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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3-26 点击数:859次 字数:

9

 

后文革时期能被接受的样板戏并不多,《半篮花生》是其中一例。

它被拍成彩色影片并受到热烈欢迎。

剧中描写一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拣田间遗漏的花生。

尽管做了许多的修改,党的发言人承认它还有待完善。然而,贫下中农的议论告诉我们:“哲学已经从讲坛上走下来,成为了大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半蓝花生》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它揭示了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中见大”。

夏收季节,生产队花生丰收,小学生晓华放学回家时,为队里拣回半篮“地脚”花生,关照妈妈“一颗也不能少”。

妈妈知道晓华爱吃盐水煮花生,意欲把花生煮熟了给她吃。

哥哥东升回来责怪妹妹自私,晓华受了委屈,气得哭闹起来。

晓华娘则认为捡来的花生应该归自己。

为此,母子俩人争论起来,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晓华爹对半篮花生的来历进行了调查研究。

查明摘帽地主王友财利用“地脚”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晓华不了解王友财的用意,也随同他捡了“地脚”花生。

晓华爹发现篮里花生颗粒饱满,就和全家人带着疑问学习哲学,使大家弄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一心为公”的道理。

同时查明,是有人想偷队里花生,收掘时故意把好花生当地脚花生埋在泥里。

误会解除,认识提高,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半篮花生交归集体。

于是,晓华爹根据这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全家分析了半篮花生所反映的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斗争,教育全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1970年10月—11月,浙江省革委会在杭召开地方剧种改革交流会。

会中,杭州标准件厂李立军、朱富毅编写的独幕话剧《山村开遍哲学花》参加观摩演出。

12月,方元改编成婺剧《半篮花生》;次年2月,何贤芬改编成同名越剧,分别在金华、杭州上演。

4月,浙江省文化局据以上两个戏曲本组织讨论修改提纲,由方元再作修改后金华婺剧团首演。

6月,省宣传部、文化局成立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由曾昭弘主要执笔,再改编成越剧,7月由浙江越剧团在杭州演出。

9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通过电视荧屏观后说:

这个戏有戏,一 家人都很可爱,说明农民不但可以学哲学,而且可以学好哲学。”

11月,中央电视台拍摄成黑白电视片播放。

1972年1月23日,《浙江日报》刊登《半篮花生》越剧本,署名为“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

同年11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彩色戏曲片。

1973年上半年由何贤芬几经修改,拍成送审后,江青提出要加强矛盾的特殊性,突出斗争哲学,下令“要重拍”。

再经曾昭弘执笔修改,于1974年3—5月完成拍摄。

最后越剧本于197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全国多家出版社再版。

 

像其他领域一样,为保证毛泽东思想在艺术领域的绝对权威,江青在审查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

她的动机(在我的整个采访期间的谈话中她从不隐讳),表明她的权力仅仅只是对主席权力的一种补充。

由于这种“补充”有时过于突出,所以为她日后的政治生涯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隐患。成了她个人野心和对妇女的世俗轻蔑的表现形式。

1974年7月,在第十届北京京剧会演上,江青获得了“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的光荣称号。

这一称号以前只有周恩来和林彪获得过。

初澜声称:

“经过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日渐没落,舞台充满了现代主义、野兽派、阿飞舞、脱衣舞和其他腐朽的垃圾。作品无数,却只有一个特点,毒害和麻痹人民!”

作为样板戏的推动者,神秘的初澜无疑是他们中显赫的一位。

伴随着以新无产阶级文化取代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文化的阵痛,他们让中国处于历史的前卫地位。

与反对古代哲学的运动相呼应,初澜批判了古戏曲中宣扬的“狂热的”孔孟伦理。

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智、信。

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三纲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于奴化人民的工具,则在宋明以后。

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

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这种说法扭曲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说。

其核心是从于正理或无条件服从于上下关系,三纲立足于关系下的服从,而孔子立足于正理,倡导无论地位都该依正理尽本份。

三纲、五常两词,出自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

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期的孔子。

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

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董仲舒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

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纲五常之说,起于董仲舒,完成于朱熹。但是董仲舒没有将“三纲”和“五常”并提连称,首次并提连称的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家马融。

这种并提连称意味着封建思想家终于把封建纲纪和处理这种纲纪的道德原则结合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

宋朝时期,“朱熹发展天理说,把“三纲五常”与“天理”联结在一起,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展开,是“天理”体现于社会规范的当然的产物,是永恒不变的协调社会关系的妙药”,至此,朱熹的“理一分舒”论便成为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了。

关于三纲的涵义,朱熹指出,“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之中,“父为子纲”是基础,而它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就是孝敬,这里的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也只能柔声以谏,不能触怒父母,“按照“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原则,子女隐瞒父母的罪责和过失,是符合天理人情的。

在父母面前,子女唯一明确的是孝敬,社会规范中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可不予考虑”。

对父母行孝的延伸物就是弟对兄的“悌”,孝与悌是人子与兄弟的行为规范。孝悌是子、弟的责任和使命。

朱熹把孝悌作为维系“父为子纲”的核心和纽带。

三纲之中,朱熹认为“君为臣纲”当是其首,对应的行为规范就是“忠”。

所谓“忠”就是对君主尽心竭力,全心全意,毫无隐瞒,在朱熹看来,如果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各自做好自己的角色,天下就会太平安定。

忠是下对上的社会规范理念,“而‘恕’是维持社会平衡,体现上对下的社会规范理念”。

恕通俗的意思就是理解,体谅他人,为他人着想。

恕在社会互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预知他人行为,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态度。

对于“夫为妻纲”,朱熹也非常重视。

夫妻构成的家庭式人伦关系得以产生的基础,而对应的行为规范是“节”,朱熹所赞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对这种行为规范的体现。

他极力赞赏当地的孝子、孝孙、义夫,并贬斥夫丧改嫁的做法。
  朱熹不但宣扬“三纲”,还倡导“五常”,把它作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准则。

在朱熹看来,仁、义、理、智、信五常的核心是仁。

所谓“仁”就是内在的爱心,“仁者,爱也”,但是,“儒家的仁爱并非无差别的兼爱,而是强调爱的差异性、差等性,首先表现为扮好家庭中的基本角色,尽到孝悌,然后才是对上尽忠,对他人尽责等。

这里贯彻的是儒家“亲亲”与“尊尊”的原则”。

那么仁、义、礼、智、信表现于行为又是什么?

朱熹指出,“仁”是“爱人”“人道”的意思;“义”是承担合理的责任的意思;“礼”是道德约束,起到为达到“义”而预防的作用;“智”是指知识,尤其是现代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信”是信任、诚信的意思。

仁表现于恻隐之心;礼表现为恭敬;义表现为羞恶;智是明辨之理,其心理表现为是非;信表现为忠信。在朱熹看来,如果人们能真正掌握天理,恪守三纲,并拥有“五常”,在人们的生活中,都能有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社会将会安定和谐,这也正是朱熹的“三纲五常”之说的目的之所在”。

三纲为: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出自《封神演义

可见,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主应该成为臣下表率,父亲应该成为儿子的表率,丈夫应该成为妻子的表率,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三纲非但不是奴役压迫,反而是对上位者的约束,三纲并非是为臣、子、妻定的,而是给君、父、夫定的!

三纲: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至于五常,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春生化万物而成仁,秋刚正利收而为义,礼是形式,智为思想,信是保证。

(1)五常

五常又称“五典”,即五种行为规则。语出《尚书·泰誓下》:“狎辱五常”。

[唐]孔颖达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2)五常:据说指“五伦”,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

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

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

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

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

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

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

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三纲”“六纪

汉-班固(32~92)撰《白虎通义》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

《白虎通义》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并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白虎通义》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构建了一整套神学目的论和政治伦理思想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充分体现出来,在东汉时期实际上起了法典作用。

朱熹三纲五常”

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

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

称“以名为教”。

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

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礼教。

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

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起到了一定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示例:可是像我这样出身名门,幼读诗书,对圣人三纲五常之教,不敢稍忘。(姚雪垠《李自成》)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读物三字经》里也明确写道:“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由此亦可见“三纲五常”做为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于儒家思想的发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纲五常”作为为中国宗法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也是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

三纲强调封建主义人伦关系的尊卑与高低、主从关系;五常强调处理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其核心就是确立和维护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由此强调等级的不可逾越,对这一政治伦理原则,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家,都拥护它并围绕着它来思维。

作为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三纲五常,对封建时期的传统社会和专制政治起到了稳定作用,一方面“三纲”是封建社会控制系统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三纲的神圣化与绝对化,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另一方面“三纲五常”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理论武器,对人们进行思想控制,它束缚了人们思想和行动。

压抑了古代人们的自然欲求。

在“君为臣纲”方面,强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尊卑秩序,明确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关系,使国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至于经常地颠覆和骚乱。

在“父为子纲”中子女唯一必须明确的就是孝敬,即使父母有错也不能反对,社会规范中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可不予考虑。虽然这一规范在管教子女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其过于束缚和保守的理念很明显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其影响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淘汰的表现。

夫为妻纲”在古代过于压制女性的权力和地位,饿死事小,贞洁事大,男女之间牵手都会被指责,而在现代“二奶”之风盛行的情形下它有了它新的概念,做丈夫的不能违背自己在感情上的承诺,要真正成为‘纲’。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导致了三纲的变异,最终成为阻滞社会发展的腐朽道德。

古代社会歧视女性,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大弊端,在我们当今社会应该更加关爱女性。

现在女性的地位相比古代有了很大的提高。

据全国妇联统计,仅到2001年,中国政府中已有正副女部长14名,中国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36.7%,比10年前上升了5.8个百分点,其中党政群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达8万多人,比10年前增加1.7倍;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代表,女性比例比十五大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正在召开的全国“会上”,妇女代表有604名,占代表总数的20.24%。

如今,几乎在中国所有行业中,都能看到中国女性们自信、勇敢、活跃的身影。

特别是都市中,用知识武装起来的“白领”女性,比起老一辈“半边天”们,她们更加开放地享受着个性发展的自由与欣喜。

这足以见得现在社会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当今我们可否对“三纲”赋予新的涵义。

本文认为三纲在当今社会更应该表现为一种表率和责任,而不是束缚和压迫。

君为臣纲”应该表现为领导要为其他工作人员作好表率。“父为子纲”表现为当父母的要为子女作好表率。

夫为妻纲”就是丈夫要为妻子作好表率。

同时,“纲”是可以变化的,人与人之间应当互为表率,互相督促,互相尊重,共同进步。

对于五常。

常可以是伦常、做人的准则。仁、义、礼、智、信五常,其内涵深刻,它是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中积淀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传统道德的精华,是衡量人品的标准,它对于维系社会人伦、促进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对于五常的重新认识,我们应该丢掉传统的思维定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能简单地认为:凡是旧道德就不好,凡是封建社会流行的道德就不好。

我们应看到:五常之类的道德并不从属于哪一个阶级,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都可以利用和改造这些道德,为本社会和本群体利用。

在充分肯定“五常”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对其赋予一些新时代的涵义。

如爱人,孔子讲“泛爱众”,这个众在现在社会应该是值得爱的人,而不是众生。

义,不仅要讲义气,还应注重义气的分寸,坚持适度的原则。礼,应倡导文明礼貌的言谈举止,但应反对复杂的庸俗之礼。

智,应努力提高全民的智商和知识储备,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不是耍小聪明。

信,在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市场经济要坚持以诚信为本,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总之,三纲五常不是一无是处,我们不能“一刀切”。

三纲还可以“出新”,五常则可以大加倡导。

如果我们恰当地利用传统道德精华,“化腐朽为神奇”,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将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三纲”中不足之处,是应予以唾弃的,而“五常”中则包含着许多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予以继承和发扬。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思想至今,中国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都是围绕儒家“三纲五常”而来,领导者通过“三纲五常”来规范社会道德使社会各阶层安居乐业。

人们遵守道义,而不是遵循某个人的言论和制度,与人性与真理相通。相比今天的社会发展,看上去貌似停滞不前,实际也是一直遵守着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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