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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2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4-10 点击数:658次 字数:

24

 

世人都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文学进步的阻止,出于个人自私而坑害了儒家学子,毁灭了大量文集。

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褒还是贬,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

  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关于“焚书坑儒”,《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秦始皇建立政权以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弄得民不聊生。特别是他为了控制思想,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尽烧天下之书,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有两个为始皇求长生药的人,一个姓侯,一个姓卢,两个人私下议论说: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为灭了诸侯,统一了天下,就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他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大家因为畏惧,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然还用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如果大臣们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让休息。像这种贪权专断的人,我们不能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但是,后来二人脚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又因为有人举报咸阳的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并且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牵连进来。

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多号人遂被活埋于咸阳。

这就是发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武帝的财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发表了一通宏论,大意是,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

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

基于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见《盐铁论》)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秦始皇“坑杀儒士”。此后,《史记》中所说的“诸生”渐渐演变成“儒生”。

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处。这一说法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

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

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

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

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

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

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

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

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

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

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

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

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

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

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

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

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

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

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

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

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

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

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

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

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那些真实存在的事情虽然不能抹去,但通过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可以帮助我们后人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希望世人对秦始皇的误解由此篇开始化解。

 

毛泽东曾含蓄地提问道:

“我们的政权会像秦朝(15年)一样短命,还是会更长久一些呢?”

江青说:

“领导人从不掩盖和歪曲历史。”

是的,江青说的没错。

但是他们利用历史获取政治利益。

江青同样也想通过策略性地解释历史来维护自己的历史地位。

在秦始皇负责形象被扭转的同时,儒家对女性统治者的鄙视受到挑战。

党领导下的新研究成果表明:

从汉朝开始,至少有6位皇帝的遗孀参与朝政,其中几位一直执政到小皇帝成人。

在革命者看来,从秦到汉的更替,一位平民(即后来的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后年轻时是义军领袖,追随刘邦一起反对儒家。

刘邦称帝后,她成为了皇后。

在丈夫和儿子死后,吕后继承皇位。

在8年统治期间,吕后用法家反对儒家。

当代历史学家也想用这个例子来为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作出新的诠释。

鲁迅就曾说过:

“武则天成为皇帝后,谁还敢说‘男尊女卑’!”

12个世纪过去了,武则天仍然是官史、野史、传说、甚至是现代戏曲、影视作品中不厌其烦的题材。

1974年,武则天才受到统治者的热情称颂,称她是“法家先驱”。

武则天生于中产阶级的地主家庭同,14岁被选入唐太宗后宫做一名低级别的嫔妃。

唐太宗死后,她隐居于尼姑庵,直到他的儿子——高宗把她接回宫去。

鉴于她的文学才能,高宗请她出任朝廷官员。

不到一年,高宗就离婚娶了武则天。

皇帝的这一举动触怒了朝中的儒家大臣。

他们倾向于前皇后(一位显赫贵族的女儿),鄙视出身卑微的武则天,称其为“爱嫉妒”的女人,并把她和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嫔妃相提并论。

攻击她会招致“国家的灾难”。

一位鄙视女性的儒家学者警告:

“如果她当皇后,唐朝不会灭亡!”

不顾这些可怕的预言,武则天放弃奢华的皇宫生活,运用法家方式帮助高宗处理朝政。

在高宗当政时期,她被尊为“女贤王”。

反对者把她近50年的统治说成是“专横和轻佻的”,“实行严刑峻法”。

但在武则天共产主义崇拜者的眼中:“她治理国家赏罚有度。喜欢启用出身寒微的地主,而不是大地主或旧贵族,通过科考和比武选贤任能,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引入法家思想。”

这就造成了保守势力和进步阶层的尖锐对立。

高宗死后,武则天拒绝退隐,儒家大臣趁机改动叛乱,武则天征召30万大军在15天内荡平了叛乱。

公元684年,武则天登上皇位,定国号为“周”,成为独立专行的“神圣女皇”。

党的发言人表示:

“女性登上皇位这一事实就是对孔孟学说最有力的批判。”

共产党当局认为,武则天的法家改革提升了妇女地位(尽管法家创始人不是女性)。

武则天专为妇女制定了考试制度,让通过考试的人也来参加宫庭宴会。

虽然这一举措并没影响到农村劳动妇女,也未改变封建制度,但对那种“男尊女卑是国家主要制度”的观点,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

女性第一次可以升到五品或六品官阶。

在武则天统治的第二个10年,她开始沉沦于奢华,听信佛教徒(他们曾是武则天反对儒家的长期支持者)的欺骗,她的帝国开始衰落,儒家力量重新恢复。

这样一种从皇后到皇帝的转变,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认定江青也想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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