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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3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4-19 点击数:719次 字数:

33

 

江青10月6日被捕,她除了惊讶就是愤怒!

她所在的党宣布她为“反革命”,尽管30年前就已经被国民党宣布为“革命的共产党人”。

10月16日那天,大批群众走上上海街头参加庆祝活动。

从21日到24日,伴随着官方广播、礼花、杂技和锣鼓,数百万人游行在北京宽阔的大道上。

毛泽东生前卫队——8341部队在现场维持秩序。

这是这支部队最后一次风光,不久随着华国锋的倒台也就烟消云散了。

8341部队即建国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是负责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一支警卫部队。

1951年,公安二师更名为警卫师,第四团则更名为第一团。2000年10月,其名称修改为61889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1889部队成立于1953年6月9日,原为是中央警卫师一团,首任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由于8341部队为保护领导人的部队,挑选的人员也较严格,装备也较精良。8341部队曾在1976年怀仁堂事变中拘捕四人帮,对结束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帮助。

1949年建国时,该部队最初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第四团。

1953年,从警卫师中独立,成立中央警卫团,同时番号为“总字001”。

1960年代末,番号变为3747。1964年左右,首次使用8341这一代号。

1975年时,部队代号曾一度改为57001,但不久后又改回8341。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又改为57003部队。2000年10月,其名称修改为61889部队。

8341部队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一直是社会上津津乐道的传闻,有不少版本。

有的说是毛主席进京前在五台山抽签时一个老道给的数字,但并没有解释具体含义,所以毛主席把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就叫8341,后来毛主席活了83岁、执政41年,说这是老道早给算出来的;还一种说法说秋收起义后,毛主席有一把汉阳造的步枪,编号是8341,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把他的警卫部队编号定为8341。

事实上,听张耀祠团长说,8341这个代号就是总参谋部给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军队序列编号,毛主席根本就没有访问老道一说,社会上关于8341番号的其他传闻也是没有根据的。

8341部队新兵一入伍就要进行保密教育,使每个人都能自觉地遵守部队的保密制度,做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警卫工作要做到七分保密三分警卫。

中央首长的车辆、电话、行动方向、时间、地点、食物供应以及内部的警卫部署、武器装备等都要求严格保密。

另外,对部队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其中有这样几条:在政治上要无限忠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立场坚定,历史清白,早期入伍的士兵最基本的条件是:祖孙三代和直系亲属必须都是贫下中农,没有任何一点历史问题;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初中以上毕业。

8341部队是双层领导体制。

从军队序列上说,8341部队归总参谋部直属,后勤供应、武器装备归军方;而党务方面归中央办公厅,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一个直属单位。

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任用都要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别人无权任命。

1969年以前,每当8341部队的新兵入伍,毛泽东都要亲自接见,而别的部队就没有这个殊荣。

一次,江青汪东兴提议让迟群(原是8341部队政治部一名干部,“文革”中去清华、北大支“左”,后来投靠了“四人帮”)当8341政委。

汪东兴说:

迟群不能当政委,如果要他去当政委,必须报告毛泽东同意。”

后来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反问道:

迟群怎么能当政委呢?!”

把江青的提议顶了回去。

8341主要干部的任用、指挥掌握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手里,这是8341部队的最大特点。

在生活待遇上,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与其他部队一样。入伍时每月津贴是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第五年15元,同全军津贴标准一样。

如果说有点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刚刚试行的确良军装时,首先是在8341部队试穿的,然后才逐渐在全军配发。

由于8341部队的一些岗哨位置比较重要,哨兵的穿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军队的形象。所以给这些重要岗位的哨兵配发了呢子军装和皮鞋,但下岗后就得脱掉,属公用品,就如工作服一样。

在政治待遇上,8341部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比如毛泽东去世后,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可以全体去瞻仰遗容,而其他部队只能派代表。

另外,国家或北京市一些部门搞活动,如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参观展览等,8341部队的票或名额就比较多,座位也比较好,有点高看一眼的意思。

当然,8341部队复转人员的安排,各地方领导也相对比较重视。

8341初建时只有1000多人,主要任务是保卫五大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归公安部第九局领导。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是罗瑞卿,九局局长是汪东兴,副局长是张耀祠。

文革”开始以后,8341部队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汪东兴具体负责领导、指挥。 

8341是总参谋部给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序列编号,文革后期番号一度改变,部队规模也从团扩编为师。

1969年部队人员已达8000左右,辖7个大队,36个中队。

8341初建时警卫单位或目标较为集中,主要有玉泉山、新六所、中南海等地,后来扩大到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

文革”期间由于警卫范围大大增加了,又多了昌平农场、北京植物园、花园村、东官房等地。

8341部队的警卫工作组织相当严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住地周围及生活区有多道门卫,无关人员,包括8341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经批准和同意根本不允许出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8341部队还曾办过小工厂及农场。

小工厂是由汪东兴亲自主持办起来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央首长、部队服务,同时也生产部分工业品,如中国援外飞机上用的包装箱、电子工业上用的真空泵、农业上用的脱壳机、建筑上用的液压千斤顶、民用的信封机等。

我们的产品质量很好,有的还销往了国外。

这个小工厂从3个人起步,最后发展到80多人,20多个工种,50多台机床设备。在这个小工厂里培养出不少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机床维修工、电工等,许多人回到地方后都有了用武之地。

考虑到首长及部队的有些用品,到社会上去做不利于保密,所以就由警卫自己来干,为了保证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需要,多次通宵达旦、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任务。

看过电影里或照片上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屋中的那个大地灯吧,那就是警卫克服重重困难,为毛主席制作的。

警卫也为周总理等其他中央首长制作过许多生活用品。

文革”中,8341部队接收了几个农场,如昌平农场、北京西郊的巨山农场等。

巨山农场是中央首长的食品供应地,但时间不长就又交出去了。

而真正属于8341部队的农场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玉泉山农场,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旁。

这个农场“文革”前8341部队驻有一个骑兵中队,养了一些军马,因为有的中央领导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马有一定的感情,喜欢在工作之余骑骑马,作为一种爱好和休闲方式。

后来骑兵中队被取消了,但农场却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农场主要种些稻子、青菜及养猪、养鸡等,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

毛泽东给8341部队三项任务,他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再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家去看看,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但是可不要说是给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还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干部,不要摆架子。”

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来了解全国的情况。

他还亲自为8341部队撰写了“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每当新兵入伍,部队首长都要首先进行这五条要求的教育,特别是保密的教育。

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学习上关心部队8341,生活上也是特别关心。

1970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问中国时,给毛泽东送来一些芒果,张耀祠团长怕放坏了便对张玉凤说:

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是否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去一些?”

毛主席却说:

不要给他们,给大师傅、你们和警卫战士吃吧,你们比我的儿女更好。”

由于人多,部队8341后勤部门每人分到一个。

当大家听说是毛主席送给部队8341的芒果时,都非常激动。

还有一次,金日成来中国访问送给毛主席一些苹果和梨,毛泽东也把这些水果送给了警卫战土。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和普及率都是很低的,毛泽东就把田中首相送的彩电转送给了8341。

毛泽东称“8341部队是一支好部队”,他曾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讲课,还亲自为部队撰写了“出差守则”。

由于8341的特殊地位,“四人帮”千方百计想往8341部队安插死党,但都没有得逞。

毛泽东对8341部队是特别信任和关心的。

1969年以前,每当8341部队的新兵入伍毛泽东都要亲自接见,而别的部队就没有这个殊荣。

五十年代,在毛主席的号召下,8341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学习热潮,毛泽东亲自给警卫战士讲课、批改作业;六十年代,部队开展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活动;七十年代,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

 

关于“8341”的来历,传言不少,有人说,毛主席是在征求了一位算命先生的意见后才这样决定的,而他恰巧活到83岁,前后主政41年。

孟进鸿说:

这个代号怎么来的耀祠同志最清楚。他到任后,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了报告,这个番号是按编制序列来的,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派什么人去拜访过什么算命先生。”

实际上,8341部队只是部队的建制编号,建制单位是总参谋部,但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第九局领导,这个数字纯粹是个巧合,绝不是老道的灵验,何况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有去访问过什么老道。

这便是8341真实来历。

 

华国锋的突然崛起是文革混乱局面的结果。

没有人遵守法律,主要的决策都来自于批准,甚至不清楚是谁的批准。

如在1976年春,“党中央”任命华国锋为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但“党中央”可以是中央委员会,也可以是毛泽东,或是党的集体领导。

华国锋是自封的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还是毛生前所指定的?

没有人知道。

他是如何获得权利,可以逮捕“不可一世”的江青的呢?

更没有人知道。

在毛的晚年,他的语录被解释为权威的“最高指示”。

10月25日,也就是华国锋被宣布为党主席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刊载了官方的解释(不管是否经得住推敲),并在几个月里用其他“证据”佐证。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给华国锋的手令中(尽管其内容是让华国锋负责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在后来的清算“四人帮”的运动中,毛泽东的这份手谕华国锋根本就不敢拿出来,只是断章取义地将“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拿出来扯大旗做虎皮。

对华国锋政治对手的中伤很快就开始了。

第一个迹象就是引证所谓的毛对江青及其小团体“不悦”的历史。

同时,大字报和其他媒体也开始诋毁江青及其挞伐她的“滔天罪行”。

华国锋执政后,煞有其事地将所谓的主席生前对“四人帮”的评论(自然是断章取义或修饰过后的)搬出来公之于众:

1974年7月17日,毛警告说:“要注意,不要让自己成了四人帮”;12月24日又说:“不要搞帮派,要垮台的。”。

在同年11月和12月期间,筹备四届人大之际,毛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做人大委员长,自己做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1975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什么你们还要那么做呢?”

接着,毛还严厉警告说:

“如果今年上半年不解决,那就下半年解决;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后年。”

毛泽东明明没有指名道姓,可华国锋硬是别有用心地将矛头指向江青。

他是毛指定的接班人,谁又敢怀疑他不是“假传圣旨”呢?

而毛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时早已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

江青原先用以攻击他人的言辞此刻被华国锋反其道而行之,用在了她自己身上。

鲁迅说过:“要痛打落水狗。”

华国锋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要打倒“四人帮”,而且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江青永世不得翻身。

鲁迅先生若泉下有知,又该作何感想呢?

江青对于中国人是“文明人”的长期质疑何时变得如此有说服力?

毛倡导的思想革命化的成功何时变得毫无依据了?

大字报再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威力。

一些人要求:“把江青碎尸万段!”

另一些人要求:“火烧姚文元,或用笔砸烂他的头!”

原因是鲁迅曾将笔化作匕首。

还有一些人得意洋洋地展示他们的漫画,漫画上画的是“四人帮”伸长舌头,张开血盆大口。

报纸和广播无节制地遣责江青的“罪行”及她的私生活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江青被说成是“私生活糜烂”的“娼妓”。

尽管没有证据,尽管她的许多男同志公开或半公开而又没有政治风险地拥有自己的情人。

报纸遣责她总是对毛喋喋不休,实际上是毛曾以此打趣赞扬过她。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4天,江青还坐在毛的床头打了几个小时的扑克。

一家湖南电台报料说:

“江青承认自己想成为另一个吕后或武则天。虽然她代表的阶级更先进,却无可奈何。因为吕后或武则天能拉拢到同盟者,她不能。”

江青曾从图书馆借阅有关女皇的书,也被人渲染为她有“野心”。却没有人敢指责毛泽东读史书是为了个人掌权。

在毛临终时,据说有人听她说:

“男人应让位于女人,女人也可成为君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有女王。”

纯属扯淡!

1974年11月20日,我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

请她澄清她在1972年所做的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并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评论一下今后中外关系的发展趋势。

没有收到她的回复还是第一次。

第二年1月,何理良和在北京的黄华向我施加更大压力,让我写毛泽东而不是江青的历史。

当时弄得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

 

黄华(1913年1月25日-2010年11月24日),曾用名王汝梅。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中国外交家燕京大学毕业。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交部部长

黄华同志1913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磁县

他从中学时代起就追求进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

1929年考入东北交通大学预科,开始阅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31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立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斗。

1932年秋,黄华同志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地区的入侵不断加剧,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

他参加了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并发起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

1935年5月,当选为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秋,参加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他参与组织指挥了影响全国的一二九运动

此后,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任第三团团长,深入工农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1月,黄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学生联合会主席。

同年6月,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他担任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翻译,陪同其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

在陕北苏区,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征战行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同年11月,被分配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工作,任后方司令部秘书兼英文翻译。

1937年8月,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黄华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负责接待和培训来自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的工作。

之后,他先后在西安、武汉从事青年工作,历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务。

他在武汉筹备成立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参与创办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培养大批青年骨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9年,黄华同志返回延安,参加筹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任学校教育长。

1941年6月,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任朱德同志政治秘书。同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党的对外交往的各项工作。

1944年6月,他参加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年7月,为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外事组,他任外事组成员、翻译科科长、联络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他正确执行党的外事工作方针政策,坚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华同志于1946年1月到北平,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

他协助叶剑英同志妥善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美国的关系,并负责联系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新闻官员,向北平中外记者发布新闻消息及提供有关军调处小组的工作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大量运送军队到华北、东北发动内战的阴谋。

他还积极同驻北平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建立联系,努力为解放区争取急需的药品、医疗设备和农业生产物资。

全面内战爆发后,黄华同志于1947年2月回到延安。

同年3月,再次担任朱德同志政治秘书,跟随由刘少奇朱德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

同年7月进驻西柏坡,随即参加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任晋察冀阜平(王快区)土改工作组组长,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

他深入土地改革第一线,正确落实党的政策,从事土改复查和“填平补齐”等工作。

平津战役胜利后,1949年1月,他奉调天津,任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后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参与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负责处理有关对外事务。

同年10月,任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为解决涉外工商业劳资纠纷等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华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在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多次参加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调入外交部,先后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务。

1954年4月和1955年8月,随周恩来同志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万隆)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

1958年8月,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

1960年8月,黄华同志任中国驻加纳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1966年3月,任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特命全权大使

任职期间,他大力开展工作,广交朋友,促进了中加、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增进了中加、中埃人民友谊。他还率团访问了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达荷美(今贝宁)、毛里求斯刚果(布)等非洲国家,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建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1年7月,黄华同志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接待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建交大门作出了贡献。

随后,黄华同志任中国首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后,黄华同志于同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副团长和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

在重返联合国的头5年,中国代表团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同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并签订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公报。

中国代表团于1972年初向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提出,要求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得到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为日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清除了障碍。

1976年12月黄华同志任外交部部长,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黄华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对我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为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间,他先后陪同中央领导同志或率团对亚、非、拉、欧、美50多个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呕心沥血,为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做了大量工作。

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加强外交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外交礼宾改革。

他以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超的外交艺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黄华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29届、32届、33届、35届、37届联合国大会。

1978年8月,他同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他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主持了与美国代表的建交谈判工作。

1979年随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

1982年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八一七公报”。

1982年11月,黄华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同苏联外长会谈,成为中苏关系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期间,他还领导外交部就香港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努力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3年6月,黄华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和其他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他充分发挥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优势,大力拓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对外交往活动,接待会见许多来访的外国议长、议员或议员团。

1984年2月,黄华同志率团出席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首届大会。

1984年12月至1987年11月,先后率团访问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芬兰等国家。

从1985年起,他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及其历届年会,大力宣传我国对外开放、维护国际和平和反对“台独”等政策主张,积极扩大中国对外国议会和众多国际组织的影响。

黄华同志曾先后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和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积极从事国际友好交流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

黄华同志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黄华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祖国无比热爱。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黄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把祖国的利益和尊严放在第一位。

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在错综复杂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他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是我国外交战线“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楷模。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注重对外民间友好交往,广交深交朋友,增进了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在教育、福利、对外宣传和友好活动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和爱护干部。

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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