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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2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4-14 点击数:830次 字数:

28

 

将近1973年底,一连串政治人物的病逝回快了权力交接步伐。

12月,江青的老朋友康生去世。

新年过后的第8天,江青的另一个温和派支持者周恩来死于癌症。

邓小平时隔10年后重新复出,代表病中的周恩来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并出席了一个多星期后的葬礼。

葬礼通过卫星传播到全世界。

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面容憔悴,与前来作最后告别的新老领导人一一握手。

江青表情忧郁,握住邓大姐的手久久不放。

为总理葬礼而奔忙,是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最后一次政治演出。

不久,邓小平又一次被罢黜。

在1976年3月《红旗》上,初澜发表文章说:

“对革命样板戏的争论,是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在文艺领域斗争的焦点。”

抨击“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全国性运动同时展开。

这一次,群众分成了不同的立场。

1976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来临。

1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总理。

活动逐渐演变成了暴力、谩骂和焚烧汽车的骚乱事件,并造成了1000多人被捕。

党中央通过媒体谴责这次的示威是反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活动。

一些悼念周恩来的花圈上的口号明目张胆地攻击女性统治者,包括英吉拉.甘地和慈禧太后,并以此影射江青。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此类诗词倍受关注。

四五运动,即“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的群众性非暴力反抗的抗议运动。

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义的非暴力反抗的革命运动。

该事件在当时被错误的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半后被予以平反。

四五运动成为了该年全民反抗四人帮的一次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直接带动了半年后四人帮的被粉碎。

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

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

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

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

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

9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和枪械,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

197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

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7日,毛泽东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

姚文元组织攥写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76年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同时,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5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事件进行调查。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其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文革结束两年后,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予以正式平反,并指出此次天安门事件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和株连的所有人予以平反。

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万岁!》,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

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人民心中这种爱憎情感的集中爆发。

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

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

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社会上流传这次事件死了很多人,血流成河。

平反后,中央两次派人深入各单位、各医院太平间、火化场等调查,结果证实没死一个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将军,肩负不同寻常的使命。

他在粉碎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有目共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吴忠有忠”。

在“文革”动乱岁月,吴忠在京工作十年,经历严峻考验,“出污泥而不染”,确非易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巨星陨落,天地同悲。

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

  周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连一个省军级干部去世后的灵堂都不如。

负责警卫工作的吴忠忍着悲痛,气愤地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谁决定的?

吴德长叹一声,说:

在哪里向总理遗体告别,市委提出了几个方案,上面只让在这里进行,我们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对不起总理他老人家了。”

吴忠向总理遗体三鞠躬,流着眼泪默默地走了出去,心中气愤难平。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当年3月底、4月初,北京市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颂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吴忠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为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而高兴。

他指示在广场执勤的部队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整齐,以便群众参观瞻仰,同时加强巡逻,防止失火。

  4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摆满了花圈,吴忠指示警卫部队引导群众将花圈摆放在长安街路北金水桥南的灰观礼台上。

当灰观礼台也摆满花圈后,吴忠又指示天安门管理处开放金水桥北的红观礼台(历来仅供国内外贵宾观礼),让群众上去摆花圈。

  “四人帮”为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一再向北京市领导施加压力,要市委阻止群众送花圈、戴黑纱、佩白花。

吴德在会上表态要“服从中央的指示”,实际上是阳奉阴违,没有向下传达。吴忠与卫戍区负责同志反复商量,决定“软顶”,只是例行公事地执行警卫职责,维护广场秩序,不干预群众悼念活动。

  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

十几天以来,广场上人数少时数万,多时数十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挤、踩伤亡事故。

早在4月3日,吴忠即与吴德及市委秘书长周家鼎等同志商量,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征求对花圈处理的意见。代表们要求将花圈摆到4月6日,到时群众自己取回。

  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与会者开始时已基本上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4月6日收花圈。

不料,江青接到密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人发表演说骂江青。

四人帮”借机在会上大闹起来,说北京市领导为反革命提供讲台。

江青指着手表说: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花圈撤了,还指名要吴德立即把发表演讲的人抓起来。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能不执行。市委连夜调了200台车,将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将一部分制作精致的摆在中山公园。

  5日上午,几万人涌向人民大会堂和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群众越聚越多,群情越来越激愤,少数人开始砸汽车、烧广场指挥部。

  上午9点多钟,人民大会堂告急。

大会堂负责人打电话要吴忠派部队保卫大会堂,汪东兴也几次催促要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

  吴忠经过与卫戍区领导集体讨论,上报中央军委批准,从城外部队调8个营进城。

吴忠命令部队一不带枪支,二不带棍子,徒手执行任务。

由于民兵派出去之后,大会堂东门局面依然如故,没有丝毫好转。

上面一再电话督促:

部队什么时候出动,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中央等待答复!”

  中午,卫戍区增援部队到达大会堂附近待命。吴忠在历史博物馆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几次拿起电话,又几次放下来,难以下达出动部队的命令。

  4月5日,政治局会议把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8点合围天安门广场。

  当吴德和倪志福带着政治局的决定,到卫戍区与吴忠等人研究如何执行时,吴忠内心根本不同意把广场上悼念总理的群众当反革命看待,他首先想的是如何保护群众。

  5日,从下午起连续广播经中央审查过的吴德讲话,意在促使广场上的人群离开。

同时在广场周围路口设置劝阻站,许出不许进,借以减少广场上的人数。

晚8点前后又两次开了广场全部照明,意在警告人们离开。市委领导虽然苦心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广场上人数还是不少。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有时间离开险境,吴忠一次又一次提出迟滞行动的托辞:当天是星期天,集中民兵难;先到的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的多,执行这种任务难……

  “四人帮”频繁“督战”,吴忠则一拖再拖。

他知道公共电汽车晚11点收车,广场上群众会有大批人赶末班车回家。直到夜里11点,吴忠才下令行动。

  合围清场时,广场上只剩下200多人,都聚集在纪念碑附近,没有发生冲突和伤亡。

吴忠指示公安局对200多人区别对待,除带凶器和传单者留下审查外(不到50人),其余大多数人在天亮前通知他们所在单位领回去。

  事后,“四人帮”指责吴德、倪志福和吴忠把人都放跑了。

他们三人私下议论:

这次冒着生命的风险,总算避免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吴忠的行为直接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谚语:

“将不在外,君命也可以有所不受。”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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