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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4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06 点击数:121次 字数:

43

 

王双印(1932年—1999年6月4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著名作曲家。

著名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

1947年,15岁的王双印考进东北民主联军的军需学校,被分配到业余演出队。此后,他相继在鲁艺文工团、黑龙江省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兼搞作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年唱遍了神州大地,并唱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随着这首歌曲的兴衰,曲作者王双印的个人命运也带上一点传奇色彩。他曾被政治狂涛推上高高的浪尖,接着又被重重地摔入谷底。

他的舅父在小县城里开了一家茶社,为了招徕顾客,经常请一些当地艺人到茶社说书、唱大鼓、弹单弦、演皮影戏、唱二人转。

童年的王双印常常趴在柜台后听得入迷,还时常跟艺人们学着吹拉弹唱。

民间艺人,是他走上文艺之路的启蒙老师。

《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1964年,当时,举国上下正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他被工农兵群众学毛著的热情所感动,内心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便与同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词作者李郁文合作,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首歌曲调明快,琅琅上口。

作为歌唱演员的王双印,在当年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新歌,立即引起轰动,观众反响强烈。

就是在这次音乐会上,我采访了王双印,并开始了我们的友情。

许多人以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实这是一个误会。

这首歌曲创作于“文革”之前,而且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热情关怀并帮助修改词曲的情况下,正式推向全国的。

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

在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演唱最新创作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周总理当时边听边打着节拍跟着哼唱。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特地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亲切地接见了他。

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

周总理同时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

王双印一边聆听着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导,一边默默牢记心中。

他按照总理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歌词和曲谱进行了改写。

后来,王双印又接受了原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1969年10月1日,王双印作为劳动模范代表进京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一眼就认出了他,总理握着他的手鼓励说:

你应当把歌声送到珍宝岛前线去……”

那时,在中苏边境上正展开一场珍宝岛自卫还击战。

随后,王双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参加慰问团到珍宝岛的每一块阵地、每一个哨所去演唱,历时两个多月。

王双印的名字,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革命歌曲的广泛传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各种集会必唱的首选歌曲,从家庭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凡有人迹的地方,都会响彻《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与旋律。

当举国上下大搞“造神”运动之时,林彪亲笔题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全国到处都张贴着林彪的题词手迹,从而使《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又笼罩上了一层更为神圣的政治面纱。

记得有一次谈起报纸上刊登的林彪题词的手迹时,嘴上一向没有“把门儿”的王双印脱口而出:

这哪里是林副主席的‘指示’﹖这明明是在抄袭我和李郁文写的那首歌的歌词嘛!”

王双印语惊四座,令在场的人们一时哑口无语。

良久,有人对他说:

就算是那么回事也别这么说呀。”

有的人更会顺水推舟:

这不能叫抄袭,这是林副主席为你们这首革命歌曲赋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走红,原来是哈尔滨歌剧院一名独唱演员的王双印,其命运也随之向上拉出一条上升的红线,他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委员,担任省革命样板戏剧团的负责人,后来又被提升为省文化局副局长。

地位变了,住房也“鸟枪换炮了”,由松花江边一间拥挤的小屋子搬出来,住进了南岗区大直街上的“高干楼”。

1972年,王双印带领黑龙江省革命样板戏剧团进京汇报演出,“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到场看戏并接见他们。

时任国家文化组副组长的刘庆棠向江青介绍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还是一名男中音歌唱家,江青很感兴趣,让他当场唱一首歌,在刘庆棠的建议下,王双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江青听后大加赞赏。

江青接见赴京演出的黑龙江省“样板团”,这无疑是重要的新闻,也是“样板团”回省后重点汇报与传达的内容。

王双印和他所领导的“样板团”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但不到4年光景,“四人帮”被粉碎了,江青当年接见王双印以及他为“女皇”唱歌一事,竟成为“王双印上贼船,向江青表忠心”的严重政治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他意料不到的长达10年的政治审查。

在全国揭批“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以及清查其残渣余孽的高潮中,王双印因为“上了贼船”而被隔离审查,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彻底地打入了另册,专案组要他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

在长时间的没完没了的隔离审查中,这个一向还算坚毅的东北汉子,精神上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

他觉得很委屈:

自己仅仅给江青唱了一支歌,怎么就算“上贼船”了﹖

他觉得很冤枉:

林彪题写“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有什么关系﹖

他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冤枉。可是,想想林彪和江青,他又变得坦然了:

他们受的委屈和冤枉,难道不比自己大得多得多吗?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既糟糕又愚蠢的结束生命的方式:

从省文化局三楼一间隔离室的窗口跳下去,结果被一棵大树的枝杈挡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虽然摔坏了腿,还在脸上留下伤残,却保住了性命。

这无休无止的审查,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

直到1987年,组织上终于给王双印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把他分配到黑龙江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编辑,后又调任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4部影视专题片的音乐,还对民间曲艺和音乐理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能继续从事音乐事业。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他感叹道。

人们遗忘了20多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调,1989年突然又在全国城乡响起来,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曲子。

仔细一听,味道全然不对劲儿,歌词已面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爷们爱老婆……”歌词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阴阳怪气,油腔滑调,让人无法忍受。

王双印愤然地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状,要维护他所拥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著作权。

歌曲的词作者李郁文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援战友。

他的正义行动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支持,赢得首都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持。

法理与正义在王双印这一边,他胜诉了,全国报刊多有报道。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在纂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而是在纂改一个时代的标志,我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著作权,而是在维护历史的庄严与真实。”

王双印对此举说得明明白白。

王双印离休以后,他整理汇集自己创作的50多首歌曲出版了《王双印歌曲选》。

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哈尔滨歌剧院等八家单位于1994年2月28日,成功地举办了“王双印从艺45周年音乐作品大型演唱会”。

当62岁的王双印又重新站到他所依恋的舞台上,放开他那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观众的热情又一次被他点燃了。

1999年6月4日清晨,67岁的王双印逝世了。

他的一生随《大海航行靠舵手》起起伏伏,经历了苦痛,经历了辉煌,《大海航行靠舵手》让他尝尽世间滋味。

 

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原名李云龙,曾用名李捷夫

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农安县,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

早年在家乡就读小学、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在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

1943年调往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及冲锋剧社副社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九纵队文工团团长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听不到这位红色音乐家所作的那些歌曲了,只因李劫夫“与林彪的事有关”而“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终年63岁。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

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

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

在《八月十五》、《常家庄的故事》、《胜利花开遍地红》等歌曲和歌剧《星星之火》等作品中,表现出他对歌词的处理、对音乐语言的推陈出新所具有的独到功力。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热情洋溢、豪迈乐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他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如《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七律二首·送瘟神》和《浪淘沙·北戴河》等,成功地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或气势雄伟,或委婉细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劫夫创作的歌曲传唱甚广,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沁园春·》等。

然而,自1972年初起,突然听不到这些歌曲了。

这是什么缘故?

流传的消息是:与林彪有关。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

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等。

文革”中,他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李劫夫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写下了大量的“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李劫夫有“红色音乐家”之称。

他1937年5月奔赴延安,1938年入党。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无师自通,但在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

尤其是他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

李劫夫受到红卫兵的批斗、抄家。

然而幸运的是,他受到“中央文革”的力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受到了江青的保护。

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那时,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除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他还加强了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这是导致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劫夫1943年就与黄永胜认识。

上世纪60年代初,李劫夫将黄永胜年仅12岁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学音乐,并让他住到自己家中。

后来,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因为他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

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但身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没有逃脱被批斗、抄家的厄运,但后来他被“中央文革”力保留在北京。

李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常住黄永胜(1943年李劫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家里。

后来两家人在往来中变得非常亲密,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更是以姐妹相称。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

因此,她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

后来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

于是,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

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后来听到这首歌时,都很满意。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时坠毁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

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

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后被张洛看见了,让他赶快别写了,这张写了歌题的纸也给烧了。

此事后来被张洛在“学习班”说了出来,成为他们长期受审并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的关键。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

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

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

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被掏了出来。

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正式结论。

1981年7月,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为他说话:

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

从此,《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也得到了“平反”。

1994年4月1日,辽宁及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在沈阳回龙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

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劫夫终于安息在‘回龙岗’了。”

1981年后,被封禁十年的李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

著名音乐家傅庚辰说,李劫夫是中国少有的音乐家,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惊人的。

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与人民密切相关的联系,一生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绝大部分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民族音乐,而这其中编入年表的就有500多首,像《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蝶恋花——答李淑一》等脍炙人口的。

歌曲至今还广为传唱。可以说,李劫夫是人民的知音,人民是李劫夫的知音。

同时他也用实践证实了民族的才是经典的道理。

著名音乐理论家周荫昌认为,李劫夫的歌曲是大众里面最专业的,也是专业里面最大众的。

他为中国的民族音乐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歌曲,这与他的创作激情是分不开的。

周荫昌还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透露一点机密。

后来,别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

他回答说是两首歌:

《歌唱二小放牛郎》和《王禾小唱》。

而这两首歌就是李劫夫的作品。

可以说,正是李劫夫的这些具有民族特色和精神的作品鼓舞了几代人,才会让太多的人至今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说,李劫夫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不仅仅在于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他在音乐教育上的作用不亚于他的创作。

向延生说,他的父亲与李劫夫是同事,与李老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从小他就听李老的歌,后来就来到了东北,在沈阳音乐学院跟李老学音乐。

可以说像他这样喜欢李老的歌、并跟他学习的人非常多。

音乐家王蔼说,他就是听着李劫夫的歌长大的,至今那些经典的歌曲他都能准确地唱出来,李劫夫的歌一直在激励着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这些经典的歌曲让他们永生难忘。

潘兆和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前苏联的一本小说《旅顺口》因为部分内容不真实,让周总理十分生气,他责成田汉等人来旅顺收集资料重新创作,李劫夫等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之后周总理到辽宁视察,接见了李劫夫等人并就当前形势鼓励他们创作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来。

当时的李劫夫正在酝酿创作作品之中,在总理的鼓舞下,他终于写出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经典的歌曲。

李劫夫夫人张洛,心中感慨万千,对于这首歌,她说:

劫夫的作品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他的歌记录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春风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劫夫歌曲选》劫夫在本人所作的前言里写道:

我写的歌曲,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种种政治运动的。我觉得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假如不是配合全党的各项政治活动,便不能产生我的这些歌曲,因为党的各项政治活动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我国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的重大事件,千百万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跟着党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假如我的歌曲不去表现他们,不能对他们壮丽的事业起一点作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在考察了劫夫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后,此说尚不准确,大家认为劫夫的创作理念是“致力于表现人民的斗争生活”。

安波同年在《人民日报》对劫夫的评价“他是群众的知音,群众是他的知音”,相对准确一些。

一言以蔽之,人民性应该是劫夫的的创作理念。

劫夫作曲的素材基本上源于民间,应该说民间音乐、抗战救亡歌曲和苏联歌曲对劫夫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但劫夫作曲并非简单地套用这些丰富的素材,而是化用中的“化”便生出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来。

论者鲁煌曰:

他有“……非凡的处理歌词的才能。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的歌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

劫夫学生的日记表述了劫夫对自己创作的阐述:

形式固然重要,但内容更重要,应把表现乐曲内容放在第一位,根据内容确定形式,要准确地抓住形象,创作要把词的语气充分表达出来。……我写的曲子有个特点,强调对句,使歌曲进行有规律,唱起上口,另外,特别注意形象,力求把形象表达准确;特别注意语言语气,尽可能表达出内容的神态。”

其实,毛主席语录“入歌意谓劫夫写作已进入自由境界”。

沈阳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认为,劫夫处理歌词的能力“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上述评价是中肯的。

劫夫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也是革命者。他的一生,包括创作生涯,与革命、政治息息相关,而他的个人悲剧也正是因为与政治的关联而产生的。

劫夫的作曲才华,基本是肯定的。

从他的第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开始,到文革中好多好多毛主席语录歌曲。

他的歌曲几乎和时代的节拍一直紧扣着,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歌曲传世。

这是他成功的一方面,不过,也可能是他的作品受到限制的一方面。

随着中国不断变化的时代步伐,他的歌曲魅力不断的减少,渐渐的,只是同代人的一点回忆,甚至是怀旧时的酒后助兴而已。

搞的不巧,还可能是一种讽刺。

就拿《二小》来说,相信抗战的时候,歌曲来源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历史性,煽情性和流传的普遍性。

乡村小调单调的旋律和三段同样平铺的节奏--一点都影响不了这首歌唱小英雄的历史性地位。

同样的角度来看劫夫的名作《我们走大路上》,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首歌,在60年代艰苦的日子里,给了那个时代增添了无比的振奋和无限的力量。

从小孩子到中央首长,几乎个个会唱。

艺术家和常人一样,生活在大时代中,免不了受个人能力所限,随波逐流。

然而,艺术家又和常人有所不同,在生活中感悟着生活的精神,将对生活的感悟再创作成作品,再让作品回到生活中,社会上,产生共鸣。

劫夫的创作,一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主流,于是,他的作品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宠儿:

《我是一个黑孩子》--配合着北京支持非洲革命的主旋律;

哈瓦那的孩子》--配合支持古巴革命

蝶恋花》,《沁园春·》--迎合着对领袖的崇拜;

《前言》(林彪),《语录歌》--迎合着文革的大趋势;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迎合着狂热的个人崇拜;

《重上井冈山》(林彪词)--迎合着政治新领袖的崇拜;

从抗战到文革,劫夫的创作才华,几乎没有不遇过,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劫夫的歌曲,广为流传。

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家的人文思想发出了无限的魅力。

即使为宗教政治题材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中,艺术大师们都体现了人文的基本生命力量和意义。

艺术家在早年的奴役性的服务宗教和政治的角色中,自我省悟和解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光辉永衡,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宗教,跨越了种族--得到了世人广泛的共鸣和敬仰。

拿劫夫同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来说,他们的作品同样是大时代的产物,也同样有社会和政治的积极趋向。

尤其是聂耳,和劫夫最有相近之处:自学,喜欢民间小调,题材广泛。

聂耳的《卖报歌》和《开路先锋歌》《毕业歌》,相信和劫夫的《二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是,聂耳的旋律感和抒情的深情感人,却是劫夫缺乏的。

《铁蹄下的歌女》的时代性和艺术性,经过了长时间的检验,仍然适合在音乐会上由女高音独唱,仍然可以绕梁三日。

聂耳的《码头工人歌》,更是在码头上得到了灵感,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劳动者的挚爱,在每一个音符中注入了艺术家朴实的人文思想和感情。

聂耳那首《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除了这首歌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到的积极的抗侵略作用,还因为这首歌曲,像聂耳的其他歌曲一样,体现了大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社会人士的共同心声--超越了宗教,政治和党派--自然得获得人民广泛的共鸣。

而聂耳这些歌曲里的成功的音乐元素,在1949年之后,劫夫的作品里非常有限。

聂耳的歌曲中那种上海大都市的时代节奏,也是劫夫欠缺的。

劫夫是善良的,正直的,健康的,民族的,革命的,抗战时的热情创作精神是值得敬佩和无可怀疑的。

但是,他对政党和领袖的忠诚,却限制了他的创作精神的狭隘,远离了人文精神。

包括了他的旋律不够饱满和丰富,他得作品节奏简朴,琅琅上口,但是却减弱了他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生命的局限性。

同时,不要忘记解放后被垄断的广播网络,他的符合政治潮流的广为宣传的歌曲,能够家户欲晓,部分与艺术作品的水平高低无关。

当年,电台里不断教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一例。

再说,人人会唱的歌不一定是艺术上可取的歌曲,如今天的《老鼠爱大米》。

用延安同时期的作曲家冼星海来说,他也生活在革命的中心,他也在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创作,可是,他的专业的中西作曲的技术训练和他本身的艺术修养和独立的思维,使他创作的歌曲在体现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展现出非凡的节奏,饱满的旋律,庄严的气势和艺术家对人类真理的追求,融汇成史诗般的音乐歌曲:《黄河大合唱》。

如果只是专注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以及一个领袖的艺术家--他不可能创造出如此震撼所有民族的艺术。

这艺术,就不可能在今天--时隔60多年的今天,依然魅力无穷。

《黄河颂》和《黄河怨》--只要在音乐会上有人独唱,总是扣人心选。

冼星海生活和创作在革命圣地延安,处在革命的中心,身在领袖的旁边--可是他的作品里没有党啊--领袖阿--革命阿---红旗阿---会不会和他留学法国有关?

他可能接受了人道主义的革命思想,他是真正领会了国际歌中“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艺术家,他早就知道老祖宗的“以人为本”真理- -这是劫夫欠缺的思想和境界,也是劫夫的歌曲达不到的境界。

冼星海是“人民的音乐家”;而劫夫是“红色的革命音乐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吧?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

这是赵丹去世前1980年8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法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所说:

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

李劫夫和许多文人一样,把某个政治原则当作人生信仰,甚至把某个政治家和政客当作“靠山”,从而人身依附和盲目崇拜。”

李劫夫是否借某政治家当“靠山”,这和当时的处境实在难分难解。

他只是忠诚的积极,是真心投入革命的洪流,在他,是顺势行舟,就像当年抗战去延安一样。

只不过他艺术家的本性和有限的思维深度使得他看不到政治新形势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夺取政权之前。

他不由自主地,心甘情愿地进入了红旋涡的中心,成为红浪潮的鼓手号手旗手--都是无可非议的。

李劫夫不断的创作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当权者“靠边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虽然林彪接见他,据说只是为了太太热心帮林彪的女儿介绍男朋友。

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劫夫的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获得了最高,最辉煌的一顶皇冠。

对人的忠厚,对艺术的痴情,对党和领袖的愚忠,对副主席的感恩,他为林彪写出了《重上井岗山》。

 在李劫夫作的曲子中,毛主席诗词歌曲的艺术性都较强与他其它的歌曲。

可能是诗词的本身艺术性珠玉在前吧?

不过,也不能否认他的作曲天才。

为“副主席”普的曲子,《前言》,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创作了,干巴巴的内容,口号式的文字,长长的颂歌,居然可以唱足20分钟。

没有音乐的天分和没有狂热的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曲。

一个朴实的乡间来的音乐天才,直接将自己和疯狂的时代连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残酷变化,随着政治中的残酷斗争,像好多中国特色的政治弄潮儿一样,歌声中,掌声中,辉煌中,悲哀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古如此。

处在动荡的大时代中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个时代,都可能有意外的逆境,何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

赵丹女儿赵箐写道:

文革中,赵丹被关进牢房,夫人黄宗英马上要和他办理婚--脱离关系,为的是不要“连累”孩子的毕业分配。

赵箐马上上门哀求这位“后娘” --说赵丹第二次冤狱,(上一次在解放前的新疆)如果家人都抛弃他,他会崩溃,他会吃不消……

黄宗英总算没有当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

海归大作家老舍,红卫兵斗他,他还摆弄了牌子,据说瞌到红卫兵发怒了,挨打了,去自杀了。

劫夫的所谓的“罪状”--就别说和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岗山》谱曲的时候,个个都在喊“永远健康”呀!

在林“出逃”之前,江青还为他拍个人封面相片呢!

所以,林彪出逃五年来,被隔离的劫夫还都安然无事。

专案组的人谁没唱过他的歌?

谁不知道他是艺术家脾性没有政治野心?

谁不知道他只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领袖--为人民?

然而,致命的打击来了,连同情他的专案组人员都束手无策:

据他太太说,在林彪“失踪”那几天,自以为政治觉悟高的的劫夫,准备写《跟着林主席向前进》——他以为毛主席去世了,那么,林副主席自然将成为党的主席,全国人民必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跟着林主席向前进啦……

不过,歌词还没写,歌谱还没有一个音符,他在太太的警告下,撕掉了刚写了歌名的那张纸……

想不到,他太太在隔离的“学习班”中,将他的“罪行”供了出来……

被自己盲目的信仰所迷惑,大好的艺术天分当了独裁政治家政治宣传的奴役工具,是劫夫的第一个悲哀。

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又有哪一个有成就的政治家(皇帝)不是独裁者呢?

“为独裁者歌功颂德,真的是自己错了吗?”

带着深深的疑惑,劫夫极不心甘地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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