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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6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25 点击数:211次 字数:

62


文革中,演员们的生涯被重新改写。

江青也正是通过他们在尝试电影革命。

更多的演员在拍摄的不同阶段参与了进来。

这些有文学禀赋的人——浩亮、刘庆棠和于会泳——在江青的说服下,协助她创作电影脚本。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最后,他们创作出了全新的剧本、并通过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和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于会泳,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

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从而平步青云。

历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第十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1976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于会泳,1926年生。山东省威海乳山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因学习成绩优异,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

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

1956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1962年9月,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以全部精力投入《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后又参加了《杜鹃山》《龙江颂》等京剧的音乐创作。

文化大革命”中因多次发表激进文章,受到江青等人赏识。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

1975年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

1977年8月31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于会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其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

1946年9月,他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

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

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风毛麟角。

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妇婿》。

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

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

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 

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

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正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

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特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

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就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

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

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

“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

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

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

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

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江青问:

“于会泳是什么人?”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

就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椐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

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春桥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送到江青手中。

看着这些文章,江青喜从中来,大有想见恨晚之慨。

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

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

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

从此,于会泳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

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

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

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是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

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于会泳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

撰写论文《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

撰写《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指定必修教材。

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着足以使人穿肠烂肚的“来苏水”,便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将这只瓶子挪到自己经常洗脸的位置。

下午,他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后,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入夜,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

于会泳有音乐天赋,曾经是优秀的教师、有才华的音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上了文化部部长。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自杀。

于会泳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于会泳1926年6月生于山东乳山县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于会泳从小喜爱音乐。

读到中学时,因家中贫困,辍学回家,被当地聘为小学教师。

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1949年10月,组织上送于会泳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进修学习。

于会泳很快就掌握了乐理、乐谱、演唱等音乐基础知识,并且学会了作曲。他选择民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动传神,曲调优美,这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50年9月,经院长贺绿汀举荐,于会泳留在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工作。

此时,该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有较高水平。依靠这部专著,于会泳得以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红灯记》剧组调来,在上海演出多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上海文艺界许多“笔杆子”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红灯记》进行评论。

于会泳也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

江青对于会泳的文章非常赞赏。

有一天,江青问张春桥:

“于会泳是个什么人?”

张春桥通过上海音乐学院了解了于会泳的经历和表现后,向江青作了汇报。

江青一听于会泳是个“根正苗红”的专家,马上提出要见于会泳。

第二天,于会泳被通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和他谈话。

于会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来要见自己的是江青。

谈话中,江青当面称赞他,还当着于会泳的面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于会泳同志。

江青的话,使于会泳受宠若惊。

与江青见面之后,于会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久,张春桥将于会泳调到上海京剧院,让他担任重点剧目《海港》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

于会泳把《海港》中全部乐曲都认真分析了一遍,找出剧中乐曲中的问题,然后寻找改进的办法。

他在设计《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时,更多地将京剧程派的唱腔加入进去,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

江青听了录音带后,非常高兴。于会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为搞样板戏的“台柱子”。

很快,于会泳被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工作。

于会泳把中国传统京剧中最响亮、最高亢的唱腔进行分析选择,然后将其中精华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剧的唱腔中,还对全剧音乐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改造后的唱腔和音乐十分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于会泳正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他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必须立即回到音乐学院接受群众批斗、审查。

造反派认定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会泳找到张春桥,问怎么办。

张春桥回答说:

“你回去吧。不要怕,我们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乐学院,主动找到学院红卫兵各主要战斗队的头目,非常虚心地征求红卫兵的意见,并且主动作检讨。

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让手下人到上海音乐学院做红卫兵的工作,说于会泳是革命的。

江青在一次开会时,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

还有一次,江青特意拉于会泳和自己一起上台会见演员。

红卫兵们得知后,不再揪斗于会泳,反而认为他是革命教师的代表。

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工作更起劲了。

他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

这些样板戏中的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1968年,《文汇报》发表了于会泳写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1969年4月,于会泳作为上海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中共九大之后,他担任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

于会泳觉得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报告向江青等人推荐这部影片在1975年春节公映。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阅同意。

就在于会泳下令发行时,突然被江青叫到钓鱼台,她当面指责于会泳:

“《创业》这么糟,你为什么批准发行?这部影片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

于会泳立即以文化部的名义下令停止发行《创业》。

除自己写检查外,还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出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

不料,当年7月毛泽东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于会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共同写出检讨呈送毛泽东。

此后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又与江青等人在电影《海霞》问题上发生矛盾。

此时,于会泳恰恰被医生查出患有代谢性肝炎病,必须住院卧床休息。

但江青等人认为,于会泳这是在逃避“斗争”。

1974年、1975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

于会泳当上文化部部长后,与周恩来有过工作接触,对周恩来的品格和风范十分佩服。

因此,他不愿意参与旨在攻击周恩来的斗争,江青认为于会泳阳奉阴违。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于会泳还是紧跟江青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查获了“四人帮”所拟定的他们打算在上台后“组阁”的中央领导班子中,于会泳被列为副总理人选。

10月中旬,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

当时,于会泳对自己的出路还比较乐观。

他觉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还做过不少如保护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自己跟随江青等人办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自己有错误,没大罪,自己参与搞的样板戏,毛主席、周总理也是喜欢和肯定的;周总理还称赞过自己……

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

于会泳当晚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

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

组长工作忙,没有时间和他谈话。

于会泳彻底绝望了。

1977年8月28日晚,于会泳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然后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

  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年度学刊)上发表了于会泳的作品《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作为音乐家,他仍然被人们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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