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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3-05 点击数:119次 字数:

   

6

 

经济上,中国人依靠的是“自力更生”,但并不表示主席拒绝国际贸易和其他国家的商业交往。

“中国先进吗?”

江青自问自答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恰恰这也是问题的焦点。讲到不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很不均衡。一些经济和科学领域仍然受到忽视而不被重视。”

    从1965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勒紧裤腰带全部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但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才向全世界报道了一则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息。

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指标,我们都力求做到收支平衡,其实,收支不平衡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领导的国有体制统领全国上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力争做到既无内债,业务外债,明哲保身。

也许在那个大环境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一失足就会导致千古恨,致使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时候,国际的大门渐渐的向中国敞开,当世界发改委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慷慨伸出援助之手向中国提供大额低息借款甚至是无息借款时,中国政府断然拒绝,这可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而我们却眼睁睁地错失良机。

这大概跟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吧!

而当我们恍然大悟,尝到这个大月饼甜头的时候,为时已晚。

勒紧裤带还外债,彰显了中国人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投机并非小人之道,学得聪明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收渔利,并且没有人会把你看成海盗!

送上门的机会都让它擦肩而过,佛曰:不可理喻哉!

如今,世界经济处于长期爆炸时代,危机是暂时的,我相信它不会是世界经济畸形发展的最终结果,危机的应对过程或许只是一个调节世界经济预算的历程,是黎明前的一道黑暗。

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世界经济会有质的飞跃,或许。

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杠杆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概念。

许多成熟的企业更青睐寻求更多的杠杆收益,大利举债,降低资本成本,并赚取负债的盾税好处。

小到许多民营企业,大到国家的许多命脉行业,都在争取更有利的融资渠道,用债权人的资金为自己赚钱,滚球式地发展。

国家的收支不会总是平衡的,举债是一种常见的手段,无论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还是对国际经济的发展,都是益大于弊的。

我们不能畏惧借债,合理利用债务来促进我们的资金运作,才能使市场经济更有生机,充分发挥闲散资金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债务的国家,他们的提前消费意识很强,背着沉重的债务,他们却很潇洒,很有钱,人人都不能说他们穷,人人都得看美国人的脸色,设想美国人都倒了,我们的债权也全然无保障了!!!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借钱的是爷爷,要钱的是孙子,这话一点不假。

他们在这方面真的挺有才的,拿着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还很春风得意,用新债还旧债,资金就这样周而复始了。

相反,有一些国家却始终怕有债,一有钱就赶紧还债,甚至用财政还债,自己削弱自己的实力,隔断自己的资金链,别人也不敢把钱投到那里去,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开始的。

毛泽东时代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至今还被一些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那一时代“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一,新中国的发债历史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是曾经发行过公债的。

1949年12月政府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首先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计划于1950年内发行两期,每期1亿分,年息5厘,分5年偿还。

公债的发行与偿还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折实公债以“分”为单位,每分以沪、津、汉、穗、渝和西安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尺和煤炭16市斤
的批发价加权平均总和计算得出。

至1950年2月底,全国总共推销公债1.48亿分。

以后,由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第二期折实公债未继续发行。

人民政府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同时,还向苏联举借外债。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贷款协定》,1950年2月政府取得苏联的第一笔借款,总额12亿旧卢布(约3亿美元),利率1%,规定10年内分批还清。

此项借款除一部分用于向苏联购买急需的军需物资外,主要用于国内改造和新建50个工业项目的建设。

1951年2月和1952年11月,政府又取得两笔分别为10亿和10.36亿旧卢布(共约5亿美元)的抗美援朝军需借款,利率为2.5%。

此外,还采取中苏合资形式,开办了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和中苏轮船修建厂等4个"平权合股"公司,中苏各占50%的股份。

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外债,也是新中国利用外债解决国内财政不足的一次尝试。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

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年息4厘,期限除1954年发行的公债为8年外,其余各期皆为10年。

1954年10月,又取得苏联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到1958年中国向苏联借款,共计14.06亿新卢布(约合74亿旧卢布,15亿美元)。

1958年,随着前期公债还本付息数额的增加,中央政府认为依靠公债筹集资金意义不大。

因此,1958年4月政府作出《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决定从1959年起,不再发行全国性的公债,但允许地方在确有必要时发行地方公债。

1959年后,只有安徽、黑龙江等少数几个省份自行发行了少量的地方经济建设公债。

先前发行的公债,到1968年全部偿清。

举借外债也于1958年停止,并在1965年前偿还了全部的苏联借款。

合作社股票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城市集体经济的建立而消失。

原公私合营时划定的私股,也于1966年8月停止支付股息,实际上名存实亡。

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在1956~1978年的22年里,中国一直实行着否定商品、货币、信用和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

否定市场经济杠杆的作用,完全依靠指令性计划的行政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

在物资分配和资金调拨上,通过“大财政、小银行”的财政金融体制,实行统分统配、统存统贷的单一渠道纵向流动。

这种情况一直到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才有所转变。

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秘密。

从前面新中国的发债历史发债的历史来看,所谓“没有外债”,是西方对中国封锁的结果,还有无论是前苏联的“逼债”或中国赌气主动还债。

总之,“没有外债”实际上是被迫的。

所谓“没有内债”只是政府不再依靠公债筹集资金。

但是这并不表明财政没有“赤字”——只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另有解决的办法。

从财政角度来看,财政赤字是一种政府预算收支逆差,即政府预算中经常性财政支出超过经常性财政收入的那一部分差额此差额在财政帐户收入方以红字表示,故称财政赤字,与财政结余相对应)。

所以,作为财政收支的差额,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抵补财政支出的结果。

财政赤字的口径就是把财政赤字概念的进一步量化。最常见的赤字口径有以下两种:

硬赤字:财政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债务支出)

软赤字:财政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包括债务利息支出)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采用“软赤字”也即“宽口径”的办法来计算国家预算赤字。

特点是:将财政收入区分为借贷性债务收入和非借贷性经常收入,财政支出也分为非偿还性经常支出和债务偿本付息支出。
以这种方式计算的赤字数额一般较大,主要通过债务收入弥补。
硬赤字”也即“窄口径”。

宽口径赤字实际上等于窄口径赤字加上当年净债务收入。

两种口径赤字的差别主要在于债务收支的处理的不同。

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三种:
动用财政历年结余;发行货币(包括向银行透支);举借债务(内债和外债)。

实际上“财政历年结余”对现在各国政府来讲普遍是不现实的。

我国从1953年以来到1993年基本采用窄口径,即前苏联的计算赤字(结余)方法,将债务收入算作财政收入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即所谓“硬赤字”。

不把公债收入作为弥补财政收入的资金来源,按此口径,只有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时才会发生财政赤字。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下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来解决的。

也就是第二种情况:发行货币(包括向银行透支)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只是财政的附庸,或者说货币政策只是财政政策的补充,财政出现赤字就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甚至国有商业银行(1994年以前称为国有专业银行)也成为执行财政政策的工具,向国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就是财政意志的体现——国有银行的股东是财政部,国有企业的股东也是财政部,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只是把国家的钱从左手交到右手。

——实际上是靠印钞机解决。

这会导致至少两种风险:

1.造成财政平衡的假象。按此口径,实际赤字会大大减少。

在财政存在实际赤字的情况下,预算帐户两边的收支却可能是平衡甚至结余的,从而出现了财政结余与国家负债增加并存的奇怪现象。

2.财政收支不平衡加剧。由于财政赤字规模未得到真实反映,就使人们对财政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对财政赤字失去应有警觉,从而难以准确把握财政收支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尤其是财政收支在社会总需求中的调节方向和力度,最终会导致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张,又出现新一轮的财政赤字。根据国家预算法的规定。

我国的财政平衡政策在建国初期即已确立,其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为50年代“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表现,沿用至70年代末期。

同时也认为:

大量结余意味着社会资源在财政环节搁置,没有有效地利用,因此一般不提倡。

财政赤字,数量有大有小,如果是略有赤字,一般也被作为基本平衡;

只是何种规模的赤字属于略有赤字,没有明确的数量界限和标准。

从1979年开始,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末期隐藏的财政困难和改革之后逐年增加的财政赤字,中国不得不恢复了对外借债,1981年之后,又开始举借内债,从那时起,中国的国债规模便开始不断膨胀。

所以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而且这种“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和“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怪圈,为今天的银行坏帐和国企改革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三,央行的独立性与国债。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生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才成为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了明确划分,财政不得向央行透支。

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于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作了如下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

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2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石家庄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基础上成立的,随着全国解放,各解放区的原有银行以及旧中国的“四行二局一库”先后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其后在长达30多年大一统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职能,无独立性的规定,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并入财政部。

1977年11月国务院决定恢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原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地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结算业务均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承办。

1986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管理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赋予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管理全国金融事务的国家机关,规范还明确了“三个独立”,即独立于财政、独立于经济计划和主管部门、独立于当地政府。

1995年3月18日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一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律地位。

即第二条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事实上,俄罗斯差不多也是在1995年走出这一步的。

在此之前,俄罗斯1994年占54.7%。1993年财政预算赤字的61.3%,1994年的73.6%是由中央银行透支解决,实际上是靠印钞机解决。

1995年4月俄政府下决心要改变信贷财政化的状况, 财政赤字改由发行国债和举借外债弥补。

执行结果,中央银行还是拿出了3万亿卢布的利润用来平衡预算。

1996年6月6日叶利钦总统出于竞选连任大量花钱的需要,又批准一项法案,强制中央银行从利润中拿出5万亿卢布支持政府开支,但中央银行无此巨款。

如要贯彻总统命令,只有开动印钞机,这就预示将再次出现通货膨胀。

中国在转轨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与俄罗斯类似。

我国的财政赤字始于改革开放的1979年,当时赤字规模较小。

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财政赤字的规模急骤扩大,从1994-1997年每年600亿左右增至1998年的1460亿元,1999年的1803亿元,2000年的2533亿,2001年的2598亿元,2002年的3098亿(预算数)。

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接近国际警戒线3%。

在1994年政府明确规定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之后,国债的发行成为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我国不再将债务收入经常性收入,而是作为预算平衡项目。

这样,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和性质得到了充分明确的反映。

导致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国债发行从1979年的35.31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4180.1亿元,而且国债余额的年增长率远大于同期的GDP年增长率。

四,银行坏帐和国企改革

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也缺乏独立性。

1992年底,在提供商业银行的统一贷款总额中,大约3/4是依照当时的最高苏维埃和政府决定拨给的,只有1/4由中央银行独立决定。

最高苏维埃被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取代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所加强,但受政府的制约还是存在的,对一些信贷资金的约束仍不强。

这也说明,整个经济尚未真正走上市场化轨道,银行的转轨也是不可能顺利的。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类似: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银行发放的贷款主要是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于财政连续几年赤字,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财政未曾拨足。

自1983年7月1日起,财政不再增拨国企自有流动资金,使企业的经营风险全压在银行肩上,由于流动资金的补充来源和有关措施没有落实,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变成了统包。

由于国企得不到国拨资金的补充,以致企业亏损等财政性支出,往往被挤入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因此造成企业资金捉襟见肘,周转失灵,这对国企最终无力偿付贷款本息是有相当影响的。

同样,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80年代以前主要是财政投资拨款,银行贷款被视为禁区。

80年代开始,从轻纺工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试点,以后逐步扩大到固定资产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随着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银行贷款逐步扩大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但是我国的投资体制,缺乏责任制的约束,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政府立项、计委审批、财政与银行买单(拨款和贷款)”。

由于投资项目的确立,系由有关部门包揽决定,银行只作为一个现成的贷款人。

遇到决策失误、立项不当,或经济环境变化,往往发生项目建成无法投产,或因重复建设,投产后产品积压,以及产销不对路、效益低下等。

结果使贷款到期无力归还,造成逾期和呆滞。

但对项目有决策权的部门不承担经济责任,而银行被动提供贷款资金,却承担了项目投资的全部经济责任。

1994年3月至11月,我国先后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建立,是为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
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需要。

这从体制上解决专业银行“一身两任”的问题,为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但在实际执行中,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中,仍包含着部分具有政策性的银行业务。

总之,现在银行的呆坏帐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职能的缺陷,和政策性放贷的遗留问题和集中反映。

最终国有企业的亏损和政策性负担,全部转嫁给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

国有企业如果不盈利,税收收不上来,还要财政拨款,不卖等什么?

难道等着政府财政破产?难道等着国有银行破产?

那些反对卖国企的,最好能想出些现实的办法,解决国企“扭亏”的问题。

那些主张回到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好也搞清楚“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背后财政部从央行透支的秘密。

(有资料显示:1995年以前财政部从央行透支了几千亿元的秘密。)

否则国企改制的大方向就不可能转变。

改革开放后,少数人富裕了起来。于是,便有人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顶罪过的帽子扣在了毛泽东的头上。

说是毛泽东既不肯向外国人借钱,又不愿意向自己的老百姓伸手,是阻碍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罪魁祸首。

这些人信誓旦旦地说,美国之所以是世界第一强国,人家富裕起来靠的不是“做梦”,靠的是“借钱”。

借外国人的钱,尤其是借中国人的钱。

借了好几万个亿(美元)。

美国人为什么敢这么“借钱”呢?

因为人家有“绝招”——借钱不还。

一是“拖”,二是“赖”,实在不行,就让美元贬值。借一元,还二角。也只有美国人干得出来。

问题是“周喻打黄盖”,也只有中国人肯这么干,并且愿意这么干。

为什么呢?

一是有“回扣”。大把的票子进了经办官员的口袋,够他们家族奢靡好几辈子。

二是这钱又不是自己的。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每人也就是个零头了。

日本人也很有钱,你见过日本人把钱“借”给美国人吗?

人家宁愿明着吃亏,也不会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借”给美国人花。

可是,有哪个外国人愿意把钱借给中国人花?

别说几万个亿,就是几个亿,那也是要付利息的,而且是高息。

借不来外债,那就借内债吧。

前一阵子钱很好错。借银行的钱,同样可以“一拖、二赖”。中国的房地产就是这么起家的。

现在不行了。

银行的许多大佬都被当成“老虎”看管了起来。隔三差五就会拉出几头来,“打”给老百姓看。

那就私下向老百姓借钱吧。那更不行!这叫“非法集资”,比老虎打得更加厉害。

说来说去,还是更怀念毛泽东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时代。虽然“穷”点儿,但是日子过得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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