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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4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12 点击数:179次 字数:

49

 

60年代早期,没有人支持江青对戏剧的改革,只有柯庆施和她站在一起。

对《年青的一代》的修改没有成功,江青将剧本交给了柯庆施,让他以市长的名义要求上海剧团演出修改后的剧本。

《年青的一代》通过几个青年对生活、劳动、升学、工作分配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幸福观、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出身于革命家庭,却走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萧继业不畏寒风烈日,登山探宝,甚至当他的腿因救人受伤需要截肢的时候,仍然顽强地坚持为祖国工作。

地质学院毕业生萧继业和林育生被分配到青海某地质队工作。

林育生逃避艰苦生活,托病回到上海家中。

萧继业的小队发现了新的矿藏,领导上派他回沪参与地质报告的审批答辩及治疗腿病,还委托他了解离队未归的林育生的情况。

萧继业返沪后,发现林育生想在上海找工作,并在其未婚妻夏倩如的毕业分配上拖后腿,于是,他一面忙于地质报告的答辩,一面同林育生的妹妹林岚一起说服林育生回地质队。

医院检查出萧继业的腿病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更使萧继业痛苦的是,他发现林育生寄给地质队的疾病证明是伪造的。

当他严肃诚恳地指出林育生的错误时,林育生为自己辩解,拒不认错。

林育生的养父林坚取出林育生亲生父母就义前留下的遗书,对林育生进行教育,终于使他醒悟。

不久,萧继业的腿病治愈,地质报告审查通过,林育生、夏倩如跟萧继业一起到地质队工作,林岚也积极报名到新疆,为建设祖国边疆贡献青春。

   中国话剧作品。陈耘编剧。

1963年6月由上海戏剧学院教师艺术团首演。

同年12月,由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剧团联合排练,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

发表于《剧本》月刊1963年第8期,经修改后于1964年出版单行本。
  《年青的一代》通过几个青年对生活、劳动、升学、工作分配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幸福观、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出身于革命家庭,却走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萧继业不畏寒风烈日,登山探宝,甚至当他的腿因救人受伤需要截肢的时候,仍然顽强地坚持为祖国工作。

而林育生一心追求安逸舒适的所谓个人幸福生活,为了达到长期留在大城市的目的,竟至伪造病情证明。

养父林坚是工人出身的革命老干部,当他发现育生已经走入歧途时,深为痛惜,拿出了育生亲生父母的遗书,告诉他原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在事实教育下,林育生决心痛改前非,继承父母的遗志,做个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剧本除萧继业外,还塑造了林坚、萧奶奶、林岚等革命老一辈和先进青年的形象。
  《年青的一代》曾获文化部授予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奖。1965年,被改编、摄制成同名故事片。

在上海的版本里,人物表现的对比还没有成型,也就是先进人物没有在政治上压倒反面人物。

舞台设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背离了传统的舞台设计。

其次,她还注意到尽管党在努力地培养有经验的演员在表演中突出无产阶级的品质,丢弃矫揉造作的“封资修”的保留剧目,但他们仍然享受着过去的高工资。这样的不公正的待遇已经开始引起了领导人的注意,进而又引起的演员们的惊惶失措,比起改造思想他们更害怕失去工作。

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

即使在1968年之后,演员与其他专业人员、政府公务员被送到乡下“五七干校”进行政治再教育,仍然可以领到他们的工资。

对于江青的话剧改革,一直以来人们颇有微词。

采访中,她提到了解放军排演的一部话剧《万水千山》。

话剧首演时,有人打电话给她,希望她去看看。

在文艺评论家、解放军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的陪同下,江青观看了演出。

观后,江青认为该剧一般(不好也不坏),主要是政治取向不明确。

幕间休息时,她问陈亚丁:

“舞台上塑造的战士,是‘个别’、还是‘普遍’类型?这样的男主角是中国军队的‘典型’吗?”

陈亚丁,中共党员。

1936年读中学时流亡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

1938年调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抗敌》编辑、战地服务处通讯科负责人,皖南事变后任师及军区宣传干事、科长、副部工,

1945年后曾任松江军区宣传部长、东北军区和四野宣传部副部长,

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第二处长,《解放军文艺》主编,总政文化部副部长。

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诗《满洲进行曲》、《战火颂》、《游击队》等。

以上是中共官网对陈亚丁的“盖棺定论”,区区不足百余字。而坊间对他可是褒贬不一,热闹的很。

有人说: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被毛泽东指定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从会议公报上的结果是邓小平顶了李德生的缺,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有了误导:

邓小平为什么要和李德生过不去?

事情不是这样的,老秦曾在总后某研究所工作,那时军内批判李德生“放火烧荒”的大字报一堆,幕后发话的是江青,张牙舞爪把李德生批臭的那个人叫陈亚丁。

其实,正是李德生亲自解放了陈亚丁,本应感恩。谁想到李德生错用了陈亚丁,竟上演了一场“农夫和蛇”的悲剧。

本博秦全耀相信李德生事后一定会十分后悔,光知道你陈亚丁会写红歌唱红歌,谁知你这厮“红里透着黑”、“黑里透着红”……

提起陈亚丁,不能不提“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由他作词的“红歌”和他担任编导的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

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亚丁就是总政的文化部副部长,他是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参加人之一。

总政被点名成为“阎王殿”后,部队参加座谈会的几个人悉数被打倒,陈亚丁也没能幸免。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彭勃和王心刚请示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

“能不能把陈亚丁解放出来用?”

田维新说:

“据说,陈亚丁在上面是挂了号的,这事最少得李德生主任同意才行。弄不好要请示江青同志。”

于是,彭勃去档案室看了陈亚丁的材料,觉得他政治上没多大问题,大多是生活作风方面的事。

才子多风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中山公园调戏妇女,被群众举报,让警察抓到了派出所。

彭勃急需用人,觉得这只能算是生活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于是,他再次找到田维新说了自己的看法。

田维新说: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可以让他出来工作,但一定要他作个像样子的检讨。这样好有个交代。”

最后,经李德生亲自批准,陈亚丁被解放到了八一厂工作。

不久,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以听取汇报为名,把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

江青说:

“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 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1974年3月5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

“八一厂改厂长制,我们不同意,政治局有四个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坚决不同意”。

她还嚣张地说,就是要整一整军队,要“放火烧荒”。

同一天,北京就出现了所谓的“3·5放火烧荒事件”。

在陈亚丁的亲自指挥下,总政机关、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攻击李德生是军队里的“大军阀”,是党内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

不久,李德生开始失势,大权旁落。江青靠在中山公园调戏妇女的陈亚丁除掉了李德生。

 

也的有说:

彭勃决心依靠王心刚把八一厂的电影生产抓上去,他多次与王心刚交心、面谈。

一说起拍电影,王心刚浑身是劲,但独木不成林,需要有一批骨干。

王心刚牵头的故事片《水上游击队》准备上马,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女主角。

这个角色人要年轻,形象要好,又不能洋气,既要朴实善良,又要沉稳勇敢,还要会演戏。

彭勃推荐了江苏的王馥丽。

彭勃在南京时看过王馥丽演的京剧《龙江颂》。

这时,里坡、张勇手被南京军区话剧团请去演话剧《淮海大战》,彭勃交代说:

你们到了南京去看看王馥丽,和她本人见见面,如果行,下决心调。”

里坡、张勇手点头应允。

里坡、张勇手去了南京,王心刚带领一批人马抓紧准备《水上游击队》的拍摄准备工作。

厂里另外一批人马则在拍摄京剧《平原作战》。

电影生产一上马,彭勃立刻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

电影厂比野战部队复杂的多,许多玩意不是一日之功,需要懂行才行。

因而,他很想找个得力的助手来减轻他身上的担子。

于是,他想请王心刚来家里商量商量。

彭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在北京的老领导王新亭。

王新亭将军很支持彭勃的想法,他说:

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何况是拍电影,是需要找一个内行来帮你。”

那我找王心刚同志参谋参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王新亭的女儿听说彭勃要他邀请王心刚到家里去,兴奋的一蹦老高:

我要去看王心刚。”

并约了她的一帮年轻朋友。

王心刚是年轻人的崇拜对象。

男要王心刚,女要王晓棠”,这是六十年代年轻人找对象的标准。

能亲眼见到心中的偶像,令一帮年轻姑娘兴奋不一。

王心刚到了彭勃家,见一屋子年轻姑娘,都盯着他看,闹的满脸通红,急忙躲到另一间房去。

彭勃说:

没想到你这么大的明星还那么怕人看。”

王心刚不好意思的说:

被陌生人围着看,我就不知所措了。”

文化大革命前,你的照片可是满大街都是呀,还有秦怡、王丹凤,十大影星呀,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所以,一听说你要来,都跑来看你。跟他们见一面吧,打发他们走了,我们再谈事。”

于是,王心刚同几个年轻人一一握手问好,年轻人则拉着他的手不放,说他比电影上还要英俊潇洒。

行了,下回让你们也上电影,过把瘾。”

彭勃说。

真的?,可别骗我们。”

几个年轻人高兴的跳起来。

年轻的姑娘们走后,两人开始了促膝长谈

找你来,是想请你给我推荐一个人。”

什么人?”

懂电影生产的人。”

做什么?”

做我的助手。说心里话,让我指挥打仗那没什么含糊,可搞电影就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主任,你已经入门了呀。”

我自己清楚,差远了呀,电影是门艺术,需要专门的人才,我说的是心里话,所以,我想请你给我推荐一个人来帮我。”

主任真的这样想?”

彭勃点点头:

是呀,想了好久了。可不知道哪个人合适。所以,找你来商量。”

见彭勃一脸的诚恳,王心刚问: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最好是精通电影创作的,还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

王心刚想了想说:

不知陈亚丁怎么样?”

王心刚说的陈亚丁可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总政的文化部副部长,以编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成为文艺界的翘楚,更加上他是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参加人之一。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江青进入部队的敲门砖,参加会议的只有少数部队领导人员,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加上一个时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

整个《纪要》名义上是刘志坚副主任牵头,实际上是江青讲,别人记,最后由几个秀才加以整理而成。

文革开始后,按说,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应该是江青的红人才是,可其中几人命运不济,除了部队之外的张春桥春风得意外,总政被点名成为“阎王殿”后,部队参加座谈会的几个人悉数被打倒,陈亚丁也没能幸免,目前正赋闲在家等侯处理。

王心刚向彭勃介绍说:

这人懂艺术,在创作上也很在行。搞电影没有什么问题。”

除去陈亚丁,还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王心刚又介绍了几个,彭勃都觉得没有陈亚丁符合条件。

于是,他决定到总政去一趟,了解一下陈亚丁的情况。

彭勃去请示总政副主任田维新:

能不能把陈亚丁解放出来用?”

田维新说:

据说,陈亚丁在上面是挂了号的,这事最少得李德生主任同意才行。弄不好要请示江青同志。”

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也不十分了解。最好你亲自看看他的材料,如没什么大问题,再向上请示。”

彭勃去档案室看了陈亚丁的材料,觉得他政治上没多大问题,大多是生活作风方面的事。

才子多风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中山公园调戏妇女,被群众举报,让警察抓到了派出所。

彭勃急需用人,觉得这只能算是生活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于是,他再次找到田维新说了自己的看法。

田维新说: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可以让他出来工作,但一定要他作个像样子的检讨。这样好有个交代。”

行,我想法同他谈一次。”

彭勃满腹高兴。

彭勃因和陈亚丁不认识,就让王心刚去和陈亚丁通通气,转达总政领导的意见。

哪知,陈亚丁听王心刚说彭勃想起用他,当晚,就摸到了彭勃家。

一进门,陈亚丁就自报家门说:

彭主任,我是陈亚丁。”

彭勃一愣,没想到陈亚丁比他还急,这么快就来了。

彭勃很是高兴,连忙给客人让座:

哎呀,快请坐,请坐。”

本来,陈亚丁还有些顾虑,怕受到冷遇,没想到彭勃这么热情,心便放下了一半。连忙表态说:

谢谢彭主任看得起我,若能到八一厂来工作,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协助你。”

好,好,我现在急需一个像你这样懂行的人呐。”

彭勃给陈亚丁倒上一杯水,陈亚丁受宠若惊,连忙用手去接,不小心,开水溅到手背上。

烫着了吧?”

彭勃关切地递上毛巾。

不碍事,不碍事。”

王心刚同志向我推荐了你,可是,就你目前的情况,你要到八一厂来,还需要做一件事。”

王心刚同志向我传达了,只要能出来工作,怎么检讨我都愿意。”

陈亚丁表现的相当诚恳。

这样就好,你尽快把检讨送上去,剩下的工作我来做。”

陈亚丁看彭勃这样器重自己,胆气顿时壮了许多,说:

搞文艺,胆子要大,不能怕犯错误,千万不能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彭勃笑了笑说:

我是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呀。没本钱,胆子想大也大不起来,现在有你好了,我们可以放开手大干他一场。”

好,一言为定,咱们团结在一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好好搞几部电影。”

陈亚丁慷慨激昂。

当晚,两人谈的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深夜。

经请示总政批准后,陈亚丁以帮助工作的身份来到八一厂。

身边有了一个懂行的助手,彭勃顿觉如虎添翼,他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番。

经过来八一厂后的具体实践,彭勃明白了一个道理,搞电影需要专门人才。

有了王心刚、陈亚丁、里坡、张勇手、田华等一大批文员武将后,又从合肥调来了剧作家王愿坚,从江苏借调了王馥丽,并且,他积极促成“解放” 刘江等人,在所谓的“8.16杀人案”没有彻底解决之前,先同意刘江借调到南京军区参加《淮海大战》的演出。

这时,解放军出版社出了一部小说《闪闪的红星》,反映红军年代一个少年英雄潘冬子成长的故事。

这部小说深深打动了彭勃,彭勃平时很少有时间看小说,拿到这部小说后,他用三个晚上就看完了。

一天晚上,彭勃还在聚精会神的看小说,朱烨丽从梦中醒来,一见灯还亮,从枕头边摸出表一看,3点45分。她朝着彭勃喊:

老彭,3点45分了,你还睡不睡?”

睡……马上就睡!”

过一会,朱烨丽见他没动静,气呼呼地喊:

你不要命啦?”

彭勃连忙关上台灯,跑到卫生间洗了洗,上床钻进了被窝。

彭勃躺在那,脑子里很兴奋,想着小说里的故事,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他想,要是把《闪闪的红星》拍成电影,观众保准喜欢看。

第二天,他找到王心刚和陈亚丁,说可以把《闪闪的红星》拍成电影。

王心刚和陈亚丁也都看过这部小说,也都有这样的想法,听彭勃一讲,都连声说好。

因王新刚正在准备《水上游击队》的拍摄工作,所以,在讨论人员分工时,彭勃主动提出由他抓《闪闪的红星》。

有的领导说:

你是全厂的第一把手,应当抓大事,业务上的事交给下面的同志。”

彭勃诚恳的说:

厂里工作千头万绪,确实忙的不可开交。但八一厂是文艺单位,我再忙也不能老当外行。不懂艺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要把《闪闪的红星》当作一只小麻雀,好好的解剖一下,参加一次从讨论本子到片子完成的全过程,尽快成为领导电影生产的行家里手。”

王心刚和陈亚丁对他的想法都表示支持。

陈亚丁还主动提出,自己担任影片的拍摄顾问。

这样,党委便决定彭勃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闪闪的红星》的生产上。

结果,《闪闪的红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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