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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壮志 1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2-09 点击数:1276次 字数:

14

 

在剧团的第一个晚上的晚宴上,江青越过我,用手肘碰了碰姚文元,请他为我安排在上海演出《智取威虎山》,并在第二天安排我与演员们会谈。

江青向我保证说:

“这部戏里的交响乐是所有样板戏中最好的!”

一个星期后,我观看了这场快节奏的、壮观的京剧。

会谈是在我下榻的锦江宾馆顶层,负责人是童祥苓。

他扮演了10年的杨子荣,是江青的忠实演员。

他介绍了音乐指导夏飞云。

夏长得清瘦,小心翼翼地讲述这部剧目中从《黄河钢琴协奏曲》演变而来的交响乐。

夏飞云,中国当代著名民族音乐指挥家193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1961—1997年分别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民乐系副主任、教授1969—1978年任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中西混合乐队首席指挥;1992—1993年任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在任期间,曾率领香港中乐团远赴加拿大演出,受到观众及音乐界一致好评;1962—1999年兼任上海民族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东方广播民族乐团客席指挥;1997年退休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乐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留学生中国民乐合奏课教师

夏飞云,中国杰出的民族乐队指挥家,我国第一位受严格音乐教育民乐专业指挥。

夏飞云193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53年携带自制的小提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小提琴专业。

1956年考入民乐系乐队指挥专业,师从杨嘉仁卫仲乐等教授,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为山西、江苏等省训练乐队;1969—1978年任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中西混合乐队首席指挥。

夏飞云具有深厚的中、西音乐基础,熟悉各民族乐器的性能,深得中国音乐之神韵。

其指挥动作准确潇洒,作品处理深刻细腻,风格朴实,与乐队配合默契,先后指挥过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队、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上海京剧团乐队等,曾应聘出任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多次出国演出,多次赴香港讲学,被誉为出色的指挥家有经验的指挥家

1995年荣获中国唱片第三届金唱片奖指挥特别奖;1997年末退休后兼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指挥硕士生导师、留学生中国民乐合奏课教师

2001年初率上海民族乐团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及奥地利德国巡回演出,获得高度评价;夏飞云先生与上海民族乐团曾为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录制多集中国民乐精品唱片,如《春江花月夜》、《小刀会》、《夜深沉》、《陆春龄笛子艺术荟萃》、《迎春接福》等。

夏飞云先生曾随指挥教育家杨嘉仁先生学习,还跟随民乐大师卫仲乐先生学习民族乐队的技法。

如今早以自创了独特的民乐指挥法,那就是他的四字箴言恰到好处

至于指挥的风格,他主张越精炼越好,反对花拳绣腿哗众取宠,一味在台上龙飞凤舞,既没骨架又没章法。

从某种角度来说,民乐队指挥更难,除了基本指挥法外,还要懂得民族乐器的性能、民族民间的音乐特性,比如指挥交响京剧,不懂京剧的行云流水等唱腔,仅靠乐谱是不可能指挥得了的。

他又说:

现今的民族乐队,就编制来说,基本还是沿袭了解放前后那种将北方吹打和南方丝竹相结合的方法组建而成的,在这个乐队中,所有的常规乐器,全部是流行于汉族地区的乐器,现在看来,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我曾和同事们研究多年,认为中国是一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着丰富多样的乐器,何不把他们组建成一个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管弦乐队呢?其实,西方现今的交响乐团也是从五十多个国家中经过筛选出来的乐器组成。我们甚至可以设想组建东方民族管弦乐队,这不仅是东方各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如此,一个音色丰富、性能优越的新型民族乐队完全可以和西方乐队比美。乐器是工具,但不同于生产工具的工具。民族乐器的产生和流传是同本民族的语言、风俗、心理、习惯等紧密相连,因此不能以生产工具先进落后的规律那样简单地以先进的西洋乐器和乐队来替代落后的民族乐器和乐队。民族乐器和乐队,只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完善,并以此服务于民族、服务于世界。

喜爱民乐的听众都会潜意识地想听夏版(夏飞云版),经过他的诠释,不仅作曲家啧啧称赞,听众也会久久不能忘怀。

他说:

我挑选的音乐作品往往是不仅能感动我,还能看完总谱马上就能哼上几句的。

于是,在他此次音乐会上,我们可以听到他精心打磨的《庆典序曲》(赵季平)、《月儿高》(彭修文)、《沙迪尔传奇》(刘湲)、《夜深沉》(吴华)、《云南风情》(关乃忠)、《十面埋伏》(刘文金、赵咏山)以及他当年指挥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

夜深沉》是一张早期雨果的出色民乐录音,收录了各种各样的胡琴专集名曲,从常见的二胡、京胡,到较少听的高胡、板胡,是一张值得拥有的中国弦乐大全,用于试听其音域不会过于局限,因为这几种胡琴是各自在高、中、低音部作为自己的特长。

夜深沉》(京胡独奏曲)以昆曲思凡》一折中《风吹荷叶煞》的四句歌腔为基础,经历代京剧琴师的加工改编发展而成。

在京剧《击鼓骂曹》和《霸王别姬》中用以配合弥衡击鼓和虞姬舞剑。

解放后,有人用作独立器乐曲演奏。乐曲标题沿用我国词牌取名时常用的办法,以唱词首句夜深沉三字命名。在旋律线方面与《风吹荷叶煞》差别不大,而《夜深沉》以坚定有力的节奏的一气呵成的旋律进行,替代原型垛句的旋律结构,因而使 音乐形象产生了很大变化,将原来表现哀叹不幸和怨恨人世的音乐情绪,改造成刚劲有力的精神气质,并发展成一首曲调刚劲优美,结构严谨,布局合理的优秀乐曲,充分表现出琴师们的卓越创造力。

它的演出形成独特,由京胡演奏,以击鼓相伴。富有中国气派的击鼓艺术使乐曲更添光彩。

改编者集各家演奏版本之长,进行加工改编,将乐曲结构扩展成有引子后接慢板、中板、快板的板式铺排。

曲调由繁至简,在快板段落作了较多发展,其中有大鼓的独奏及鼓与京胡的竞奏,使原曲的精华--刚劲且优美的音乐得到充分优美的表现。

毕系舟曾经撰文说:

这款录音由夏飞云指挥上海民族乐团灌录,流畅自然,驾轻就熟,显然是大家都已熟悉的音乐,在风格上基本上仍掌握得到,能够将60年代《小刀会》的原唱班底——上海歌舞剧院的合唱团找来录唱了《小刀会》的两段合唱曲,也就更能增强了乐曲的地道韵味了。

这话并没有夸张,选来录音的曲目实在很经典,这张唱片的副标题就是《五、六十年代经典中乐合奏曲》,这说明雨果《小刀会》的录音已不是五六十年代精典中乐合奏原版,而是九十年代初上海民族乐团根据当时的乐团编制而编配的版本(当时的执笔人大有可能是朱晓谷先生)

原作曲的商易先生于2001年底或2002年初为何没有参与进来,就不得而知了。

小刀会》以前曾出现在香港黄梅调电影的配乐中,董榕森还曾经仿写成<还我河山>一曲。

在听《小刀会》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序曲部分,这也是《雨果发烧碟》系列中的辑录之选了。

你喝一杯淡淡的茶,慢慢聆听这段序曲,就会觉得乐队的演奏空间相当紧凑。

尽管如此,每件乐器的座标依然清晰可辩。

如果在家里听这段节目的时候,感觉乐器挤成一团,应该首先从房间的声学上找原因,着手改善一下自己聆听环境。

开头第20秒和第43秒时出现的那两次震撼人心的鼓声,用的是位于舞台右后方的低音大鼓,声音结实而有力。

低音大鼓的音像位置听上去应该跟钹差不多在一起。

大约在3分多钟的光景,舞台后方的当中部位响起了劲力十足的定音鼓,定音鼓的音色跟低音大鼓不一样,在音响系统里应当听得出两者的差别,有些发烧友使用的扬声器存在着轻度的声染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两种鼓声就不那么容易区分了。

稍后快结束的时候,有几记响亮的锣声,方位感相当明确。

不过说回来,其《序曲》的低音大鼓录得相当霸道。

 

《黄河钢琴协奏曲》虽是江青同志在文革期间的作品,但协奏曲描写抗日战争画卷的抒情诗则是由聶耳创作的(30年代上海流行乐曲和电影配乐的作曲人)。

他解释说:

“我们一般不演唱抒情诗,而是投射到舞台两边的屏幕上。”

歌剧的抒情诗也是如此,即使在演唱时。

这部协奏曲第一次在西方交响乐伴奏下用钢琴演奏民间曲调,来传递党的思想。

琵琶、五声音阶和西方和声的成功融合,增强了乐园在《智取威虎山》中尝试新的音乐合成的信心。

江青的想法是融合中国的打击乐和西方的和声——两种音乐的精华,所以在演奏中加入了中国打击乐器和外国的弦乐器:4个第一小提琴,3个第二小提琴,2个中提琴,1个大提琴和1个低音贝司。

吹奏乐器增加了1个单簧管,1个双簧管,1个喇叭,1个法国号和1个大号,定音鼓也被添加了进来。

以前的8种乐器——4个打击乐器和4个弦乐器,都由大鼓来协调,通常安置在舞台两边。

现在扩大到30件乐器和一名指挥,都安排在舞台下伴奏。

中国的戏曲音乐家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的音乐场面。

夏飞云继续说:

“不容易让江青同志满意。当我们送交初步乐谱时,她批评我们:‘仍旧在传统束缚下创作’。她还说:‘要避免古典音乐的高亢,那会掩盖演员的声音。这样观众才会将主要注意力放到无产阶级人物上。音乐家应该把交响乐队和歌手的关系想像为客人和主人间的关系,交响乐不应反客为主。交响乐队应该伴随声乐演奏而不是盖过它。’”

《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东北,解放战争刚开始。

与描述党的地下工作不同,它描写的是解放军与土匪的斗争。

一支解放军追击小分队深入密林中,发动群众打击由美国和国民党支持的威虎山自立为王的匪首座山雕。

杨子荣——解放军的生动代表人物。他率领侦察排采用了智取的方式而非直接进攻。

在上山途中,杨子荣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的痛苦,又获得猎户及其女儿常宝的帮助。

常宝的亲人被座山雕杀害,因此要找土匪报仇雪恨。

此时,杨子荣穿着白毛边大衣和虎皮坎肩,头戴红狐狸皮帽,化妆成一名土匪,成功地进入到匪巢,纳上投名状(联络图),博取了座山雕的信任,为小分队进击铺平道路。

在威虎山的百鸡宴上,杨子荣哄着土匪们纵酒狂欢。没等酒醒,解放军从天而降将他们一举歼灭。

剧中,解放军滑雪越过山坡,直取威虎山的一幕,堪称是中国当代舞台写实主义的顶峰。

像中国其他当代戏剧一样,这出戏也是借历史诠释思想斗争。

19458月日本战败后,苏联撤出东北。

林彪接替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成为东北一号首长。

文革期间,林彪的声望很高。

这出戏有表现林彪对“人民战争”思想的贯彻和揭露彭真反对“硝烟味”的双重含义。

杨子荣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又是林彪生涯的真实写照。

和浩亮一样,童祥苓也因文革期间追随江青而获得舞台和政治上的荣耀。

卸妆后的童祥苓露出一张平脸,尽管已经年过40,但他的体魄依然充满活力。

他的微笑迷人而略显淘气,宛如一座冷漠社会迎客的浮雕像。

童祥苓开始快速地讲述:

1958年上海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时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控制着艺术。尽管杨子荣是一位无产阶级英雄,但文革前却被混同于土匪。他与土匪一样,穿着同样的戏服,而且台词也大多是‘黑话’,他手里攥着烟袋,随着‘黄色音乐’(西方音乐)起舞。导演无视无产阶级的尊严,让杨子荣对着座山雕行九十度鞠躬大礼。在一幕戏中,匪巢中的座山雕居中而坐,四面人群簇拥,而杨子荣则由一个比我老得多而又无活力的人扮演,让他毕恭毕敬地站在舞台一角一言不发。”

童祥苓继续说:

1963年江青看过这出戏后,走到后台把它称之为‘垃圾’。第二年,在她的领导下对剧本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删掉了杨子荣身上的匪气,将他塑造成为了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座山雕和其他土匪被移到了舞台边上。”

1964年京剧汇演时,每个省份都派来了代表团。

当时,江青领导的演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剧本改动的重大意义。

江青的作品被认为表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修正主义者站出来,把杨子荣说成是凶恶的土匪。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表现的最为激烈。他公然下令让剧作家林汉根据刘、邓路线重新改编剧本。

林默涵(1913.1.102008.1.3 ),男,福建武平人。原名林烈。著名文艺理论家。

1928年在福州高中师范科求学时受革命思想影响,随后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先后在进步报刊《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和《国民周刊》任编辑,并开始用笔名默涵撰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和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作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武汉任《全民抗战》编辑。

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参加编辑《中国文化》。

1941年主持华北书店编辑工作。

1943年调《解放日报》编辑副刊,在该报上发表不少短论和杂文 。

1944年冬调重庆《新华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后赴香港参与编辑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丛刊》。

这期间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论文结集出版的有《在激变中》、《浪花》和《狮和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的论著具有观点鲜明、论证严密的特点。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林默涵同志,因病于公元2008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林默涵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林默涵同志1913110生于福建省武平县

192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福州高中师范专科。

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用真名林烈发表白话诗,痛斥土豪劣绅,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被校方开除。

不久,到上海积极从事地下工作,参加罢课、游行、讲演等革命活动。

1930年,调任革命互济会福建省总会秘书长,两次被捕入狱,经营救保释后,转入共青团福州市委任秘书。

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

1935年,林默涵同志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进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

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默涵同志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任宣传部部长。

他满怀热情地参加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随军转战苏浙前线。

不久,到武汉参加《全民周刊》编辑工作。19388月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林默涵同志到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工作。1940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做编辑工作。

1941 年,林默涵同志奉命调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1942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对他的一生文艺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后,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这期间,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撰写大量抨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杂文、表彰先进人物的特写、普及生产知识的小品。

他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群众创造的新型人民文艺,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出现的新的文艺形势,对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所展示的新面貌,都给予了热情的讴歌。

1944年,林默涵同志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进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

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

抗战胜利后,林默涵同志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群众》周刊工作,同时参与编辑《新文化》刊物。

共和谈破裂后,《群众》周刊移到香港出版,林默涵同志任编辑,同时参与编辑《大众文艺丛刊》,联系进步报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期,他除了继续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外,还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后来集成杂文集《狮和龙》和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同志以满腔的激情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1950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

1959年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1952 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

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

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进监狱,进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

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但当人们后来问他,为什么要把胡风打成反革命

他的回答竟然是谁也没有料到!”“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1961年,林默涵等同志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

他还组织领导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工作,并参与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为我国的戏剧现代化革新和芭蕾舞民族化付出了心血。

同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召开高等院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后,他主抓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7个专业的教学实施方案,组织全国著名的艺术学科专家深入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艺术教育教材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默涵被关押达十年之久。

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

1977 年,林默涵同志恢复工作。

他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很快投入到工作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

同年12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负责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并注释等工作。

他带领有关专家和编辑骨干,深入研究,艰苦工作,使全集注释工作于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完成,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85月,林默涵同志担任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组长。

他主持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会议(扩大),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会议。

他力主平反冤假错案,对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期间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

1979年,他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大会报告。

会议期间,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他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文艺界的团结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林默涵同志担任文化部顾问。

1983年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主任。

1984年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5年经中央批准,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他任第一任理事长,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他倡导成立了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文化部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艺术人才的培养。

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198912月,林默涵同志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大力促进文艺界的团结,推动全国文艺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他主持召开了全国业余青年文艺工作者会议,鼓舞业余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新作品。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主持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

他还整理发掘了大量的重要文艺史料。

林默涵同志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顾问,他一生勤耕不辍,论著颇丰,主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

林默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精辟见地的文艺理论著述,在我国文艺史上留下闪光的篇章。

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敦厚谦和,生活简朴。

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战士的优秀品德。

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

诗人牛汉有题为《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到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

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

因此,借着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

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

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

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

这些情况,在1966文革发生之后已陆续披露。

牛汉写道:

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是林默涵、魏巍主编的,文章全部来自《中流》杂志。

他们两位均是《中流》杂志的主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竭力奋斗,老而不休。

这本《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唾弃了不少中国人,这是他们几十年唾弃中国人的继续,例如1957年的唾弃右派1959年的唾弃右倾等等……当然,之前还有被林默涵先生唾弃的人,那就不能不提到胡风先生了。

1955年,林默涵先生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那一年,林默涵先生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

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进监狱,进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

林默涵先生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但当人们后来问他,为什么要把胡风打成反革命

他的回答竟然是谁也没有料到!

林默涵先生文革前官至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这两个部在文革中被伟大领袖称作阎王殿才子佳人部,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林默涵先生也成了被唾弃的人,受了不少苦,不过命大,活了下来。

人们会想,林默涵先生劫后会对当年反胡风运动的作为有所反思了吧。

然而,出乎人的所料,林默涵说:

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原来,在林默涵先生眼里,千万人的苦难并不足惜。

只要符合所谓党的利益和需要,不管这个灾难多么巨大,不管一个民族遭受多么深重的伤害,甚至不管面前站着多少无辜的冤魂,他还要那样去做的,而且,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这种利益和需要,真是太叫人颤栗了。

我只想将《新约》上的一句话送给林默涵先生:

天国近了,你改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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