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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1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4-04 点击数:656次 字数:

18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关于江青的历史定位问题。

说她仅仅是一个新秩序创建者的配偶,还是应该作为一个领导者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继续革命?

或者说她应该是这两种角色兼而有之?

或许我们可以从她70年代的日常活动和哲学辩论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文革前,江青只是担任她的第一种角色。

文革期间,江青进入到政治局并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称呼。

但她的影响力应该还只是限于领导人之间和她的追随者中,她很少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偶尔她也会接待外国来宾,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希思、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和非洲的达官显宦。

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1913年8月13日-1977年8月3日),塞浦路斯东正教教会大主教,早年因鼓吹和希腊合并遭到英国人流放,独立后成为塞浦路斯第一任总统(1960~1977)。

后因为岛内希腊族人希望与希腊合并遭到土耳其族人的反对导致内战,他虽竭力调和而终无效果,内战导致了人口五分之一的土耳其族人的分裂并占据北部40%的领土。

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 Makarios,(1913~1977)希腊正教领袖。塞浦路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1960~1977)。

原名米哈伊尔·克里斯托多洛·穆斯科斯(Mihail Christodoulou Mouskos),父亲是塞浦路斯岛上的牧羊人,自幼丧母,1926进入教会,1936尼科西亚完成中学学业,其后进入雅典大学学习神学1942毕业。

回国后,他成为一名神父,后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深造。

1948年任基蒂翁(Ki· tlon)希腊正教主教,改名为马卡里奥斯,1950年升为大主教,成为塞浦路斯希腊族事实上的领袖。

在这个位置上,马卡里奥斯积极鼓吹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合并。

1954年2月,他与希腊总统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元帅会晤,声称“意诺西斯”,意诺西斯只有意诺西斯(即同希腊联合),在其支持下,希腊在联合国提出了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

但这遭到了岛上土耳其族人的反对,1955年,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EOKA)成立,为争取塞浦路斯早日摆脱英国统治,这一组织不惜诉诸恐怖主义行为。

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开始与塞浦路斯本地领袖开始商谈独立事宜,但是不久谈判即破裂。

1956,英国殖民当局以马卡里奥斯支持恐怖主义为名,将其流放塞舌尔马埃岛,次年他获准自由移居雅典,但是不能回到塞浦路斯。

康斯坦丁·卡拉曼尼利斯在希腊主政后,与英国达成了妥协方案,英国将允许塞浦路斯独立,但是塞浦路斯不得和希腊合并。

1959年2月16日,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在塞浦路斯的动乱经过了连续几年的升级后,在苏黎世开会讨论了这个岛屿的前途,在塞浦路斯独立这点上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拟就的安排方式,英国政府在岛上将保留有主权的军事基地,但将建立一个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联合行政当局来管理这个新国家。

宪法的条款规定设立一个希腊族总统和一个土耳其族副总统,排除与希腊统一。

即使与希腊统一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意诺西斯”运动一直为之斗争的目标,马克里奥斯还是接受了提出的解决办法,3月1日,在流亡3年后回到尼科西亚,受到热烈的欢迎,塞浦路斯宣布举行大选,马卡里奥斯在12月成为这个新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土耳其人成为副总统。

本来按照这条路子,塞浦路斯既不会与任何国家联合,也不会分裂,但因为希腊人总想这和希腊合并,而土耳其人反对,这个新国家的协调在三年内就崩溃了,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意见也发生了分裂,各自支持本民族的社区,分裂演变成不断的抗议,然后演变成骚乱。

土耳其将他的希腊居民驱逐出境,联合国的干涉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963年12月,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积极卷入了这场正在发生的争端中。

尽管马卡里奥斯以前是意诺西斯运动的主将,这时他却寻求双方的联合,他的政策旨在减少双方的冲突,但他的主张被土耳其人拒绝,也被以前的同事指责,说他出卖了意诺西斯运动,是个大叛徒,他遭到了四次暗杀却出人意料的活了下来。

1967年12月,代表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土耳其临时政府成立,尽管遭到这样的挫折,他依然赢得1968年的大选。

1973年继续获胜,但1974年7月意诺西斯派发动政变,他逃到马耳他,同时土耳其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派出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经过短期的内战后,塞浦路斯成立两个国家,土耳其少数民族尽管不到总人口的20%,却在土耳其军队的支持下占据了北部40%的领土,政变领导人向希腊军政府求助,希腊做出了反应,威胁要与入侵的土耳其军队开战,但并没有实现,因为同月希腊军政府倒台,塞浦路斯的政变也因为失去后援而随之宣告结束,马卡里奥斯重新回到塞浦路斯成为总统,他继续于土耳其族代表谈判,但没有成功,到他死的时候,岛上依然分裂。

 

江青一般不参加实质性的会议,更不会对国家发展重点、对外事务或贸易关系发表讲话。

这些问题仍然由毛泽东、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掌管。

乔冠华(1913年~1983年),江苏省盐城市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

1939年经廖承志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乔冠华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出席日内瓦会议、草拟中美联合公报,特别在1971年11月,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标识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文革开始,乔冠华被列为外交部的“打倒”对象。

1973年经毛泽东提议,乔冠华恢复了工作。

1973年底,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后重新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时40分病逝,享年70岁。

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1913年3月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

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

1919年,父亲让他进私塾学习,老师就是叔父乔守清。

1925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

以后辗转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

1929年,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

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上清华那年他只有16岁,清华的四年是他后来一生道路的起点。

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

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放弃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从德国过境法国巴黎辗转于1938年乘坐法国游轮”霞飞号“回到香港,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通讯社”任社长。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

1941年春,应华侨胡文虎先生之邀,乔冠华和郑森禹联袂自港乘轮抵达新加坡。

乔拟出任星岛《文汇报》主笔。

未料到当时英华民政务司却拒绝乔一行入境。

几经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时。

《文汇报》同仁遂于是晚在南天酒楼欢宴乔冠华等人,郁达夫先生等出席作陪并合影留念。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1942年秋,乔冠华只身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主持“国际专栏”。

担任《群众周刊》主编。在这期间,乔冠华首次见到周恩来,并与重庆市民医院外科主任、苏州籍医生李颢成知交。

1943年春,乔冠华巧遇从香港返渝的胡风,请胡风在《群众》写纪念鲁迅的文章《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

1943年夏天,乔冠华应龚澎之约会见外国记者,期间患急性腹膜炎,李颢冒着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风险,抢救了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乔冠华。

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多次到医院看望他,龚澎则是天天来医院陪伴,并燃起爱情火花,两个人于1943年9月结婚。

毛主席称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4年秋天乔冠华与龚澎的第一孩子乔宗准出生。

1971年11月9日下午,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出席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

在北京机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群众的送行。

当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赴机场欢送。

在机场送行的有驻京外交使节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送行。

1971年11月11日上午,代表团飞抵纽约,第二天乔冠华即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当时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还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

1971年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联合国大会议会厅就座。

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团排头第一位的席位上。

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

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

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二十三个提案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围着他,向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

国外各大新闻机构对乔冠华代表中国首次在联大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

乔冠华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乔的大笑”潇洒豪放成为中国外交自信的符号,当时被各国媒体称为“震慑议会大厦的玻璃。”

这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1971年至1976年,乔冠华连续6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届“联大”,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

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

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1972年2月22日,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他两人逐句审查公报草案,首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72年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1972年11月24日下午,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基乔会谈已取得突破,这时周恩来进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

到第五天凌晨两点,公报文本基本落实。

后来,周将文本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

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后在王震的过问下,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

1966年,乔冠华与陈毅姬鹏飞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打倒”对象。

1973年经毛泽东点名,乔冠华恢复了工作。

复出后的乔冠华和“四人帮”走得很近,1973年底,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不公正批判。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

这件事情使乔冠华心里一直十分内疚自责。

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

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

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

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中美联合公报》等。

1964.3~1974.1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4.11~1976.12年外交部部长等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期间,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胡乔木是随员之一,胡乔木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

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

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

由此,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

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主席作评判,后经毛主席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

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的乔冠华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

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

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

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

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

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

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

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一语惊四座!爱泼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

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

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乔冠华主持《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

1940年,龚澎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以及对外新闻发言人。 

大家公认乔冠华和龚澎是一对才子才女,但他俩谁也没先开口。旁观者清,周围人早已看出端倪。

好心人周恩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急着想找个机会撮合这“天造地设”的一对。

有一天,周恩来问乔冠华、龚澎:

哎,你们俩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

乔冠华尴尬地从口袋里掏香烟,一见周公桌上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随即将手缩了回来。 

龚澎立刻笑着为乔冠华解围:

我从小说里看到,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笑道:

噢,你们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嘛?” 

乔冠华、龚澎二人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微微笑了。 

周恩来则指着他们哈哈大笑:

哎,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于是,在周恩来的撮合下,1943年深秋,龚澍和乔冠华这对有情人在重庆终于喜结良缘,成为令人羡慕的恩爱伉俪。

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4年乔冠华、龚澎的儿子宗淮出生。

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抱抱孩子。

毛主席: “乔冠华的文章可以顶得上几个坦克师。”

惠特曼说:“他是一个和蔼、友好的人,我来了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皱眉头。”

茅盾:“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半是金仲华、张铁生和张友渔)。

徐迟:“他是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人物,岂仅是一般的新闻记者、社论记者,他实在、终究将是这个世界的新闻人物、政治风云里的凤毛麟角,山鹰中之山鹰。”

老乔以俊逸的文笔,写出透彻的见识,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我感到他的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 

美国国务院:把“于兆力”(乔冠华笔名)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

冯亦代:“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亮起来。

秉情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时势使然,可悲也夫!”

诚然,可悲也夫!

基辛格:“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胡风:“在我的印象上,他是一个恃才傲物,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乔木:“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痛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诀别,实深憾恨......”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时40分逝世,享年70岁。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持了乔冠华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1985年春节过后,章含之来到苏州,在好友李颢的陪同下,1985年清明节那天,章含之手捧乔冠华的骨灰盒,来到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岛东山藤湾湖沙村华侨公墓,使他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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