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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4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04 点击数:116次 字数:

41

 

在《关于京剧革命》(1964)的演讲中,江青赞扬了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推行的“领导、创作人员、群众三结合”的做法。

剧作家在体验现实生活后再创作,在舞台排练的每一阶段都要吸取群众的意见。

8年后,在我们的交谈中,江青的口气一下子显得格外严肃了起来:

“所有舞台作品都要听从群众的意见。好的意见要听取,错误的要拒绝,不能决定的暂时放一放。我们将此称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我问她:

“如果这是民主集中制,那么对话剧又会采取什么做法呢?”

江青回答的很干脆:

“文革期间,我一直试图修改一些话剧,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合作。”

作为戏曲界“泰斗”的作家、制作人和演员,他们的价值观和演出风格形成于30年代和40年代,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中的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

尽管这些戏曲界名流也能像其他人一样住在延安的窑洞里,跟所有人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可一旦回到他们熟悉和喜欢的城市,便即刻恢复了他们的本性,对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是情有独钟。

豪华的房子和家具成了隔离他们与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屏障。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重新转换观念,我们耗费了多大的精力啊!”

江青感叹道。

长期来看,江青的努力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我有些疑惑:

“尽管某些剧作家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对创作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不感兴趣,不是还有其他的人可以根据党的需要重新创作中西结合的话剧吗?”

“这取决于话剧的性质、剧作家改革的意愿以及演员适应新角色的能力。”

她说:

“现在大部分剧作家都已经不再享受小院里奢华,他们与领导人一起深入到作品需要表现的群众中去了。创作话剧的首要问题是一个领导能力的问题。要掌握在适当的时候施加适当的压力。领导人应该支持话剧的复兴与改造!”

她自信地说:

“这样,才能使他们的视野开阔起来!”

江青推动创作样板话剧始于196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也上林彪主导军事时期)。

当时,她希望重新排演几个军事题材的新话剧。

根据她的要求,剧团很快搞出三部戏。

一部是《雷锋》,歌颂一位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青年英雄。他在1963年牺牲后,成了新中国家喻户晓的学习榜样。

另一部是《长征》,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共产党起死回生的故事。

第三部是《南方来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情景剧。

《南方来信》讲述越南南方人民面对敌人的刺刀,没有唉声叹气,而是挺起胸膛,为祖国的统一、荣誉,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十多年来,越南南方人民越战越强,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现在已建立起强大的解放军,并解放了越南南方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深深陷入无底洞,无法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命运。

《南方来信》是越南南方人民写给越南北方亲人的信,也是一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控诉书。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越南南方人民采用种种恐怖手段,无恶不作。

1964年,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南方来信》书信集出版,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南方来信》是越南以北纬17度划线后的南方的离散民众、游击队、地下党,给北方的亲人写的信件。

越文的序言说,由于几百米宽的界河阻隔,“许多信件不得不越过国境线,乘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绕道亚洲、非洲、美洲,最后来到河内,好像一群漂泊的鸟儿,寻道巢。

许多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封皮已经皱褶不堪,字迹模糊。”

那一段时间,空中电波里几乎每天都传送着声情并茂的朗读,《南方来信》接连出了第一集、第二集,一时洛阳纸贵,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之一。

在总政话剧团将《南方来信》搬上舞台后,前线话剧团也根据原剧本上演了前线版《南方来信》,可惜又是一部有戏单不见剧照的剧目(不知“玻璃”能否寻到一二?)。

而戏单上线条极其概括的两棵风中挺立的椰树,正是来自《南方来信》第一集的封面。

说起《南方来信》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傅铎。

傅铎是谁?55岁以上的国人,也许已淡忘了傅铎,但多记得《王秀鸾》、《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和《南方来信》这3部轰动一时的剧。而傅铎,就是这3部剧的作者。

成名之后,当有记者采访他提起这些时,傅铎淡淡一笑:

我本是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的农家娃,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遵命文学’的剧作者。贡献不多,荣誉不少。搞了40多部剧,打响的就这3部。如果不是江青,也搞不成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到底是演员出身,87岁的老爷子,嗓音还是嗡嗡的。

1964年8月。北京。

此时,京城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地响起“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类高亢的歌声。

由总政文工团推出的六场话剧《南方来信》,以其浓浓的“反美色彩”风靡全国。   

这年初夏,一本《南方来信》(书信集)被广为传阅。

傅铎读后深受感动,琢磨着何不将这些“真人真事”搬上舞台,以声援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正在这时,他接到广西作者莎色寄来的同名剧本,经与莎色商议并获得其同意后,傅铎与马融、李其煌一同对剧本“大动干戈”。

为及时反映现实斗争,他们本着“快改、快排、快演”的精神,经过一番“树主干,砍枝蔓”,塑造了越共党员“阿霞姑娘”宁死不屈的形象,并在剧中大大地突出了武装斗争。

先后仅半个月,傅铎他们就把脚本拿下来了,赶紧又投入排练。

经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越南同志的审定后,于8月中旬推出此剧,果然一炮打响。

10月3日,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15周年盛典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等人在李富春副总理的陪同下,观看了《南方来信》。

当演到越南南方人民“抬尸游行”时,范总理感动得淌下了热泪。

谢幕时,范总理派人送上两个大花篮,并和演员们一一握手致谢,合影留念。

次日清晨,范总理又盛邀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赴钓鱼台国宾馆共进早餐。

席间,范总理和傅铎等人边吃边聊,又是“感谢”又是“祝贺”,还邀请傅铎等人去越南体验生活。

他们刚刚吃完早餐,周总理就来了。

周总理一见傅铎,就惊奇地问道:

听说范总理看了你们的戏,还流了泪。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就凭一本《南方来信》小册子,你们就能编出剧本来?”

周总理接着又说:

戏我还没看哪!”

傅铎忙答道:

我们非常欢迎周总理看戏。”

周总理笑了,让傅铎他们一起去机场欢送范总理等客人。

随后,周总理又吩咐傅铎,可在人大小礼堂安排一场《南方来信》,多请些领导同志观看。

不久,总政话剧团就在人大小礼堂推出“专场演出”,周总理和朱德、董必武、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饶有兴致地看了戏。

《南方来信》继续热演不衰。

有一天,江青突然跑到总政排演场,吵吵着要看戏。

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的她,接连看了3遍,还提了一些意见。

后来听说江青想抓一个“话剧样板戏”,傅铎他们自然喜出望外。

请还请不到呢,眼下主动找上门来,岂不是一大喜事?

总团领导当然是高度重视,陪伴左右,随时记下江青的意见。

其实江青的意见,多是无碍大局的“枝枝蔓蔓”,有的好改,有的不好改,比如她提出要砍掉伪军“韩老五”和伪军家属“韩老五妻”这两个人物,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就觉得有这两个人物“铺垫”,戏剧效果挺好。

终于有一天,江青嫌傅铎他们没有按她的意见“不走样”地修改,颇为恼火,阴阳怪气地说:

你们是不是又听了什么高明人士的意见,越改越倒退,第五场改出了个大瘤子!”

江青所指的高明人士就是罗总长。

那天,江青越说越来气,末了披上黑斗篷扬长而去,竟再未登总政文工团的大门,为此埋下了祸根。打倒“四人帮”之后,这成了她反党反人民的“铁证”。

1965年春,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南方来信》改编成电影。

于是文化部又在这年夏天,组成戏剧电影观摩团,由傅铎带队,赴越南体验生活。

当时美军已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河内市几乎每天都在拉警报。

在“重灾区”清化市的那天晚上,傅铎他们正驱车赶往一个高射炮阵地采访,突然警报长鸣,他们随即跳下车,还没等找好藏身之处,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泻而下,天地间顿时腾起一片火海。

敌机走后,陪同的越方人员为保障傅铎他们安全,建议取消当晚的活动。

可傅铎他们多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伤也伤得,死也死得。警报一解除,他们又驱车赶往前线采访。

告别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亲切接见了代表团。

身着灰布制服,脚穿塑料凉鞋的胡主席,和颜悦色地和傅铎他们谈战争,谈艺术。临走时又合影留念,送出大门后,胡主席还频频招手。

遗憾的是,从越南归来后没多久,“文革”就拉开了序幕。

傅铎哪里还顾得上搞电影剧本?

影片自然就乌乎哀哉了。

傅铎,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2005年8月24日病逝。

1938年在抗日烽火中参加八路军。

曾任冀中火线剧社戏剧队长、社长。

1950年后历任总政创作室创作员,总政文工团副团长、话剧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政治委员,正军职。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

1945年推出歌剧剧本《王秀鸾》,后与《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一同被誉为解放区“四大名剧”。

1950年推出话剧剧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后被拍成同名电影。

1987年离休后,每日买菜做饭,刷碗擦地。

逢上节假日,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遂自嘲道:

革命几十年,混了个炊事员;想休息个礼拜天,又来了帮还乡团。”

谈到眼下状况,他又笑道:

已到了七宝山,随时准备寿终正寝。此生无虚度,感谢党恩情。”

傅铎创作颇丰,一生写了四十多个剧目,1945年创作的名剧《王秀鸾》与《白毛女》齐名,那年他只有28岁。

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也在全国获多项奖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首部故事片。

傅铎的作品时代感强,内容朴实而富有深意,文笔生动幽默,是我军现实主义作家的优秀代表。

而傅铎对自己的评价相当低调,从不炫耀什么,惟一让他自豪的是多年来无论当领导还是作家,自己始终没有丢弃普通一兵的本色。

傅铎虽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的委屈和打击,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在人前提及这些往事,更不像某些文艺界的名人开口闭口就大唱“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并始终坚信,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浩劫”,历史最终会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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