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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壮志 1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2-07 点击数:194次 字数:

12

 

时过境迁,如今的北京京剧院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和阵势。不过,如果要是有人问及文革,他们依然会非常骄傲地回答你:

“我们剧团现在仍然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随时可以拉上台演出!”

想当年,我采访北京京剧院时,浩亮是这里的负责人。

他长的英俊魁梧,深陷的眼窝和修长的鼻子看起来像高加索人,让人敬畏。

衬衣和裤子的面料十分精致,名贵的手表和意大利皮凉鞋显示出他的潇洒,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很难见到。

其他演员也很英俊,但没有那种在旧中国或西方可以看到的“舞台魅力”。

他们幽雅地在长沙发上结伴而坐,轻轻地用黑扇子驱赶着8月闷热的暑气。

让我有些意外和惊奇的是,这里没有人带着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红小本。(《毛主席语录》)

在结束关于戏剧史的会谈后,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剧场,观看不同唱腔的演唱和钢琴伴奏下的舞蹈和杂技。

拍照留念后,我们又回到了客厅,继续品尝京剧院后院他们自己种植的桃子、葡萄和鸭梨。

这让我看到了艺术才华和社会声望并不妨碍他们勤于农业生产。

即便是文艺界的人,他们也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

“解放后,革命左派开始服务于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

浩亮开始正式发言:

“就在我们进行京剧革命时,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在文化部的指挥部里坐不住了,他们惶恐不安试图阻扰历史的进步。文化部不顾中央关于按江青同志要求改革京剧的指示,否定江青和其他同志对京剧改革的宣传,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到了60年代早期,人们对戏剧没有反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担负的新社会角色而感到不满。戏剧没有激励人民为革命贡献终生。舞台上的奢华宫廷生活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人民群众对戏剧的热情急剧减退。只有为数不多的中老年人前去观看。”

浩亮继续说:

“在传统戏剧中,演员通常扮演受旧社会等级压迫的贵族妇女,而劳动妇女被刻画成‘看起来非常粗俗,与她们的英雄姿态相背离’。对工人阶级从负面到正面的描写的转变是极端困难的。除了表演技巧的革新,演员自身的思想感情的深刻改造也是必须的。”

为了提高表演技巧,演员们每年都要到乡下去锻炼,积累经验和开阔视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过去剧团的演员怕弄脏自己的手,现在的演员则利用闲暇的时间到田里耕作。

京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和南宋时期(跨越7世纪到13世纪),在满清的都市风格上发展到鼎盛时期。最初的京剧由民间艺术家而非贵族学者创作。作为征服者的满人看到京剧在民间很受欢迎,下令到宫廷演出。

在帝王的庇护下,“人民的戏曲”逐渐演变成“宫廷的模式”。京剧的发展也因此而止住了脚步(它是中国最复杂的戏曲,被称之为“国粹”)。

江青低声向我解说道:

“在这些受皇室资助的剧目里,对农民起义的污蔑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是这些起义显示了农民对剥削的反抗。他们寻求的是平等,这在《水浒传》里有详尽的描述。还有赛珍珠的译本《四海皆兄弟》。其他一些京剧描写了爱国者与侵略者的斗争。”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

不过,《水浒传》在各国的译名却各有不同,非常有趣。

  美国在1933年翻译的《水浒传》,是最好的《水浒传》译本,它的译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译本是由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赛珍珠所译。

意大利把《水浒传》翻译成《佛牙记》,它译的是《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俗名鲁达)的故事,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名字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

德国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

《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译名则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

  另外,德国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

  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西方最早的七十回《水浒传》译本是德国和法国翻译的,德国的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国的译名则是《中国的勇士们》。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626197336),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

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在镇江度过了童年、少年,进入到青年时代,前后长达18年之久。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

在镇江风车山上在她小时候就读过现在仍然存在的崇实女中内有她的故居。

同时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西墙根下,矗立着一座三层的西式小洋楼。

也是赛珍珠居住工作过的地方,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美国女作家,她曾在这里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凭借其小说 ,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以此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

1934年,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

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

197356她郁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 Vermont) 。

她也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奖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是目前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赛珍珠于1892626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

先后在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18年,她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

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

1900年因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赛珍珠首次回到美国故乡。

1902年重返中国镇江。

1917513,与美国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结婚。婚后迁居安徽宿州。

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布克来到南京,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并住进了校内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

在赛珍珠和布克三、四十年代先后离开中国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即今平仓巷5号,南京大学北园赛珍珠故居)。

布克(J.L.Buck)是一位农学家,教授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课程,创办了金大农业经济系并任系主任,因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等书而被视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教育学、英文等课。

她既要备课、批改作业,又要参与社会工作,会见中外各界人士,还要修剪家中花园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乐乎

在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赛珍珠即在家中腾出地方,让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了进来。

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

赛珍珠于1922年在庐山牯岭开始尝试写作。

1923年赛珍珠写出了处女作《也在中国》,此后便屡屡有作品发表。

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了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以影射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恋情。

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赛、徐恋情的影子,甚而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的情形,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徐志摩,寄托着其心灵深处的难忘与不舍。

1927年春北伐攻克南京时,社会失去了控制,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真是危机四伏,所以她沦落为洋难民,离开了南京。

1928年夏回到南京的家园时,尽管整座院落成了马厩和公厕,但她却在一个小壁橱里惊喜地翻出一个木箱。

士兵和劫匪掠走了她的大半家产,却把这个木箱留了下来,箱中完好无损地放着她在母亲去世后为其写的《凯丽的传记》一书的手稿——这部手稿排成铅字时书名便改成了《异邦客》。

赛珍珠继续创作,不久给美国的朋友戴维·劳埃德寄去了一篇曾经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同时还附上了未曾发表的续篇,建议将两者合成一部长篇,书名定为《天国之风》。

不久赛珍珠的新作《王龙》又从南京金陵大学寄到了纽约庄台公司,沃尔什又热情地答应出版,只是觉得《王龙》之名很难为人接受,而书名应扣人心弦,富有浪漫情调,建议改用大地之类的名字。

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theGoodEarth)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

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

庄台公司也因此从一个负责累累的出版社一跃而成为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

沃尔什与赛珍珠双方还愉快地订下并切实履行了这样的协议:

赛珍珠写什么,他就出什么。

所以赛珍珠后来写成的《大地三部曲》之《儿子们》、《分家》以及其他多种文学作品,都是由沃尔什的公司出版的。

赛珍珠1934年离开了中国,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真切而且取材丰富,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9年出版长篇小说《爱国者》、剧本《光明飞到中国》、散文集《中国的小说》,1940年获西弗吉尼亚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出版儿童读物《儿童故事集》。

1941年担任《亚洲》杂志助理编辑、编辑。创办自在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东西方协会,担任主席职务。

19423月,应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之邀,用汉语广播向中国介绍美国人民如何理解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不久,最后一次到中国,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收集创作素材,深入进行宣传。

19437月,邀请中美作家、学者到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寓所聚合,讨论中美关系。

会后,就支持中国抗日等问题,向美国朝野发起声势较大的宣传。1946年辞去《亚洲》杂志编辑职务,专事写作。

不久,《亚洲》杂志停刊。

19491012艾奇逊DeanAcheson)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项条件……由于中国新政府尚不符合这些标准,美国现在不能给予承认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冷战割断了赛珍珠与新中国的联系。

赛珍珠在美中对立、国共对立夹缝中异常矛盾。

赛珍珠的《朋友之间》(1958年版)一书记载了她与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P·罗慕洛的谈话,他们坦率地谈到美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政府想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这些代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均起源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与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相距甚远。

赛珍珠希望中国和美国能找到一种互相容纳的机制,但这两个国家却兵戎相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

1949年创办欢迎之家,帮助收养具有亚洲血统的美国弃儿。

1964年获人类特殊贡献奖。创设赛珍珠基金会,旨在帮助美国军人在海外与亚洲妇女非婚所生弃儿。

1972年尼克松总统宣布访华后,赛珍珠不顾年迈,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积极准备重新访华,但是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份严酷的拒绝信函。

1973年,她带着种种疑惑和遗憾离开了她的两个世界。

赛珍珠给一位朋友信中曾写道:

我想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多,我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和热爱中国人民。尽管我们目前和中国大陆互不往来,美国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国人民。

197336,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骨灰安葬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绿丘农庄,享年81岁。[

赛珍珠的作品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

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

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

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

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从小接触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使她看到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写作,获得了对中国小说的完整概念和印象,从而了解了中国早期小说的特殊的局限性并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她发现,中国小说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内容和艺术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史上种种文化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制约。

同时她也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作家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去认识中国小说,他们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国人无疑是缺乏真实形象的空中楼阁

无论是圣贤还是魔鬼都不是真实的中国人。

因此,赛珍珠要用手中的笔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了解真实的中国人民。

只有这样,她所倡导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对主义文化理念才能实现。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

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

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

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

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在赛珍珠之前,出现在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从来都是他世界的化身。

赛珍珠开启了西方作家创作中国和中国人的新纪元。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又名《一个中国女子的述说》。

从题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赛珍珠要为无声的中国说话,赛珍珠要让无声的中国说话。

她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并且叙事者是一个中国女子,这必然要颠彼以往的模式,从一个中国女人的视角看世界,看西方。

在赛珍珠的作品中,主角几乎都是中国人,而西方人多是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的配角。

这无疑颠覆了以往西方白人是作品的主宰,黄皮肤的华人他者的传统写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袂涣大国中,赛珍珠把她的目光牢牢放在了占中国人大多数的农民身上。

在赛珍珠之前还没有哪个西方作家关注过中国农民,就是中国自己的作家对于农民投去的目光也十分吝音。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赛珍珠的脉搏始终与中国妇女一同跳动。

她作品中中国妇女形象真实、生动而且全面,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普通村妇都成为赛珍珠笔下生动的中国形象。

纵览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从阿兰、母亲被束缚而不自知,到桂兰、夫人开始萌生对自我的渴望和要求,再到玛丽梁、梅琳勇敢争取自由等,清晰地展现了一条广大中国女性逐渐觉醒、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成长道路,也表达了赛珍珠为中国女性发言,为中国姐妹寻找出路的美好愿望。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赛珍珠,终生都在不懈地引导人们反省妇女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聆听她们心声中的真实需求。

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对于现代社会的女性也有着警示和教育意义。

事实上,女性解放的理想并未能完全实现。现代女性应该更深刻地探讨女性的主体性内涵和妇女解放途径。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

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

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

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

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

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赛珍珠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使得她既承认文化差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她又主张既要承认文化差异,又要超越文化差异。

赛珍珠女士希望我们超越身体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是淇视这些差异,而是要认识到每个人的文化都是一种我们大家均能从中学到东西的丰富的结合体。

因正是赛珍珠尊重异质文化,倡导消除隔阂,彼此包容的文化理念,使得她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相对主义者。

她指出的文化差异,决非是为了证明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为了说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文化本身的优秀之处,是为了让东西方在传承各自文化的同时,宽容的薄重并借鉴其他国文化的精位,互相倾听彼此的声音。

赛珍珠在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秉承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确立了其跨文化写作先驱的地位。 

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

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

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问世。

《大地》受到许多人的好评。

鲁迅也阅读了《大地》。

19331111,《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说:

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毋庸讳言,多少年来,人们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论始终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能不说鲁迅的评论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

其后,《大地》虽于1938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艺界仍以鲁迅先生对《大地》的评价为准,赛珍珠及其《大地》热,半个世纪内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不过,赛珍珠和中国的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例如老舍,关系不错。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之间有恋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对移民作家的分析来解释赛珍珠,一个移民作家的杂交性确实是某种声音的解放,是打倒权威的一种手段,是把多种声音释放出来,冲断了独裁专制的枷锁。但是,这种杂交性说到底仍是一种审美手段,是各种主题之源

赛珍珠一直处于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两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堵墙,她便萌发了让墙两边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的愿望,她在文化上是双焦透视,自愿地做了打通这堵的使者,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赛珍珠一生都生活在中西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她一辈子向两个世界的人们传播着跨文化理解,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慈禧太后也希望借助义和团赶走白人。

赛珍珠一家人搭乘火轮去上海的白人租界避难,接着又回美国躲避了几个月。

令赛珍珠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始终如一的我们,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国,不知姓甚名谁的白人强盗、贼寇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无邪的我,只是因为长着我种族特有的金发碧眼白皮肤而被人憎恨……”从美国的外祖父家回来后,赛珍珠继续上先生的课,先生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不幸,她忍不住哭了,她在传记中解释说:我流泪,因为我知道,如果先生和外祖父能够彼此相见,促膝谈心,他们会互相理解,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

但他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又怎么能够见面呢?

即使他们能见面,他们又能用什么样的两个人都懂得的语言交谈呢?

但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始终相信他们能找到共同语言,英语还是汉语都无所谓。

义和团失败后,赛珍珠的两个世界不再交织在一起,她知道了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尽管中国对她来说和祖国一样亲近,但她知道,中国不是她的祖国,她的祖国在太平洋彼岸。

看到两个世界的破裂,赛珍珠的心中比任何孩子都更加矛盾,她的内心呼喊着:

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彼此都不能成为对方,然而又各有千秋。

多年后,她述说了自己当年的心情:

我过去经常望着父母,不知道怎样向他们倾吐我的感受、我的恐惧。

赛珍珠从那时起就已经为中西两个世界的矛盾而忧虑重重,因为这两个世界在她的心中是难分难舍,是融合在一起的。

中西的矛盾、战争也就等于撕裂她的心,她渴望双方相互理解,却又束手无策,成年以后的赛珍珠用她的笔,她的语言,她的行动,尽其所能地去沟通中西,让她的两个世界成为四海之内的兄弟

在协助 《亚洲》 杂志编务期间,赛珍珠意识到,单凭一本杂志恐怕教育不了美国民众,想要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能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讲话的中国人,让他们直接面对美国人,举办讲座,讲解亚洲和中国知识。

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国人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能引发自己对其他种族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兴趣,直至达成理解。

于是,赛珍珠找到访美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如演员王莹),来实施她这个交流计划。 

1927年,中国进入北伐战争高潮期,北伐军接二连三地破坏传教场所,一支北伐军占领南京,流血战斗从323持续到24日,至少有六个外国人丧生,即所谓南京事件

多年以后赛珍珠回想起这一天——3 27日,仍历历在目。

邻人告诉赛珍珠军队正在屠杀白人,吓得全家在鲁妈的帮助下藏进了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土房里,全家人战战兢兢,等待随时可能袭来的杀戮。

赛珍珠又委屈又悲愤:

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只因为我们是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今天,我们代人受过,代那些侵略者、帝国主义者,那些欧洲的、英国的白人受过,他们发动战争,抢夺战利品,索取领土,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治外法权,而我们从来都不认识这些帝国的缔造者。我一直都害怕这些人,因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在亚洲遭到仇视。现在,历史的报应竟落在我们身上,落在了我那善良的老父亲身上,他对自己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那样友善。对那些勇敢的、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她们这些白人的中国人,赛珍珠又非常感激: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热爱中国人,如此尊敬他们。我敢肯定,总有那么一天,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一起,彼此相解,永远友爱……”

1971年,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接着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

1972年,赛珍珠曾希望能作为一名记者陪同尼克松出行,但是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份严酷的拒绝信函。

赛珍珠最喜欢教的课是英文,因为这门课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充分表现她的渊博学识和过人的口才。

当然也曾有学生认为她上英文课是海阔天空,离题万里而告到了校长室去。

她自认为上得较为逊色的是宗教课。在给纽约传教董事会的工作汇报中,赛珍珠直言不讳地说:

对在课堂上传授宗教知识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满。

她认为和正规的宗教课相比,在教育学课上传授宗教知识则更胜一筹

这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董事会很不客气地告诫赛珍珠:

只有正规地传授神学才算正道。

赛珍珠没有屈服于压力,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愤而辞去了宗教课的教职。

对此,陈裕光校长和许多外籍教师都深感惋惜。

但是在中国、美国许多地方,赛珍珠都仍然公开声称她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布道,说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

她认为,空谈无益,基督徒应该给中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譬如教育、医疗和卫生

在整个二十世纪之内,只有一个人会用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对刚刚获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做出如此消极的反应:这个人首先用汉语说“我不相信”,接着又用英语说“这太荒唐”。

这“双重”的否定是对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反应,是获奖者本人的反应。

这位消极的获奖者得到的不是抽象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具体的“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将焦距调对得更准确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备遭非议的评选结果其实正好与当时风声鹤唳的国际局势相匹配: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队伍正整装待发,而他们支持的佛朗哥也已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主动;在亚洲,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以及中国所有沿海城市的日本军队继续保持旺盛的攻势,将铁蹄伸向了长江的腹地。

“自由”这一文学所代表和捍卫的基本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了强悍的敌人。

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热爱和平的瑞典人将注意力从文学象牙塔的塔尖上移开,投向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实际上是对时局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他们希望从他们偏僻的讲台上发出和平的声音,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选择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捍卫和对被奴役者的同情。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选择了赛珍珠。

她没有再去纠缠自己应不应该得奖的问题,因为她第一位获得那顶桂冠的同胞对她进行了切身的心理指导。

在赛珍珠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同样被公认为玷污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这样告诫她:

“不要让任何人低估你的获奖。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一个作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件。去享受它的每一个瞬间吧,它将成为你最美好的记忆。”

一路上,赛珍珠牢记着自己这位同病相怜的同胞的告诫。

她置知识精英们的非议和挖苦于不顾,不亢不卑地享受着“太荒唐”的盛名带来的每一个瞬间、每一阵神奇。

与践踏自由的暴力作斗争是这种享受中的一部分。

她拒绝了纳粹德国的邀请,因为她不想访问一个不允许她自由思考和畅所欲言的国家。

“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她这样告诉尾随她的记者。而她关于中国的言论更是桀骜不驯,如雷贯耳。

她说处于民族存亡关头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深得人民信任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她不相信这样的政府能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形成。

她还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里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化,而且绝大多数官员都毫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福利。

这如果不算是赤化宣传,至少也是左倾言论。作为“回报”,驻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员拒绝出席历史上这第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在费正清1982年出版的著名自传的第253页上,我还读到了另一次更后来的“回报”。

那已经是她领奖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赛珍珠当年的反蒋言论仍然耿耿于怀,而对她刚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更是恼羞成怒。

她用非常滑稽和“小气”的方式对赛珍珠进行了羞辱和报复。

其实,赛珍珠的自传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敬佩。比如她将一篇她三十岁时发表的随笔收在自传之中。

她用这篇题为《中国的美》的随笔极力为“中国的美”进行辩护。

她说中国的美是一种需要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的内在的美和古典的美。

而她关于梅兰芳的回忆片段也提到了大师性格中“内在的尊严”,她认为那是大师艺术魅力的道德基础。

“太荒唐”的荣誉使赛珍珠有机会将这种令她陶醉的中国的美展现给更多的听众。

按照惯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要在领奖的第二天做一个正式的演讲,讲述自己文学的渊源。

这位在中国生活过四十一年的四十六岁的美国人的文学来自何处?

赛珍珠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小说》。

演讲一开始,赛珍珠就肯定地指出,“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塑造了她的文学之路。

接着,她侃侃而谈,从汉代的笑话,唐代的传奇一直谈到了明清的经典(特别是她自己翻译过的《水浒传》)。

她说中国文学虽然没有留下像西方那样耀眼的小说作家,却留下了与西方的成就同样伟大的小说作品。

她说中国的小说不是那种可以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的,由孤独的艺术家创造的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它却有极为粗壮的生活之根:它来自于人民,它服务于人民,它属于人民。

“就像中国小说家一样,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要为人民写作……人民对故事有最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感觉未被磨损,他们的感情不受拘束。”

她在演讲的最后这样自豪地表白。这是她充满感情的知恩图报。

赛珍珠曾经被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类到“无产阶级作家”之中。

她关于自己写作立场的这种表白也许就是这种分类的凭据。这种表白马上让我想起了比她晚一年半出生的那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就在赛珍珠这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演讲三年半之后,他发表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极为深远的“讲话”。

赛珍珠的演讲与毛泽东的“讲话”经殊异的道路而同归于“人民”。

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时代的必然?

我想象不出赛珍珠通俗的声音当时会在瑞典的大雅之堂上引起怎样的反响。

许多年之后,由瑞典皇家学院包办的她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结合”仍然是西方知识精英们的笑料,并且仍然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不知,众多的中国同行所不齿。

她“通俗”的声音与左右之源都无法相逢。

赛珍珠的自传出版于1954年。

这对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她离开领养过她的中国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这对美国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麦卡锡的主要目标拉迪莫尔是赛珍珠相知多年的朋友。她在自传中再现了她与拉迪莫尔夫妇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的见面,并且提及那位天才的东亚学者后来帮助蒙古的宗教领袖逃离集权统治等等轶事。

自传出版前三年,麦卡锡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给拉迪莫尔带上“头号苏联间谍”的帽子,赛珍珠完全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回忆来为他作证。

但是,她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

她平缓的讲述再现了曾经在听证会上与不可一世的麦卡锡针锋相对的拉迪莫尔的人格魅力。

赛珍珠接下来的生活最好是从她的那本“文化传记”中去打探:穿过无休无止的误解,赛珍珠最后的生活继续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她的畅所欲言令她在自己的国家腹背受敌。

她因为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的批评而受到了她那些敌视“共产主义”的朋友的冷遇;她又因为对“共产主义”持“不同政见”而遭到极左派知识分子的唾弃。

她因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反对战争等等,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

1969年一项权威的民意调查中,她被列为美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第八位(并且是仅有的两位纯粹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丈夫的势力进入那个名单中的女性之一)。

可是与此同时,她的行为却又引起了官方的警觉和民众的敌视。

她的FBI档案因此越积越厚,将她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清除出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她在腹背受敌的窘迫下也没有掩饰过她对中国一贯的热爱。

这种热爱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几乎是一种罪过。

她说在她的记忆中,中国的人民“太善良”,中国的土地“太美丽”。

她总是提醒她的读者和听众不要忘记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还要长。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对这句话的正确性却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她极为健康的身体状况很可能会要打破她引以为自豪的这种生活的“逆差”。

正是在这个时候,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又让她看到了维持这种“逆差”的希望。

尽管她已经七十九岁了,她仍想(比如以记者的身份)加入尼克松“破天荒”的代表团。

如果如愿以偿,她可能是代表团中唯一可以将那一趟历史性的出行称之为“回家”的人。

她频繁地用电报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提出申请。

同时,她又求助于包括尼克松在内的美国政要。

但是,她再一次左右都无法逢源。

在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中国之行结束之后三个月,赛珍珠才收到新中国政府对她的签证申请的答复。

从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机构中寄出的答复由一位低级官员签署。

他这样写道:

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时收到了。考虑到长期以来你在作品中对新中国人民和领导人所持的歪曲、丑化和污蔑的态度,我授权通知你,我们不能接受你访问中国的申请。

这位早在1933年就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断定对中国的了解只是“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的“美国女传教士”在几乎四十年之后又被进一步定性为是“革命的敌人”,被领养过她的“大地”拒之于万里之外。

(顺便提一句,赛珍珠举世闻名的代表作被译为《大地》丢失了英文原名TheGoodEarth中的“好”处和善意。1938年,从中国抗日前线考察出来的英国诗人奥登曾经用英国式的幽默从这“好”处下手,在他的报道中称他所看到的中国为“theBadEarth”。这引起过赛珍珠的愤慨和反击)。

能够让赛珍珠对新中国“里面的情形”进行深入了解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了。

中国只可能存在于她的记忆中,而不可能再现于她的视野里。

或者换一种说法:

对赛珍珠来说,中国永远只是那个令她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那个令她疑惑的“现代巨人”。

在被中国拒签十个月之后,赛珍珠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死亡也许是能够保持赛珍珠引以为自豪的那种“逆差”的唯一的方式: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于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没有将她纳入历史之行的尼克松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为她盖棺定论。

这座“桥梁”的建筑风格基本上应该是中国式的,正如赛珍珠为自己设计的墓碑。

那座墓碑上没有出现她家喻户晓和登峰造极的英文名字,而只留下了她备遭冷遇和羞辱的中文名字。

她好像只想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回归“大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迄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有的直译成《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意译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

在所有译作中,翻译得最为准确、最为精彩也是最有影响的,还当数它的第一个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个英译本便出自赛珍珠的笔下,赛珍珠是将《水浒传》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赛珍珠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还是2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当时南京出售着《水浒传》的好几个版本,有的只有七十回,有的长达一百二十回。

赛珍珠选择的是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她认为这个版本最好,因为较长的版本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七十回本则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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