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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2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4-13 点击数:683次 字数:

27

 

江青以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道:

“我们认为基辛格不可能脱离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思想,阶级利益决定了他的本质。他不能理解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的全部矛盾。基辛格同其他历史上的反动政客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冒险家。美国政府必须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不再干涉他国主权和国家根本利益。基辛格谈到了势力的均衡,说明他看到了矛盾的存在,但并寻求在新条件下解决矛盾。他想回避对抗,这是一种鸵鸟政策。”

江青承认:

如何掌握和控制海外华人行为的办法,使他们远离外国价值观的腐蚀,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对儒家来说都是个问题。

在思想改造阶段,对外派出高级代表团是有风险的。

当然,外交人员不会像国内的人一样,在纽约和巴黎贴大使和外交部长的大字报。

为了转移话题,江青引用了一句古谚语: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将领远征在外可以应急作战,(胜败乃一瞬间之事,战机不可失)不必事先请战或等待君主的命令再战(如再请命,怕是贻误战机)。

还有一层意思是,将士在外随机应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遵守君王的命令。

东周列国志》第一百回:“侯生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信,或从便宜,复请于魏王,事不谐矣。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与俱行。晋鄙见从甚善,若不听,即令朱亥击杀之。’”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原则。但凡明君圣主,只要头脑清醒,对于征战在外的将帅,只是遥相节制、赋予将领充分的自主权,而非“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干预前线兵务。结果往往是前者得胜,后者败北。

春秋时吴王孙武的孙子十三篇的使用有点怀疑,孙武用宫女练兵,三令五申后以吴王两个爱妃为首的300宫女仍然嬉闹不听将令,孙武要斩杀领队的吴王两个爱妃,吴王派人持节杖要求赦免。

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仍斩杀二爱妃,又挑选二名队长继续操练,把300宫女训练像正规部队一样。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平定羌乱的战斗准备。

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

这时宣帝已调发六万人准备大战。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

宣帝把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命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

赵充国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与长史董通年上书权衡利弊后,慎重建议:欲捐、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意思是,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其上书发给群臣议论。

公卿议论者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而且倚仗开部落的协助,难以对付,不先破、开等部落,就无法打击先零。这种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

宣帝于是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发下玺书嘉纳其策。

同时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

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由此可见政治家在军事上不一定是行家,中兴英主汉宣帝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可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极端重要性)。

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

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说: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羌。

今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

先零羌为主谋,深恐汉军到来而羌、开羌背约,如果汉军“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耗费巨大,旷日持久。

最后说:“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如果马上进兵,“诚不见其利”。宣帝从谏如流,很快地采纳了赵充国之策。

赵充国领兵到了先零羌所在地。

先零羌因长久驻于一地,思想上松懈,突然看见汉军大部队到来,抛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道路险隘,赵充国缓慢地驱逐之。

有人说逐利宜速不宜迟,赵充国说:

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果然,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斩首五百多人,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

汉军到了羌地区,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羌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地说:“汉果不击我矣。”

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

愿得还复故地。”

赵充国报告这个情况,还未得到答复。

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

赵充国说:

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

意思是,你们都是从自己方便考虑,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靡忘以将功赎罪论。后来羌竟不烦兵而平定。

原典: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孙子说:用兵的原则,将接受国君的命令,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在难于通行之地不要驻扎,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要与四邻结交,在难以生存的地区不要停留,要赶快通过,在四周有险阻容易被包围的地区要精于谋划,误入死地则须坚决作战。有的道路不要走,有些敌军不要攻,有些城池不要占,有些地域不要争,君主的某些命令也可以不接受。

将帅是君主使命的执行者,用兵打仗在外,战场上的情况复杂多变,因此君主根本不可能对战场形势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因此孙武主张,将帅在外领兵作战,根据战况具体分析,对于君主的一些不合乎战术要求的命令可以不听从。

这正是从变化的角度出发,提倡军事将领用兵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要灵活机制地处理各种问题,凡是以大局为重,对无关紧要的或者对全局没有实际意义的抉择,坚决不予以执行。慎重地实施方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要求。

国家政事管理,同样需要这样的思想。地方的具体情况中央无法具体了解到,因而对地方的一些决策有时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地方领导应该研究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

政者行政,要把握住“变”字,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实施工作,坚决不能仅仅凭经验、紧随教条主义行事,做事要有过人的胆识和敢于承担的勇气。

企业进行经营,特别是对于市场对管理,更要求有应变的能力。

产品投放市场,不同地方面临的消费人群就不一样,消费者的观念也是因为地方习俗或者生活习惯不同而有所改变的。

对于不同的市场,企业领导者要相信自己的管理眼光,对于不同的营销策略不要过分加以干涉 ,避免造成营销理念错误而导致消费者无法接受产品的情况发生。

汉文帝和冯唐两次谈论任将之道,第一次讨论时冯唐便认为汉文帝不能重用李牧和廉颇,汉文帝又问:“您凭什么知道我不能重用廉颇、李牧呢?”

冯唐说:

古代的君主送军远征都会说:‘国门以内的事,归我来管;国门以外的事,由将军您去管。’所以军功、封爵、奖赏,都在外面决定,回来再向帝王报告。我的祖父亦说,李牧做赵国的将军,驻守边关,军中集市的租税,都用来犒劳士兵。赏赐在外面决定,不受中央的干扰。所以李牧才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在这个时候,赵国几乎称霸。但是,赵王不信任自己的将军,却听信小人的诽谤,终于杀了李牧。因此赵国的局势与日俱下,最终亡了国。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做云中太守,他的军中集市的租税,全部拿来犒劳士兵。他还拿出他的个人生活津贴,犒劳幕府里的宾客、属下的军官和门下的舍人们。如此得人心,因此匈奴都不敢接近云中的关塞。士兵不懂得公文,报告战功时难免有出入,却因此被惩罚。这样的奖罚制度,臣人认为太严厉了,奖赏太少,惩罚太重。且说云中太守魏尚,因报告战功多报了六颗首级,陛下就将他下到监狱里,革去了他的封爵,判处他一年的徒刑。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重用他们。”

文帝听他分析得有条有理,十分正确,因此很为有一个直言敢说又极具智慧的大臣而高兴。

于是当天就命令冯唐拿着符节,去赦免魏尚,重让他做云中太守;又拜冯唐做车骑都尉,主管中央和地方的战车部队。

 

我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谚语其实是一句双关语。

将在外,如果打了胜仗,自然可以不受君命。但要是打了败仗,那就是“抗命不遵”了。

江青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国外的外交人员不应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特别是现在可以通过电报、电话、飞机进行快速联系。我们的一些大使、参赞或贸易官员只谈论生意,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他们对工作的热忱令西方外交官和垄断资本家自愧不如。一些驻中非和东非的大使馆已有半年未曾进行政治学习,也没有对当前的政治运动提交报告。”

最后,江青抬出了最高指示:

“毛主席告诉他们:‘要多请示,多汇报,不要怕麻烦。如果必要就经常回北京。’”。

可见,对于毛泽东的指示,那些身在外的外交官员经常是有所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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