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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3-06 点击数:188次 字数:

7

 

思想上,中国有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

一方面,这是一个对马列主义很有研究的政党;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马列主义,致使许多的好同志经常受“政治骗子”的欺骗。

“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是他们爱说的一句话。

“又上当受骗了……”

是他们爱说的另一句话。

我们谈到妇女问题。

江青说:

“封建和包办婚姻在农村仍然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尽管如此,在政治上她们却取得了彻底的翻身。实际上,中国担任领导工作的妇女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

江青刻意在“实际上”,而非“名义上”加重了语气。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可以担任领导工作,甚至是国家元首,但那只是名义上的。

这一点,中国超越了西方国家。

江青接着说:

“在其他方面,中国妇女仍处于落后地位,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思想工作来改变。先进和落后并存反映了妇女工作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发表过违禁作品的作家、出版社进行政治上的批评(清算),所引起的恐惧蔓延到了其他文化领域,包括电影。

对此,江青谈到了一个其他领导人不敢涉及的问题。

她引用陶铸的例子:

“或许是出于对批评的恐惧,他(陶铸)剪掉了影片中某些特定的人物。他总是这样‘先斩后奏’,他明明知道是要对此负责任的。”

江青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她下令调查他参与过的所有影片。

江青手中的“尚方宝剑”是,不仅是她,而且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都不希望他或任何人随意篡改过去的历史。

她不满意工作人员(遍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他们表现不良(她认为是政治工作不力所致)的原因,恰恰在于领导人自身(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要为人民以身作则)。

江青承认出版界十分萧条(这点我颇有同感,我还发现,最近由党认可的中国简史在书店里很难找到。这类书籍,图书馆并不对所有老师和学生开放。)

江青解释说:

“对出版社的敷衍了事,我多次提出过批评意见。周总理也对出版社下达过具体的任务。可他们照样我行我素,也许他们是怕犯政治错误吧。”

我知道江青想说而又没有说出口的后半句话,应该是大家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的恐惧吧。

她对我说:

“那些可能对你研究我国的历史书籍还没有找到,我可以为你找一些范文澜的书,或其他一些现代历史著作。”

江青告诉我,她已经派人去书店找过了。连她也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有主席和她的批条,书店的负责人也不情愿帮忙。

可见人们“谈书色变”到了何种恐惧的程度。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

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原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于世代读书的家庭。

5岁至13岁入私塾并受教于父,14岁入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

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

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

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

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

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

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

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

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

1947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

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

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2年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虽先后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视事,但一直和学校领导机构保持着联系,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力。

他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祝愿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地充实并提高”,“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

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

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

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

常读《新青年》。

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26年,出版了《群经概论》。

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1936年出版。

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范文澜还于1929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

于1935年写过一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

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态度著名学者韩儒林先生曾将范文澜为学的态度概括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这是对范文澜治史精神的极好的写照。

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

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

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

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

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同志的主张”。

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

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

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

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

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中国近代史》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

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捻军》范文澜等编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

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

白话版”《沁园春·

《中国通史》(第一、二、三、四册) (范先生故去后,第五、六、七、八、九、十册由蔡美彪等编撰完成),《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

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

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

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长范文澜一岁。

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

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

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

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

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

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

他说: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

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

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

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

范文澜早年在经史考证上即成绩卓著,所撰《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名作。

1940年代,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对朱熹多有诋毁。

故事不再列举了。

总之,依照《简编》的记载,朱熹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做出很多下作的事情。

后来,范文澜自己承认,此书写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服务于特殊的政治目的。

1990年代,范文澜、蔡美彪十卷本《中国通史》出版,有关朱熹“劣迹”的部分悉数删去了。

有读者问我,如何评价朱熹。

这个问题太大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一篇短文也很难讲明白。

我只简单聊聊,每一个时代为什么反对朱熹,以及,反对朱熹的人到底是在反对什么。

朱熹的时代,反对朱熹的代表是陆九渊。

明朝,是王阳明。陆王对朱熹的反对,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学术上的差异,从先秦就开始肇端,可比之为孟子和荀子的差异。

孟荀的差异,可以从孔子一句话里管窥一斑。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学侧重发挥“性相近”,强调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之心。

荀学侧重发挥“习相远”,强调通过学习来变化气质。陆王近孟,程朱近荀。(程指程颐,非程颢。)

陆九渊推崇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他和王阳明走的是高蹈的一路。

因此,从陆王看程朱,则显得琐屑而繁复。

从程朱看陆王,显得简易而空疏。

陆王是豪杰,但他们的追随者就没有这样的天资。

因此,王学的末流就变得空疏狂妄。

这种流弊,在明朝的中后期愈演愈烈。

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开始检讨王学末流的过失,而王、顾二人,尤近朱熹。

清朝真正对朱熹的反动,是从毛奇龄、戴震开始的。

毛奇龄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钻空子主义者。

凡是朱熹说对的,他都认为错,凡是朱熹说错的,他都认为对。

他是王学的追随者,曾经搞了一本书叫《四书改错》,认为“四书无一不错”。

搞这个《四书改错》是为了干嘛呢?

为了献给玄烨,博取当局者赏识。

满清的确一开始给过汉族读书人一些好处,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的心。

毛奇龄也受过一些小小的奖励。

毛奇龄想得到更大的奖励,就著了一本《四书改错》。

很可惜,编成的前一年,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

书成之后等着皇帝再南巡好献书,当时已经八十六岁了,一直没有等来。

不仅没有等来,而且玄烨觉得汉族士人已经网罗得差不多了,需要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开始重新推崇程朱之学,把朱熹升祀殿上。

毛奇龄一听,赶快把《四书改错》的版给毁了。

但真正对后世有影响的,攻击朱熹最得力的,是戴震。

戴震比毛奇龄小了整整一百岁。

依我的个人见解,戴震的三观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

虽然他自称是发明孟子,阐述孔子之精义。

下面要开始扯远了,因为谈的问题太大。

聊备一个视角吧。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很难发展起来呢?

因为传统中国的文化土壤下,资本主义精神受到强烈的抑制。最典型的就是,追求个人财富的正当性问题。

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极严“义利之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的时代就这么讲。陆九渊曾讲这一句,台下痛哭流涕。

如果一个人说,我的理想就是发大财,做首富——在古代中国,会被很多人鄙视。

因为“义”永远要放在“利”前边。

但西方不讲这些。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中国就出不来。

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收益和效用最大化。这个假定,在明朝以前,读书人都不大敢提。

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敢提了呢?

明朝中后期。

这个时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王学流行的时期,像李贽、李渔这些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他们的学说和追求,为后来戴震的理论奠定了氛围。

这种中西差别,其实牵扯到个人价值与公众价值的对立。

在古代中国,二者的统一占主流,对立是其次。

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渐进的过程。

从小我到大我,由个人推广至家庭、宗族、民族、社会,其间没有太泾渭分明的界限。

楚人遗弓,楚人得之”,这种意识早就根植在文化土壤中了。

因此,古代中国并不像西方那么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与外物的对立。

一旦这种对立被重视,“群”和“己”、“权”和“界”的问题就会被提出。

当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被厘定,人就有更强劲的动力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精神就会萌生。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明朝中期以后,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被重视。

顾炎武《日知录》里也谈到“分家”的问题,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家庭宗族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

所以,阳明学的发展和明朝的经济环境也有很大的互动关系。

到了清朝,戴震的时代,他是把“人欲”这面大旗举得最高的。

他要为“欲”正名,承认“欲”的正当性。

——其实,这也是戴震晚年的观点,他早年不曾对“理”进行猛烈的抨击。

即便如此,戴震的思想在当时也不是主流。

在他的时代,戴震一直被视为朴学家而非思想家。

他反对朱熹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并不被时代目为他最好的著作。

戴震的价值被重新发掘是在清末民初。

一夜之间,成了流行。

它对“人欲”的重视,和“五四”的精神不谋而合。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莫不重视戴震。

同样,那个时代也是墨家学说极为流行的时代。

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

如果想从中国学术传统中找些渊源,戴震学说和德先生风格相近(都本于对个体价值实现的诉求),墨家学说和赛先生气味相投。

马克思主义也和墨家思想颇有相类处。

在那个背景下,朱熹当然是要被打大板的。

礼教成了万恶之源,罪魁祸首。

鲁迅的小说对此抨击得最为激烈。“存理去欲”成了桎梏人性的枷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制度性症结。

鲁迅的立场到建国后也一直是被长期肯定的,直到80后受教育的时依然如此。

所以说,许多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时代的观点。

下面举一个例子,说说为了服务于政治,搞黑朱熹的具体操作细节。

1940年代,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对朱熹多有诋毁。故事不再列举了。

总之,依照《简编》的记载,朱熹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做出很多下作的事情。

后来,范文澜自己承认,此书写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服务于特殊的政治目的。

1990年代,范文澜、蔡美彪十卷本《中国通史》出版,有关朱熹“劣迹”的部分悉数删去了。

网上有很多人谈到朱熹的劣迹,不要觉得自己读书多,去查查传说的来源,查到最后,十之八九都出自范文澜的《简编》。

不过,当年戴震对朱熹的反对,并非为了政治目的。

虽然他也汲汲于功名,但他对朱熹的反对,主要还是思想上的。

反对朱熹的关键,是“存理去欲”。

我简单解释一下,朱熹所谓的“去欲”,不是要灭绝人欲。

而是说,人欲在天理之中,如果天理安顿不好,人欲就会冒出来。

打个比方,要吃饭,要有性生活,是天理。

但是安顿不好,不节制,这就是人欲。

要有性生活,但是抵挡不住诱惑,跟人私通,这就是人欲。

朱熹说: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又说: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认为,善恶都是理,但恶专指理的不正当处。

比如说,恻隐之心,自然是好的,但因为恻隐而至于姑息,这就是恶。

羞恶之心,本来是善,但因为羞恶,而至于残忍,这又是恶。

——可见朱熹对分寸的拿捏十分谨严。

这也是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有所歧趋的地方。

朱熹反对空谈天理和人欲。

他讲究扎扎实实的实践功夫。

而戴震对朱熹的反对,没有从这方面驳起。

戴震说,欲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私欲”。

欲”只要不“私”,就是合理的,是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的。

细究起来,不好操作。

私”与“不私”,谁说了算呢?我希望爽,我想吸毒,我吸毒不危害他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吗?

这种自由,是应当予以保护的吗?

戴震和朱熹的分野,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一者强调追求身体自然享乐的正当性;一者看重自我约束的必要性。

这也是戴震和王夫之不一样的地方。

王夫之说:

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

视流俗为禽兽,这是王夫之立身严格的地方。

他认为,在所处的时代,从一百个人中找出一个异于禽兽的,都很难。

王夫之后又有曾国藩,也是朱学的继承者,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因此,王夫之又说:

壁立万仞,只争一线。”

这一线之争,就是孟子说的: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这也可见,戴震对孟子的发挥,并非孟子的本意。或者说,至少不是孟子的全貌。

戴震和朱熹、王夫之的差别,就在于是否严此一线之争。

而这个时代对朱熹的反对,不仅有“一线之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五四”之后,许多人对朱熹的认识,只停留在课本和鲁迅文章的层面。

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范文澜与毛泽东一样,也是高个子,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两人每次交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毛泽东的意见。

有一次,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

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起因。

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来的30多箱书籍。

随后,范文澜拟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

范文澜向毛泽东说要增加到25万字;写写又不行,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

后来党中央干脆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这样,在范文澜主持下,经过两年多工作,《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

该书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

“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

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来听讲。

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

范文澜在延安工作的马列学院后来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当时,毛泽东曾委托他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

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

毛泽东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

后来此书便以《国文读本选注》为名出版。

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坏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约在五十年代末,范文澜根据自己在历史工作者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不料,喜欢读报的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阅读起来,感到很满意。

那时,恰好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至23日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

“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

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8年7月19下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的家,对他说:

“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

范文澜说:

“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

李讷说:

“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

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一直在考虑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结果通宵失眠。

 然而,在那思想观点“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任凭范文澜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跟上的。

没过多久——1969年,范文澜去世,此事也就搁下了。

毛泽东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

“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主席对范文澜的称赞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抗战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离开延安,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久就担任了北方大学校长。

在这期间,他读到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被传抄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为这首雄奇瑰丽的词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折服。

范文澜凭着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这首词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3版的显著位置上。

题目为《沁园春译文》。

不过由于时代久远,知之者甚少。

《翰墨春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一书引录了范文澜的部分译文。

正因为这本书的引用,引起毛诗研究者的关注,才使得这篇白话译文进入现今读者的视野,重现它的艺术光彩。

《沁园春译文》正文:

这是北方的风景啊!

千里万里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飘飘的落着。

老远望去,长城里边和外边,只是一片空旷;黄河高高低低,波浪滚滚的河水,一下子冻结不流了。

一条一条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块一块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

大山高原,都在跳动,要和老天比一比谁高。

等到晴天,看鲜红的太阳照起来,像个美女抹着胭脂,披着白衣,格外的美妙。

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

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

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

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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