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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
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至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该理论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
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
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
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废弃以重商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在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重商学派的著作。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
产生和发展于封建制度瓦解和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
15 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具体地说，在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
重商主义又分为早期的重商主义和晚期的重商主义两种。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
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 —— 商品 —— 货币的运动（资本产生的过程）。
（1）一个国家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贵金属，如金银等。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贵金属矿藏，就要通过贸易来取得。
（2）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不仅采取许多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措施，同时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其目的仍是要保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大于输入，以保持出超。
（3）重商主义者认为，不可能所有国家同时都有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在任一时点上黄金总量也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收益（富裕）是以另一个国家的付出（贫穷）为代价。
（4）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局限性：
1、重商主义的政策结论仅在某些情况下站得住脚，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站得住脚；
2、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3、重商主义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重商主义才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
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
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
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
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①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 15 ～ 16 世纪中叶，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即重金主义），强调少买。该时期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反对商品输入，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一些国家还要求外国人来本国进行交易时，必须将其销售货物的全部款项用于购买本国货物或在本国花费掉。
②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重商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晚期重商主义，其中心思想是贸易差额论，强调多卖，代表人物为托马斯·孟。他认为对外贸易必须做到商品的输出总值大于输入总值（即卖给外国人的商品总值应大于购买他们商品的总值），以增加货币流入量。16世纪下半叶，西欧各国力图通过实施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即奖出限入的政策措施， 保证对外贸易出超，以达到金银流入的目的。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
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在经济学萌芽阶段重商主义时期（约1500-1750），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
那个时代，还只是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期。彼时人人都是能怎么赚钱怎么来（当然是在合乎宗教、道德、法律等约束条件下），彼时的经济思想，还停留在“庭院经济”层面，那是教人们如何更有效、节省地管理专业的技术指导思想，会计学是“庭院经济”更有影响的发展领域。
由于竞争不明显，无论是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还是争夺消费者的竞争，都几可忽略。
因此，重商主义时期，人人都可从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出发，得出各自的经济理论。
事实上，当时确实不存在专业经济研究者。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的社会现象，说明当市场上存在着较多的赢利机会、竞争不充分时，每人都可按自己喜好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并从中总结出一套自人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来，甚至上升到理论高度。
这些经验是如此的直观和可感受，以至人们认为，这些成功的商业经营理念和思想是可以成为“真理”的。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的初期，机会的广谱性往往会给该体系带来一段“重商主义”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这样的时期。
从对经济行为指导上看，西方“重商主义”核心是“贸易为本”，即通过贸易积聚金银，集中财富；当代中国特色的“重商主义”核心却是“资本经营”，这是与“实业经营”相对应的概念，即资产增值主要是通过资产的买卖、而非生产、服务的经营手段，实现财富增加的目的。
显然，中国当前的“重商主义”与西方过去的“重商主义”相比，存在两个明显特征。
非生产性。西方“重商主义”的贸易还是建立在国内生产的基础上的，只是特别强调“出超”而已。
中国当代“重商主义”强调的是资产经营，即通过分配环节实现财富的积聚。
通过建立房地产业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地位宏观政策，资产经营迅速成为国民经济运营主流，持续繁荣的资产泡沫推升了国内虚高的需求水平，更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是，持续10年地产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削弱了社会实业经营的思想根基，损坏了经济风气——“干”不如“炒”！
千人规模的普通制造业工厂，辛苦一年不如炒房一套，逼得一些企业家们弃实从虚。
封闭性。中国抛弃了西方传统“重商主义”的贸易立国思想，选择了一条回归依靠内需、依靠资产泡沫维持增长的道路。
回顾2003年至2012年，弱势本币政策被抛弃，人民币走上持续升值通道，中国企业出口无汇率护航，看似不错的外贸增长让中国付出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在国内留下不少后遗症。
中国“重商主义”不从国外进口财富手段（过去是金银，现在是外汇等国际购买支付手段），而是强调积聚和分配国内的财富，客观上起了扩大财富差距、固化社会阶层的作用。
中国的“重商主义”时期，类似于西方过去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是金银、财富来源于贸易”的理论体系，主流的经济观念是——财富就是土地（房地产），财富增长来源于资产/土地的增值；等等。
至今为止，中国特色的“重商主义”观点，仍颇有市场。不仅是一般民众，就是知名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企业大佬等，都公开认为，中国的房价运行是单向的，虽然不知何处是顶，但至少不会回落，至多上涨放缓！
现在我们知道，经由直观感觉和经验总结而来的许多重商主义理论，只要期限拉长，就会发现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
盛行于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潮，后来被抛弃，并不在于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证伪”了重商主义思想，而是出现了更能指导人们行为的新经济思想。
中国“重商主义”要被抛弃，却非要一场现实的“证伪”不可。
中国特色的“重商主义”思想，显然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非常不利，现代国际经济竞争状况不允许等待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占据主体地位，时间要求迫使中国“重商主义”思想尽快退出，需要一场现实版的“证伪”。
这意味着，现实需要对“重商主义”来一场教训：通过市场“出清”行为，让部分资产泡沫的投机者付出代价！
当代中国特色“重商主义”的形成，正是政府屡屡救市、不断推高资产泡沫的结果，是市场机制倒退的表现。
要看当代中国特色“重商主义”发展有多迅猛和多流行，只要看一下曾经和仍然存在的“非房”、“非矿”企业涉“房”、涉“矿”，以及PE资本的盛行程度就行了。
观察一下国资委直属央企的情况就可见一斑：117家直属央企中，78家参与了房产开发。
在西方，随着重商主义时代的落幕，经济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士的专享称谓。
中国当前的转型经济体系，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更超出以往，因而，经验主义的中国当代“重商主义”应该终结了。
我们看到，作为当代中国“重商主义”发源地的温州，资金已开始回归实业，民间投资回归理性等等实业重新获得资本青睐现象。
中国“重商主义”的式微，意味着延续10多年的资产泡沫开始挤出，经济转型也正由口号变成实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