。惜標點本《後漢書》但據惠說,未見楊《疏》,仍沿其誤。熊氏亦重全書通例,其校記有助于讀者不少,如《資水篇》特舉之「後世鄉俗之稱隨地變名」一例,述《注》特于發端提明資水以應《經》文,而實?水出無陽縣,謂之大溪水;水逕邵陵縣北,謂之邵陵水;自下出益陽縣逕流山峽,變名為茱萸江,及逕益陽乃謂之資水。此例全書皆然,故特發其凡。資水殊目既多,如此則有便後學。疏本不僅求一書之通例,亦注意群書之別。如《溫水篇》有「《地理志》曰縣在封水之陽」一語,戴氏改在作有,熊氏駁之,謂是應劭《注》文,非班《志》所有,是也。又云:「且有某山,有某水,乃是後世史家辭之例,加之班《志》亦不合。」校者按:《地理志》班固自《注》往往有「某山在何方」之文,如新豐縣下有「驪山在南」,華陰下有「太華山在南」,夏陽縣下有「《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懷德縣下有「《禹貢》北條荊山在南」,美陽縣下有「《禹貢》岐山在西北」,武功縣下有「太一山、垂山皆在縣東」,上曲陽縣下有「恒山北谷在西北」,博縣有「岱山在西北」,山陰縣有「會稽山在南」,凡山皆言在不言有,如熊氏所說。戴氏臆改與班《志》不合。熊所云後世史家辭例,則司馬彪《續漢志》、魏收《地形志》皆用之。惟言有水則班自注亦偶有之,如平原下言有篤馬河,盧氏下再言又有育水、洱水,不言有水,未成通例。

金石之學,宋時始盛,而酈《注》亦詳于碑版,隨地記之,洪氏《隸釋》,輯成專卷以存其目。楊氏于地學之外,金石之學亦有兼長,故作疏時往往博引碑文以資考證,如《河水》三錄《曹全碑》載其祖父曹鳳仕履,楊《疏》以范《書·西羌傳》考之,鳳為右扶風之隃麋侯國相及金城西部都尉,皆與碑合。但《注》言建武-3450-中為北地太守,據《西羌傳》,鳳立功在和帝時,建武似誤,全氏知其在《西羌傳》中,亦未細校,有待于後人之補校矣。

楊氏校注,存疑而不輕改字,其精細處有時旁及于類書徵引它書而誤入于《水經注》者,不以為佚文。如《河水三》之契吳亭條,《元和志》載赫連勃勃與赫連昌在《夏錄》中所載事,似即所指,但準以地望與志不合,于是仍其原文,但作附記以存疑。《御覽》百六十四引《水經注》文與《十六國春秋》同,楊氏以非漢之朔方縣所在,唐有朔方縣,又非道元所及知,乃知《御覽》二條,一引《十六國春秋》,一引《水經注》,傳鈔者錯入《水經注》下。

異地同名,往往有之。酈氏卓識,分別用之,楊氏闡發,足為注家取法。如《莊子·達生篇》之呂梁,司馬彪《注》在離石縣西,酈《注》于《河水三》用之,《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張湛注在彭城。《莊子》呂梁當在彭城,而司馬彪以離石之呂梁解之。《呂氏春秋·愛類篇》之呂梁不發,本離石之呂梁而高誘注在彭城,是乃互錯。酈《注》載司馬彪之說于《河水三》,而于泗水引孔子事,又其絕識。

王先謙合校本之缺點在未見朱《箋》本,故所引有不符原書處。楊《疏》則由于未及見《大典》本。故于戴校之有疑誤處,往往以為戴泥《大典》本之誤。今細校全書,以後出之影印《大典》本對照,則有臆而中者,亦有戴氏未依《大典》本致與它校不同而楊氏亦歸獄于「《大典》本」者,校者隨文指出,茲不一一述之。雖熊氏亦先未見《大典》本,如《河水五》三十五頁齊田汾,「戴改肸,則《大典》之異文。」今按《大典》本明明作汾,熊氏未見《大典》本而臆說。至第十一冊《汝水篇》范曄論條,戴改曄作奕,楊氏未見《大典》本,-3451-誤以為「必是《大典》誤文」,斥戴為鹵莽。熊氏則曰:按「《大典》本仍作曄。」自此以後,熊氏得見《大典》本,故加按語于後,是熊氏後來覆覈時已據《大典》本之證。此雖一字之差,然足以見雖地學大師于校勘時,及見與未及見一有關古籍或舊本,仍于工作有得失關係。熊氏在《河水》五「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條下,即曾謂戴氏校本「所云原本者,指《大典》本,今不可見也。」《續古逸叢書》始印行《永樂大典》本《水經注》,一九三五年出版,楊先生已前卒二十年矣!熊先生得見之,次年即卒,亦不及一一改訂也,惜哉!

楊《疏·凡例》云:「酈氏書中,左右互錯,東西易位,亦不一而足。」其《水經注圖·序》謂酈氏「所據,必有至精至詳之圖,惜當日不并其圖而傳之」,于是復為圖以經緯之,但「酈氏據圖以為書,今乃據書以為圖,川土流移,未必悉還舊觀」。故《疏》中言左右例既多,改舊《注》文左右尤夥(熊氏尤好改),離圖讀疏,非熟知其例不可。今舉有關者于下(以見《疏》先後為序),以諗讀者:一、卷十七《渭水上》「藉水左佩四水,右帶四水」。二、卷三十《淮水篇》「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國安風縣窮谷」《疏》文。三、卷三十三《江水一》「江水入東,右得將龜溪口」《疏》引趙彥衛《云麓漫鈔》文。楊氏謂「酈氏全書?水俱當以此例視之」,亦通例也。四、卷三十五《江水三》「江水左會高口,右對黃州。」「江水又東,右得聶口,左對聶洲」,亦是其例。江水東流,以水為主,故江北為左,江南為右也。推之以城言之,文有向背之分。卷三十四《江水二》歸鄉「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卷十三《?水篇》崞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楊《疏》本熊氏按:「城以南為向,以北為背。」《?水篇》靈泉池「南面舊京,北背方嶺」,亦用此例。-3452-

楊慎始言《水經》八例,曰出曰入,皆在其列。楊《疏》于出入二字亦闡明其例,有益于讀者。如卷十二《聖水篇》有「桃水東入陽鄉」及「桃水2東逕涿縣故城北」。曰入曰逕,《疏》明其有別。戴氏改東入為東逕,熊氏糾之,謂「注例凡水未逕縣城,但入其境者,只稱入,故下無東南北字。戴氏不察故臆改。」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楊氏以趙氏未知其例,故正之曰:「《注》例凡言逕某郡者,必其無附郭縣也,有縣則只稱逕縣而郡在焉。」如同篇有(廣陽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之文,熊氏明其例曰:「酈氏專主考古,凡《注》先云水出某縣,後云逕某縣故城,皆指故縣言,故往往有縣已廢,而稱水出其縣者。」此則言逕言出之例也。尚有變例,《注》多稱歷某川,而卷十七《渭水上》則有「渭水入武陽川」之變文。此皆發明通例實過前人之處,楊慎能重視逕與出入三字而不能深入也。

亦有理校而實據見聞所及自然界之通常現象言之,亦例之類。如卷十六《穀水篇》引《東京賦》之「芙蓉覆水,秋蘭被崖」,戴氏改崖作涯,據《文選》本也。薛綜《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李?《注》引《楚辭》「秋蘭兮青青。」楊《疏》仍作崖,其據曰:「按蘭被山崖,則有之矣,蘭被水涯,未之前聞。」校者謹按:秋蘭一詞,累見于屈《賦》,其在《少司命》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重之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然則堂下非水邊也。《招魂》有「皋蘭被徑」之言,獻歲發春,非秋蘭也。末學謬聞,願從楊校。

楊、熊二氏以數十年心力整理成功一部一百五十一萬餘字的巨著(賀氏說明中的五萬餘字是第四十卷一卷的總計,四十卷每卷末皆有總計),主要貢獻為研究成果,但其讀書方法,以例治而不憑主觀臆見,-3453-所以為今後讀《水經注》此一重要古籍者,不僅提供一比較最完善的本子,尤在於開闢一比較科學性強的治學途徑,於治經、治史、治諸子諸古籍之外,發揚光大,治可以古為今用之文化遺產的有悠久歷史的優良傳統。有堅實可靠的客觀根據,而由精心通讀全書所得之本書內在規律,其立論方為持之有故。運用之以訂正前人之得失,不盛氣凌人,使讀者有切理饜心之感,方為言之成理。吾中華有悠久之歷史,特別富于文化遺產,其可以古為今用,嘉惠來學之名著至多,及時整理,責在今日之學人。校者多幸,自一九七八年春以來,竭其駑駘,點勘是書,綆短汲深,非無自知之明,而所以兢兢業業黽勉受任者,良以祖國之前途日益光明,沐浴于春暉中,寸草之心,如此亦昔人所謂見之于行事者也。所願海內外學人指正其謬誤,則受教益者不僅個人已也。

附記

熙仲之校《水經注疏》,曾由南京師範學院函請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大力協助,當蒙惠設專架陳列常用書籍,節省借書程序時間,裨益不小,特此志謝!又閱覽室顧問江世榮先生隨時商榷,工作人員康曉葵女士、徐春生同志,求書得書,不嫌煩瑣,數年如一日,對熙仲之完成點校任務,熱情協助,並衷心感荷,敬此志謝!-3454-

 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

     汪辟疆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

水經注一書,古今人重視之者有三:唐陸龜蒙詩云:「水經山疏不離身。」宋蘇軾詩云:「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明楊慎云:「水經注?山水奇勝,文藻奇麗,嘗欲鈔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譚元春云:「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木,舟馬相澹;若森森,麗我瞻矚,有高人真僧,迢迢待我,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此文士之重視水經注也。清劉獻廷云:「酈注水經,於四瀆百川源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余為崑山定一統志,遇古今沿革,遷徙盤錯處,得酈注一語,渙然冰釋,隨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猶十得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有志斯民者,不可不熟讀也!」又云:「其書詳於北而略於南,世或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畢沅云:「予服官數十年,頗留意地理之學,以為有裨民生實事,嘗欲疏水經注而不果。」此政家之重視水經注也。宋王應麟云:「酈氏博采地志,窮述水源。」明朱謀?云:「禹貢而下,志地者,迄於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澄任昉先後撰集為地理書,極為賅博。隋-3455-唐之際,陸任所纂,已不可得。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擷彼菁英,豈不誠為六朝異書哉!」胡渭云:「酈道元博覽?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未曾有。」此學者之重視水經注也。諸家所論,或單言經,或專言注,雖指趣各殊,然其重視水經與酈注,則固從同也。水經注之重要既如此,而宜都楊守敬枝江熊會貞共撰之水經注疏,又為集向來水經注之大成,則吾人於感奮忻慰之餘,不能不詳知此一書之原委,與夫楊熊二先生編撰注疏之經過與要義也。

今於未入本題之先,當知水經為一事;水經注為一事,校正水經注為一事,疏證水經注又為一事。

何謂水經?集域內百三十七水,為之正其名稱,窮其源委,詳其經過,以及分合會流入海之道,勒為一書,是為水經。蓋祖禹貢而父河渠溝洫者也。水經作者二說:或云:晉郭璞撰,新唐書王應麟主之;或云:漢成帝時人桑欽撰,唐六典新唐書鄭樵晁公武主之。自清初閻若璩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自戴震謂,班固引桑欽說,與今水經文異,酈注嘗引桑欽地理志,而不曰水經;今道元原序,亦無桑欽作經之文,而桑欽撰水經之說又廢。據此,則作水經之人,言人人殊,皆有待於考定者也。何謂水經注?所謂注者,即因經文過於簡略,為之詳證其源流分合,並旁及經流地域之遺文逸事山川景物者也。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一為晉郭璞,一為後魏酈道元,並皆著錄隋志。郭只三卷,酈則四十卷也。郭書傳至唐時,杜佑猶及見之,通典所謂「郭注水經,疏略迂怪」是也。酈書傳至宋初,四十卷之原本,其中已佚五卷。金禮部郎中蔡珪補其亡失,名曰「補正水經」,書凡三卷,今亦無傳。自郭酈二家之外,唐時陸禋有續水經,李吉甫又有刪水經,陸李二家之書,是否別有新注,書已久佚,無從得知。然畢沅嘗疑-3456-唐宋諸書所引之水經注,不見於今本者,恐別有人在,不必果出酈書也。今郭注不傳,陸李蔡三家書亦亡佚,惟酈道元水經注孤行於世;宋初所亡五卷,亦不知何時何人分析,以還酈注四十卷之舊。而明清兩代從事校理酈書者,實繁有徒矣。

酈氏水經注四十卷,自唐李吉甫刪後,蜀板遷就,頗失其真。(見元文類歐陽元補正水經序。)而酈氏原書,在宋初又亡其五卷,元明之間,若隱若顯。明初永樂大典,雖已收入,顧書在祕府,非外人所能窺;藏書家雖偶有其書,然展轉傳鈔,誤簡=奪,交棘口,至不可讀;而明人以重其詞采之故,終難久閟,刊校者屢矣。嘉靖中有黃省曾吳中刻本;萬曆中有吳琯金陵刻本,同時又有中尉朱謀?箋本;獨趙琦美三校本,孫?夫稱為最佳者,今亦不傳。今所傳明三刻本,惟朱謀?所箋,疑人所難疑,發人所未發,用力甚劬,故神明煥發,顧亭林嘗推為有明三百年來一部書。雖其後論者,褒貶互見,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固遠勝黃吳二家也。清人從事校理酈注者:有孫潛、黃儀、劉獻廷、姜宸英、全元立、全天?、何焯、杭世駿、孫星衍、沈欽韓諸家。自沈氏水經注疏證外,餘皆僅傳手校,並無成書,而沈書亦流傳不廣。其最為世所誦習者:全祖望之七校水經注,趙一清之水經注釋,戴震之官校水經注,三書最為有名。但全書晚出,除趙一清所引用以外,殊少精詣,近人林晉霞斥為偽撰。惟全氏世為酈亭之學,所謂雙韭山房三世舊校之本,未得蕆業,至謝山復手校之,並述其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不可復辨」;並以語之趙一清,趙氏深以為然,沈思澈夜,盡通其說。時趙氏方釋水經注,乃取其原稿,辨驗文義,離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小字別之,使語不相雜,而文仍相屬。條理分明,為酈注別開面目。前人歐陽元功、王禕、馮-3457-夢禎諸人,但稱經注混淆,而不云注中有注,全氏自述先世舊聞,原本如是,又不知果出何書也。故四庫?臣,稱其有功道元,而又譏其託之古本為非。今姑弗論,然趙書用全氏之說,使酈注豁然開朗,固水經注之一大創革也。趙氏又因唐六典注稱:「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而今本僅一百一十六水,或在宋時所亡五卷之內。乃復摭採逸文,證以本注,補滏,洛,滹沱等十八水;又分?水?餘水清濁漳大小遼水,以符唐六典之數。雖訂補矜慎,然恐不免如畢沅所疑也。至其校正異同,離析經注,參伍互證,歸於至當,固校理之偉業也。戴震預修四庫館書時,曾取永樂大典中水經注舊文,`稽近本,據以增補訂正,多至七千二百九十一字。其訂正各條,明注本文之下,並非盡出大典。且其時趙一清氏之水經注釋,?稿進呈,戴氏固亦親見之。是戴氏校定酈注,或旁考?書,或參驗舊本,或獨伸己見。或旁採東潛;皆屬尋常之事,乃後人徒見戴與趙合,而驗以大典,違異又多,遂有竊趙之嫌,恐不可信。自全趙戴三家之書先後刊行,至清光緒年間,長沙王先謙乃又綜合三家,益以孫星衍校本,及盧文弨、董祐誠、丁履恆、謝鍾英之一部補定,以戴為正文,列諸家校刊之語於下,名曰「合校水經注」,讀者稱便。然王書但有綜輯之功,並無精思獨運之見也,是為校理水經注之事。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者,所以浦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水經古書,僅具經流,未稱詳備,酈道元氏固嘗取而注之矣。顧酈書未有取而疏之者,蓋亦難言之也。清人欲為水經注作疏者:清初有大興劉繼莊獻廷;乾嘉間有鎮洋畢秋帆沅;光緒間有長沙王益吾先謙。清初治地理之學者最多;閻若璩、黃儀、顧祖禹、胡渭尤為巨擘,又皆往來於崑山徐乾學之門。劉繼莊以地學之雄,且與四君子有縞紵之雅。以彼識周天壤-3458-之才,加以麗澤講習之益,宜若可以勒成一書矣,然卒不就,士林遙想,至深惋惜!畢秋帆綱羅通方之彥從事校理祕文,當時幕府通人,如邵晉涵、錢坫、洪亮吉、孫星衍諸賢,並皆極一時之選。畢氏嘗與諸子董理酈書,條分縷析,十得三四,亦未成書,今所傳之孫校水經注,丹黃滿紙,為顧千里所嘆服者,即淵如在畢幕中所勘校者也。葵園祭酒生際清季,又承全趙戴校理之業,益以綜覽宏識,為之作疏,似易為功,然亦卒無成書。蓋以王氏綜理?籍,所好太多,未能以專力赴之故也。此三氏者:皆有深厚之憑藉,而皆未能勒成不朽之作。如是,則作疏之偉業,終有待於他人也。

當清之末葉,與葵園並時,有以古今沿革地理之學,稱雄於湖湘間者:則宜都鄰蘇老人楊守敬先生也。有清一代,以沿革地理著稱者:清初則山陽閻百詩,常熟黃子鴻;晚清則鄰蘇。其他熟於山經地志者雖多,取較三家,終難匹敵。而鄰蘇弟子枝江熊固之會貞,家世寒素,追隨楊氏,前後凡數十年,亦以地學專門名家,與鄰蘇共事鉛槧之業,始終不懈,固鄰蘇驂靳也。鄰蘇嘗隨黎庶昌使任日本,曾襄助黎氏影刊古逸叢書。又喜蒐羅古籍,皆中土不傳之祕笈,近瞻史籍,遠稽域外,曾草創歷代輿地全圖,積至四十四種,硃版圖今地,墨版列古名,諸所依據,羅列圖中,為問途沿革地理之津逮。大抵漢魏以來,依據史志酈注;隋唐而後,史志以外,旁採專書;其所不及,則遍稽古今圖籍遺文雅記,詳為著說,今東人之為中國歷史沿革圖者,類皆丐馥於楊書也。又前人為水經注圖,最早為黃子鴻;其次則江寧汪士鐸。黃書無傳,汪書則曾刊佈之。然大體雖具,而乖誤尚多,未臻絕詣,楊氏曩年亦撰水經注圖,依據酈書,纖悉必具,且考訂確鑿,不可移易,精細審慎,遠過汪圖,自有水經注以來所未有也。楊氏熟精酈注,既為作圖,又以趙戴諸家,已-3459-為文字校正初步整理,乃於同光之間,著手為水經注疏。迄於光緒五年,具草麤定,文昌潘孺初先生見之,嘆曰:「此真足使謝山郤步,趙戴變色也,文起梅村未堪比數。一然鄰蘇意猶未愜,終身董理,屢易其稿,而熊會貞氏實襄佐之。積數十年,成水經注疏八十卷,神明煥然。又以其書繁重,晚乃摘取疏中要義,與熊氏共訂之,成水經注疏要刪,及要刪補遺,續補,凡若干卷,刊行於世,見者雖嘗鼎一臠,未嘗不駭其精博也。實則全書精詣,散見全稿中,未及收入者尚多。鄰蘇於民國四年在滬逝世。易簀語熊會貞曰:「水經注疏不刊,死不暝目!」熊氏泣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楊氏既歸道山,而熊氏仍館其家,暝寫晨鈔,二十餘年如一日。蓋已難能矣。今熊氏又逝。全疏增刪補正,略已大定,惟渭水沔水,尚待增訂。臨終又手草遺言,抵其同邑李子魁,依囑整理。[一]是水經注疏一書,自楊氏創稿至今,己逾六十餘年矣。稿凡數本;其一本,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謄清正本,則仍在李子魁處。今余所及覽者,則李君所藏之正本也。

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趙戴諸家之說,悉皆載入。晚年覺其篇幅?長,頗加芟剔。仍酈書之舊,定為四十卷,即今本也。今抽繹再四,知其書精詣,有突過前人者,隨手舉之,略得數事:

一事確定朱本為正文,而據戴趙或己見以訂正之也。明人竄亂古書,其所不通,輒以臆改,遂使原書本來面目,不可復識。惟朱氏以天潢之冑,家富墳籍,識周天壤,又與其友謝兆申(字耳伯綏安人)、孫汝澄(字無撓婺源人),後進李克家(字嗣宗),盡取舊槧,精心校,且深懼古今聞見,互有異同,未敢輕易舊文,俾存真面。注文間有疑滯者,`稽所得,則於箋語申明之,不敢妄改,蓋慎之慎者也。趙戴二家,初皆依據朱氏,惟趙採四明之說,戴託大典之文,始各自董理,以意改正,不復用朱氏之舊。迨趙戴之書,先後流-3460-布,見者又謂二家臆改,反不如朱箋尚存真面,言雖過激,要亦不為無因也。楊氏此疏,乃決定用朱本為正文,趙戴所改,認為確鑿不可移易者,據以正朱。楊熊自定者,亦如之。而全趙戴所改不盡合者,仍返朱舊。此本書之要旨也。今細按全書:凡朱箋本訛注作經,或混經入注者,曾經全趙戴所改訂,且皆確有依據,楊熊皆據之以正朱。而趙戴二家所改訂,不言其依據者,楊熊必追溯其本源,以證明之。如江水過秭歸縣之南注:「原田宅,於今具存」句。朱訛作屈原宅。趙據黃省曾本,改作原田宅,戴改同。熊氏疏:「按名勝志引此文,作原田宅。」此為據趙戴以正朱,兼徵趙戴之依據者也。又江水巫峽注:「絕巘多生檉柏」句。朱本不訛,趙據御覽引此文作怪柏,改檉作怪,全戴同。熊氏疏:「按宋本御覽作檉。」因改檉作怪,以存朱舊,此為訂趙戴之常,以存朱氏之是也。又江水入南郡界注:「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下皆其域也」句,朱本作「自巫上皆其城也」。全趙戴改城作域,楊氏疏從之。全改上作東,趙戴增作東上。戴云:「此乃注釋經文入南郡界」句。楊氏疏:「按漢志南郡,西至巫山而止,再上,別為魚服,屬巴郡矣。當作『自巫下皆其域也』,今訂正。」又江水新崩灘注:「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如笥」句。朱笥訛作屋,全趙戴同,熊氏疏:「按屋與簞不類,不得對舉。考鄭玄曲禮注『圓曰簞,方曰笥』,酈氏蓋本以為說,則屋當作笥,今訂正。」此又獨伸己見,並以訂朱全趙戴之違失也。諸如此類,不勝4縷。古今人體大思精之作,皆有獨到主張,不肯苟同於人,前人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雖在師友,不能依違假借也。楊熊水經注疏,尤於此深切注意,必如此,全書方能獨標主旨,卓爾不?也。

一事詳著注文之出處,以見酈氏刪取?書之跡也。水經既為禹貢河渠之支與流裔,而作注者,則必-3461-廣徵地記,博採山經,以及名勝古蹟之簿錄,道佛虞初之雅記。靡不佐其博聞,供其參證。北史本傳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魏書亦言:「道元與高謙之,袁翻,常景之徒,專意經史,咸稱款舊。」是道元之寢饋墳籍,淹洽可知。又地記之書,魏晉宋齊之間,最為胲備。晉摯虞既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一百七十卷:凡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理、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悉具。齊時陸澄又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梁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紀,凡二百五十二卷。其餘記注,不在陸任地記之內,隋志別為著錄,尚不下數十種。齊梁志地之書,宏富如此;是酈氏作注之時,左右採獲,鎔鑄必多,掇彼菁英,渲其辭采,今原書久佚,後人更無從辨識矣。清初胡東樵最號博洽,而所著禹貢錐指,其草定略例,猶誤認袁山松稱美宜都山水之語,為酈?長之言,其他更可知也。朱全趙戴諸家,箋校酈注,辨經注之混淆,校文字之歧異,疏導之功,自不可沒,而於酈注所本,則未能遍徵出處也。楊熊所疏:凡六朝以前地記、圖經、逸文,引見於唐宋類書,及寰宇記名勝志者,靡不逐條勘覈,證其所出。如江水注:「巴楚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句。則據華陽國志及御覽三三四所引,以見酈注之所出。又注「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句。則據唐志仲產有荊州記二卷,以定注所引,為記中之語。且訂正「巫山在縣西南」六字,乃師古引應劭之說,非班志之文。又注:「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七十三字,則據渚宮舊事及御覽三九九所引,定為襄陽耆舊記之文,與高唐賦有異。又如注寫三峽山水,從「自三峽七百里中」以-3462-下,至「猿鳴三聲淚沾裳」句,凡百五十五字,則據御覽五十三所引,定為盛弘之荊州記之文。又注:「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衣石猶存」句。則據續漢志引荊州記:「自縣北至××有女嬃廟」,是注本盛說。而類聚六御覽一八〇引庾仲雍荊州記:「秭歸縣有屈原宅,女嬃廟擣衣石猶存」,則此文又兼本庾說也。又注:「江水又東逕白鹿巖」,至「故世名此巖為白鹿云」句。則據類聚九五所引,定為出袁山松白鹿詩序,而注文鈔變其辭。即就此一卷數葉中,凡注文所及,幾無一語無所本,它卷隨注附證,徵引尤詳。即此一觀:則酈注之摭採?書,片語隻字,盡成瑰寶,劉繼莊所謂:「如古玉血斑,愈增聲價」者,皆前人無數心血所結集也,豈但有資於輯逸而已哉。

一事博採經傳雅記,?伍互證,以疏酈注之疑滯也。此屬疏之本體。疏之為義,本訓為通,所謂通其壅塞也。解釋古書曰注,注本訓灌,以此器之水,注入彼器,恰如其量,謂之注。是疏之為義,亦猶治水者從而宣洩利導之也,故疏不厭其詳。唐孔穎達賈公彥之疏經,於注不明者,不惜繁稱博引,務申注義,斯其例也。朱鬱儀之水經注箋,徵引秘文,意在讎校;間有疏證,未臻詳備。且禹貢史漢,尚未究心,何論他籍,故趙一清有朱箋三刊誤之作。趙戴亦僅有刊正文字之功矣,不能為疏,信乎斯事之難也。楊熊既以疏名其書,則於校正文字,詳徵出處之外,自當博考?籍,`稽史實,以疏注義,例如江水注:「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水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句,楊氏疏:「按漢志,巫有鹽官,後為北井縣地,文選蜀都賦:『濱以鹽池』。劉注:『鹽池出巴東北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為鹽。』方輿覽勝:『寶山,在大寧縣北十七里,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即鹽泉也。」以《晉志》建平郡論:「統巫、北井、秦昌、信-3463-陵、興山、建始、秭歸、沙渠八縣;為今巫山、興山、建始、恩施等縣,及歸州地。」又如注:「溪水又南屈逕巫縣,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句。楊氏疏:「按御覽七十引盛弘之荊州記:『巫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帝漿無以過也。』此云潔並高泉,即指帝漿。呂氏春秋本味:『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山海中次十一經:『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寰宇記:『內鄉縣高山,今名天池山。』」此皆博徵載籍,以與注文相發者也。又如經:「又東過邾縣南」,注:「城南對蘆洲」。熊氏疏:「按通鑑:『梁大寶二年,徐文盛討侯景,進軍蘆洲』,即此。胡注:『昔伍子胥去楚出關,於江上求渡』,漁父歌曰:『灼灼兮己私,與子期兮蘆之漪。』子胥既渡,解劍與之,辭不受,漁父遂覆舟而死,是其處。據寰宇記引輿地志,已有此說,考史記子胥傳:『自鄭奔吳,到昭關而後渡江。』昭關,在今含山縣北;則渡處當在今和州東,不在此。且是時楚購子胥急,子胥必於楚境之北,東南行,何得南入楚境?此乃鄉俗傅會之談耳。酈氏不載子胥事,是為有識。文選鮑明遠還都道中作詩注:引『庾仲雁江圖,蘆洲至樊口二十里。』在今文昌縣西,俗名得勝洲。」此又徵引史注而並糾樂史胡三省之失以昭酈亭之矜慎也。他如水經注之地域山川,往往以遷徙靡常,建置無定。楊熊此疏,詳加勘審,概著今名,令讀者一展卷,而識今地之何在。如是,則酈注一書,可以考古,可以證今,可以致地平天成之業,通溝洫而修水利。然後知劉繼莊所稱為「宇宙未有之奇書」者,當非妄嘆也。

一事細按地記圖經反覆讎校以弼酈亭之違失也。古今鴻編鉅製,體大思精,採獲遍及?書,千慮終難免一失;後人讀書稽古,偶不經意,鮮不為古人所惑。何況集域內之川流,述前古之往跡,足未遍及中原,-3464-則遐陬以遠而致誤;目雖罷於墳籍,則咫尺以近而見遺。酈亭生長北方,服官中尉,戴東原所謂「塞北?山,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者,前人已論之矣。楊熊二氏之疏酈書,其於傳寫致誤者:或引?書以勘正,或舉事實以闡明。朱全趙戴,亦所優為。惟酈氏注文之失,則諸家以專力讎校之故,鮮有正糾。楊熊此疏,如注云:「烏飛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山道三百七十里,注於江,渭之烏飛口。」楊氏疏:「按一統志以大溪當此水,是也。但大溪出今奉節西南山谷中,東北流百餘里入江,源流甚短。酈說出樓中逕沙渠,又逕巫縣,注江,無此水道。似以出今宣恩縣之水,東北至恩施縣東,又以清江北源為逆流,踰山下,通大溪也。蓋酈所見之圖籍有誤耳。」又注:「澋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南魚嶽山入江。」熊氏疏:「按如注說,如澋水出今義寧州東北,逕崇陽縣,又西北逕蒲圻縣,至嘉魚縣西入江,今無此水。且崇陽之東,間以崇山,水西流者入陸溪,東流者入陽辛河,亦不容別有自南而北之水,豈酈氏所見圖籍有誤乎?」此據古今水道以糾酈氏所述之誤也。又荊戶虎牙注:「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據險為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句。楊氏疏:「按此條本後漢紀及後漢書岑彭傳。後漢紀於建武十一年,載吳漢等擊荊門。先追述之曰:初,公孫述遣任滿田戎云云。則不以為此年事,岑彭傳,明言述遣滿等在九年,述傳同。酈氏概系之十一年,欠分析。」此據史傳以糾酈氏述史系年之誤也。又江水過邾縣南注:「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句。楊氏疏:「按梁玉繩瞥記:『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舉,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同通借。』酈氏謂仲雍-3465-作莒為非,失考甚矣。」此據左穀公羊以糾酈氏不明古音通借之誤也。凡此皆根據地志圖經史傳雅記以糾酈亭之違失者也。全疏訂正酈失若此類者,實難更僕數,作疏之旨,固在伸引注義,校理異文。然酈氏以一人之力,摭採?籍以成書,則就中歧誤之明顯而確鑿者,使不加糾正,則展轉貽誤,讀者將何從是諟正乎。

右舉四事:殆其犖犖者也。實則楊熊此疏,抉擇精審,包孕宏富。前修是者,片長必錄;非者,必嚴加繩正,期於至當,其引而未申者,稽考不厭其詳。故精語絡繹,神智煥然。真集向來治酈注之大成也。今姑就其餘二事,再揭櫫之,即如水經作者,前人論定,固已言人人殊矣。郭璞桑欽,各有所據。惟戴東原據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成帝時之桑欽。據鍾水條中稱晉寧仍作魏甯,則定非東晉初之郭璞。推尋文句,取證前史,當為三國時人所作。楊熊水經注疏,乃決定為三國時魏人之書。疏中證明有三:其一、沔水經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一清疑此條為後人續增,不知此正為魏人作經之明證。其二、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文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此又為魏人作經之確證。其三、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羡縣,而經文仍稱江夏沙羡;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文仍稱零陽始安。蓋以為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為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旁證也。三證確鑿,則水經為三國時魏人所撰,已無疑義。旁午參驗,視休甯益加密焉。此其一。水經注一書,自休甯戴東原取大典本從事校理;增補刪正,多至七千餘字,刊布而後,議者紛起以為戴書竊取東潛,故與大典往往不合。迄於今日,則以大典本流布之故,比磡戴校,違異更多。而戴氏自稱所增補刪正者,不出於大典,實與朱趙-3466-多從同。如是戴氏竊趙之獄,至此已成定讞,無可平反矣。不知戴氏生際雍乾之間,遺文秘籍,尚未淪失;舊槧名鈔,散在草野,且四庫開館之初,本以蒐葺大典佚書為職志。觀於乾隆御製水經注題詞,沾沾自喜,以為神靈呵護,盡發珍祕於稽古右文之朝,是戴氏校書中秘,自不能不隨聲附和,安敢侈見聞之博,與世主爭短長乎?即就戴書以觀:其考訂各條,明注本文之下,並未嘗盡言出於大典,而自所考定,又未嘗隱而不言,足證戴氏撰修之時,或旁考?書或獨申己見,東潛之所及見者,戴氏未嘗不見之,不能據戴同於趙,即為弋取趙書之證。今楊熊二氏手訂之水經注疏,凡朱全趙戴所據,皆為之追溯其原,與熊氏親見之殘宋本,大典本,明鈔本,又不避繁複,概注於書,俾與戴校互參,而戴與諸本所合為多,又非東潛一人之冥心孤往,闇與神合也。如是,則戴氏參證舊本,據此訂彼,左右採獲之跡,更為顯然。熊會貞氏臨終遺言,亦云:「人多以戴出大典為誣,今據殘宋本,明鈔本,大典本,一一注明,以見戴多本大典,亦不盡本大典,而戴之?可大白於天下矣!」此其二。此二事雖不關於疏之本體,然為讀水經注者所必知。自有楊熊二氏之書,而酈注之沈霾千百年間,一旦開朗;即朱全趙戴四家之書,前人妄為左右袒者,至是可息。後有開物寄興之士,端坐深居,取此一編,遙想孤吟,或自證其山水之好,或有志於濟物之功,真同起酈亭於千古,若端拜而共識也,豈非學術界一厚幸哉!

[一]此數語實不足信。臺北影印本在此文後,並附汪《附記》一則,文云:「宜都楊守敬,枝江熊會貞《水經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運渝,而楊熊二氏生前所用參考書,凡百數十種,丹黃滿帙,極可寶愛,近亦由武昌運至安全地帶。李君追隨熊固之先生最久,私淑鄰蘇。而又親佐熊先生`稽群籍,襄此鴻業。熊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臨卒,又手草《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凡四十條,交李君賡續整理,以竟全功,則此後整理全疏非李君莫屬也。日前李君來謁,亟思於此時設法刊布全稿,以永流-3467-傳,且亦楊熊二先生素志也。余曾以此稿語之章行嚴先生,行嚴先生極願盡力,因屬子魁往謁之。余即用行嚴先生寺字韻,為詩介之,今草此文竟,又念此詩與《水經注疏》有關,並為附錄於此,亦酈書一掌故也。」(詩略)

此《附記》後,又附有李子魁所撰《述整理水經注疏之經過》,副題──《並附熊會貞先生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其中云:「顧天不假年,熊先生逝世,易簀之前,曾致余書:謂『《水經注疏》初稿已成,惟踳駁之處多,急當修改。年華已暮,深恐不能勒為定本,望即南旋,以續整理之業。』且手寫《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如干條,囑余助其未竟之功,子魁受命整理,朝夕其事,爰?其經過,以告海內君子。」

故知汪氏此數語及《附記》所云,實從李子魁此文而來。熊當年有否馳書求李,今已無可核實,但此處所附《熊先生補疏水經注疏遺言》,與臺北影印本同時附載之熊氏親筆所書(影印)共十三頁對照,則知李所謂《遺言》,實是竄改熊親筆十三頁而成。熊云:「請繼事君子」,李則刪「繼事君子」,蓋以「繼事君子」實不指李。熊云:「每卷開首加一行,作孫先梅補疏」,以孫襄熊,功不可沒,李則刪孫之名,而列己名於各卷楊熊之後。其餘改易甚多,已略見拙作《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中。萬目睽睽,令人震驚。不僅酈學史上所未有,抑且罕見於天下士林也。由此可知《述整理水經注疏之經過》亦殊不可信。汪在此文中寫此數語,又作《附記》表李之績,並為詩薦李於章士釗,其所據無非李一面之詞。

                         陳橋驛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3468-

   關于《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

  陳橋驛

《水經注》是我國重要的歷史名著,流傳至今,歷時已達一千四百多年。長期以來,學者對此書校勘箋疏,傳鈔刊印,為后學提供了許多佳本,我在拙作《論水經注的版本》[一]一文中已述其詳。清乾隆一代中,酈學名流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相繼校勘,名本迭出,盛極一時。從此竟有後繼乏人之感。及至清末民初,地理學家楊守敬異軍突起,矢志治酈。在其門人熊會貞的襄助下,盡畢生精力,從事《水經注疏》的撰述。終于基本上完成了這一種酈注最新版本。《水經注》大于《水經》達二十倍,而《水經注疏》則又大于《水經注》近四倍。所以,在篇幅之浩大、徵引之廣博、考訂之精詳等方面,它使以前的所有版本都為之遜色。

此本第一種公開發行的版本,即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水經注疏》,於一九五七年底出版。盡管這個版本如以下將要論述的,並非熊會貞認可的最後定本,但它在國內外酈學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國酈學界老前輩鍾鳳年先生,自此書出版之日起,即著手對此書進行校勘,經過多年辛勤工作,終于完成了長達七萬言的《水經注疏勘誤》[二]。年逾八旬的段熙仲教授,接受出版界的委托,也已經完成了此書排印本的點勘工作[三]。在日本,著名酈學家森鹿三教授于一九六四年四月到一九七〇年三月間,在京都大學人-3469-文科學研究所舉辦了一個《水經注疏》訂補研究班[四]。費時六年,在訂補《水經注疏》的基礎上,出版了他們的研究成果之一,日譯本《水經注(抄)》[五]。

《水經注疏》從撰述到問世,經過情況相當復雜。在我國酈學研究史中,當乾隆年代的鼎盛時期,曾經發生過戴、趙相襲的懸案,至今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而《水經注疏》從其第一種影印本出版到今天,為時還不到三十年,其中已經產生許多令人不解的問題。今日提出來進行商討,或許還有不少知情人可以解釋原委。時日遷延,則不僅將如汪辟疆在其《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一文中所說的:「有關掌故,後世懵焉而已」[六]。而且以訛傳訛,節外生枝,或許會出現更多乖離事實的傳說。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一部巨大的著作讓後世不明真相的人牽強附會。所以特撰寫此文,既把我所知道的此中曲折和盤托出,同時也作為一種呼籲,請海內外治酈同仁,各抒己見,及早把此書的淵源經歷,解釋清楚,使後學不致再在這個問題上虛耗精力,浪費時間。

楊守敬是從清同治、光緒之間就潛心治酈,?手撰述《水經注疏》的。到了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他完成了此書的第一部初稿。但是他不以這部初稿而滿足,從此開始,又在其門人熊會貞的參與下,繼續修改此稿,直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才完成了《水經注疏》的第一次修改稿計八十卷。在文稿修改的同時,他們師生又從事于按文制圖,完成了《水經注圖》的編繪工作,全套八冊,採用古今對照的形式,用朱墨套印,于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刊行。

但這部修改的《水經注疏》並未付刊,當時陸續刊行的,只有篇幅較短的《水經注疏要刪》(光緒三十-3470-一年,一九〇五年)、《水經注疏要刪補遺》和《續補》(均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等。這當然是因為原稿篇幅龐大,刊行不易;同時,楊氏顯然還有繼續修訂,精益求精之意。等到楊守敬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去世時,全稿尚未修改完成。所以他臨終對熊會貞囑咐:「《水經注疏》不刊,死不暝目」。而熊會貞回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七]。楊死後,熊會貞移居武昌菊灣楊氏故居,繼續修訂。「又二十二年,書凡六、七校,稿經六次寫定」[八]。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世變方殷,殺青無期」[九]。說明當時熊氏還沒有一種認為即可付刊的定稿。而他?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棄世。所以今天流行的《水經注疏》,並不是熊氏本人最後認可的定本,這中間還存在?不少值得商討的問題。

由于酈學研究中曾經發生過前已述及的戴、趙相襲的懸案。為此,楊、熊二人盡管是師生之誼,而他們二人都接受這種教訓並在這方面小心謹慎。這在熊會貞去世前親筆書寫的《十三頁》[一〇]中就可以看得明白。《十三頁》指出,楊守敬在生前就已經注意了這個問題:「先生初說,此書二人同撰,文各一半。」楊並且還把此書在日後出版時,楊、熊二人的署名方式也作了規定[一一]。熊會貞出于他對老師的尊敬,在《十三頁》中又另外寫了一條:「文先生三分之二,會貞三分之一」。並且還說:「通體凡先生說,止作『按』字,不必指先生之名;會貞說,則作『會貞按』三字,以示附見。」僅就這一點而言,現在我們看到的本子,不論是影印本或鈔本,就都沒有遵辦。這也就說明,這些本子,都不是熊會貞認可的最後定本。

為了把問題弄得稍有眉目,首先讓我們討論一下,《水經注疏》至今究竟有幾種不同的本子存在?關於這方面,我往年曾經過目的,共有四種本子,即兩種殘本和兩種影印本。-3471-

第一種殘本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的一部朱欄粗格稿本,僅存卷八《濟水注》一冊。這是楊守敬早年稿本的一種,稿本的格局完全是一種開雕的形式,因為當時山東的刻工較廉,所以這是楊預備送到山東去開雕的底本。其事在陳衍的《楊守敬傳》[一二]中記有原委。賀昌群在科學出版社影印《水經注疏》卷首的《說明》中也提及此事,並且把這個殘本也作了影印,作為北京影印本的附件,所以大家都能看到,不必贅述。

第二種殘本是一九四九年武昌亞新地學社的一個排印本,書係十六開,僅一冊,收入《河水注》三卷。卷首有向宜甫序,卷一以後又夾入李子魁?言,向宜甫在序中提到:「余於一九三九年冬晤李子魁教授於重慶沙坪壩,嘗為予道其遺事,並搜集散稿,`稽群籍,更改體例,重加整理,匯訂成書,請序於余,余因之有感焉,爰述其經過如此。」則此書乃是李子魁所「更改體例,重加整理」的。李子魁據他自述是接受熊會貞遺命助楊、熊完成他們未竟之功的。但熊氏親筆《十三頁》中有一條說:「合校本以戴為主,看甚分明。今變動,則以朱為主,而據趙、戴訂之,或自訂。通體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趙、戴等改作正文。不能如合校本之盡以戴作正文也。此點最關緊要。會貞衰頹,不能再通體修改,全仗鼎力。必如此,全書方有主義。」另一條又說:「顧亭林推朱箋為有明一部書。……今以朱箋為祖本,據趙、戴訂之,或自訂之,俾更加密焉。」可是李?未曾遵照熊所說「最關緊要」和「朱箋為祖本」的指示。而自作主張,更改體例,把楊、熊以朱箋「為祖本」、「作正文」的「主義」,改成以合校本作正文。?在卷一署名:「宜都楊守敬撰」。卷二署名:「宜都楊守敬撰,枝江李子魁編」。卷三署名:「宜都楊守敬、枝江熊會貞、李子魁編撰」。說明李不僅更改體例,而-3472-且喧賓奪主。因此,這個本子,雖然也列楊、熊之名,而且封面上赫然《水經注疏》四字,其實只能作為李個人編輯的一種東西,若楊、熊在世,當然是絕不能容忍的。

第三本是前已述及的科學出版社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影印出版的《水經注疏》。此書原委,在卷首賀昌群於一九五五年七月所寫的一篇《說明》中有詳細交代。它原是熊會貞在其修訂過程中請人錄出的一部鈔本。由住在武昌的黃陂人徐恕(行可)所收藏。中國科學院於一九五四年向徐購買了這部鈔本,然後付諸影印。賀昌群說:「這部鈔本是熊會貞生前寫訂的,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錄兩部,一部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另一部即此稿」。李子魁曾經寄給我一篇他於一九五七年元月在北京北魏胡同十七號中國科學院招待所所寫的題為《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即將印行水經注疏》的短文的復寫本(原文在當時是否發表過?我不知道),文內也提及此事:「九一八日寇猖狂侵略我東北領土,熊氏深慮稿本失傳,允許漢口華實里書商徐行可抄錄副本。」則這個副本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後抄出的,顯然不是熊氏最後的定稿。徐行可與熊的關係,《十三頁》中是提及的:「友人黃陂徐恕行可,博學多聞,嗜書成癖,尤好是編,每得祕籍,必持送以供考證,益我良多,永矢弗萱。」這裏雖然沒有談到抄錄副本的話,但根據「永矢弗萱」的關係,錄副是可能的。這個副本之?非熊氏最後定本,還可以從它的錯誤千出中得到證明。鍾鳳年先生在這個本子中校勘出來的包括注文和疏文的錯誤超過二千處。其實,因為鍾先生最後沒有獲得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加以對勘,否則,他必然還能節省大量精力,並且校出更多的錯誤。以《漸江水注》一篇為例,鍾先生校出了楊、熊疏文中的錯誤共四十七處;而我用臺北本對勘,?校出了這個北京影印本的錯誤共五十五處-3473-[一三]。

第四本是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影印出版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這一本雖然經過了較長時期的顛簸曲折,但它的來龍去脈還是清楚的。它的底本即賀昌群所謂「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錄兩部」中的一部。它於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前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董事會作價從楊守敬的孫子楊勉之處購得。當時正值日軍進攻武漢,戰局十分緊張之際。鈔本經搶運到香港,再從香港運抵重慶。國民黨中央社曾為此稿運抵重慶而發過專電[一四],所以是舉世皆知之事。這部鈔本以後又輾轉到了臺灣省中央圖書館,直到一九七一年付諸影印。從鈔本的格局筆跡來看,則賀昌群所謂「同一書手同一時期」的話是不錯的。所不同的是這部鈔本一直留在熊會貞身邊,得到熊的不斷校閱修改,改正了許多抄寫中的錯誤,並加入了不少新的資料,這就是臺北影印本在質量上遠勝北京影印本的原因。此中細節,我在拙作《評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一五]一文中已述其詳,這裏不必贅述。必須指出的是,這部鈔本雖然一直留在熊的身邊,留下熊不斷修改的痕跡。但是,它在許多地方,都和熊親筆《十三頁》的規定大相徑庭。如按《十三頁》的規定修改這部鈔本,有的當然必須大事更改,有的?是一舉手之勞而可就的,但鈔本都未作修改。說明這部鈔本後來也被熊所放棄,熊在晚年必然另有定本無疑。

除了上述四種我往年目擊的本子外,不久以前,我又看到了另外一部鈔本,那是我在日本看到的。因為對於這部鈔本的存在,國內酈學界可以說絕不知情,所以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按照國內酈學界歷來所知的情況,熊會貞當年並未讓日本酈學界抄錄過《水經注疏》的副本,所以絕-3474-不會料到此類鈔本在日本的存在。一九四九年武昌亞新地學社排印本《水經注疏》卷首向宜甫序云:「日人森鹿三,極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絕業,乃於一九三〇年夏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獲,又兩謁,許以重金,乞寫副本,熊氏以大夫無域外之交,因拒之,卒不為奪。」此後,劉禺生在其一九六〇年出版的《世載堂雜憶》的《述楊氏水經注疏》一文中也說:「會貞在日,日人森鹿三極服其學,遣松浦嘉三郎走求其稿,不獲,又兩謁,許以重金,乞寫副本,會貞因拒之,卒不為奪。」則向宜甫和劉禺生所記載當是同一來源。另外,北京影印本卷首賀昌群的《說明》中引用了徐行可的話:「徐氏說:抗戰期中,武漢淪陷時,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壓力。他百計迴避,保全了此稿,未落於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不過徐氏的話與向、劉二人的話當然還應該加以區別,因為這是他的一面之詞。或許是確有其事,也或許是為了借此抬高這部鈔本的身價,我們都無法肯定。不過徐氏的話,對於說明他也不知道日本已經存在了此書鈔本的事,倒是一種極妙的旁證。總之,日本的存在《水經注疏》鈔本,在中國,從酈學界以至熟悉此中行情的書商,可以說都是茫然無知的。

去年九月,我應日本關西大學之聘,為該校大學院(研究生院)作關於《水經注》的講學。其間,又應森鹿三教授的高足,奈良女子大學船越昭生教授之邀,訪問了該校。船越教授和我談及,說森教授生前曾親口告訴他,熊會貞當年曾允許森錄出一部《水經注疏》的副本。當時相互間訂有一項君子協定,即在中國未出版此書時,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這部鈔本。森遵守了這項協定,並將這部鈔本送給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3475-

聽到這個消息,我不久就請森教授的另一位高足,關西大學的藤?真澄教授陪同,去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承該所狹間直樹副教授的接待,隨即從書庫中取出這部珍藏的鈔本讓我閱讀。而藤?、狹間二位又為我在存放此書的書庫及我閱讀此書情景攝影留念。鈔本分裝四函,共四十冊,有京都大學藏書章。每冊卷首均有毛筆正楷「森鹿三氏寄贈」六字。全書字跡端正,雖與北京、臺北二本並非同一書手,但體例、格局與二本無異,其為同一時期抄錄之副本,可以無疑。按森鹿三在日本的聲望和日本的印刷條件,要影印此書當然輕而易舉,但在北京、臺北二本問世以前,此書並未在日本影印出版。則是否就是船越教授所告的所謂君子協定。總之,對於這一部鈔本的淵源,除了船越教授所告及我親眼目擊的實?以外,其他我無法置評,留待國內酈學界繼續研究。

除了上述我見過的五本以外,《水經注疏》的其他本子,必然還有存在,其中最信而有徵而且極關重要的,就是汪辟疆教授在重慶所見的所謂「謄清正本」。汪氏在其所著《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一文中說:「是《水經注疏》一書,自楊氏創稿至今,已逾六十餘年矣。稿凡數本:其一本,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謄清正本,則仍在李子魁處。今余所及覽者,則李君所藏之正本也」。汪辟疆在這篇文章以後還另外撰了一個《附記》,對這部所謂「謄清正本」,說得尤為明白:

「宜都楊守敬,枝江熊會貞《水經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運渝,而楊、熊二氏生前所用參考書,凡百數十種,丹黃滿帙,極可寶愛,近亦由武昌設法運至安全地帶。李君追隨熊固之先生最久,私淑鄰蘇。而又親佐熊先生`稽群籍,襄此鴻業。熊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臨卒,又手-3476-草《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凡四十條,交李君賡續整理,以竟全功,則此後整理全疏非李君莫屬也。日前李君來謁,亟思於此時設法刊布全稿,以永流傳,且亦楊、熊二先生素志也。余曾以此稿語之章行嚴先生,行嚴先生極願盡力,因屬子魁往謁之。」

熊小固、李子魁所帶往重慶的這個「謄清正本」,以後未見出版,下落亦不可知。臺北影印本卷首臺北中華書局編輯部所寫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稿本提要》中也說到:「別有謄本及參考書數百種存李子魁處,不知今猶無恙否耳。」

這個「謄清正本」,不僅其下落值得查訪,其淵源也大可研究。當前中央研究院購買今臺北影印本的底本時,武漢的戰局已頻緊張,據李子魁寄給我當時他與熊心赤(即熊小固)通信的復本,知熊、李二人當時均已離開武漢。當熊心赤從李子魁信中獲知書稿被楊勉之出賣時,熊於這年(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復信李說:「奉足下手書,知先父水經注疏遣稿,已由楊姓出售,得價一萬餘元,其喪心病狂,惟利是圖,一至於此者,實出乎預料之外。……因此稿根本非楊姓所獨有,楊姓無單獨處理之權,而違法出售,當然無效。」這裏使人不解的是,一面痛詆楊姓出售書稿的「喪心病狂」,另一面?身攜「謄清正本」奔走重慶。這中間的關鍵可能是,在楊守敬和熊會貞的時代,楊、熊當然是師生融洽,彼此無間。但一俟楊、熊物故,到了子孫手上,則楊姓和熊姓的界?就劃得十分清楚。楊勉之出售的書稿,是楊、熊合撰的著作,所以「楊姓無單獨處理之權」。而「謄清正本」之所以能讓熊心赤帶走,正是因為這是熊會貞單獨整理,是熊姓的東西。按臺北中華書局編輯部在臺北影印本卷首的提要所說:「先生於民國四年逝世,而固之仍館其家,暝-3477-寫晨鈔,歷二十年如一日。二十五年,固之亦逝,全疏增刪補正略已定,僅渭、沔二水尚待增訂」。則這個「謄清正本」可能就是除了「渭沔二水尚待增訂」的熊氏晚年錄出的定本。誠如是,則「謄清正本」必然遠勝於今北京、臺北兩種影印本。假使這部本子能夠查訪得到,或許就可看到楊、熊《水經注疏》的最後定稿。

「謄清正本」這個名稱是汪辟疆教授提出來的。汪不是一個信口隨說的人。既云「謄清」,必有底本。這個底本,大概就是熊會貞晚年最後寫完的稿本。而這個稿本又到哪裏去了呢?

我國酈學界至今還有不少人知道熊會貞的悲慘結局。熊氏是因為稿本被賣而自殺的。他的鄉友劉禺生的一段記載非常清楚:

「守敬暮年,其書未成,而深信必傳,舉全稿畀之會貞。臨卒曰:此書不刊,死不暝目。會貞頓首涕泣,答曰:誓以畢生精力完成此書,以盡未竟之志。會貞居武昌菊灣楊氏故廬,又二十二年。書凡六、七校,稿經六易,略已粗定,而世變方殷,殺青無期,楊氏後人,陰售疏稿,圖斷會貞生計。會貞郁郁寡歡,因而自裁,與稿俱逝。時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也」[一六]。

熊氏是怎樣自殺的?向宜甫在一九四九年武昌亞新地學社排印《水經注疏》卷首序言中明白說出:「顧昊天不憫,熊氏竟自縊逝世。」

劉禺生所說的「略已粗定」,顯然就是「謄清正本」的底本;所謂「殺青無期」,當是臺北中華書局編輯部所說的:「渭、沔二水尚待增訂」;而「與稿俱逝」一語,說明這部底稿確實已被賣掉了。熊之所以因此走上絕路,也正是說明被賣的不是一部一般的鈔本(當時,臺北本的底本,尚在他手邊;而北京本的底本,也-3478-在近在咫尺的徐行可處),而是至關緊要的、他最後寫定的稿本。這部稿本究竟被賣到何處?至今下落不明。

熊氏死後,盡管北京本和臺北本相繼出版,但是,由於這兩本如上所述,都不是熊氏最後的定本,因此,兩本之中,恐怕有許多地方,都不符合、甚至違背熊氏晚年的旨趣。熊氏晚年的旨趣是什麼?那就是他親筆所寫的《十三頁》。往年,我曾經得到一份李子魁寄給我的題為《述整理水經注疏之經過》的短文的復寫本,此文並有小標題《並附熊會貞先生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後來,當我獲得了臺北影印本時,看到卷首汪辟疆論文之後,就是這篇短文和所謂《遺言》,文字與李寄我的完全一樣,才知道這個《遺言》確是一九三七年李進入楊府後從《十三頁》中整理出來的。不過,當楊勉之出賣這部顯然經過李加工的鈔本時,熊會貞的親筆《十三頁》仍然附在稿內,因此,這《十三頁》也由臺北中華書局影印,緊接在李所整理的《遺言》之下。才知《十三頁》經過李整理以後,牴牾之處?實不少。首先,《十三頁》絕無《遺言》字樣,《遺言》是李所起的名稱。熊在第一頁中寫道:「今全稿覆視,知有大錯,旋病未及修改,請繼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數紙第四頁所說體例改,多刪名子甚易也。」李整理後,把「請繼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數紙第四頁所說體例改」二十字,改成「請依下列所說體例補疏」十字。熊的意思是「請繼事君子」賡續整理,說明他當時不曾指定哪一位。這和前面所引汪辟疆《附記》所說的:「又手草《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凡四十條,交李君賡續整理,以竟全功,則此後整理全疏非李君莫屬也」的話大不相同。汪所寫的這些,無疑是李告訴他的。現在由於核對無門,李的話我們既不能肯定,也無法否定。或許是李的一面之詞,也或許熊確實另有委托他的信件-3479-[一七]。不過,在《十三頁》中刪去「請繼事君子」這樣的話,總不是一個接受《遺言》者所應該做的。

在《十三頁》的第一頁中,另外一條重要的話是:「先生未見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此書各卷,凡說殘宋、大典、明抄,不得屬之先生,當概刪殘宋本作某句、大典本作某句、明抄本作某句。」李對這一段的更改,可以說完全背離了熊的指示。李刪去了「各卷凡說殘宋、大典、明抄,不得屬之先生,當概刪……」的一整段,而把熊寫在版框上端用作說明的一句話:「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皆批見朱箋各卷書眉,又見各卷後」移接到此處,最後李自己加上一句:「改補疏者按」。使全文成為:「楊師未見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皆批見朱箋各卷書眉,又見各卷後,改補疏者按」。這中間,「改補疏者按」這一句出自李的話是大有文章的。因為在臺北影印本的每一卷之首,除了「宜都楊守敬纂疏、門人枝江熊會貞參疏」這樣兩行,又都由李插入第三行:「鄉後學枝江李子奎補疏」。所以,這份經過李修改的《遺言》中的「補疏者」,其實就是李自己。李是一九三七年才進入楊府的,而原稿中「殘宋本作某」、「大典本作某」、「明抄本作某」的文句都是早已寫定了的,怎能一下子都變成這位後來的「補疏者」的作品呢?

其實,上面所引的熊親筆所寫的這幾句話,還只是整段文字的一半。因為《十三頁》是他在許多日子裏陸續寫成,而並非一氣呵成的。熊開始打算刪掉殘宋、大典、明抄的話,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原稿只空了一格,他又繼續寫道:「今擬不刪。以先生說,改寫岑香孫世兄補疏。全書各卷中,先生按殘宋本作某,或大典本、明抄本作某,盡改為先梅按,殘宋本作某、大典本作某、明抄本作某,每卷開首題名加一行,作孫先梅補疏。」這幾句話實在是熊會貞為我國酈學研究史留下的一項重要資料,讓我們知道,在熊當年-3480-對此書慘澹經營的過程中,孫先梅(岑香)曾經是他的得力助手。至少是今日書中大量出現的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作某句,都是孫的勞動成果。楊守敬生前已經規定了此書出版時的署名方式是:「宜都楊守敬纂疏,門人枝江熊會貞補疏」。熊考慮再三,最後?定在這一點上改變他老師的囑咐,把自己的「補疏」改為「參疏」,而加上一行「孫先梅補疏」。在熊的全部《十三頁》之中,這一條可以說最關重要的。古人視所謂「三不朽」為神聖,對著作的署名,歷來是了不起的大事,更何?其老師已經有命在先。而熊最後作出這樣的?定,說明孫先梅在襄助熊的工作中確實不可抹殺。也就是說,孫列名此書,是可以受之無愧的。

現在,不幸的是,孫不僅不曾列名,而在李子魁整理的所謂《熊先生補疏水經注疏遺言》中,竟把這最關重要的一段話全部刪掉了。只是由於當時「武漢時遭空襲」[一八]和「馬當已失守」[一九]的緊張局勢,李在匆匆離開武漢時來不及把熊的《十三頁》從鈔本中抽出,也可能是《十三頁》是楊、熊二姓都知道的事不便抽出,也可能是當時這部鈔本已在楊勉之手中。總之是一個十分幸運的原因,使我們今天仍然發現四十餘年前的事實真相。否則,在此書編撰上作過較大貢獻的孫先梅,將泯泯然永不為人們所知道。

至於李子魁在今臺北影印本的底本上,每卷都署名「鄉後學李子奎補疏」之舉,現在可以斷言,絕非熊會貞的本意,熊會貞臨死前曾函李求助,這是根據李自己的說法,我們已無從核對。就算這是事實,但也?不會有讓李列名「補疏」之意。因為如前已指出的臺北中華書局編輯部的《提要》所說:「全疏增刪補正略定,僅渭、沔二水尚待增訂。」說明整理原稿的工作量已經不大。而事實上,在熊心赤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致李子魁信中所說:「廿六年秋,由楊君勉之及弟商得兄之同意,就楊府藏書處開始校讎工作。」-3481-則李整理此稿的時間還不到一年。我已從臺北影印本中查核了熊生前認為「尚待增訂」的渭、沔二水,內有「子奎按」的,計卷十七《渭水注》三十一處:其中殘宋本作某(有時也包括大典、明抄)的二十四處,只及大典本(有時包括黃省曾本)作某的三處,只及明抄本作某的四處;卷十八《渭水注》一處(殘宋本作某);卷十九《渭水注》四十五處:其中殘宋本作某的四十處,大典本作某的五處;卷二十七《沔水注》六處(明抄本作某);卷二十八《沔水注》十二處(明抄本作某);卷二十九《沔水注》六處(明抄本作某)。以上渭、沔二水共一〇一處,全部都不過是在「守敬按」三字之旁,插入「子奎按」三字而已。而其實在《十三頁》中已經交代明白,所有這些按語,都是孫先梅的成果。在酈學研究中發生這樣的事情,令人不勝遺憾。

前面已經述及,我國在清乾隆年代的酈學鼎盛時期,曾經湧現出諸如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酈學名流和不少酈《注》佳本,成為我國酈學研究史上的一段光輝燦爛的時期。不幸的是,在這個時期之中,?發生了戴、趙相襲的懸案,因而使這個時期的酈學研究蒙上了一層陰影,使不少原來可以獻身研究工作的學者牽涉到這場爭論之中,因而浪費了精力,影響了酈學研究的發展。

乾隆年代以後,酈學研究有過頗長時期的削弱,而楊、熊對酈學的研究和《水經注疏》的撰述,顯然是乾隆以來酈學研究的又一次發展。雖然二氏都早已物故,但後學對於《水經注疏》這部有史以來最大的酈學巨著,仍然懷?很大的熱忱,進行不斷地研究。現在,當我們正在慶幸北京影印本和臺北影印本次第出版的時候,?又不幸地發現了夾雜在這部巨著中間的種種模糊不清的問題和令人不懌的情?。溯昔撫今,確實使人感到不安。-3482-

但是,學術研究畢竟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我們當然不能迴避這些已經出現的問題。我們希望,在經過不長時間的探索和討論以後,這些問題都能早日廓清。

                 原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四年第三輯。

注釋

[一]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年,第三輯。

[二] 《古籍論叢》,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三] 據段熙仲教授一九八三年二月來信。

[四] 船越昭生:《森鹿三先生〈水經注〉研究》,《地理》,二十六卷三期,東京古今書院一九八一年出版。

[五] 陳橋驛《評森鹿三主譯水經注(抄)》,《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六] 《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卷首,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出版。

[七] 汪辟疆:《明清二代整理水經注疏之總成績》。

[八] 向宜甫《水經注疏》(一九四九年武昌亞新地學社排印本)序言。

[九] 劉禺生:《述楊氏水經注疏》,《世載堂雜憶》。

[一〇]熊會貞晚年陸續寫成的修改《水經注疏》的意見,共十三頁,並無任何標題。後來有人更改其內容,並冠以《遺言》的標題。本文據影印十三頁原文,姑名為《十三頁》,以區別於後人更改過的《遺言》。

[一一]據《十三頁》,楊先定:宜都楊守敬疏,門人枝江熊會貞疏,後改作:宜都楊守敬纂疏,門人枝江熊會貞補疏。

[一二]《虞初近志》卷七。-3483-

[一三]《評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一四]臺北中華書局編輯部:《楊熊合撰水經注疏校本提要》。

[一五]《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一六]《述楊氏水經注疏》

[一七]李子魁:《述整理水經注疏之經過》(臺北影印本卷前):「顧天不假年,熊先生逝世,易簣之前,曾致余書,謂水經注疏初稿已成,惟踳駁處多,急當修改。年華己暮,深恐不能勒為定本,望即南旋,以續整理之業。」

[一八]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熊心赤致李子魁信上語。

[一九]一九四九年武昌亞新地學社排印本《水經注疏》序言向宜甫語。-3484--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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