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传奇
戏剧革命 5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17 点击数:148次 字数:

54

 

江青所做的最新的尝试是想将传统的中国小说(几百年来就是中国戏剧题材的来源)改编成革命戏剧。

虽然一些资产阶级剧作家已经将《三国演义》的部分情节写入当代戏剧,但是,经过多年来对剧本、配乐及舞台监督的修改,最终的版本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将文学作品改编成革命戏剧,离不开领导的准许并给予最大的支持。同时,也伴随着会有人反对的风险。

当她与延安“鲁艺”的同事们在延安的旷野中创作革命音乐时,没有资源、没有现成的音乐,手头也没有外国音乐可供借鉴,他们只能将目光转向地方音乐。

他们收集民谣,用自己的乐器演奏。

他们书写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的抒情诗。

尽管知道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可有人还是大胆地借用地方“情歌”的曲调,填写上他们改写后的歌词。

江青谨慎地说:

“我本人没有参与过对这些曲调的改编,但我认为其效果还是很好的,群众也容易接受。”

回到话剧主题,她说:

“需要修改的话剧可以分为三个类别:首先,那些具有反革命思想的剧作,根本不值得修改;第二类是有好的动机,但表现手法粗糙,似乎很难修改;第三类虽有好的动机,但表现过于平淡,特别是没有突出主题的化妆、音乐、服装,弄得大部分群众搞不清楚它的主题和动机,这一类是最难修改的。”

第一个类型的例子是女戏剧家蓝光的作品。

当江青在上海到处寻找可修改的剧本时,有人将蓝光的《最后一幕》推荐给了她。

《最后一幕》,中国话剧作品。兰光编剧。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8年首演。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敌演剧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斗争的故事。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8年首演。

剧本发表在1958年《剧本》第 6期。

1959年、1964年分别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最后一幕》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敌演剧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斗争的故事。

一支“抗敌演剧队”经历了10年特殊的斗争生活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之时面临着新的压迫和危险。

反动派加强特务统治,强令演出“勘乱”戏,妄图破坏地下党的活动,把演剧队纳入反共宣传的行列。

演剧队”以应放、白静娴为首的地下党员,坚持革命立场,团结全体队员,以巧妙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终于冲破重重封锁,全队安全撤回解放区。
  全剧成功地塑造了善于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斗争的应放、白静娴等形象,并通过演剧队生活的一角,展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文化学生运动等方面复杂的斗争现实。

今天,人们已经不记得蓝光了,知道她的《最后一幕》的人更上少之又少。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最后一幕》的剧情,几乎已经没什么印象。

大致的剧情,无非是国共两党在一个小小的演剧队里明争暗斗,应放等地下党员坚持要演出进步戏剧,而向世仁等国民党人则强令演出反共“戡乱”戏,双方斗智斗勇,到最后应放等人带着演员“胜利大逃亡”,安全撤回了解放区。

还记得几个主要角色,马精武饰演的演剧队长应放,国民党军官向世仁,有一位看上去慈祥稳重的职业革命者“大姐”,白静娴。

还有一个好像有点官太太背景的女演员,每次剧团演出,基本上都会迟到,嘴里还会时不时地蹦出几句洋文,“拜拜”之类。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舞台上的马精武老师,很年轻,好帅,帅到不行。穿着白衬衣,发型也很好看,洋溢着风华正茂的朝气与活力。

其实想想也是,刚过“不惑之年”,与角色年龄相仿,因此这才是他最真实的形象。

马老四”等等,毕竟与他当时的实际年龄差距太大。

说出来,也许可以当笑话听。

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一个细节,舞台上的国民党军官向世仁,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看似无意地踮起一只脚的脚尖,用另一只脚后跟的裤腿来擦皮鞋。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编导的有意设计,还是演员的即兴发挥。

这出戏在电视里看过几次,反正每次演到这里,台下的观众都会一阵哄笑。

用脚后跟的裤腿擦皮鞋,皮鞋自然光亮如新,这是给人看的,而裤腿脏了,却是谁都不会去注意的。

印象特深,以至于在后来的生活中,也常常会有人有意无意地去用裤腿擦皮鞋。

虽然连剧情都不大记得了,但是记忆中的《最后一幕》,真的是一出很耐看的好戏,很有咀嚼回味,台词很生活也很生动。

很想能找到视频重温,或者找到剧本重读,但是很遗憾,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

其实,假如现在有机会重温《最后一幕》,感觉肯定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毕竟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客观而论,剧作家本人有这方面的生活,因此剧中所描写的“国统区”的生活,肯定要比现在的作品所反映的真实得多,人物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肯定有更加原始质朴的生活质感。

同时不可避免地,那些台词中,在那个年代人们可能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那些话,今天听来,自然也会觉得老套说教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年轻时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吧。

也许正因如此,才会在艺术家和不知名的普通观众中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有一种共同的青春记忆。

对于老艺术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感谢。

一提起蓝光老师,脑海里立刻会想起《最后一幕》,想起那些精彩表演。

 

提起蓝光的《最后一幕》,让江青回想起了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痛苦经历。

当时国民党镇压所有的政治活动,文艺工作者也不得不退到幕后工作。

看过剧本之后,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情,江青最后还是拿起电话通知了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禁止了该剧在上海重演。

 

小说《战火中的青春》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小说描写的原形是几个在国民党白区的共产党的叛徒。根本就跟不上当前的政治形势。作者作了几次修改之后,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

写我军在1947年坚苦的革命战争中,一个烈士的女儿共产党员,女扮男装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故事。

影片洋溢着澎湃的革命热情和诚挚亲切的阶级友爱。

在艰苦的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更好的协助工作,团部派来了一位曾经担任区小队长的高山来到某排担任副排长的工作,年轻的英雄排早就得知了这个消息,听说团部派来了一位勇猛的“干将”来协助他工作。

非常高兴,很盼望能见到这个人,排里的士兵们也都很高兴。

可是,当排长雷振林看见这个所谓的“能人”高山与自己想象的不大相同,感到十分吃惊,并且怀疑他的能力,不知道他能否胜任这个职务并且领导大伙战斗和学习。

雷振林的这些思想都表现在了自己的生活和行动中,好像是有意在检验、检验这位新来的副排长。

可是大度的高山当没事人一样,一点也不计较这些,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来的副排别看人小体弱似的,可真干起事来,有自己的一套做风,他十分注意军队风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谁要想在他这里讨个情面,那可是连门儿都没有。

而且他又十分关心战士的生活,搞好军民关系,不管是谁,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都会跑过去问寒问暖。

这所以,这里的士兵和老百姓们都很喜欢他,在一次任务中,他出色的完成了“抓舌头”的任务,并且干净俐落,使全排的战士都暗暗的敬佩他。

不久,团部下达了命令,在袭击敌军的突击战时,雷振林因为一时的大意在狡猾的敌人威逼诱惑下,被困在了碾房,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九死一生的雷振林这时才想起高山对他的鲁莽行动的批评是多么的有道理。

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高山在克成掩护大队撤退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及时的抢救了他。

而自己却伤势发作,雷振林流泪将高山背入医院,医生在治疗中才发现高山原来是女扮男装杀敌报仇的女英雄。

 

好好的一部电影,后来又被重新改写成越剧。全部由女演员出演。

江青不屑一顾地说:

“女人扮演男人,破坏了她们的形象。”

剧中,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都是由女演员扮演。

这让江青很反感,中途就退场了。

 

《杜鹃山》最初是上海创作的一出话剧。

《杜鹃山》讲述的是党从井冈山派柯湘到湘赣边界的杜鹃山领导一支农民自卫军。

途中柯湘被捕,恰巧被自卫军营救。

自此,柯湘担任了自卫军的党代表。

她宣传党的阶级政策,团结群众,不断扩大武装。

地主武装头子毒蛇胆勾结自卫军中的叛徒温其久,抓住雷刚的义母,诱雷刚下山,妄图一举消灭自卫军。

柯湘识破敌人毒计,主张用敌进我退的办法,会合主力,粉碎敌人的进犯。

雷刚不听劝阻,莽撞下山救母,结果中计被捕。

柯湘率尖刀班救出雷刚母子,清除了叛徒。改造了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

有人试图将话剧改编成京剧。但他们的改编失败了。

江青认为:

“作品没有体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风格,剧中的英雄和老乞丐没什么分别。”

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引起了江青强烈的共鸣。她亲自组织一班人马重新改编,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杜鹃山》在上世纪后期风靡神州大地。

《杜鹃山》改编自老革命家邓洪的回忆录《潘虎》,据相关史料记载,剧中男女主角 原型分别为潘虎和邓洪,两人皆为浏阳人。

日前,市政协委员刘正初,剧作家陈健等人经进一步论证称,“杜鹃山”的原型为我市西乡的“白茅尖”。

   “老子本姓天,家住白茅尖。白天没个人,夜晚千似千。”半个多世纪过去,一首关于白茅尖的歌谣仍在传唱。

《杜鹃山》中 主角的原型潘虎、邓洪等人的传奇故事,至今仍为普迹镇五丰村的人们津津乐道。

   现实中的潘虎和邓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如何相遇的,农民革命军经历了怎样的斗争过程?

带着这些疑问,近日,浏阳日报记者沈阿玲来到普迹镇五丰村、爬上“白茅尖”,探寻革命先烈事迹、考究革命遗址。

 沿着一条弯曲的山道,我们进入五丰村“铁炉冲”。

入口处被两边的青山掩映显得狭小,深入才知别有洞天,“铁炉冲”因其 势得名。

山冲里,有一条路通向白茅尖。

  “听我父亲说,(上世纪)30年代,普迹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参加了红军。白天忙农活,晚上一句口令传下去,人都在山中聚 集。”

81岁的原铁炉村村支书欧阳淼解释了白茅尖歌谣的来由。

他表示,小时候听村里许多老人都提起过,潘虎是当时当地鼎鼎有名的“头头”。

 史料记载,潘虎是我市官桥镇会同村(现一江村)人。

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北伐,因作战勇敢,很快升任连长。

因不满国民党 右派在北伐军内清查共产党,他毅然辞官返乡,在家乡拉起一支农民武装。

他脾气暴躁,有点口吃,乡亲们起初都有点怕他。”

村民黎发长说,在父辈人的记忆中,自称“红军游击队”的潘虎带着200 多人,以杀富济贫为主业,曾不分青红皂白暴打过替土豪推车的长工。

在遇到邓洪前,潘虎身上带着浓厚的江湖气,“他并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革命”。

 邓洪,曾用名郑子卿,也是浏阳人。

1926年参加革命,历任浏阳西乡第五十四乡农民协会裁判长,普迹区赤卫第十六团军需长等职,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

早年时,邓洪以修理钟表为掩护,从事地下党通讯联络工作。如今,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 还保留了其当时使用的钟表箱。

 “1929年前后,邓洪从江西过来,经过白茅尖时被农民革命军抓住了,差点被杀了。”

欧阳淼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情景:一番好说歹说,潘虎终于相信了“钟表匠”邓洪是共产党员,他请求邓洪留下来给他们“掌舵”。

 经党组织同意,邓洪答应留下,和潘虎一起走上了白茅尖,成为游击队党代表。

 白茅尖位于普迹镇东部,与之相邻的还有黄茅尖等山峰。

 据村民们介绍,这带山区都发生过革命战斗,潘虎、邓洪等人主要在白茅尖活动,猴子壁、红军坳以及位于山峰东部的观音庙 等地都是重要遗址。

 踏着略潮湿的落叶,一路穿过灌木丛、竹林、油茶林,来到猴子壁。“猴子”头朝着浏阳方向,尾部向着株洲醴陵。处于边界,这里是打仗时的纷争之地,是游击队重点布防的哨所。

 “1930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白茅尖这支红军队伍进行了围剿,红军伤亡惨重,血染杜鹃山,最后突围的只有五十多人。”

猴子壁附近,生长着大片高冠杜鹃。村民张振秋顺手指向山顶,可依稀看到山顶绿叶间竟还开着红色的花,“这山上的杜鹃能一直 开到初冬”。

 在那次围剿中,未能幸免的还有山上的观音庙。

为躲避国民党追缉,潘虎回乡后一直躲在山中,下雨的时候就躲在庙里,晚上出去搞革命。”

张振秋介绍,这座庙始修建于清嘉庆年间,原本是一栋三进结构的建筑,是潘虎、邓洪等人的“联络点”。

 如今的观音庙旧址,长着几株高大的油桐树,地上只剩下了一些破碎的砖瓦。庙不远处有一口水井,还有一个残存的地道。

大火把庙烧了70%,剩下的房子后来也未能幸免。”

村民吴再兴记得,庙的内墙上有大字写着白茅尖的经典歌谣。

 “观音庙被烧之后,红军游击队转移到了赖家屋场。”

吴再兴接着说,虽然伤亡惨重,军队很快又重新组织起来。本地的铁炉冲、七术冲,官桥、金江等地,甚至醴陵潭塘、枧下等地都有人陆续加入,队伍壮大到四五百人。

 在邓洪的引领下,潘虎的游击队制定了严格的训练制度和管理制度,很快,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成为既能作战又具有铁的纪律的红军游击队,最终走上井冈山。

经过帮助教育,潘虎加入了共产党。

他在后期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

 

 浏阳日报:邓洪口述的革命回忆录《潘虎》曾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现代京剧《杜鹃山》,也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这个人物及其故事有何特别之处?

 刘正初:潘虎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他向往革命又非常迷信,自称红军游击队又满口江湖黑话。他算不上一个完美的人 ,却十分真实。这个人物有别于脸谱化的角色,有一个经过实践改造、锻炼、升华走向成熟,成长变化的过程。

 陈健:潘虎的故事,是农民革命军积极靠近党组织,主动寻求党的领导的典型,也有别于一般被动接受教化。其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反映出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

 浏阳日报:判断《杜鹃山》人物原型和地点原型,有何根据?

 陈健:《杜鹃山》人物原型的论定,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党史材料记载。据我研究,现代京剧《杜鹃山》里经典唱段的 过门、转折小调都有用到花鼓戏曲调,因此,故事发生地可以缩小至长沙地区。此外,上世纪70年代,中央京剧团在文家市排 练过现代京剧《杜鹃山》。

 潘虎和邓洪的革命活动地点,主要就集中在白茅尖一带。

经过与乡亲们深入交流、原地踏勘,我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杜鹃山》人物原型为潘虎和邓洪,“杜鹃山”原型为西乡白茅尖。

 欧阳觉文(浏阳人,长沙花鼓戏国家级传承人):现代京剧《杜鹃山》中,农民革命队伍上井冈山那段独唱部分包含了我们小 时候流行的民歌《栀子花》的音乐元素,还有第四场开幕曲也是明显吸取了浏阳地区流行的花鼓戏音调。

 浏阳日报:《杜鹃山》人物及地点原型认定,对浏阳而言有何意义?

 刘正初:这一事实,对于浏阳建设革命老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发展红色旅游,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建议进一步充分开展现代京剧《杜鹃山》原型的党史研究。围绕潘虎、邓洪,围绕《杜鹃山》的创作改编,加强学术研讨,征集档案资料,还原历史 真相。另一方面,建议开发、建设“杜鹃山”红色旅游纪念地。白茅尖风景秀美,有开发挖掘的潜质。借鉴沙家浜等红色旅游 胜地的开发经验,建议充分挖掘现代京剧《杜鹃山》的文化内涵,将白茅尖打造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京剧传承基地。

 

杨春霞、马永安主演的《杜鹃山》,虽在所谓“八个样板戏”之后问世,但称得上是现代京剧中的一出“骨子老戏”。

它诞生于1963年,最初由宁夏京剧团移植于同名评剧。

宁夏京剧团远在西北,但主要演员出自北京(原总政京剧团),也是名角荟萃。

1963年春天,该团赴东北巡演期间,观摩了沈阳评剧院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杜鹃山》,为其内容的传奇色彩所动,觉得更适于用京剧艺术表现。

不久,由殷元和、孙秋田执导,李鸣盛、李丽芳主演,移植上演了《杜鹃山》。

同时,《杜鹃山》也引起北京京剧团的兴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赵燕侠挂帅出征,隆重推出《杜鹃山》。

四大须生”之一的京剧泰斗马连良,在剧中配演“郑老万”一角,以绿叶扶红花,可见其阵容强大。

1964年,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两个《杜鹃山》一起参加,双双引起轰动。

相比之下,有过军旅历练的李鸣盛、李丽芳,演出带来一股刚劲朴实之风,似乎更得好评,裘盛戎就由衷称赞李鸣盛比他演得棒许多。

周恩来总理观看了宁夏京剧团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

会演结束不久,文化部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员赴宁夏,将《杜鹃山》搬上银幕。

经过一番紧张排练,剧组赶往长春,但途经北京时,由于江青急调李丽芳到上海主演《海港的早晨》(后改名《海港》),文化部通知“暂缓拍摄”。

转眼碰到“文革”,《杜鹃山》停演。

1968年左右,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祺接到指令:脱离原话剧改编《杜鹃山》,由此出现了一个《杜撰山》,后觉不妥又改名《杜泉山》。

《杜泉山》仍由裘盛戎主演,他精心设计了主要唱段,遗憾的是这一稿未获通过,裘盛戎自此失去登台的机会,不久饮恨去世。

恰在这一期间,上海的王树元(原话剧编剧)、黎中城(后任上海京剧院院长)也在改编《杜泉山》。

于是,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京沪合作,成立了由王树元、黎中城、汪曾祺、杨毓敏4人组成的创作组,在汪曾祺的《杜泉山》上加工整理。

1970年,剧本定稿,恢复《杜鹃山》剧名,但主要人物贺湘、乌豆、温七九子更名为柯湘、雷刚、温其久。

随后多方遴选演员,主演基本敲定,唯柯湘一角久悬不决。

1971年5月一个周末,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演完《海港》回家吃饭,突然接到团里“星期一立即去北京报到”的电话,并嘱她作好长期离开上海的准备。

当杨春霞登上飞机时,时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的于会泳(后任文化部部长)已在机舱,告知她被确定为《杜鹃山》柯湘的主演。

1972年,《杜鹃山》正式推出,风靡大江南北。

毛泽东主席观看之后,觉得唱腔音域太宽,有些地方定音太高,演唱难度大,建议再搞出一套低唱腔设计,以便于民间传唱。

因此,《杜鹃山》破例有了两套唱腔。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杜鹃山》的改编和演出,常安排《杜鹃山》招待外宾。

记得,曾从报纸上看过《杜鹃山》远赴阿尔及利亚访问演出的消息。

1974年,《杜鹃山》拍成影片在全国播映,不少老戏迷赞许它“京剧味”更浓。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戏剧革命 54》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