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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6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26 点击数:175次 字数:

63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

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

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

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

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

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

整整步行了三天后,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

那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

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写了一些演唱材料,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7年9月,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给每个团员分发了一大包东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几块呢子衣料、一包毛线、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

于会泳是孝子,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丰厚的东西,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家乡孤苦守寡的母亲。

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

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张显发现并没收了。

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

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面前。

马少波对于会泳进行了批斗,然后进行了隔离审查。

于会泳写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

马少波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但是新来的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张波认为重在教育,可以免于处分,最后将于会泳调离文工团,调到协会办的《胶东文艺》编辑部工作。

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后,表现积极的于会泳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后重新调回了文工团。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

于会泳兴奋异常,入学后表现积极。有点音乐天赋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49年11月,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发展于会泳等人入党。

1950年7月,于会泳结束了音乐教育专修班的学习,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音工团搞创作。

1952年至1962年,于会泳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研究员,后改任民乐系教员。

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

新开始的民族音乐课不好上,其他的老师上课被学生评价为“没学问”,而于会泳的课却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

别的老师都是放唱片让学生学唱,而于会泳则是自己示范唱让学生学唱,被学生誉为“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研究了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及西方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业务水平大有长进。

他编写出版了《山东大鼓》,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

他下乡采风时改编过几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等歌曲。

他谱写和出版的《女社员之歌》等歌曲和有关音乐方面的著作都别具一格。

后来,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目谱曲。

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发展。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取得了一些成绩,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在学院工作期间,经同事介绍,于会泳认识了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逐渐产生了感情。

1953年秋,于会泳和任珂结婚。在生活安定了之后,于会泳把母亲从山东老家接到上海居住。

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后,作为大姐的任珂负担着他们的生活费,于会泳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比较拮据。

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工作顺利的于会泳,却保持着愉快的精神。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

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

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

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

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因为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

江青马上对张春桥说:

“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

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

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

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又是文工队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

江青还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

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

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

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荡气回肠。

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日益加重,后来又把他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

于会泳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摸清了江青的爱好,尽力讨好江青。

于会泳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

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

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院系的领导都要打倒,于是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

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向姚文元打电话汇报。

《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

“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上海。

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要紧跟。

于会泳于是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

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显示了对他的重视。

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

在样板戏剧组,于会泳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

于是这些对江青不满意的人就遭殃了,或被批判或被判刑。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以及张春桥和徐景贤的全力支持,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过江龙》,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1968年,于会泳带着《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委会常委。

按照规定,上海市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报中央批准。

1969年初,名单审查完后,准备报中央。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那天,徐景贤比张春桥先到会议室,组织组负责人告诉他:

“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题。”

徐景贤很吃惊,觉得事情有些棘手,不敢定夺,准备请张春桥来决定。

在市委常委会上,徐景贤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一点也不吃惊,淡淡地说:

“这事我知道。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理由。这封信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嘛!”

张春桥这么一说,徐景贤心中有数了。

徐景贤在会上发表意见说:

“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

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和负责文教战线的书记徐景贤都表了态,其他市领导也没有人反对。

市革委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

徐景贤告诉组织组:

“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

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以后,张春桥和徐景贤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于会泳给徐景贤打电话,说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

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

马天水走前找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他们都猜不出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

于会泳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

于会泳感到很奇怪。

徐景贤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他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徐景贤一再叮嘱说:

“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

10月8日晚,徐景贤他们不断打电话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但都找不着。

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

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

徐景贤感到很紧张,他说上海与王、张、姚也联络不上。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

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

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

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

“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把于会泳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

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

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

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


于会泳死了,自杀死的。

江青也死了,也是自杀死的。

于会泳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江青死前也写了一份遗书。

弄得跟真的一样。

于会泳或许真的是“自杀”,但是,江青是绝不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

想当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她是跟随在主席身边唯一的一位女性。

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在乎在秦城监狱里被关几天“禁闭”吗?!

想当年,文革期间她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了快速取得成果,她将目光转向了电视,想把她的作品带给最广大的观众。

她认真地研究了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单,然后向负责人提出批评。

她的意见“迫使”电视台负责人、技术人员和演员自我批评。

她由衷地感谢他们,并请他们加入到将革命引入到电视节目的行列中来。

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样板戏就被搬上了电视。

在电视上看到《沙家浜》和其他样板戏时,江青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为了分享她的快乐,她召集了一大批电影摄制者和京剧演员到长城,向他们演示如何“向电影学习”。

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世界宣告:

她突破了由顽固势力掌控的电视台的围墙。

江青情不自禁地欢呼道:

“我打碎了他们的垄断!”

3年来,江青在电影方面有过三次不成功的尝试。

她和她的助手们最后终于拿出了一部成功的电影《智取威虎山》。

每一部电影都是在北京拍摄,而演职员的家还在上海。

江青深情地回忆道:

“演员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北京的项目,多次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他们和我一起坚守在北京的岗位上,直到影片成功为止!”

江青说:

“要理解1960年代演员的深刻变化,毕竟这些著名戏剧演员和其他的不太有名的演员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他们的思想觉悟一开始不可能都是先进的。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理解党的意图,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才能加快他们思想觉悟的转变,真正地做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为了说明这些革命性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江青刻意地安排我和浩亮、童芷苓还有其他电影演员和舞蹈演员会谈。

用她的话说,他们会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七部完

2016/12/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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