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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5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14 点击数:106次 字数:

51

 

《平原作战》是1974年崔嵬、陈怀皑导演的京剧艺术片。李光、吴钰章、高玉倩等主演。

故事讲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冀中八路军主力为了完成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作战计划,派共产党员、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率领一只小部队插到敌后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人援军龟田大队,配合山区八路军主力全歼日寇。

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向我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

我八路军某部为了反"扫荡",保公粮,把部队化整为零,派共产党员、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率领一只小部队插到敌后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人援军龟田大队,防止其进山增援,配合山区八路军主力全歼日寇。

赵勇刚来到敌后,紧紧依靠以李胜为代表的基层党组织和张大娘、小英等抗日群众,开展地道斗争,英勇打击日寇。

他们破铁路、拔炮楼,把敌人据点的粮食全部运出,闹得龟田焦头烂额,不能进山。

日军龟田队长气急败坏,为了追回粮食,搜捕赵勇刚等人,逮捕了大批群众,威逼利诱。

待赵勇刚等用调虎离山计赶来解救时,张大娘已中弹光荣牺牲。

赵勇刚又潜入县城,烧掉敌人粮库,击毙汉奸孙守财,见龟田仍要坚持进山增援,赵勇刚再次潜入火车站,炸掉敌军火药库,彻底粉碎了敌人增援进山"清剿"的计划。

并利用青纱帐,地道占,消灭了龟田大队,使八路军在山内山外取得了全胜。

在1974年这一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另一部京剧艺术片《平原作战》,由于取自于抗日战争题材,自然使人们联想起“文革”之前另一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国产影片——《平原游击队》,所以,从故事情节上首先能抓住观众的心,况且在当时的电影种类和形式,又是非常的单一。
  1966年2月,在阿甲、陈延龄、翁偶虹、张东川共同编写的现代京剧《平原游击队》的基础上,按照江青“要另起炉灶”的指令,由张永枚执笔,中国京剧团集体创作演出,著名京剧演员李光、吴钰章、高玉倩、袁世海和京剧团青年新秀李维康联袂主演。

京剧所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率领小分队深入敌后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铁路、炸掉碉堡、烧毁粮仓,最后挫败和粉碎了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猖狂进攻。 
  用京剧表演形式,再现抗日战争这一段军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史实中的战争插曲,在当时的同一艺术领域里,除了河北唐山京剧团在1965年演出的京剧《节振国》并拍成电影以外,此剧为第二部同一形式的扩展和延续,其抗日题材的故事情节,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当时的年轻一代,对过去打击日本鬼子的一种好奇心理的迫切了解。

所以,民间传奇加上抗战故事,京剧唱腔加上电影魅力,都使得这部京剧艺术片《平原作战》令人难忘。

担任该片导演的是著名电影导演崔嵬和陈怀恺这两个北影厂的老搭档,“文革”前脍炙人口的著名京剧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穆桂英大战洪洲》和《野猪林》均出自他们之手。

而这部现代京剧,通过他们的调度和执导,同样获得了成功。摄影是拍摄“样板戏”非常有经验、且政治可靠过关的张冬凉和韦林玉。影片中的著名唱腔有“披星戴月下太行”、“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人民的安危冷暖要时刻挂心上”、“红心永向共产党”、“做一个中华好儿女”,经过李光、李维康和吴钰章等著名京剧演员声情并茂的演唱和表演,早已成为中国现代京剧的首选唱腔。

京剧《平原作战》成型于1965年。早在1964年江青大搞‘京剧革命’开始,她就下交给中国京剧院将故事片《平原游击队》改编成京剧的任务。

而改编任务刚刚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不期而至。到了1969年,江青要继续扩大‘文艺革命’成果,准备改编创作新的样板戏时,京剧《平原游击队》被再次提及,但江青布置任务时不知是口误还是有意为之,说的是改编《铁道游击队》。

最终,新的京剧剧本取名为《平原作战》。”

据当年赵勇刚的扮演者、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回忆,为了排演《平原作战》,中国京剧院不仅集全院之力,还请来许多专家出谋划策。

《平原作战》是由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的。其中,剧本由张永枚执笔。这出戏不像《红灯记》那么有‘扣子’,所以非常难写,幸好张永枚是出色的作家和诗人,是他的妙笔让这么复杂的故事不显凌乱。另外,阎肃也给剧本出了很多点子。比如第四场‘智取炮楼’中,赵勇刚和伪班长刻意强调的‘红豆’,就是阎肃的主意。”

除了大量精彩的唱段, 剧中众多与敌人正面交锋、斗智斗勇的场景, 也让眼花缭乱、种类繁多的武打场景成为《 平原作战》区别于其他京剧现代戏的特点之一。

李光说,《平原作战》的武戏之所以出彩,应该归功于京剧名家李少春。

当时,李少春是《平原作战》导演组中最早的成员,他为李光塑造赵勇刚这个角色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

在京剧演出中,演员的第一个亮相至关重要。赵勇刚出场时的唱词是‘披星戴月下太行,流水疾风赴战场’,李少春先生为了这个‘流水疾风’似的出场,帮我设计了10个方案。”

当李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如今呈现在舞台上的这个方案时,李少春笑着告诉他,这其实是他精心策划的出场。

李少春不仅亲力亲为帮助李光设计唱腔、身段,还用自己的方法激发他的创作热情。

李少春先生经常对我们说,演戏要多动脑子,所以他总是在启发我们。有一次,先生给我说戏,说到兴起,就打了一套拳。这套拳非常精彩,放在赵勇刚身上真的是天衣无缝。打完之后,我让先生教我。他说:‘教不了,这是即兴的,我自己都来不了第二回。’从那以后,我明白了,能把自己的想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才是一个成熟的演员。”

用“豪华”来形容《平原作战》的演员阵容,绝不为过。

李光、吴钰璋、高玉倩、李维康、袁世海、杜再田、谷春章……即便是店伙计这样的小角色,都是能“唱一出”的“角儿”。

高超的创作水准和这些优秀演员精湛的表演,让《平原作战》成为京剧现代戏难以企及的新高度。

《平原作战》上演之后大获成功,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全国巡演。李光也凭借着俊朗的扮相、文武兼备的扎实功底一炮而红。

虽然《 平原作战》中不少唱段都被广为传唱,却没有像《红灯记》、《沙家浜》这些样板戏一样,被普遍排演。

这不仅是因为《平原作战》的角色众多,任何一个演员的羸弱都会影响全剧,更是因为像李光这样文武兼备,能在剧中承担大量高腔唱段,又能在全剧10场中每场演出众多武戏场景的演员太少。

这也使得《平原作战》自“文革”结束而停演后,长时间内无人能够复排。

 

我问江青:

“将外国戏剧再次引入中国的可能性大不大?”

她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心要!”

1930年代,外国戏剧在中国一度很流行。

当时花了很多精力排演翻译作品,很多戏剧都改编自外国电影。

日本电影《婴儿谋杀案》和爱尔兰电影《锁住你的箱子》被改编成了话剧。

江青曾在这两部戏中扮演主角。

最成功的剧目,包括《玩偶之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都改编自国外的电影。他们生动的诠释比欧洲的直白描述要精彩得多。

 

《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它通过海尔茂与娜拉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女主人公娜拉从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终于脱离“玩偶”家庭的自我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热情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玩偶之家》是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社会问题剧及社会心理剧

作于1879年。

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

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

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

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

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

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

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

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

易卜生(1828——1906),挪威人,世界近代社会问题剧的始祖和最著名的作家,商人家庭出身。一生共写剧本26部。

《觊觎王位的人》、《厄斯特洛的英格夫人》等早期剧作,大多以历史题材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浪漫色彩浓郁;中期创作就有意识地揭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培尔?金特》、《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国民公敌》等剧作。代表作《玩偶之家》(1879)通过娜拉形象的塑造,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伦理和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对现实的批判深刻有力。

晚期的《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咱们死人再生时》等剧作转向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色彩浓厚。

其剧作以鲜明的主题、生动的情节、严谨的结构、优美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世界近现代戏剧的发展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

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

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

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

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

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

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易卜生出生于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周围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以妥协、投机为能事的市侩气息。

对这一类庸俗、虚伪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与之“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

但是,这里也相应地产生了挪威小资产者易卜生的悲观主义。弗朗茨?梅林在一篇关于这位剧作家的评论中指出:

“易卜生再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办法。”

这位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能唯心地歌颂“人的精神的反叛”,把具有这种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当作“高尚的人性”加以憧憬。

他限于环境和阶阶,看不见革命的政治和政治家,更不信仰他根本无从接触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不能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生活基础上为他的主人公开辟真正的出路。

易卜生的整个创作生涯恰值十九世纪后半叶。

在他的笔下,欧洲资产阶级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笔下显得更腐烂、更丑恶,也更令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

他的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

《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剧本主题突出、人物鲜明、结构严密、情节集中,矛盾的发展既合情合理、又有条不紊。

作者把剧情安排在圣诞节前后三天之内,借以突出节日的欢乐气氛和家庭悲剧之间的对比;以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因被海尔茂辞退,便利用借据来要挟娜拉为他保住职位为主线,引出人物之间各种矛盾的交错展开,让女主人公在短短三天中,经历了一场激烈而复杂的内心斗争:从平静到混乱,从幻想到破裂,最后完成自我觉醒,从而取得了极为强烈的戏剧效果。

它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娜拉与丈夫已结婚八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然而在家庭中仍然是玩偶的地位,起初她并不自知,易卜生在此着重描写了她的觉醒和“精神反叛”,她终于逐渐认识到自己可悲的社会地位:结婚前属于父亲的,结婚后属于丈夫的,“像要饭的叫化子,要一口吃一口”;她再也不愿意处于奴隶的地位,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而勇敢地出走了,她要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可以这么说,娜拉从幼稚的和谐到复杂的矛盾,从耽于幻想到幻想破灭,从安于玩偶之家到坚决出走的过程是妇女觉醒的苦难的历程,当然出走了的娜拉走向何方,她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哪里,连易卜生也无法回答,但易卜生对妇女解放的心理过程的刻画其意义已十分重大。

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娜拉身上更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倔强,不肯向恶势力屈服。

从外表看,人们以为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这是误会。

她对林丹太太说:

“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

实际不是这样,她也有“烦恼事”,如家庭经济困难,要借钱为丈夫治病,借了钱要想尽办法还债等等,但她从不垂头丧气。

还是很积极、乐观。

债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据上的假签字,对她进行威胁、恐吓,她没有丝毫软弱的表现。

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债,债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诉丈夫,自己坚定地准备承担一切责任,为了保全丈夫的名誉,甚至决定自杀,所有这些都是娜拉倔强性格的表现。

娜拉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终同海尔茂决裂,脱离“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础。

如果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即使认识了丈夫的恶劣品质,要采取与丈夫断绝关系的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决然地同海尔茂决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础。

现实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仅认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而且也认识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

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问题的看法,跟一般资产阶级庸人如海尔茂之流的见解是不相同的。

“醒悟”后的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敌视态度。

当海尔茂说她“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时,她激昂地回答说:

“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的话。”

对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娜拉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称:

“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恶痛绝。

“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

娜拉的言语显示了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

她同海尔茂决裂的行动是她用民主思想进行反抗的必然结果,尽管娜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作者通过塑造娜拉这一鲜明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愿望,并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

妇女解放的着急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

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争取独立的人格。

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

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在世界文学史上,易卜生曾经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

这个“问号”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思考: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应当怎样进一步消除和肃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剧中所痛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市侩意识及其流毒。在这个意义上,易卜生的戏剧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是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有关妇女问题的杰作,也是代表了他最高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作品。

剧本描写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

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

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

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易卜生通过娜拉觉醒、出走的故事,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宗教、道德、爱情、婚姻等的虚伪和不合理,提出了妇女从男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问题。

娜拉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子,为了不让病中的父亲和丈夫担心,伪造父亲的签名借钱为丈夫治病,多年以来默默地忍受困苦,以丈夫的爱好为爱好,以丈夫的欢乐为欢乐,自以为丈夫是爱她的,自以为是幸福的,满足于当丈夫的“小宝贝”。

债主发出威胁的时候,娜拉等待发生“奇迹”:她的丈夫会勇敢地挺起宽阔的胸膛保护自己。

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娜拉彻底失望了。

海尔茂在家中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在社会上是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和宗教的维护者。

从表面上看,海尔茂是个“正人君人”、“模范丈夫”,似乎很爱妻子,实际上他只是把娜拉当作一件装饰品,一件私有财产,真正重要的是他的名誉地位。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尔茂为了表白自己对妻子的“爱”,甚至声称希望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使他有机会显示出“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剧作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虚伪性,肯定了娜拉的出走,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完全能够像林丹太太那样靠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

但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

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

而当他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如《海上夫人》),他的方案却是错误而不切实际的。

《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在剧中主要提出、探讨了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处于什么地位。

从该剧中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能够看出,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权高居于女性之上。

虽然海尔茂口口声声称娜拉为“我的小鸟”、“小宝贝”、“小松鼠”、甚至“我的孩子”,并一再声称爱娜拉,但实际上他从未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过妻子。

女人在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性权威面前不过是服从者。

在经济上,她们没有独立权,在生活中,她们也没有取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

因此,女性并没有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关系。

那么,这种不平等用什么包裹起来,从而使妇女误以为进入了平等的时代,获得了妇女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呢?

这恐怕是易卜生在表面问题之后隐藏着的更深层的问题。

其次,对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特权的男性自私、虚伪的本质的揭露。

作家在此主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成功男性海尔茂的形象来揭露其本质的。娜拉伪造保人签字暴露之前,海尔茂对她海誓山盟,可是,一当娜拉为了他而触犯律法的行为给他带来麻烦后,他立即便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在开除柯洛克斯泰一事上,海尔茂的自私也得到充分的暴露。

他解雇柯洛克斯泰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方与他是大学同学,对他的情况过于熟悉,影响他在其他人面前的威严,更重要的是,柯在业务上高出他,对他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第三,妇女的出路问题。

1885年,易卜生曾作过一次演讲,表示要为改造社会关系而努力,这社会关系包括妇女问题,即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问题。

娜拉在伪造保人签字一事被丈夫知道后,终于认清了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决计离家出走。

她说,自己除了对丈夫和孩子负有责任外,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妇女独立的宣言书。

在这里,易卜生认为,妇女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妇女必须认清自己在家庭、男女关系中的地位,然后必须为自己争取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

在娜拉身上,寄托了易卜生的希望,表达了易卜生对妇女出路的思考。

娜拉体现了当时女性摆脱家庭束缚,追求自由的思想,体现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思易卜生曾对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路德维希·帕萨尔格说:

“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我亲自体验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一切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玩偶之家》不是随意虚构的,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易卜生有个名叫芳拉·基勒的朋友。

她爱好文学,重感情,初期婚姻生活十分美满。她丈夫基勒得了肺结核,医生劝劳拉让她丈夫去南部欧洲疗养,否则病情不但会加重,且有性命危险。娜拉瞒了丈夫向友人借了一笔钱,为了推迟债期又伪造了保人签字,丈夫病治好后,知道真相,大发雷霆,谴责劳拉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他的名誉,毁了他的前途。

劳拉一片深情却得到如此报应,她受不了这无情的打击,精神失常。

基勒同了婚,一度被亲友们羡慕的家庭就此完结,易卜生根据劳拉这个原型,用深刻尖锐的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塑造了娜拉这个形象。

她不仅仅是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而且是升华了的艺术形象。

她善良却坚强,不甘心从属于他人,要做一个同男子平等的人。她认清了丈夫真面目后并没有发疯,而是冲出牢笼去寻求自由。

《玩偶之家》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和家庭关系上的假象,揭露了在“幸福”、“美满”等表面现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并提出了妇女解放这样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它是一篇抨击资产阶级男权中心思想的控诉书,是一篇妇女解放的宣言书。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丑恶现实,把改造丑恶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反叛精神的少数人身上。

娜拉出走就是反叛。他在作品中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指出正确的斗争道路。

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来看,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答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鲁迅也曾指出:

“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

娜拉要真正取得独立光凭一点反叛精神是不行的。

只有首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争取独立的人格。

不管怎么说,易卜生不愧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

恩格斯给保·恩斯特的信里说:

“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

《玩偶之家》最好的译本是潘家洵先生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初版、1978年再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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