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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4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03 点击数:83次 字数:

40

 

在文化破坏速度超过文化建设的几年里,江青不断为新戏曲模式的局限性作辩护。

她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

“如果新戏剧像以前那样匆匆拼凑而成,人民会打倒我们的。现在,最好让这八个样板戏统治舞台。因为它们没有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

芭蕾和交响乐也做了改革。

她说:

“虽然它们还有缺点和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进,但至少我们已经引起了轰动,震惊了世界。”

江青和她的专家助理们无疑是激进文化变革的领袖。

他们感到急需破除游荡于个人思想中的资产阶级观念,培养集体创作的无产阶级思想。

这个想法来自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60年代被广泛应用的政治术语。

我们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起源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设计。

对列宁民主集中制内涵的准确理解,有助于正确理解我党的民主集中制。

那么,列宁民主集中制的设计,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和设计有哪些贡献;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哪些误区?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按照它的原貌(关于列宁设计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参见本刊2011年2月28日18版《列宁设计的民主集中制是啥样》一文),是专门管理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的根本制度,包含了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的内在机制。

还原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本来面目,让它被淹没的内在机制焕发生机,在我们今天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如他自己所说,是民主制加集中制。

整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把民主制和集中制结合起来实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对下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权力运行机制。

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按照上述运行机制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对上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做到了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上级自己是否首先实行了民主制,是否首先落实了间接民主制的三项制约性要求。

如果落实得很好,上级就能够从总体上表达全体选民的意志,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

根据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不仅上级理直气壮,下级也会心服口服。

而对下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做到了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在它按照间接民主制的制约性要求进行决策的时候,是否做到了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在行动上同上级机关保持一致,而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另搞一套。

列宁民主集中制制约权力的思路很清晰:

各级机关是通过间接民主制这个渠道获得权力的,要防止它们把“权为民所用”变成“权为己滥用”,就要在落实间接民主制的制约性要求上下功夫,在间接民主制这个渠道上设卡。

误区之一是认为: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都是上级机关的权力运行方式。

这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的误读。

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确实是上级机关的权力运行方式,是要求上级机关用民主制约集中,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但如果让上级机关“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也就是让上级机关用集中制约民主,那就不仅不是制约权力,反而是放虎归山,纵虎伤人了。

同一个主体包揽两种权力运行方式,不论它是上级还是下级,都会让自己陷于尴尬。

前一种方式说它实行集中要以实行民主为前提,后一种方式又说它实行民主要以实行集中为前提。

这就像一个人一方面说,先有鸡后有蛋,有了鸡才有蛋,另一方面他又说,先有蛋后有鸡,有了蛋才有鸡。

那么,究竟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列宁民主集中制量身定做的两顶帽子,是给两个不同的对象戴的,不能由一个对象独占,谁独占,谁就会陷入鸡和蛋互以对方为前提的怪圈,把真理变成谬误。

我们党十二大和十三大通过的党的章程在表述民主集中制的权力运行机制的时候,只说“党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不说“党在高度集中的指导下实行高度的民主”,想必不是偶然的。

误区之二是认为,要求上级机关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是要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发扬民主,“民主”就是民主作风。

这也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的误读。

列宁民主集中制里的“民主”是间接民主制,它不是作风,而是制度。

各级机关实行间接民主制,是要落实间接民主制的三项制约性要求,是要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对自己的权力从产生到行使的三个步骤进行规范和制约。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列宁民主集中制为了防止上级机关滥用权力专门设计的制约性要求,要求上级机关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间接民主制为前提,上级要求下级服从自己,首先上级要用制度规范和制约自己的权力,确保自己的权力规范运行。

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涵义。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里的“民主”,不是要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发扬民主,而是要求上级机关把自己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防滥用。

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制,同时也是政治组织体制的一种具体形式。

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跟他所说的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民主集中制不同。

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

他说:

“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

 “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先确立民主制后确立集中制的过程。

由于民主制是国际社会民主党通用的原则,它在党内的确立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当党第一次给自己制定组织章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民主代表制的原则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就被写进了党章。

但集中制的确立过程就颇为坎坷了。由于集中制是在没有先例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打造出来的新的组织形式,它一问世,就遇到了党内崩得的联邦制和马尔托夫分子自治制的严重挑战。

党的“二大”虽然否决了崩得的联邦制,但在党员资格问题上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

“二大”以后,孟什维克在坚持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民主集中制的确立过程,成了集中制同自治制作斗争并最终战胜它的过程。

通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广泛传播,列宁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得到了全党大多数地方组织的拥护,这就为继民主制载入党章之后再把集中制载入党章奠定了基础。

1906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统一的代表大会,不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上完全合并,而且实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以及犹太社会民主党即崩得的统一。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第2条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这是集中制原则对自治制原则的胜利。

它表明,孟什维克接受了全党多数的意志。

党的“四大”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共同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

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夜,列宁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提交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正式向全党宣告: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

代表大会结束后,列宁又在介绍大会情况的两个文件中高兴地指出:

 “党章一致通过了,包括第1条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两派在“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

《苏共历史》在谈到“四大”党章第2条的规定时说:

这是“党章中第一次列入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条文。从那时起,党章就一直保留了这一条。”

列宁在提交“四大”的《策略纲领》中,还对民主集中制里的“民主”指什么顺便作了解释。

他说:

“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列宁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困难”,不是说实行集中制有困难,下级服从上级有困难,而是说实行民主制即民主代表制有困难,民主集中制里的“民主”指的就是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

列宁认为,沙皇政府在1905年10月全俄总罢工中许诺给人民的,是极其有限、极不稳定的政治自由,目前党仅仅是处在半公开的状态,全面实行选举制还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

他在《策略纲领》中说: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1)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为了适应党从秘密活动方式到半公开活动方式的转变,他在这一时期还制定了对党进行改组的计划,其中就包括把地方委员会的委任制改为选举制。

列宁后来在回顾这一时期党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时,曾不无自豪地说:

社会民主党“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

列宁在这里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主制度”。

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里,集中制是组织形式、结构形式,是组织制度,民主制是政治形式,是政治制度。列宁把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称为国家形式、管理形式、政治形式等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

党的民主制,从理念到形式,同国家的民主制都是一样的。

国家的民主制是一个国家实行的民主政体,党的民主制则是一个党实行的民主政体,是把同一种政治制度应用到两个不同领域的结果。

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政治制度加党的组织制度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制,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具体形式。

其实,政治组织体制并不是俄国党特有的专利,世界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体制。

这是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有国体、政体和结构形式这三项根本制度。

它们的政体不外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

它们的结构形式不外是集权型的和分权型的两种。

它们的政体就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它们的结构形式就是它们的组织制度,政治制度加组织制度就是它们的政治组织体制。

拿近世的国家来说。人类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民主制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不同国体的国家都把民主制作为自己的政体取向,即使是实行君主制即立宪君主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也是名为君主制,实为民主制。

国家结构的情况不同,国家结构采取哪一种形式,不可能形成世界潮流,只能实事求是地从每个国家的情况出发。

在众多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一些国家根据国情采取了集中制(单一制),另一些国家根据国情采取了联邦制。

民主制可以同集中制结合,也可以同联邦制结合。

我们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是民主制同集中制相结合,我们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是民主集中制,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美国等20多个国家是民主制同联邦制相结合,它们的政治组织体制是民主联邦制。

再拿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体都是君主制。

至于国家结构形式,是选择集权型的还是分权型的,君主国也跟民主国一样,是根据国情。

一般说来,在封建时代初期,为了政治上的稳定,都对王室宗亲进行封赏,国家结构形式是分权型的分封制。

在封建时代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市场,适应国情的这种变化,国家结构形式采取集权型的中央集权制,也就是集中制。

君主制可以同分封制结合,也可以同集中制结合。

对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来说,早期的政治组织体制是君主制加分封制,是君主分封制,晚期的政治组织体制是君主制加集中制,是君主集中制。

君主国的政治组织体制有两种形式。民主国的政治组织体制也是两种形式。

党的政治组织体制也有两种形式,但适用的只是一种形式,即民主集中制。

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选择结构形式的时候,虽然也是根据党情,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一种党情,那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要完成这样伟大而艰巨的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是一个任由自己的组织各自为政的党,而应当是一个下级能够服从上级的党,一个一元化的、富有战斗力的党,实行集中制的党。

这就是列宁可以赞同苏维埃俄国实行联邦制,但坚决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行崩得的联邦制和孟什维克自治制的根本原因。

列宁在批判崩得的联邦制原则时着重指出:

各族无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他在这里说:

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分两步走。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伟大而艰巨的使命,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党的民主集中制具有两重属性。

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它具有各种政治组织体制所具有的共性。作为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它具有具体形式所具有的个性。

因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两种运行机制,一种体现共性,一种体现个性。

在体现共性的运行机制里,组织制度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

当斯大林搞个人专断,把民主制异化成君主制的时候,组织制度(集中制)就注定要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和手段。

因为在党的政治组织体制里,组织制度就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民主制可以要它为自己服务,君主制也可以要它为自己服务,它不能选择服务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对象的选择。

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的内在机制也是这样运行的。

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里,是君主国和民主国在根据需要、根据国情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为自己服务,不是组织制度根据需要选择君主制或民主制为自己服务。

在党的政治组织体制的运行机制里,组织制度是手段,政治制度是目的,集中制是手段,民主制是目的。

体现个性的运行机制的运行情况较为复杂。党是由上下级关系构成的权力结构体系。

整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机关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

由于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它们的要求也不同。

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

所谓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要求下级服从上级,首先上级必须实行民主制。

而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其一是说,必须选举产生,而且选举必须真正体现选民的意志,不能流于形式。

选举制是民主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二是说,要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

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权力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决定重大问题,民主集中制就会异化成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

其三是说,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如果权力的行使跟民主制的根本属性背道而驰,民主集中制就会异化成特权阶层的集中制或者官僚主义的集中制。

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对上级机关的要求和制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至于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是说,下级机关决定问题要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同上级机关保持一致。

否认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否认部分必须服从整体、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民主制就成了分散主义和各自为政,成了无政府主义。

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是对下级机关的要求和制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第二种运行机制的活动轨迹,它是为了防止权力机关异化变质而对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分别规定的要求和制约。

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对上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的时候是否做到了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而对下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实行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进行民主决策的时候是否做到了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同上级机关保持一致。

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两种运行机制。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它的运行机制表现为:

集中制是手段,民主制是目的,集中制是为民主制服务的。作为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它的运行机制表现为对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权力的制约: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两种运行机制都是在表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第一种运行机制是直接表现,第二种运行机制是间接地表现,通过上下级的关系来表现。

斯大林现象出现后,人们开始对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重新进行审视。

但人们审视的民主集中制不一定是列宁的原创,审视之后,不免会在认识上产生误区。

如果对其中的“民主”误读,以为它不是民主制,而是“民主性”,看不到它是一个能对上级机关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手段,就会对它采取轻视态度,弃而不用。

如果对其中的“集中制”误读,把它同专横、专制联系起来,以为它是造成斯大林个人专断的元凶,就会对它采取否定态度。

诚然,斯大林搞个人专断的时候,集中制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和手段,但它只是被“人”利用,身不由己,而且它只是“助纣(个人专断)”,不是产生“纣”的根源,如果把它作为专注的目标,反而会忽略对根源的探究,不能对症下药。

再者,否定了集中制,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来代替呢?党的结构形式无非是两种类型,要么是集权型的,要么是分权型的。

集中制属于集权型的,它的理念是“部分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分权型的结构形式强调“各自为政”。

如果否定集权型的集中制,不要“下级服从上级”,那就是要分权型的“各自为政”了。

这里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要“纯粹的各自为政”,那就是孟什维克所主张的自治制,另一种选择是要兼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各自为政”,那就是崩得所主张的联邦制,不过这两种结构形式都已被俄国党按照党内多数的意志否定了。

没有了“下级服从上级”,任何政党都难有作为。

没有了“下级服从上级”,我们的民主党派中央没有哪一个还能领导自己的党。

斯大林能搞个人专断,不是因为他利用了集中制,而是因为他破坏了民主制,把权力机关集体行使的权力变成了个人的权力。

但是,斯大林在个人专断形成之后能够制造巨大的灾难,却是因为利用了集中制,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组织制度才能发挥自己的威力。

破坏民主制,帮助斯大林获得权力,并摆脱对权力的制约。

利用集中制,帮助斯大林发挥权力的威力,并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

斯大林不是在破坏民主集中制,他只是破坏民主制,并不破坏集中制,相反还利用集中制。

斯大林是在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本来应该用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去驾驭集中制,他却用君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去驾驭集中制。

集中制仅仅是一种服务手段,谁都可以使用它,民主国可以用它为自己服务,君主国也可以用它为自己服务,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都可以用它为自己服务,它不能选择服务对象,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对象的选择。

无产阶级政党要想趋利避害,就要防止君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同集中制相结合。

为此,在实行集中制、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要求上级机关实行民主制。

在实行集中制的时候只强调实行集中制的必要性,不强调要以上级机关实行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为前提,无异是为上级机关采用其他权力运作方式开绿灯。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实行集中制是必要的,只是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这是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破坏了它,会给人民带来劫难。

至于斯大林能把党政军三大权集于一身,那已经超出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范围,应该问责党政不分、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了。

今天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集中制是俄共的组织原则。

在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单纯是一种组织原则。

虽然民主集中制最早是作为俄共的组织原则提出和发展的,但是,围绕着这一原则,列宁时期也先后构建了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和程序。

这些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以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共同构成了列宁时期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指导着列宁时期党的建设以及党内的政治生活。

  一、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一) 列宁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时代背景及过程

  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纷纷成立各种马克思主义小组来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但这些小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刚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面临着组织上思想上十分涣散,小组习气重的问题,这一切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受挫。

正是基于这样的世情国情,列宁强调要建立巩固统一的组织,加强各城市的联系,团结无产阶级。

为此他提出了“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也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集中制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统一的党章、统一的党纪、统一的领导(党代会制度以及中央委员会制度)以及三个服从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职业革命家。

  (二)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

应该说后来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对建党初期的组织原则-集中制的一种发展。

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实行的不是卢森堡等人所说的极端(官僚)集中制(布朗基主义)而是一种民主的集中制,它具有集中制的共性的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个性。

根据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与一般集中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民主集中制是以党内政治民主为前提。

也就是说,首先,集中的主体不一样,民主集中制集中的主体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是代表着全体党员意志的党的领导集体(党员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而这些领导集体又是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的;其次,集中的程序不同。

没有不集中的民主,但却有不民主的集中。

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按照民主的程序来进行的。这些民主的程序包括,第一,任何党内重大问题和决策都必须拿到党代会上进行充分的讨论。同时决定之前,所有的党员都有权利自主的参与决策的讨论和表决。

第二,决定的形成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又要充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在票数相近时,如果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议案往往会慎重考虑,暂缓决定。

第三,集体决定形成后,专门的监察机构以及普通的党员可以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监察机构还可以根据执行情况对执行对象进行奖惩;民主集中制与一般集中制的第三点区别就在于,集中的效力不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的最后决定、决策具有普遍的效力和至高的权威,即使党的最高的领导人都必须遵守。

但是一般集中制如官僚集中制形成的决策决定却往往对下不对上。

  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容概括为以下六条:(1)少数服从多数;(2)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拥有最后的决定权。(3)中央机关必须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直选产生。(4)党内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的出版物,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和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5)明确规定党员资格的概念。(6)明确在党章上规定,保护少数的原则。

但是总的来看,列宁所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质依然是一种集中制。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其起点是民主,落脚点是集中,民主是对集中的限制也是形成正确的集中的前提保障。

将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看作是并列的关系,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就是在民主和集中之间作出权衡,看似充满政治智慧,但其实却也为民主集中制滑向极端集中制和大民主埋下了隐患。

苏联历史上出现的斯大林时期极端集中制和中国历史上毛时代在文革中出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一定程度上其实都是对民主和集中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把握不当引起的。

  二、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构建

尽管在政治学界对制度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总的来看制度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确定性、普遍的约束性、强制性。

这三个特点也是我们判断民主集中制是否是一项制度的重要标准。应该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确立民主集中原则之后,也在努力探索着如何推动这一原则的制度化和程序化。

  (一)确立党代会制度,发展党内民主

列宁在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中即提到,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代会尽可能至少两年一次,并规定了出席党代会的资格限制。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俄国社工党就实现了党代会的年会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详细阐述了党代会的职能,并对非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

列宁提出要真正贯彻党内民主,光开代表大会是不行的,还要全体党员在代表大会就关心的问题独立的发表意见。

在党代会上,列宁积极鼓励党员展开自由讨论。因此在列宁时期,社工党内部围绕着一些重大的决策多次发生重大的辩论。

党代会的定期召开以及其职能的正常发挥保障了党代会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二)落实委员会制度,坚持集体领导

苏联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中央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或党总委员会。

但是两大权力中心的存在很大的弊端。

因此,苏联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上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制度作出改革。

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是党唯一的领导中心。

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管理全党性事务,安排党的人力、物力、财力,大体上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活动。

1919年党的八大又在中央委员会设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书记处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工作。党章的这些规定落实了地方和个人服从中央的集中制原则。

  (三)构建权力监督体系,防止权力滥用

虽然在建党之初和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党的活动的秘密性,很难建立起有效的监察制度,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善,列宁为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种种问题,构建三套监察制度。

其一,设立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1921年俄共“十大”上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在内的所有中央委员进行监督,地位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党的检查委员会则负责定期检查中央委员会的会计处和一切事业,并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俄共的党内监督系统。

其二,建立和完善工农检查院制度,加强党外监督。早在1917年列宁就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1919年,将当时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使其成为有权监督苏维埃权力机关和社会团体等的工作的全国性监察机构并进一步改组完善这一机构的措施。包括裁减人员,增加工农监察委员,将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合并等。

  (四)改革完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最鲜明的体现,由于列宁时期是俄国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期,尤其是建党初期,“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

因此很多时候党政干部是以任命制代替选举制。

但是只要政治环境稍为好转,列宁就会创造条件,推行选举制度。

1905年国内出现短暂的民主气氛,列宁就积极倡导民主选举原则。

到了1906年,实现了整个党组织都是按民主原则建立,全体党员平等地选举产生了党的负责人。

1920年,苏联社会民主工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规定:废除委员制,自上而下党的一切机关实行普选制。列宁时期党内选举坚持了平等、无记名投票原则。

另外,这一时期在党的报告制度、纪律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列宁在其生前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已经描绘好了蓝图并且搭建好了基本的框架,但是此时只是民主集中制度的初创时期,种种原因使得民主集中制存在建设粗糙、刚性不足、具体程序设计不到位等问题。

但是总的来看,在列宁时期,列宁等党的高层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并以身作则模范的践行民主集中制相关制度规定,推动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反过来推动了苏联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民主、团结和统一,从而为社会民主工党克服一个个执政危机,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对中国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现实启示

一方面,在观念上,领导干部要增强民主集中制意识。

中苏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

因此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始终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有关民主集中制“过时论”“以民主代替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对立论”“取消论”等错误观点再度甚嚣尘上。

新一届党的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强调要严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习近平在2012年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时即提到:

要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群言堂”。

另一方面,深化改革,推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

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水平不高,表现在制度不明确、不闭合、强制性不够,缺乏系统的、规范的、具体的程序设计等。

因此进一步推动民主集中制改革的切入点应该放在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建设上。

习近平不让搞一言堂”,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别看他是“皇帝”,但他说的话不能算数。下面还有“顾命八大臣”和“东、西两太后”的“群言堂”管着。列宁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要想在任内有所建树,恐怕也只能是“一枕黄粱”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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