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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3-25 点击数:754次 字数:

8

 

对这出戏政治含义的强烈反应,显示了隐晦表达的必要性。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领导人及其作为的批评是不能由官方机构来进行的。

中国历来就有压制批评当权者的传统,帝国时代惩罚尤其严厉。

不同意见的急论被禁止。

文艺创作,特别是历史剧就成了表达这一声音的载体。

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继承了古代帝王打击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议的一贯做法。

60年代早期,“吴晗派”的一出歌颂海瑞刚直不阿的戏被毛的捍卫者指责为对罢免彭德怀的攻击。

尽管《三上桃峰》顺应了文革要求,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但作者选择了大跃进(毛政治生涯最黯淡的时期)为背景。

该剧所提到的事件在1964年被搬上了舞台。

这一年正是文革前夕江青举起,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清洗的时期。

早在1974年,初澜就批评之出晋剧是反革命的、企图推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判。

通过巧妙的暗示,该剧美化了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刘少奇、王光美在河北推行的政策。

剧中的马匹象征相互竞争的领导人及其政策。

一匹被鞭赶而累死的病马,代表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

那匹叫老刘的大红马(指1964年王光美捐献给桃园的那匹马)被称赞是英雄式的骏马。

剧中的女主角叫青兰,展现了王光美复杂而且柔弱的性格。

这些都得归功于她所受的儒家教育和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认同。

该剧被指责充满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派思想和江青样板戏中普遍存在的反动人物。

 

初澜,“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笔名。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通过文艺创作,推行文化专制,名次位列梁效,罗思鼎,池恒之后。

深受初澜迫害的包括山西省文化局青年创作干部赵云龙。

1972年,赵云龙撰写文章,向江青鼓吹的“根本任务”提出质疑。

文章写到: 

“把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说成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把文艺描写的内容和文艺的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不符合毛主席的《讲话》精神。”

“四人帮“的亲信侦探到了这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使得于会泳大发雷霆,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赵云龙,称其文章为“大毒草,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黑八论”的沈渣泛起,死灰复燃,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使文艺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1974年,赵云龙不堪其辱,留下遗书而死。

遗书中写到,“脏水硬往别人身上倒,诬人太甚,辱人太甚”,深刻控诉“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对文艺工作者的疯狂迫害。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周恩来。

1974年,“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转为批“周公”,批“犬儒”,批“宰相”,通过无标题音乐,批“黑画”两大阴谋,对周恩来进行批判。

所谓的“黑画”其实是有关单位在周恩来批准后为一些宾馆的装饰画。

初澜以此为由,发表《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指责“黑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与支持,为之开绿灯“。

类似的还有无标题音乐事件,周恩来为增进外交往来,安排外国乐团来我国演出,“四人帮”立刻指责其为“文化渗透”、“崇洋复古”,“黑线回潮”,给周恩来扣了一顶顶帽子。

经过了1974年的活跃时期,1975年,初澜的活动减少。

这是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结帮篡权的阴谋给与警告,并强烈谴责其行为披怀了文艺的发展。

然而,1976年初,于会泳带头初澜卷土重来,打击陷害邓小平,也发表文章公开反对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指示,并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 

初澜直至1976年10月才随着粉碎“四人帮“而灭亡。

 

初澜是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划下成立于1973年的"文艺评论"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是“四人帮”的重要舆论工具。

从1974年到1976年,发表了一系列为"四人帮"摇旗呐喊的文章,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这篇《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似乎是最初的亮相。

一出场就大力歌颂"革命样板戏"自在情理之中,但在歌颂"样板戏"时着意强调对"武装斗争"的"突出",并且举《红灯记》和《沙家浜》为例,就有一番幕后的故事了。

1958年至1964年间,样板戏的前身“京剧现代戏”是当时戏曲改革的一个主要成果,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

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滨》(《芦荡火种》)、《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戏”在“文革”中被捧上了天,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几乎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

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判,否定和抛弃。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一部分在以前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样板戏”,又重新开始与观众见面,一方面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一些在文革中经受了苦难的老一辈文艺家的指责。

从整体上看,样板戏是特定的、非常态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样板戏虽然是江青主导下制作出来的,但是,在制作过程中由于作家、艺术家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才使样板戏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艺术价值。

文革十大样版戏依次为:现代舞剧《白毛女》、现代京剧《杜鹃山》、现代京剧《红灯记》、现代京剧《海港》、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现代京剧《龙江颂》、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现代京剧《沙家浜》、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文化大革命”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十年动乱”中,中国电影也在劫难逃,那时我国的电影事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故事片和纪录片,最具有时代特色的当属“革命样板戏”。

“八亿人民八台戏”就是“文革”中中国电影最为真实的写照。

1968年下半年开始,江青下令北影、长影、上影和八一四大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样板戏”,把革命成果搬上银幕,第一个投入拍摄的是《智取威虎山》,谢铁骊担任导演,钱江担任摄影,比起“文革”时遭遇巨大打击的大多数电影人来说,他们虽然获得一定的行动自由,却同时被抹杀了电影创作和艺术追求上的自由。

许多年后,当人们在怀旧的心态中再一次哼起“样板戏”中的唱段时,或许关于那个时代的荒诞已经渐渐淡去。

1968年11月,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从上海来到北京“报到”,全国第 一部样板戏影片即将开拍。

曾经拍摄过《早春二月》的导演谢铁骊被江青交给了拍“样板戏”的任务。

“这么红的任务怎么交给我呢?是因为江青看过《早春二月》,尽管她批,但认为好像在艺术上还是可以的,另外了解我的历史,我跟上海不沾边,如果我和上海沾一点边,她就不会用了。看我是新四军,又从没到过上海,她才起用我。”

可是谁想到第一部样板戏的诞生会如此艰难,拍摄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开始不就以为是一个舞台纪录片吗,要按我们说,最多我一个月就能把它拍下来,结果一拍就几乎是两年。拍一拍,刚去送样片,不行,再拍,又送样片,还不行。

1969年的一天,江青在摄制组忽然说要我们去东北看看,能否在大森林里拍很壮观的实景。

结果摄制组去东北大森林勘察外景,回来后讨论又觉得实景拍摄的话,舞台上的许多精粹很难呈现。

后来实景拍摄还是没有搞成。影片经过反复拍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后,终于在文化高压政策下侥幸过关。

最后《智取威虎山》能够审查通过,幸亏周总理去了,叶帅也去了,还有一些高层领导。

那是1970年8月底,在人民大会堂审看《智取威虎山》。

影片一结束,周总理立刻带头鼓掌,并向剧组的主创人员表示祝贺。

1970年10月,《智取威虎山》全国公映。”

《智取威虎山》之后谢铁骊又导演了《龙江颂》、《海港》、《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八部样板戏中他拍摄了五部。

就在谢铁骊、钱江拍完《智取威虎山》后未得几天喘息,就又接到江青指令:立即去《红色娘子军》摄制组,那边已经开始拍了。

开机是在1970年7月,摄制组和样板团之间因为洪常青的出场变得麻烦起来,舞台与镜头的矛盾也显现出来。

我们进组后把第一场戏重新剪接,主基调没动,认为摄制组没有错,重分镜头按原样进行。

结果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非要说不能光考虑技术,要突出最主要英雄人物。

因为有《智取威虎山》“不走样”的教训,对《红色娘子军》中的椰子树美工都要拿尺子仔细丈量,哪怕多一厘米也要立刻锯掉。时至年底,《红色娘子军》送审较为顺利,但仍然提出云彩设计拘泥舞台的批评。

1971年新年过后,《红色娘》得以在全国上映。1971年5月20日,谢铁骊、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总理写报告,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报告得到总理支持,1973年元旦,周总理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的“大缺陷”,要求在三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补上。

1964年7月,全国30多台大小节目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亮相,其中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被确定为八个保留节目。

它们大都由其他文艺样式改编而来,《红灯记》改编自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改编自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海港》改编自淮剧《海港的早晨》,《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改编自电影。

当时有个顺口溜概括“样板戏”必须遵守的“三突出”原则:

“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高唱红太阳。”

更有人将其简化为:

“英雄人物近大亮,反面人物远小黑”。

有趣的是“三突出”却使得许多“样板戏”的细节具有很强的黑色幽默效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牺牲前照惯例打红光,但是摄制组为了不让匪徒沾他的光,就在匪徒们的脸上全涂了黑粉。

2002年张元拍摄了一部颇受争议的革命京剧《江姐》。

张元曾经说:

“我们现在创作革命现代京剧,还是样板戏那一套经过千锤百炼的、黑白分明的手法最好。”

但是当不少人问起张元是否在拍“现代样板戏”时,张元则很“狡猾”地表示:

“会有惊人的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毕竟这不是样板戏,我也不想树什么样板。我小的时候接触最多的就是八个样板戏。比我再大一些的人,甚至可以整本整本地把它唱下来。这是非常深刻的记忆,而且是非常特别的记忆。我们那时候没有动画片,样板戏就是我们的动画片。”

但是与过去的样板戏相比,《江姐》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突破就是选用了程派青衣张火丁出演江姐,其哀婉、悲切的唱腔区别于观众对以往样板戏中英雄形象的气宇轩昂、字正腔圆的固有印象。

张元希望《江姐》能够通过电影手段提醒年轻人关注京剧艺术,“京剧迷、熟悉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自然会爱看这部电影,但我希望看《东宫西宫》的年轻人也会爱看这样的片子,你就当作一个音乐片去看,一个英雄故事去看,肯定会喜欢。”

但是争议随之而来,有声音提出张元拍《江姐》究竟是艺术的选择还是政治的选择?

或者是利用六七十年代的一些革命文艺符号在玩“政治波普”。

而张元认为“德国、欧洲很多主流的艺术节,在看到《江姐》后发出邀请,希望能够到他们国家去演出,这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戏有很世界化的语言。”  

《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说到这样一件趣事。

196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中南海照例举行“周末舞会,一些剧团女演员也照例被召来陪毛、刘、朱、周等领导人跳舞。

其时扮演《沙家浜》中阿庆嫂的赵燕侠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舞伴。

跳舞之际,刘少奇对赵燕侠说:

“你呀,演阿庆嫂还缺乏地下斗争生活的经验。不客气地讲,你得跟我学学。当年我们在白区什么都得注意。你看卖茶的、卖报的、干钳工活的都有职业习惯……”

曲终后,赵燕侠不经意地对江青说:

“刚才主席说我还缺乏生活……”

江青骤然瞪大了眼珠子,眉头紧蹙,问道:

“主席?哪个主席?

赵燕侠惶恐地说:

“是刘……刘主席呀。”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

“说清楚了,那是你们的主席!哼!

赵燕侠无意间叫错了“主席”,便埋下了“文革”中遭受厄运的种子。

《沙家浜》成为“样板戏”时,赵燕侠已失去了演戏的资格。

在《沙家浜》中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演员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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